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读后感（精选6篇）_文心雕龙原道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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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书道原微
一、书以尚道——书法的美学境界
1.图龙写瑞，龙的图腾文明；探赜索奥，道的景仰艺术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龙的图腾，迄今仍以龙作为民族象征。东方巨龙借代东方文明古国，龙的传人借代炎黄子孙。以龙象征腾飞，兴云播雨，上天入海；象征祥瑞，喜乐康泰，吉祥如意；象征民族进步和幸福；千百年来，这种龙的图腾，龙的象征，龙的精神，便与人们有着不解之缘，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帝王天子谓真龙天子，臣民亦名龙子龙孙，观念中吉祥如龙，威猛如龙，腾达如龙，俊杰如龙…生活中雕龙绘龙饰龙，文化生活中，龙的成分一至于此。古代，上至帝王祭庙封禅礼神，下至平民的卜卦祈福祭祖，在极大程度上，文字不能说不是一种祭品，与神灵之祭书不可谓不虔诚，诚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充满了敬畏、感恩和祈愿。龙是美好理想的象征，龙是万能之神的象征。龙的图腾是东土子民对其神灵的原始膜拜。
这种膜拜逐渐艺术化。艺术源于生活，“夫书肇于自然”（蔡邕《九势》），龙的传人便衍生龙形之书。于是，书法无论其实用功能还是审美功便有了其图腾的初衷。甲金篆籀草的形体线条颇多龙形的象形意味，便是佐证。又如：“一，龙书，太昊庖牺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四十五，…蛇书，鲁人唐终，当汉、魏之际，梦龙绕身，寤而作之”（唐韦续《五十六种书》）。“文也者，其道焕焉”。不过此时的道含有极大的客观唯心色彩，外化而为龙蛇身形之书。龙岂易得而见乎？以龙蛇身，易之以蛇可矣。故历代多以龙蛇之象论书：“蜿蜒轩翥，虬龙盘游…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龙蛇之芬ｙùｎ＠①…腾蛇赴穴，头没尾垂…虫蛇虬＠②，或往或还…凌鱼奋尾，骇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牙距…状如龙蛇之透水…似虬龙之蜿蜒…疾若惊蛇之失道…泽蛟之相绞…宛转而起蟠龙…龙跃天门…奔蛇走虺势入座…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字成每畏龙蛇走…不宜伤长，长则似死蛇挂树…行行若萦春蚓，字字若绾秋蛇……”。[1]
随着历史的进程，人的自我意识的舒张，书法艺术进而人格化与道化，由对神的膜拜衍化为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及其真谛——“道”的景仰与追寻。经孔夫子修订的《易》经乃是先圣超人智慧的结晶，后世的人生宝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因贰以济民行…《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2]自然力的强盛，宇宙的浩淼，万物之灵长的局限，地球人类文明不过宇宙的一个结，一个网点。人性的困惑，人与宇宙的相生相克，人于道便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对道的求索便成为永恒，东方人以其独有的智慧和文明方式来感悟道，这便是书法艺术——一种龙的图腾艺术的延续与升华，一种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命图腾，一种东方古老文化道的图腾艺术。这种艺术是痛苦的，充满了人性的困惑；更是幸福的，它象征着人性的不断超越。
文字尽管经过隶变楷变的简化和书写传播过程中的各种书体的大融汇大通变与草变，象形意味和再现性从形式上减弱了，其本义却得以引伸发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文字的书法艺术其表现性却又随之大大加强了——“字之与书，理亦归一。因文为用，相须而成。名言诸无，宰制群有，何幽不贯，何远不经？…是以大道行焉，后之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唐张怀ｇｕàｎ＠③《文字论》）。
事实上，任何艺术作品的产生过程，都是表现（指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审美理想的憧憬，对主观心灵的抒发，它是创作者精神生命在艺术中的审美呈现）与再现（指对以人为中心的客观社会生活的审美描绘，它是现实的审美特征在艺术中的创造性显现）的有机统一过程，单纯的对主体的表现或单纯的对客体的再现都是不存在的。“作为艺术，书法当然也体现着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其中，表现性是主导的方面”[3]。
书法艺术具有社会性，同其他艺术一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它根植于社会生活，“夫书肇于自然”。这个“自然”乃是人化了的自然，文字、书法发端于这个人类所在的社会，当然也包括表现人与自然之关系及人内在的“精神美”。我们可以用“道”（《易》：天道、地道、人道合而为一谓之“易”道），这一古老的东方哲学概念来涵蕴上述内容，那么，书法艺术的本质即为——“书以载道”。
