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读后感_论美国的民主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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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民主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启示
——《论美国的民主》读后感
【09行政管理
喻庆瑞
***8】
1831年，一位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在美国游历九个多月，在此期间，他以敏锐而独特的眼光观察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到法国后，他写作了《论美国的民主》这样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都堪称经典的著作。一百多年过去了，笔者很难理解九个月怎么能够让一个人如此了解美国的民主与法制；更难以想象的是托克维尔仅以他短短九个月的美国之行的经历就能够写出这样旷世经典。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深入浅出地为我们展示了美国——一个在人类近现代史上令人震惊而又震撼的大国——是如何从一片荒蛮之地变成一个承载梦想和希望的热土，变成一个民主政治如此完善的现代化国家。如今虽距离托克维尔时代一百多年了，但是现在看来，托克维尔在书中的许多论述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在本书中，托克维尔全方位的分析了美国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的背景、条件和过程：自主治理消灭了贵族统治的根基、解决了多数暴政的问题；自然条件，提供了民主革命的适当空间；法律和司法制度，为民主提供了制度框架和保证；民情，则为民主制度提供了种种看不见的社会基础。而这一切有利条件使得美国一直走在政治现代化的最前沿，也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体制支撑和制度保障。
早在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作为原则性条文写入其中，成为指引北美英属殖民地为独立而抗争的旗帜。在绪论中，托克维尔说，“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托克维尔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的大事，而所有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他视为我的整个考察的集中点”。托克维尔把平等视为民主政治实施的前提，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只有实现了身份平等，才能保证平等的参与、平等的协商，为接下来的政治制度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条件。虽然早在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颁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新中国成立后，平等原则在新中国的宪法中得到进一步巩固。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体制原因，事实上的不平等还大量存在，一方面影响广大人民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造成社会不公平、影响社会稳定。近几年，为保障人民平等的政治参与，开始实行城乡按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同时开始试点取消城乡户籍差异的城乡统筹改革。这无疑会增加社会的公平，保证人民的平等参与权。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第一部分第一章，描述了北美的地理特征，以及在殖民地时代到来之前北美印第安人文明的大体情况。托克维尔认为正是北美大陆得天独厚的地理特征造就了美式的民主，显然这是受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不过笔者不敢苟同，也许北美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资源对美国的文明发展和民主进程起到过促进作用，但是绝不可能是决定性的。美国民主传统绝不是北美大陆的独特地理特征造就的，而是欧洲工业文明尤其是英裔美国人所带来的独特的民情传统造就的。
相比较而言，中国一方面是一个山地面积占国土面积大部分的国家，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下降，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只占陆地面积的33%。因此中国被各种地形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样的地理特征一方面促使中国创造力独步天下的辉煌的农业文明，另一方面也延长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时间，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固步自封、等级森严的社会和民族特性。而后者一直以来都对近现代以来的民主化进程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虽然早在1912年，民国就成立了，但随后还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皇帝等许多逆历史潮流的政治闹剧，即便是其他诸如冯国璋、段祺瑞、曹锟、蒋介石之流也不过假民国之名而行专制之实，足见封建社会的荼毒之深。
如今已辛亥百年，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先生事业的民主共和事业。但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恐怕不得不考虑中国的社会传统深刻影响，从而改造国民的精神面貌，着重培养国民的民主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民主意识的建立也许比民主制度的建立更为关键和重要。
要考察美国的民主，必须考察美国的过去。
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登上了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木制帆船扬帆前往北美大陆。到达北美后，人民为了便于管理和协作，就订立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份写在粗糙羊皮纸的文书，内容很简单，但它开创了一个先例，也树立了一个典范：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决定集体行动，以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行使统治必须经过民众的同意；人民可以通过公议的契约建立秩序，而不是由人民之上的权威予以强加。“自治”意味着一切公共事务必须征得全体自由民的意见，由此开创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它标志着“政府需经被统治者的同意方可实行统治”这一原则得到认同并实施。从而成为北美民主自治传统的渊源。
