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读后感_国家兴衰探源读后感

2020-02-29 读后感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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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

——读《国家兴衰探源》有感

经济学院扈培培国际商务专业

摘要:奥尔森的集团政治功能理论以集体行动逻辑为基础,侧重分析集团政治的消极功能,认为利益集团本质上具有分利倾向,集团的分利活动在经济上将会导致垄断、妨碍技术进步,在政治上将会导致社会泛政治化、危害公平正义,进而影响国家的兴衰。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和深化了对集团政治的传统认识,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辩证的借鉴。

关键词:奥尔森集团 分利性国家兴衰

国家兴衰是历史进程中亘古不变的主题:为何显赫一时的帝国毁于一旦,又或何然默默无名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究其根源,无论是历史学家抑或经济学家都莫衷一是。当代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ison)在其 1982 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原因聚焦于“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从分利集团的发达程度与国家活力之间的相关性这一视角, 对影响国家盛衰的动因作出揭示。

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开始,奥尔森成功地推翻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从理性的经济人出发,为了共同目标而组织成集团,并通过集团成员集体行动的力量来实现集体利益,进而实现成员个人利益。接着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被组建起来的特定社会组织会利用自身的集团优势采取各种手段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从而获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也导致了其它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利益受损。正是由于存在着大量谋取自身利益的分利集团,才导致了一些国家增长的停滞。

一、集团的分利化

集团政治是西方国家的基本政治特征。传统政治团体理论片面认定集团政治

是代议制民主的成果,即足够集团利益将驱动集团成员按照利益方向采取行动。但实际操作中,个人的理性行为却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的集团政治理论以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为基础,认为集团特殊利益存在对公共利益的扭曲,一定程度上是有碍民主的政治形式,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和获取特殊利益。原则上,集团有两种增进成员利益的途径:一是通过努力增加全社会的总体利益,从而使其在社会总利益中的份额也相应增大;二是在社会总体利益不变的情况下,设法增加自身在其中的份额。实践中,自我标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集团均倾向于相对省力的第二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集团谋取利益的唯一途径只是在社会总体收益中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份额,而忽视了社会总体利益的增加,这些利益集团即称为分利集团。

利益驱动的分利集团必然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进而引起政治分歧加剧。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非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分利集团的存在,导致社会的生产效率和产出能力下降,减缓经济发展速度。而社会对分配问题的过度重视将减少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关注。分利集团的分利活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失衡,造成社会矛盾加深。因此,分利集团的发展将引发突出的社会分配问题,进而影响国家整体发展。

二、分利集团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分利集团为谋取特殊利益而组织集体行动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社会总效益的下降。由于分利集团追求利益导致的排他性,分利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分配、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集团具有分利化倾向后就会倾向于控制集团规模,以尽量减少参与分利的成员数量,确保原有成员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剧本身的垄断化程度。集团具有分利化倾向后还会延缓新技术的应用,妨碍技术进步,阻碍资源的重新配置。在经济领域中短期的超额利润主要来自技术上的领先,但这种领先容易被模仿甚至超过,故而要长期保持超额利润就需要人为的垄断地位,保持这种垄断地位的方法就是设法阻止新技术的应用,以此来遏制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以分利为目的的集团不

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它们的活动实际上是在减少社会总收入。

分利集团的分利行为会导致社会的政治冲突扩大,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分利活动使人们更多的关注社会的再分配问题,这种重视再分配的现象使社会政治生活中相对增加了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同时相对减少了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关心。分利集团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不断向政府施压,分利行为侵入政治决策领域,导致政府决策迟缓、政策多变,政策过程的透明度降低,政治监督流于形式,政府部门日益呈现出利益割据的特征,民主政治的内容发生蜕变。对再分配的追求减少了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加剧甚至彼此的对立社会正常政治生活的基础发生动摇。在分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加上由此而引起的政局上可能的多变与不稳定,甚至会导致社会的失控。

三、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奥尔森在考察了分利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兴衰中的影响后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或人侵的国家,其经济的增长受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人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也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和集体行动的成败呈“负相关”。

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失去了原来的集权主义政府,清理和消灭了各种分利组织,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秩序后,经济得以迅速增长。而大英帝国在长期未受到独裁统治、外敌入侵及革命*的情况下,在20世纪内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迟缓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英国具有非常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网,其产业工会、专业团体、农民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的数量及其生命力都是令人瞩目的,随着英国社会年龄的增长,这些不断强化的分利集团的作用,使它患上了严重的机构僵化症,以致它适应环境和技术变化的步伐十分缓慢。

奥尔森还解释了瑞典和挪威两国的特例,虽然瑞典和挪威都有强大的且存在时间较长的特殊利益集团,但是两国利益集团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紧密相关,是高度综合性的,因而他们在采取行动是就会对国家利益比较照顾,使得两国取

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率。这种综合性分利集团往往不是通过分利而是通过增进全社会的利益来为自己的集团谋利,奥尔森称其为“广泛性特殊利益集团”,以便与“狭隘特殊利益集团”相区别。后者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繁荣关系不大,因而总是企图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

四、分利集团理论的局限性

通过奥尔森的这部经典著作可以看出,他提出集团政治功能理论将利益集团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分析了利益集团的分利活动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他认为集团的分利活动最终会导致制度僵化和国家的衰落,该理论从社会利益结构的角度建构了集团活动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国家兴衰的分析框架,强调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是影响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这为政治学提供了观察国家、社会与经济的独特视角。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奥尔森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开辟了集团政治研究的新视角,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然而也不能否认,奥尔森的理论存在极大的漏洞和不足。

首先,奥尔森总是用一种简单模型回答所有重大而且复杂的问题。奥尔森在分析分利集团的存在是阻碍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因时,没有分析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奥尔森所强调的分利集团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只是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通过消灭分利集团就可以实现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另外奥尔森没有说清楚消灭分利集团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这在实际生活中也难以验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消除利益集团外,还需要诸多因素,如科技进步、资本积累等。

其次,奥尔森过分强调了分利集团的负面影响,而没有分析其积极作用。奥尔森只用分利集团来说明导致国家衰弱的集团性的消极作用,而没有对分利集团的存在对国家经济发展到底有无积极作用进行分析。实际上,分利集团既然存在,就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根据奥尔森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分利集团的存在亦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分利集团的活动在客观上能够起到降低恶性市场竞争、稳定市场秩序、促进生产等积极作用。奥尔森的集团政治理论单纯地强调分利集团的消极性而忽视其积极性,显然是不科学的。

再次,在该著作中,奥尔森着重分析了分利集团的消极作用,而对如何消除这一影响却是轻描淡写。他对此提出的建议就是取消对自由贸易活动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干涉,这一建议对缓解乃至消除分利集团消极作用无疑有其合理性。然而并不一定会保证国家的繁荣,因为对社会经济的合理干预会克服自由贸易的缺陷,西方国家历史上的贸易保护在刚刚进入工业化时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联系到中国等当代迅速发展的国家干预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奥尔森的集团政治功能理论虽然主要讨论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问题,但对转型国家或者后发展国家却有着更为现实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现在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新旧制度交替的长期过程,现阶段我国的各项制度不完善,新旧机制中间存在巨大的空白地带,这就为某些分利集团的成长提供了空间。因此,解决好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利益分化而带来的集团参政问题——既能有效引导利益集团的发展,又能较好地抑制集团分利化倾向——就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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