那么，书法艺术是如何载道的呢？它以自身丰富的形象意境来涵情蕴道。“圣人作易，立象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清刘熙载《书概》）。书法为书者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艺术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附丽于文字形体的线条）作原始载体，通过形象思维来塑造审美意象（及其与审美情感交织而成的“意境”）的一种艺术流程，藉以表现其个性化的审美情感（美感），同时以美感作为抽象的第二层次的载体，表现被他“艺化”了的“道”。传世的书法杰作中，其“艺”“情”“道”均体现了三者在极高层次上的完美契合。
2.道法自然 书法造化 书道归一
原大道成书道。“书当造乎自然…立天定人，由人复天。”“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是知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清刘熙载《书概》）。书作者将平时独特的生活积界中提炼出的生活美寓之于书，构成作品的形、象、意。诸如大家笔下的基本笔划线条，其生动美妙形象如自然之物象：“一，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丶，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丿，陆断犀象；附图，百钧弩发；丨，万岁枯藤；乙，崩浪雷奔；附图，劲弩筋节”（卫夫人《笔阵图》）。“横则正，如孤舟之横江渚；竖则直，如春笋之抽寒谷”（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又如“铁画银钩”，“银钩虿尾”。有着上述质的规定性（特质）的线条其共通之处在于：强劲，充满张力；活跃，充满动感；壮美，强大的震摄力。这种有着质感与形象性且象征着力与势的线条便与人们的情感有着相应的对应性，与人们的审美情感有着一种默契。因而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大师们善于师法自然，问道自然。怀素感于“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坼壁之路”与“夏云多奇峰”；张旭悟于“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与“公孙大娘剑舞”；文与可感观“道上争蛇”；雷太简“听江水暴涨”…又如：折钗股、锥画沙、屋漏痕、壁坼与印印泥等笔法之妙无不来自于看似平淡无奇的自然现象。目击道存，诚如释家所谓“一沙一世界，一叶一春秋”。天文地文人文，象中有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书法大家从中悟出了大道与书道。上述独特的生活体验都与大师们的情感构成了同构、同律关系，创作中，自然形诸笔端，表现于具有不同书体其风格特征的规定性的书体，使之具有特定的象征意味，并与情感风格相对应—— “又有六种用笔：结构圆备如篆法，飘扬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拨纵横如古隶。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为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东晋•卫夫人《笔阵图》见1）因此形成奇妙的审美形象，交织成审美意境，带来美感。
3.书法的形式美
中国书法艺术，在表现形式方面有着自身的艺术规律（书之法）——笔法：注重起笔、行笔与收笔、中锋与侧锋、藏与露、顺与逆、提与按、转与折、方与圆、轻与重、疾与涩等，忌“八病”（牛头、鼠尾、蜂腰、鹤膝、竹节、棱角、折木、柴担）。结构：讲究重心、共性与个性（因字立形）、长与短、大与小、小大与大小，高与低、正与奇、疏与密、断与连等。章法：气韵贯通与横向舒展、错落有致与整体和谐、知白与守黑等。不同书体，不同书家对上述因素的辩证表现各异。历代大家对上述书之法作了经典总结：笔法如蔡邕《九势》、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欧阳询《八诀》与佚名《永字八法》等。结构法如智果《心成颂》、欧阳询《三十六法》、颜真卿《干禄字书》、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黄自元《结构九十二法》等。章法如孙过庭的“违而不犯，和而不同”、郑板桥独特的“六分半书”与“乱石铺路”、包世臣的“大、小九宫”与前人所谓“笔软却使三寸毫如带弓刀”以表现出力势与神采、黑有与白无等因素。这些书之法与无法、法与理、法与意、法与道、黑有与白无等、黑象的静与道象的动、书道与大道，无不体现了阴阳对立统一之道，体现着载道和通道之境界及翰墨自身之道。作为书法表现语言的字形，具有上述“书之法”（质的规定性）的线条（字素），生动多变，它不同于宋体，美术体等书面印刷体的线条和构形的整齐划一与规范。书法线条是一种亦直亦曲的波状曲线——蛇行线。正如“蛇行线，灵活生动，同时朝着不同的方向旋绕，能使眼睛得到满足，引导眼睛追逐其无限的多样性…由于这种线条具有如此多的不同转折，可以说（尽管它是一条线），它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内容。因此，如不借助于我们的想象，或者不借助于某一个形体，它的全部多样性是不能仅靠一条连绵不断的线在纸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类型的匀称的曲线…称为准确的蛇行线或富于吸引力的线条”。[4]“在一定的自然形式中表现着广泛而概括的社会生活的意义，而不是为形式美而形式美，这便是形式美的实质”。[5]结合书法的民族文化土壤，及其涵情蕴道并具书之法的线条与墨象的形式美，宋代文同观“道上争蛇而悟草书笔法之妙”，以及黄庭坚线条的顿挫涩行、挺拨纵横，当为了悟线条质的规律。历代注重以龙蛇之象论名品，此理一也。书道之妙，由此可窥一斑。