托克维尔在第一部分的第二、三章中，分析了美国民主的英国渊源，以及这一渊源对于美国民主的影响。托克维尔认为，新英格兰或者说北美英属殖民地实施的很多政治制度原则，奠定了美国民主的制度基础：“作为现代宪法的基础的一些普遍原则，即那些为17世纪的大部分欧洲人难于理解和在当时的大不列颠尚未获得全胜的原则，已在新英格兰的法律上得到全部承认，并被订于法律的条款之内。这些原则是：人民参与公务，自由投票决定赋税，为行政官员规定责任，个人自由，陪审团参加审判。所有这些，都未经讨论而在事实上确定下来。”显然，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深受以清教徒为主的英裔移民的传统的影响。
前面说过中国没有美国的新英格兰传统，有的是长期的专制统治的传统，缺乏民主共和政治理论的传统，在这样的社会状况基础上，建设中国式的民主，并成功地建设人人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度，必将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创造。
讨论完自然条件与民情传统，托克维尔开始探讨实践的规则。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托克维尔介绍了，美国的人民主权在乡镇中悄悄地成长起来，并通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发展到州的层次。再加上继承法已经粉碎了地方势力，贵族们除了服从民主，别无选择。选举权的逐步扩大，也强化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在此情况下，人民自己治理自己，而留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力也微乎其微，并且薄弱得很，何况政府还要受人民的监督，服从建立政府的人民的权威。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
托克维尔在本章的许多观点，对于今天许多正在致力于发展民主制度、实现人民主权的国家仍具有启发性的价值。人民主权的确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可以这样说，20世纪以来中国争取民主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止，但是人民主权在制度上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落实。因为中国争取的是抽象的价值意义上的民主，而没有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上落实人民主权。中国在21世纪要真正建设民主的政治，关键不在于空洞地呼喊人民主权，而在于如何在实践上把体现人民主权的制度规则建立起来，成为政治活动的基本的规则。为此，“胡温新政”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一方面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包括社区自治、村民自治在内的基层民主自治。
托克维尔在第五章中有关美国乡镇自治的介绍对于我国基层政权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很有启发。新英格兰的乡镇民主与国家层面的民主不同，没有采用代议制，因此也没有乡镇议会。在任命行政官员之后，选举团便在一切方面领导他们，工作程序简便。乡镇的公务活动是极其繁多而又分得很细的。大部分行政权掌握在几个每年一选的名为“行政委员”的手里。行政委员会的运作是民主的：对于交付乡镇政权处理的一切事务，行政委员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处理公务都是自行负责，只是在工作中要按本乡镇居民早先通过的原则办事。他们如想对既定的事项做任何更改，或拟办一项新的事业，必须请示他们的权力的给与者。比如说，打算创办一所学校。这时，几位行政委员就要找一个日子，在事先指定的场所召集全体选民开会。会上，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向大家说明满足此项要求的办法，需要多少款项，拟建于何处。大会就这一切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便定出原则、选定地点、表决筹措费用的办法，然后责成行政委员执行大会的决议。
再来看看中国的基层民主，与美国民主的层级框架相比，中国政治制度的层级要复杂得多。中国的村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村的建制，并不一定是单纯的以天然的自然村为基础的。村之上是乡镇，乡镇之上是县、县级市，县和县级市之上是省行政性的派出机关行署、自治州和地级市，在此之上是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行政村、乡镇、县、地和省的结构，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结构。而美国的乡镇之上只有县和州。在这样如此庞杂的框架之内，发展基层的民主和自由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美国的那种民主化的行政委员会的运作模式，依然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考虑给乡镇政府更多的权力，当然不只是自治权，还包括一定的财政权和人事权，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今乡镇政府的权责失衡问题。
美国民主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其健全的法律体系，时至今日，美国依然号称是世界上法律体系最完备的国家。当然更令人称赞的是其优良的司法传统和司法独立的原则。在接下来的六、七、八三章里，托克维尔论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运作过程和原则以及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制衡关系，并着重介绍人联邦宪法的制定、修改和发挥作用的原则。
托克维尔总结了司法权的三个普通特征：对案件进行裁判，没有案件，不能主动判断法律；只能审理私人案件，不能对全国的一般原则进行宣判；不告不理，司法权不是主动的。美国的法官拥有这样的司法权，但是他们还有巨大的政治权力，其关键在于“美国人认为法官之有权对公民进行判决是根据宪法，而不是根据法律。换句话说，美国人允许法官可以不应用在他看来是违宪的法律。”由此可见美国人对司法独立的重视程度。
托克维尔还注意到，公民可以向法院控告公职人员，在中国这就是典型的“民告官”，而且所有法官都可以判处公职人员。这一制度安排使得美国全体公职人员不仅向选民负责（民主），而且还向法院负责（法治）。托克维尔认为，政府官员向法院负责，有利于政府避免错误，并得到公民更多的尊重。
