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国强—《国富论》读后感_国富论读后感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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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富于民民富国强
研读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的《国富论》,对斯密翔实论述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尤是其中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问题,感触颇深。
一、关于《国富论》的简介
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是第一部比较系统阐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著作,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在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基础上,以国民财富增长为主线,从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论、国家职能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这对当时反对封建残余、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和政策,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当代所谓“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仍是影响西方经济思想和政策的两大思潮,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重要学习借鉴价值。
二、《国富论》关于劳动价值论、劳动工资、剩余价值论等的思想和论述
(一)劳动价值论。斯密认为,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后的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 —1—
地方都可以用它来衡量和比较。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后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进一步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
(二)劳动工资。斯密认为,劳动不仅衡量价格构成中劳动(工资)的那一部分价值,而且也衡量其构成地租和利润的那两部分价值。即每一种商品的价格(价值)最后均可分解为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这三部分。
斯密认为,对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求,必须随着每个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并且不可能脱离它而增长。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不是国民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其不断增长,引起劳动工资的上升。因此,不是在最富的国家,而是在最兴旺发达或者说致富最快的国家,劳动工资最高……大部分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决不能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当绝大部分成员贫穷困苦时,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确实兴旺发达和幸福的。此外,只有那些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人自己也能分得自己劳动产物的一部分,以便能得到勉强过得去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时,那才算得是公平……正是在进步状态中,即不是在社会已经达到极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她不断变得更加富裕的时候,劳动贫民即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是最幸福最舒适的。
斯密认为,劳动工资是对勤勉的激励;勤勉也像所有其他的人类品质一样,越受到鼓励就越增进。丰富的生活资料会增 —2—
加劳动者的体力;改善生活状况的美妙希望,或许在丰衣足食中终其一生,这会促使他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三)剩余价值论。斯密认为,由劳动者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产物的原始状态,在初次实行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后,便不能继续下去。土地一旦变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从劳动者所能从土地种植或收集的几乎全部产物中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构成了耕地劳动所得产物的第一次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物,也同样要扣除利润。雇主分享工人劳动的产物,或分享他们在所提供的原料上增添的价值;这个份额就是他的利润。
可见,斯密提出了资本家的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中来,这样才能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资本家、资本主义国家就会越来越富有、甚至富霸世界。后来,马克思从工人的角度,提出了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而让工人阶级站起来,用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斯密认为,每个人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是所有其他财产权的原始基础,是最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当一个人拥有的资财仅足维持自己几天或几个星期时,他很少想到要从中获得任何收入,而只是尽可能节约地消费,并力图在这点资财被完全消费前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某种取代物。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只是来自他的劳动。这是所有国家大多数劳动穷人的状况。
(四)有关当时中国的一些描述。中国或许在马可〃波罗 —3—
(Marco Polo)时代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其法律和制度所容许达到的充分富裕程度。旅行家们的记载在许多方面虽有不同,但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中国劳动工资很低,工人感到难于养活一家人。如果整天在地里干活,而能购得少量大米,那他就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状况可能更糟。他们不像在欧洲那样,悠闲呆在自己的作坊里,等待顾客上门;而是背着行当,沿街不断地奔走叫卖自己的服务,好像是乞求工作那样……在广州附近,通常都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家庭在陆地没有房屋,经常生活在各种河道上的小小渔船中……
此外,在一个国家,虽然富人或大资本所有人享有很大的安全,但穷人或小量资本所有人却享受不到任何安全,他们随时都受到下级官吏以执法为借口的掠夺。
三、关于我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国富论》问世于230多年前,难免存在时代、认识和立场等的局限性,对当时中国的一些描述可能也存在偏颇之处,但正如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创新经济学之父约瑟夫〃熊彼特(J.Schumpeter)说,“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科学史的研究得到新的灵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为当时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也出现了“两极分化”问题——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 —4—
下降的现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若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差距最高达到15倍;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企高管年薪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一些垄断性企业享有高福利。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完善。
民富国强,民贫国衰。劳动工资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引致内需不振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紧要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论》第3卷第548页)不论姓资姓社,只要实行市场经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时都会出现经济危机。而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民生支出过快增长,不仅难以让民众真正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更使民众生活压力沉重、对未来担忧加大,严重抑制民众的当前消费需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增速保持在9.8%以上(2009年为9.1%),2003年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经济学理论和美日等发达国家实践证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国民收入分配应向国民个人倾斜,用国民收入增长带动经济总量增长,而不是传统那样——用经济总量增长带动国民收入增长。
首先,要提高工资、增加可支配收入,让民众有钱敢花。—5—
其中较为根本的是增加就业和减轻税负,即所谓“加减法”。减税可以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个税的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免征额低则使其作用走向反面——低收入者成为个税缴纳主体。6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李克强同志重要文章《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指出,“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其次,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民众解除后顾之忧。住房、医疗、教育等本是社会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的产业化、市场化,部分成本被转嫁到民众身上,但民众收入增长滞后,这是民众生活虽明显改善、但压力反而增大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之一。只有健全社保体系,才能真正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而且,应确保公共产品分享的公平性、均等性;没有公平的效率,效率越大负面作用越大。
此外,要削减政府行政管理开支,为社保和民生建设节约出更多资金。建设节约型政府,一要精兵简政,二要厉行节俭和廉洁,三要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并要切实加强预算制度刚性约束力,真正强化审计部门乃至立法机关的监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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