4.大道——书法美学的文化内核
“概括地说，艺术作品的内容包含这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生活在其本质的统一与现象的丰富相结合的形态上的把握与反映，二是这种反映既然要经过艺术家的选择、概括、加工和评价，所以作品必然蕴含着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和理想。而在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和理想中，又可能相应地反映和集中着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5]那么，书法作品的情感内容其本质是什么呢？情中之“道”也。“载物”是情感的功用，“载道”是情感的大境界。
“中国的文化，概括讲来，是对人与自然本质认识的文化。如道家对宇宙间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道的认识；儒家对人在生命行为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人伦之道的认识；佛禅对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境界的认识等等…中国的书法艺术，正是表现自然生命之道的一门艺术，无论创作或是欣赏，无不以人的生命形式作参照，并以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里体现出生命境界为最高目标”。[6]
《易》•道•儒•释——多元互补、大道相道、尚“道”的皈依。这些古老的东方哲学（释家于两汉之际传入，而后与诸家东土化），体现了东方文明古国的民族大智慧；体现了东方人类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思维方式，对大“道”的尊崇，对人性、生命的关爱是其共通之处。它们在历史上交相辉映，相互渗透互补，构成了我国传统民族思想文化大体系：它们扎根于东方古老大地，深入历史各阶层人士的肌肤神髓，浸淫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影响和推动着社会历史文化进程。书法艺术这片沃土，深受古老东方哲学的滋润；书法正是东方智慧哺育成的东方艺术奇葩——“道之华”，“道”是书法艺术的乳汁。尚道体现着书法的艺术境界。诚如张怀ｇｕàｎ＠③言“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书断序》）。书之笔墨征象及其蕴含的法、理、情、意通于道，故能发挥文章更近于道。晋韵、唐法、宋意、明恣与清态均为历代大家从不同方位达于书道与大道的各层面，不同时代的不同人对道的认知参悟各异，人性因而千姿百态，书作因而异彩纷呈。
二、言情载道——书法的审美功能
1.言情载道的自由性
审美情感（美感）是以审美态度（暂时摆脱实用功利目的，观照客观事物的形态）对客观事物的感性形态进行观照所产生的体验。美感由于融合了真和善的内容，它也就不再只是对形式的审美感受，而是透入真、善的内容和审美观照。理智情感、道德情感统一于审美情感。当人们的审美态度和客观事物互相感应，“神与物游”，在书法作品的感性形式中体味到人的生命自由相联系的某种境界时，就会获得审美的情感体验。“沉着痛快”，“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书法家“天人合一”的高度默契。
书法就主体而论，感物而情动，形之于书，言情载道。“写字者，写志也”（清•刘熙载《书概》）；就客体而言，“书必贵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便不为成书也”（宋•苏轼《论书》）。就主客体关系而言，“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清•刘熙载《书概》），书作中的神采、气韵、筋骨、肌肉、血脉，便是书作者人格力量在书作中的相应外化。“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必使心忘于手，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王僧虔认为书道的本质在于神采，并从创作心境角度揭示出书法神形兼备的妙诀——“心手达情”和“书不忘想”（艺术想象）。这种“神采”乃是书家审美情感的外化。钟繇《笔法》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那么，书法何以流美？以其“取诸怀抱…因寄所托”——书家的寄情作用，情之所至也。艺术想象以情感为中介，经过表象活动，把生活素材概括为艺术形象；艺术家以情感作为动力，情感激荡艺术语言，神融笔畅。
“美是自由的象征”（法•高尔泰）。书法艺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人的情志的自由表现的艺术。
首先，这种表现的自由性取决于其综合素养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程度。