对当今中国来讲，如何使司法权力独立并发挥作用，同时又能够受到司法程序本身的控制，从而有利于法治本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难题。因为中国的宪法和法律虽然赋予了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司法权，但是我国并没有明文规定司法权是独立的，这可能与我们一贯不主张西方的三权分立有关。
托克维尔在第六章讲的政治审判有些像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不过美国是用司法程序来解决，而我们往往倾向于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美国政治审判的主要目的，是撤消滥用权限的官员的权力和不让这个公民以后再取得这种权力，这是一种具有司法判决形式的行政措施。跟我们的行政问责有异曲同工之妙。
谈及美国民主，不可不提联邦宪法，更不得不提他们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清朝福建巡抚、被《纽约时报》称为“东方伽利略”的徐继畬曾经这样评价华盛顿，“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①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②，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位中国传统的学者型高官把华盛顿的武装斗争和谋求民族独立，同中国的陈胜、吴广起义，乃至曹操、刘备的武装割据相比，虽然有些类比失当，但他对于华盛顿不肯称王，不搞世袭制，而实行民主选举，几乎有天下为公的精神，是十分钦佩的。还拿来与中国上古理想的“三代”政治相比附，推崇之高，可见一斑。就连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得知华盛顿拒绝称王时，也说：“如果华盛顿确实这样做，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
要建立一个好政府、好国家，首先是制定一部好宪法。1797年，华盛顿从总统职位上离任，却留给了美国一部比较完备的宪法和一套民主的体制。早在华盛顿初任总统的时候，他就说过：“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 华盛顿的确树立了一个榜样，杰斐逊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届满时，两党都要求他连任第三届。杰斐逊则明确表示：“华盛顿将军在任总统八年后自愿放弃竞选，树立了榜样，我要仿效他。再多几个这样的先例，就会对任何一个想要极力延长总统任期的后继者们排除惯例的企图，增加障碍。”像华盛顿一样，在杰斐逊心目中，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永远高于个人得失。
正是美国历代政治家的追求和人民对民主的支持，才保证了这个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这一系列的行为就好像釜底抽薪一样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让人不敢去冒这天下之大不韪。这一制度后来扩展到全世界，今天绝大多数国家的最高权力都是有任期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法的通过。在制宪会议上，各州代表在无数的口舌之战后，就各州向国会选派议员的名额问题上，终于达成了一个妥协：
国会实行两院制，众议院的议员就按照各州的人口比例来选派，以照顾人口众多的州；参议院的议员由每州选派两人，不论各州人口多少，以保障小州的平等地位。这也就是今天美国国会两院制的由来。
这使人口少的州也获得了足够得到尊重的地位。双方都不必追求自己利益完全彻底的满足，不谋求完全占上风，而是双方各自出让一部分利益，让对方也能获得有限满足，在利益平衡中实现合作，避免合作破裂。州权和联邦主权的矛盾也通过两院制得到了平衡，州的地区利益和联邦的国家利益通过复合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有机的调和。
这点对于我们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维护中央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在中央统一指导的前提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让地方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强整个经济的生机和活力。
①② 音“qin”，原意形容马跑得很快的样子，此处为迅疾的样子。
通“美利坚”。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第二部分探讨了美国人的具体的政治活动及其相应的微观制度安排，具体地说就是讨论美国的政党、社团、出版、民主治国、制约无线权威、多数暴政的制度等。第二部分给笔者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其惊世骇俗、高屋建瓴的两大预言。托克维尔认为种族问题是美国最为困难的问题，美国的制度再好，人们处理问题的能力再大，似乎也无能为力，最终将爆发战争，果然不出所料，美国南北战争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出版25年后就爆发了。这一准确的预言虽然没有使美国避免战争，却为本书赢得了不少声誉，使得《论美国的民主》一时洛阳纸贵。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托克维尔说，“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突然跻身于各国之前列，而全世界也几乎同时承让了它们的存在和强大”。果不其然，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美国和以个人集权为原则的俄国分别主宰世界的一半的格局在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以实现，历史的发展恰好应验了了托克维尔的预言。如此绝妙的预言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历史也总是让人琢磨不透的。20世纪末，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一蹶不振。反观同时期的美国，天下无敌，雄霸天下，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撇开预言，托克维尔在第二部分开篇的第一章简短的界定了美国的民主，简要的综述了民主国家的人民意志在政治上是如何体现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均由人民指定，并由人民本身组成惩治违法者的陪审团。各项制度，不仅在其原则上，而且在其作用的发挥上，都是民主的。因此，人民直接指定他们的代表，而且一般每年改选一次，以使代表们完全受制于人民。由此可见，真正的指导力量是人民；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的，但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的经常影响，都不会遇到顽强的障碍。”
