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材料)_读中国农民调查有感

2020-02-29 读后感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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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环境14xx学号142304xxxx王XX 摘要:读一本书就像经历一片岁月,虽说这是报告文学,但这同样让我的内心有一种触动想要呐喊出来,像鲁迅先生一样呐喊。

关键词:农民,现实生活,农村官员

陈桂棣、春桃这篇宏伟的报告文学,围绕农村税费改革这条主线,或叙事,或描写,或评论,展现了八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而令我最受震撼的还是它所揭示的农民真实的现状。

作为一个城里人,我首先接触的是衣衫不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农民工。我以为他们最悲惨的现状仅止于此,他们的故土或许万亩良田、莺歌升平。然而,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作者便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农民,把我带入他们真实的家乡。

在改革开放后,安微率先引领了“大包干”第二次农业改革,看似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了,实际上在启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他们还承担着还十分“乱”的税费负担,表现在对农民征收税费的主体乱、项目乱、标准乱、程序乱、监督乱等等方面。

在作者采访的路营村,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 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零三元一角七分。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是“大包干”的经典分配原则,可谓中国农民的一大创造。在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时候,什么是“交够”,什么算“留足”,缺乏客观标准,很难界定清楚,从而导致了国家、集体与农民三者关系的不明确、不清楚,这就为后来一些地方行政官员随意向农民伸手、摊派留下了制度性缺陷和隐患。

从令一角度看,在“丁作明”这个事件里,派出所人员接到乡长和党委副书记的指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发出传票,传丁作明立刻来派出所。无辜的丁作明被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人员拘留逼问,最终被殴打致死,这分明凸显了执法机关无视法律的现状。“在偏远的乡村,乡派出所已经不再是我国公安机关遵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机构,完全沦为乡镇领导干部们的‘御用工具’。”

不止是在乡镇的执法机关,执法机关也被权欲而左右,放弃了法理的正直。在小张庄“村主任张桂全杀害四名查账代表和村民”一案中,蚌埠市检察院是把张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诉的,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特大凶杀案的性质。因为“伤害罪”是指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而“杀人罪”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案子进入法律程序之后,执法机关却并不完全在依法办事,设在地方的国家法院沦为代表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法院,这怎么能不叫农民感到真正的恐怖与绝望?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由于教育水平低,大多数缺乏法制观念农民就只能低声下气地活在缺乏法纪的、没有人权维护的环境中。而“维权先锋”则常常沦为“枪打出头鸟”的对象。因而,加强乡镇政权的改革,推行农村法制教育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势在必行。

在小张庄这个事例中,还反应了另一个农村的普遍现象。“村霸”、“家族势力”依然是危害当代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村主任的张桂全,因贪污和奸污妇女而服刑,在小张庄合并到了张桥村期间,他却摇身一变,成了张桥村村委会的副主任。“村民们说,张桂全根本就未经过大家的民主选举,完全是乡党委和村支部个别领导人强行指派的。” 张桂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凭借着村委会副主任的实权,同时借助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七个儿子),就在小张庄一手遮天,成为横行乡里的“村霸”。“依仗着手中的权力,他侵占土地,霸占鱼塘,侵占公物,贪占公款,已是恶贯满盈。”

因而,像他这种人,具有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恶霸的基本特征,并且获有法理意义上的村落公共权力,如果不改变这种“土皇帝”称霸一方、乡村基层民主匮乏的现状,形成“恶人治村”这种现象,就会比封建社会造成对社会更大的危害。作者还提到了“黄宗羲效应”,即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是可以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所谓‘积累莫返之害’。具体原因有很多,像张桂全这种“土皇帝”就是改革的限制因素之一。

中国农村改革进程是无比艰辛、缓慢展开的。当今的热血青年人,怒斥着父辈的改革多不彻底、效率多么低下,却没有深入中国农民的生活,去看看改革先锋和农民是怎样艰难的与旧有体制去搏斗、去开拓。因为农民自身也属于体制那一部分,要用怎样的勇气和毅力,才能走出封建封闭思想的桎梏,游出农村旧有体制这一潭“魔水”啊!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 这句话点出了无数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当这股巨大的力量迫不得已而作用于我们自身时,可想而知会引发多么大的阵痛。

“丁作明”事件发生后,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王营村为改变非法征收的农民负担,前后共爆发了五次上访的高潮。事情直到第五次上访才有转机。然而这是用什么代价呢——近一百位村民来到**广场国旗周围,集体下跪,以雪民冤,以昭国法。

虽然农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和民情还无法能够得到正常表达,难怪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如果说这一种姿态不能动容当权者,那么这股力量便会选择另一种姿态,那便是握紧拳头——事态后果可想而知,会给我国经济政治多方面造成损失。

在陈桂棣、春桃这两位有良知、责任心的作者的笔下,我读到了中国13亿人口的背后的9亿农民是怎么样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生活,一次次为他们黑暗又悲惨的生活而扼腕叹息。作者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敢问路在何方”,我也想问敢问路在何方,中国农民又能够在这种夹缝中存活多久,他们是否又能看见路在脚下,光在路上的一片大好的情节呢?我对此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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