社会历史文化决定其情感底蕴。“人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人的性情必然受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受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其作品因而带有相应的社会性和明显的时代风尚。诸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姿，清人尚态”。个性化情感，是艺术家在个人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独特体验。情感的内容是社会性的，情感体验的角度、深度则同其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由于书家的素养、审美理想、阅历、创作背景的不同，寄寓在作品的情感因而千恣百态，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明•唐志契《绘事微言》）。故历代品鉴书法有“神妙逸能”四品，亦有唐代窦蒙“字格”之说。亦不乏个性偏执者拘于一隅，其作品亦伤于片面，譬如孙过庭《书谱》所谓偏工独行者：“是知偏工易就，尽善难求。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劲ｔǐｎｇ＠④不遒，刚＠⑤者又掘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善书善画者以其良好的个性化的审美情感寄寓于作品，使作品形神兼备，入妙通灵。
其次，书法艺术的内部规定性决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文字来表现。
书法以文字为载体，书者的情感凭藉字形、字义来传达。书写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奠定其作品的情感内容与基调。作品的文字情感内容也奠定了其美感内容基础。书自作诗文者，由于谙熟且感于文辞内容，情感表现更自由，书情文和谐相融。例如，王羲之书《兰亭序》的恬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才子名流）…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良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流流激湍，映带左右（清美之景）…引以为流觞曲水，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聘怀，亦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赏心乐事）…”。作为晋代人，王羲之受魏晋玄学影响，《兰亭序》其书情文如“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般清美，明显地带有“魏晋风度”——清幽、淡远。此时，“四美俱，二难并”的人生佳境，令他深深地沉浸在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意境中。生之美好的强烈感受进而生发出对生命主体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夫人之相与，或取诸怀抱…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故知死生亦大矣…”。
人生有限，宇宙无穷。在强大的自然力和浩瀚永恒的宇宙面前，一代书圣也不由得乐极生悲，生发出所谓“北邙之叹”，悲何如哉，然而由于其魏晋玄学的文化底蕴和书圣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当其感时伤生之际，亦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超然；几类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种出世之情也，其乐也悠悠，忧也幽幽。而中唐颜真卿书《祭侄文稿》，其情忠义激愤：“颜真卿的人品情性本身，就是一首浩然凛烈„沛乎寒苍冥‟的正气歌”。
自由运用诸种表现手法。
书法在用字义、文义表现的同时，更侧重以字形（笔法、结构和章法）作为自身造型的“艺术语言”，藉此既形象直观又抽象地表现（„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文字论》），双管齐下，同时兼用两个信息载体。具有极强的表现能力，比文学直观生动（有绘画手法的长处），比绘画理性（兼文学手法的优势）；为“无声之音，无音之乐”，更为有形有意之音乐；是流动的诗歌，动人的舞蹈……。从物质材料来看，传统毛笔小至圭笔，大如巨型斗笔，现代则凡可濡墨成字者，大都可用于代笔书字，甚至泼黑书，一如草圣张旭大醉后“以发濡墨”而书。字形可大可小：小至蝇头，大若檗窠。篇幅小如书札便笺，大如册页长卷。幅式灵活多样：横幅、条幅、中堂、斗方、册页、联屏、楹联、扇面、尺牍、匾额、榜书……。可以物代纸书：韦诞题“凌云台”，王羲之书扇，怀素书蕉，李邕勒石，当代著名将军书法家李铎雪地书大字，枣木板书《孙子兵法》……。书法的表现实质乃是：书家立于天地之间，以“心”书一大“人”字。书家善用不同书体言情志。
书体各具个性，各具表现力：“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唐孙过庭《书谱》）。篆书蕴藉，隶书浑穆，章草沉雄，草书张扬，楷书整饬，行书流便。故“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⑥，真乃居先”。（同上）。书家对草书情有独钟，草书尤能发挥个性。故“观人以书，莫如观其行草”。草书在极大程度上超越了汉字的形体束缚：笔法上，综合自由地运用各种笔法，线条“方不中矩，圆不副规”，状若龙蛇，似断还连，变幻多姿，放逸生奇。结体上，“损之隶草，以崇简易”，较自由地突破字形的空间定势，“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纵横捭阖。章法上，计白当黑，知白守黑。墨色多变，意象奇绝灵动，气韵连贯，神采激扬。情感表现上，淋漓尽致——“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因而“沉着痛快”，“从心所欲不逾矩”——达者臻于大自由。充分体现了书家对大道的通变。