一般来说，民主治国在本质上都是多数治国，多数治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托克维尔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但他认为，多数不应该实行暴政，民主的多数应该“主要由温和的公民构成，他们不是出于爱好，就是出于利益，而衷心希望国家富强。”因此，温和的多数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赢得多数者就能成为治国者。
自古以来，我国一直盛行的是精英治国，从古代的“明君贤臣”到现在还是少数人的精英治理。中国离真正的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局该做的应该是稳步的“还政于民”，切实让广大人民参与到民主的构建和决策中来。
民主政治的胜利者是赢得多数者，而为了赢得多数，就需要组织政党。最核心的活动者就是政党。托克维尔说第二部分第二章说“政党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政党是时代的产物，政党的性质与时代密切相关，“当国家感到灾难深重无法忍受时，就会出现全面改革其政治结构的思想。还有些时候，灾难更加深重，以致社会情况本身都要受到连累。这正是发生大革命和出现大政党的时代。”与此相反，在大变革时代之间，则易于出现政治阴谋和小党活动。
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所以任何国家要发展民主，并使之成熟和完善，可靠的政党制度是必要的。政党制度不是可以随意设计的，它与一个国家的民情有很高的相关度。根据托克维尔的论述，民主政治必然会有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不见得令所有的人都喜欢，但它是不可避免的，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有利于民主的政党，其本身应该是民主的，开放的，尊重民主制度的。另外，从阶级角度来说，只要市场经济，就会有贫富差异，在政党政治中，如何使富人失势，使穷人得势，使有权者不能通过权力赚钱，使有钱者远离权势，也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课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在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创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和谐的党际关系，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得以成功运作的关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党际关系的基本建构原则。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将会如何发展，将与我国的民情、国情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根本格局应该不会大变。
美国号称是民族的熔炉，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现有人口3亿。自1820年美国政府开始统计入境移民以来，到目前美国已经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7000万移民，目前每年仍接纳大约70万新移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接受的移民都要多。一方面，造就了美国多元的民族文化，一些移民还给美国带来了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产生民族和种族冲突。
今天，美国的种族可能是世界上最杂多的，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的种族，但在托克维尔时代，则主要有三个种族：英裔美国人、印第安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在前文，托克维尔一直探讨的是英裔美国人的法律和民情，偶然说过印第安人，在第二部分第十章进一步讨论了印第安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状况和未来及其与美国民主之间的关系。对于美国来说，民主制度对印第安人来说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起到了毁灭的作用；民主制度对黑人来说，也起到了制造灾难的作用，成为当时非裔美国人的噩梦。因此，民主实际上并不是万能的；当然，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至少对今天的美国人是如此。
后来出于种种原因，美国出现了废奴运动。首先废奴的各州，最容易废奴，但黑人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距离反而因法律上的平等而变得更大，因为法律易废，而民情难改，为了与法律的平等相均衡，民情反而变得更加种族主义。最后废奴的各州，由于黑人人口越来越多，废奴所导致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这与美国联邦体制所固有的分离趋向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使联邦分裂的危险，南北战争就这样爆发了。但是种族歧视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消除，因此才有了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即便是在今日非裔美国人奥巴马执政的今天，仍然很难说，种族歧视得到了解决。
当代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受民族问题的困扰，“疆独”、“藏独”、“台独”甚嚣尘上，并和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新疆7·5*，拉萨3·14*震惊全国。虽然中国儒家文化提倡“以和为贵”，但是整个中国社会在党国体制下缺乏必要的包容性，这也导致在解决相关问题时缺乏政策上的灵活性。美国虽然也有种族问题，但是其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无疑是化解冲突顽疾的最强有力的解药。也许我们应该培育宽容、开放的社会氛围，充分尊重不同民族的意愿聆听他们的声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司法体制和法律制度，但是其结果却是大量的法律得不到执行，法院判决也得不到执行，司法独立得不到保障，司法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在党国体制下，也有一整套完备的民主体制，但是民主参与率过低，民主不能反映民意，行政效率低下，官员腐败屡禁不止。现在，我们的民主发展还极其有限，但一旦充分实行了民主，是否就有能力控制别有用心的野心家、阴谋家不滥用民主呢？在这些方面，法律制度本身不完善是关键的，自然环境条件不好，人口压力大，也是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党国体制下，国民对正当使用自由、法治和民主制度的意识和能力的匮乏，加之几千年封建统治造成适合民主发展的民情的缺失，也许是21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