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读后感_希腊神话和传说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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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读后感
近期刚读了柯文的《历史三调》一书，柯文写作《历史三调》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陪衬”，但他也希望该书“能够引起那
些关注义和团运动本身及中国人在20世纪纪念该运动的方式的中国专家的兴趣。”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该书归为关于历史书写的理论著作，至于对义和团历史的探究只不过是作者为了解说的方便而选取的一个例证。
柯文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因此，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对义和团运动这段历史的书写分作三部分，即事件、经历和神话。
一、事件
在这一部分里，柯文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书写义和团运动。作为历史学家，柯文对作为事件的义和团的叙述相对于经历和神话两部分来说所用笔墨是最少的。可见他的重点也不在此，他并非要向人们展示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历史过程。因此他只是简略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高速发展阶段、经历的国际化。其中所用资料亦多是来自他人的研究性著作或是大陆方面出版的有关义和团的文献，并无特别之处。作为三调的这一调估计作者本人也不企望它能奏出精彩华章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分析义和团高速发展的原因时提出1898年冬季以来殃及华北地区的干旱是促成的原因之一，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指出饥荒和饥荒造成的恐慌情绪使人们易于相信某些人对现实问题的宗教解释：“不下雨是由于神发了怒，神发怒是由于基督教和其他洋物成泛滥之势”。
二、经历
这一部分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是作者重点着墨之处，也是三调中最精彩的部分。柯文在这部分里力图从事件的经历者的角度来再现他们经历之事：干旱、降身附体、法术、谣言和死亡等，书写历史参与者的经历。这与我们从前习见的历史书写方式大为不同。过去的经历者和历史学家感受过去的方式也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与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在动机意识上也不同：“历史学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释历史，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
量，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与这两种人的想法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含着人的所有情感和目的”，“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并在形成人们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常常起重要作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但是不仅神话的制造者而且历史学家也可能曲解这种动机，历史学家试图从自己认为合理的阐释体系来解释。历史事件不同于个人经历，它是个人经历的综合，超越个人经历之上。
柯文喜欢从心理和感情方面来研究历史，他研究义和团中最大的部分，谈义和团成员“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追求的梦想。”[20] 对“当时参与这件事的非中国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很感兴趣，并且不时指出中国和外国双方共同之处，虽然这部分的分析所占的篇幅较少。”也就是尽可能进入他所描述的人们的情感世界中，力图描绘义和团拳民、中国教民、既不信教也不练拳的绝大多数普通中国百姓、中国的官绅、外国传教士、外国和中国的军人和官员等所经历的那个经验世界的特性。面对干旱，处在华北各处的传教士都表现出了担忧，他们害怕被中国人杀死。因为中国人指责干旱是传教士们造成的。义和团的许多揭帖把洋教的渗透、上天的震怒和干旱三件事联系在一起。柯文认为，面对灾难，超自然的力量是人们对此进行解释的一个普遍的文化因素。人们经常把自然灾害看做是超自然力量对人类错误行为的惩罚。他列举了《旧约全书》中上帝对他的选民偏离正路的将遭惩罚的警告：1973年，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英国16世纪90年代的基督徒认为当时的旱灾或大饥荒是安拉或上帝对人类的惩罚；1980年象牙海岸的本加人因为该地区的旱灾惩罚一对行为不检点的夫妇；19世纪的博茨瓦纳人们把干旱归因为基督教的入侵。他在这里用了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指出这种现象并非义和团独有，实际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柯文从民间宗教的角度来分析义和团的降神附体现象。他认为这一现象和中国的民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20地纪的中国，都有与此相类似的现象。他也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而不是一味的纠缠于这类现象是否是真的。在他看来，个人或群体面临危机时，人们往往愿意求助于宗教手段。他也把义和团的宗教行为和台湾、新加坡等地的童乩等现象进行比较，来进一步解说此类现象所具有的普遍性。他指出
从生理角度上说，饥饿确实可以造成精神不正常。对于义和团的法术，他是从心理上分析法术给义和团成员提供了情感上的安全感。至于义和团把法术失灵的原因多数归结为客观因素，如污秽或不洁之物冲犯了法术，特别是妇女的污秽败法，他也举出更多的例证说明这种解释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关于谣言，柯文更是旁征博引来进行分析评说，指出谣言的诸多特点、作用、发生的原因等等，义和团只是他所列举的众多例证中的一个。
总之，柯文在这部分的研究中，“着重以人为中心多于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他注重研究人的感情、心理，思想，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义和团成员的思想情感以及此次事件的其他参与者的各种行为表现。他在书中分析不局限于义和团本身，很大程度上涉及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现象，如降身附体在不同文化里的表现和相似之处，非常时期造成谣言流行的共同特点，关于投毒谣言在罗马、在1832年巴黎霍乱流行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尚武好战的国家中、抗日战争中的上海的流行。这些都强调人性的共同性，某些文化现象所有具有的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而非差异性，从这个角度说，“不如用人类中心取向”。
三、神话
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义和团在20世纪中国怎样不断被神话化的过程，它更像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学术思想梳理。和前两部分一样柯文首先在这一部分前面的《绪论》阐述了他关于过去被神话化的见解。他指出了神话制造者和历史学家不同。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神话制造者却要使过去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但在实际操作上，神话和历史在叙述过去时的区别却微乎其微。历史学家探寻历史真相的活动会受到目前他们头脑中固有观念的影响，他们也可能成为无意识的神话制造者，而神话制造者在制造神话时不会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神话，他们也要注
意作品的可信度。对过去神话化有各种形式：普通百姓头脑中的历史形象的神话化、对自己生平经历的修改、文艺作品中对历史的神话化。
柯文研究了义和团在20世纪中国人观念中的神话化过程：义和团运动时期当时人们所留下的文字中对义和团的贬斥，将其称为“匪”、“乱”、“邪教”；改良派人物指责义和团的迷信、盲目排外；世纪之交的革命派谴责义和团，邹容认为义和团是野蛮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科学、理性、民主的知识分子批评义和团的迷信、非理性，把它当作中国文化的象征；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把义和团当作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者；在“文命”中，义和团作为攻击刘少奇的武器，义和团中的红灯照又被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在与苏联修正主义的宣传战中，义和团又成了揭露苏联的政治工具。柯文就此对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精辟见解：“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撰写脱离政治的历史，而在于撰写反映正确政治观的历
史。”“然而，一个人只有在具有正确政治观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反映正确政治观的历史。”总之，《历史三调》柯文所要书写的并不只是义和团的历史或中国的历史，他只是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探寻历史真相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神话，“想发现一种历史学家们跨越他们历史论题界限的方式”。对于民众参加义和团的原因，他也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如干旱使人们无事可做，义和团发展起来后人们容易形成赶风潮的心理等等）而不是简单的归为爱国，虽然爱国使义和团运动看起来更富有英雄气概。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过去有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眼光更广阔的认识，我们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面。这是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让我们突破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理由、不同方式为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界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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