创作情感状态的营造与把握。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东汉•蔡邕《笔论》）。“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唐•虞世南《笔髓论》）。创作时，主体臻于超功利，超现实的虚静心境，则“无为而无不为”，契于“道”的玄妙。对此，孙过庭提出了“五乖五合”论，“合则流媚，乖则凋疏”。按创作时作者的情感烈度，可大致分为一般情感创作和激情创作两类。一般情感创作中，书者的情感相对较稳定，情感中的理性成分较浓，创作前准备周详，创作中侧重“意在笔前，文向思后”，思维和情感的起伏较小。如唐太宗《论书》云：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激情创作多为临时即兴创作，书体多为草书。创作中依赖于直觉灵感；其情感强度和张力大，受理性羁绊小，渲泻自然，情真意切，波澜起伏。历代上乘之作即便如此，如怀素书《自叙帖》。许多大师尤其多血质者借助酒力，便缘于这种激情的激发与陶醉，如“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落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杜甫《饮中八仙歌》）。大醉后疾书狂草甚至“以发濡墨”而作，仍沉着痛快。书家素养和功底深厚，也可不须水酒浇灌亦出灵感。典型的便是颜真卿书《祭侄文稿》，其激情源于忠义激愤。其书虽数度圈抹涂改，不掩其苍穆之气，不工而工也。诚如傅山所赞：“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霜红龛集》卷四《作字示儿孙》）。此言并非因人立书，鲁公诚可谓文质相符，文质斌斌者。这些神奇效应乃是由于他们独特的人格精神和雄厚的艺术功力，在特定的情感氛围的自然勃发。
书作者的综合素养决定其情感底蕴（容量、格调、张力等综合因素），其艺术功力（含技巧）的高下决定其抒情自由度之大小。五乖五合诸因素对达者的创作影响相对要微弱得多。
书言情志的自由性及其丰富性，意味着情感的触觉可以自由地、深入地感悟道，并言道、载道。
2.书法的形象美、意境美与精气神
“神用象通，意与境生”——情感表现的形象化，象征性和意境。《易》曰：“阴阳之不测之谓神”。体用阴阳变幻无穷不可窥视则谓神。
较早在书法理论上倡导“形象”说的有东汉蔡邕。其《笔论》云：“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他认为，书之形质，要蕴含自然物象美及人格精神美。唐代张怀ｇｕàｎ＠③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万事无情，胜寄在我。苛视迹而合趣，或染翰而得人”（《书断》）。
艺术形象在情感中孕育而成，只有和艺术家情感具有同质（异类同质或同类同厕或同构（异质同构成同质同构）关系的生活现象，才可能成为其审美对象，并被加工成艺术形象。故有唐张怀ｇｕàｎ＠③曰：“而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因此，墨象（笔下之象）与物象（自然之象），墨象与道象，书家感于自然之物务与道而寓之于书的诸表现形式与书之意境等，均有着一种一定程度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的显与隐取决于作者的情感底蕴与表现手法等综合因素。故亦可从历代佳作中逆向观照为书家内化过的造化之道（书家内化造化之道为“胸中之象”而后外化到作品中为“笔下之象”）。作品一经产生，也有其相对独立性。睿智的欣赏者能结合亲身情感体验，结合书者的生平和作品的背景与内容，欣赏其形式美和情感美进而感悟其道境。姜夔曰：“余尝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续书谱》）。善鉴者，超越时空，直与古圣先贤同感偕游。致于书法道境。
“观乎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若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唐•孙过庭《书谱》）。奇妙的自然物象，美不胜收，是笔墨之象的母体。
“魏晋人则倾向于简约玄淡，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便是这美的最具体的表现”。钟繇《三表》与王羲之《黄庭经》：线条“损不足而有馀”，含蓄蕴藉，结体疏阔，体现了道家萧散无为，清幽淡远的境界。“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怀素书《自叙帖》，激情所至，达到一种“远锡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的狂禅迷狂心境。狂书疾作，直抒胸臆：“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驰毫聚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其意象与韵律之壮美如“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拨山伸劲铁…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每畏龙蛇走”；其灵感创作效果的可遇而不可求如“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墨象美境一如心意之境，万千变化，妙不可言，只可心领神会。
金开诚先生《颜真卿的书法》称：“…在书法艺术所构成的独特形象中，一般说来也往往有着作者思想，性格的某种形式的表现…《刘中使帖》广名（瀛洲帖））的写作背景不详，但墨迹内容是说得悉两处军事胜利，感到非常欣慰。可见他的写作当作当与克服分裂叛乱，推进全国统一有关。全帖…笔画纵横奔放，苍劲矫健，真有龙腾虎跃之势。前段最后一字„耳‟独占一行，末画的一竖以渴笔贯串全行，不禁令人想起诗人杜甫在听说收可南河北以后，伴随着放歌纵江，欣喜若狂的心情所唱出的名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元代书法家鲜于枢称此帖和（祭侄季明文稿）一样，都是„英风烈气，见于笔端‟；元代收藏此帖的张晏也说看了帖中的运笔点画，„如见其人，端有闻捷慨然报效之态‟……”。“喜怒哀乐，各有性分。喜即气和而字疏，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元•陈绎曾《翰林要诀》）。据此，陈绎曾考证颜书《祭侄文稿》，得出其情感变化脉络和表现特征。其说只是把字的性情与人的性情作了一个大略的对比参照。实际上，书法作品中的审美情感与他论及的喜怒哀乐式的普通生活情感相对而言，二者的确存在较深沉层次的联系，却不是那复制式的关系；他们有着层次的不同和质的差异，美感更升华、更微妙，意境更深邃。
日本书法家手岛右卿展览其书法作品《崩坏》，一位英籍女士瞧见，顿然失色惊叫（英语）：坏了，坏了…而此女士根本不识汉字。可谓高山流水遇知音，此二者亦谓得道者。
艺术情感中的理性成分，即道之理，它并非以抽象概念和逻辑思维的形式出现而是将“道之理”溶化于感性中，道深蕴于情中，积淀于感觉和知觉中。因为艺术“只容纳„诗‟（诗意或诗化——作者注）的思想”。书法作品容纳承载的是“书艺化的道”，并以主观上的美感，客观上的载情蕴道之线条、墨象、意境来表现这种抽象的“书艺化的道”。书家对物境的着力描摹，对意境的大肆渲染，体现了对艺术美与人性美，对艺术自由与生命自由的憧憬与追求；实质上，这体现着对大道的大自由境界之神往。
三、书以致道——书法的精神旨归
1.孔夫子的“穷通观”与马斯洛的“自我实现”
孔子的儒家人生“穷通观”：君子穷于道谓之“穷”，通于道谓之“通”。其穷通是以对道的感悟程度为标准而划分的（此乃穷通之本义），体现着人生的大境界；这与通常以经济基础的厚薄强弱为依据来衡量人们在物质上的拥有程度（古代称之贫富）是有差别的。
西方人本主义和东方哲学同样关爱人类人生，并注重人生意义。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认为：人格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健康人格的本质是人达到充分的自我实现（至于“超我”）。
书法艺术便是人类自我实现，向道超越的一种桥梁和通途。书法艺术形式简约，一笔一墨一纸一砚即可书字；实质合情蕴道，深邃博大，因此为仁人志士所乐道。这种契合，基于对道的景仰和追求道的最高境界即艺的最高境界，也是艺术家自我实现的人性的最高境界。人、书、大道，三位一体，是为书之道。
2.书学小道与大道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游于艺”（《论语》）。以夫子为代表的儒家人生观主张：人生以志于道为目标，以通于道为指归；游于艺，乃业余文化，以怡养性情。夫子，圣人矣！惟圣人通于至道，方优游于艺修书立说，功定礼乐，圣人之修为也！“庖丁解牛，轮扁所轮，皆以技进乎道”（《论语•八佾》）。我们认为，志于书艺亦通道之一途也，以书致道。姜白石曰：“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续书谱》），余则谓“书之至，未始不与大道通。以书为道，以道为书，胡为不可乎？书性人情通道心是为书之道”。成公绥《隶书体》曰：“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灿然成章，阅之后嗣，存载道德，纪纲万事…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他认为文章“存载道德”即“文以载道”，并极力推崇隶书，以为隶书适之“中庸”，符合儒家道统，适合其文艺审美观，是一种承载儒家之道（“书以载道”）的理想书体；并认为书法的功用当“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耀焕”。成公音续之本者，《易》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天地人）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
王羲之云：“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同时他又认为“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悖也！旷古绝今的千秋书圣当为通人志士矣，却也“得之于道而惑之于理”，仅以书为技耳：岂为“得渔忘筌，得意忘言”者乎？或若“亢龙有悔”（《易》）乎？同时代的其少年业师卫铄女士却得意尽言：“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为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笔阵图》）。她以书为道，至少以为书中有书道或书可蕴大道。
然则，书、道互通——体与用，情与理，一与化，器与道……
通天、通地、通人通乎道者达于书，达于书者通乎道。书与道，二者互通互动，书至道通，道通书至。诚如“书学通于学仙，炼气为上，炼神次之，炼形又次之”（清•刘熙载《书概》）。赵壹《非草书》亦誉张芝为“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有超俗绝世之才”。又如“及乎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方，虽龙伯系鳌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图应ｌù＠⑦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于毫间，逸气弥于宇内，鬼出神入，追虚补微，则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唐•张怀ｇｕàｎ＠③《书断》），“翰不虚动，下必有由”（唐•孙过庭《书谱》）——“然则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之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唐•虞世南《笔髓论》），“故以达险互之情，体权变之道，亦犹谋而后动，动不失宜…况书之为妙，近取诸身…体五材之并用，仪形不极，象八音之迭起，感会无方”（唐•孙过庭《书谱》）。
是故孙过庭曰：“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同上）。与其得“形下之器”孰若得“形上之道”（《易》）？其得志者，得于人道也。“凡事天（天道。唯心主义者认为天道即是神的意志，而唯物主义者则认为这是不体现任何意志的自然规律。王充《论衡•谴告》：„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原注。）胜。天不可期，人队道纯天矣（《庄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者引注）。不习于人而自期以天，天悬空造不得也。勤而引之，天不深也。写字一道，即具是倪（细微。道心唯微）。积年累岁自知之”（傅山《霜红龛集》）。傅青主称“作字贵得天倪”，其“天倪观”即谓合天地自然之道。余师友刘清扬先生曾撰下联“挥汗濡墨写春秋”对明代魏植朱文印——“滴露研珠点周易”；古今妙对，妙解书旨——通于《周易》大道者，通于书道难乎？因此哲人常道功夫在书外，此之谓也。
四、小结：成书之道
尚道并非如程朱理学所谓“灭人欲，存天理”，亦非虚无主义。乃是人生有限的无限化，以臻于人生的大自由境界，实现积极的人生意义。相通亦非相等。尽管“天之妙道，施于万类一也”（唐张怀ｇｕàｎ＠③《书断》）。然而人性有一定的限度，人性受主观和客观诸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人生的困惑即基于此，书法的困惑也本于此。古人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无妨师法自然——“相看两不厌，只（更）有敬亭山”，无妨多问问道——“《易经》：炎黄子孙的幸福论邓球柏《白话易经》）”；道家的清静无为，齐物论，一死生：儒家的进取人生，重视仁，强调礼；释家的四大皆空，六根清静，解外胶，释色相。方方面面都显示出人性的超越精神。“岁久积功成”——“太白为我语，为我开天关”。书道人道和大道本质上相通。书道通于大道，方不惑于物、理、义、心。不惑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乐天知命。精神通于至道，则无为而无不为。再应之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式的书之“律吕”（书之法），自然艺进道高。大师之作，至于通会妙境，自然妙如“目无全牛…游刃有余…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有数存焉于其间”。（语出《庄子》之《养生主》与《天道》），作书（无为而为之）亦如“八音克谐…神人与合”（《尚书•尧典》），沉着痛快，从心所欲不逾矩，致于人道之佳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而况于鬼神乎？”（《易•白话文言传》）。
夫书者，有为之为也，亦无为之为也，妙在有无之间。
第2篇：原创日语作文《银河鉄道の夜》读后感
『銀河鉄道の夜』感想 日研生：馬 原
文学作品の中に、私は童話を特別に好きだ。なぜかと言うと、童話は幻想の宮殿であり、面白いストーリーの中に人間の知恵が入っている。いい童話は時間と空間の壁を越えて、どの年齢の人でも読める独特なものになる。そして、宮沢賢治の童話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だ。
『銀河鉄道の夜』はある貧しい家の子供、ジョバンニを主役としてスト―リーを始めた。ジョバンニの母は病気で床に臥せっており、めジョバンニは毎日アルバイトをして家を支えた。同級生はジョバンニのことを嘲笑して、同じ職場の大人たちの態度の冷ややかである。カムパネルラはジョバンニのたった一人の友だ。でもこの友も自分から離れていくっとジョバンニが感じた。銀河祭の夜、ジョバンニは一人町外れの丘へ向かて、天気輪の柱の丘でジョバンニは一人寂しく孤独を噛み締め、星空へ思いを馳せる。突然、耳に「銀河ステーション」というアナウンスが響き、目の前が強い光に包まれ、気がつくと銀河鉄道に乗っている。見るとカムパネルラも乗っていた。窓の外の景色はとても麗しくて、列車の中も時々ほかの乗客が来て、ジョバンニたちといろんな話をした。ジョバンニはこの人たちのことを聞いて、困惑と悲しみに包まれた。ジョバンニは本当のみんなの幸いのためにがんばることを決めて、列車から降りた。そしてこれは夢だと言うことを気づいた。そしてジョバンニはカムパネルラが川に落ちで死んだことを知らせた。ジョバンニは本当のみんなの幸いのためにがんばることを決めた。この小説は現実から夢に、そしてまた現実に戻って、終わった。
面白い銀河旅行の中に、作者は宗教の本質と人生の価値のような厳しい問題の考えを入った。作者が書いた銀河鉄道から見る外の風景はまさに天国のように美しい。このような美しい環境の中に、人にとって何が本当の幸せっという問題を考え続けた。それはこの童話の中心だと私が思う。そして文書から見れば、作者は純粋の心への追求も分かった。私はこの童話を読むとき、一番感じたのは「愛」だ。作者の宗教の本質が「愛」だと思うだからこそ、こうして書いただろう。他人を助けて、正直で、人を愛する心を持って、それは天国へいけるチケットだ。このように『銀河鉄道の夜』はたくさんの愛を溢れているから、今でも人々に愛読されているんだろう。
第3篇：《白鹿原》读后感：原原一生
原原一生
——读《白鹿原》有感
吉职院师范学院团总支
悠久古老的白鹿原，见证着原上人的一生。——题记
在一只飞舞跳跃的白鹿精灵下，白鹿原就这样神秘地展开了。
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没有太多深意的词语，以它最真实朴素的笔法给人深深一颤，不得不信服。这里是一个封闭的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信仰，这里的人都很真诚善良。他们是地道的农民，秉承着“民以食为天为天”的原则辛勤耕耘。
素有“仁义村”的白鹿村是故事的起源，讲述了白、鹿两家的故事。我喜欢“直腰板”的白嘉轩，作为白鹿村的族长，他一生无愧天地，只要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待人全凭“真心”.即使后来腰板遭遇重击依然可以做到不坑一句，却在瘟疫差点夺走他妻子的生命时留下了眼泪。
在这里我看到了浓烈团结的气氛，每逢喜事都可以听见鞭炮，唢呐声；遇到丧事大家则一块儿帮忙整理后事；让我最记忆深刻的是，无论召集族人的次数多么频繁，大家都会准时来。最单纯朴素的人们，以一个最原始的人模样创造生活；他们谨记祠堂的祖训，以一个典型的农民模范来教儿育女，并以此为荣。
白、鹿两家每一个人都有传奇的一生，书中都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成长点滴。可未曾想过原本安分古老的白鹿原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风暴，新生的痛苦再次敲响了危险的警钟。经历过饥荒，经历过瘟疫，哪怕寸草不生，族人先后离世，白鹿原依旧在那儿。而他们的子女却因卷进后来的风暴，无法自拔，并开始了传奇的一生。不安分的黑娃和听话懂事的白家兄弟从小就是玩伴，长大后却截然不同。本该接任下一任族长的白孝文因为接触了田小娥这个女人而改变了命运，他开始变得堕落，并染上鸦片。随后却振作起来终有一番作为。而长大后的黑娃曾当过土匪，后继续随鹿兆鹏投入革命，虽结局悲惨，却学为好人。
而革命中的爱情经历过生死和风雨的考验，显得格外珍贵。白嘉轩之女白灵先后遇到鹿兆鹏、兆海二兄弟，因为不同的革命信仰而放弃了鹿兆海。而从小就主张自由婚姻的鹿兆鹏却把漂泊的心停留在了白灵身上。他们的爱情浸透了革命，感人肺腑。而白灵最终因被误以为是奸细而活埋。一个有着新思想的女性就这样离开了，我想那个时候就算白嘉轩再狠心也终究会心疼。
作者用了一点神秘的神话色彩，引申了田小娥的故事。她被鹿三打死后阴魂不散，变作厉鬼附在鹿三身上并引发了骇人的瘟疫，最终被镇压在塔下不得超生。
而另一个神奇人物——朱先生，他被誉为“圣人”,圣人和凡人的区别就在于圣人能做到凡人口中不能做到的事。满腹经纶的他一生满腔热血，世事看得极透，深受人民的爱戴。料事如神，哪怕最后的后事也料想到了。
白、鹿两家最终的结局也已成定局。似乎所有的事物都按照原定的轨迹发展，谁也不曾打破谁。
故事曲折生动，深深拨紧着我的心，似乎下一秒就会被震惊。
不知不觉书签已经停留在了最后一页，阳光洒在书页上闪闪发亮，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一个老人的身影……
第4篇：读后感：道亦有道
道亦有道
——读小说《红日》有感 “军首长们，许多指挥员们，红旗排、红旗班的英雄战士们，屹立在巍然独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们鹰一样的光亮炯炯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读完小说的最后一页，我合上书，摘下眼镜，背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小说《红日》中所描写的历史仿佛在我眼前浮现：
公元1946年的年末，国民党精锐部队，以美式优质装备，频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江苏涟水的驻扎地进攻，解放军积极防御，浴血奋战，怎奈因为装备落后，伤亡惨重，被迫向山东转移；解放军经过休整，在山东莱芜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惊心动魄的阵地战，并取得大胜；国民党王牌军第74师，在张灵甫将军的指挥下，孤军冒进，被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并围困于孟良崮，最后74师在弹尽粮绝、外无救兵的情况下，近5万人被解放军歼灭，张灵甫将军也饮弹自尽。
以上这三大战役，双方都伤亡惨重，尤其是孟良崮决战，解放军也伤亡1万2千余人。不过，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呢？记得古代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 计篇》中谈到，战争的胜负主要由五个因素决定：“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国民党背后有美国的暗中支持，其将领张灵甫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他可谓身经百战，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作战十分勇猛，曾屡立战功。他所指挥的74师，更是蒋介石嫡系精锐主力军，是国民党第一个美械装备师，在蒋介石眼里更是“王牌中的王牌”。由此可见，张灵甫占尽天时、地利。那么，如此“精锐”，如此“重将”，为什么被歼灭殆尽，指挥官更是不得不以死报蒋介石的器重之恩呢?我想正是失败在孙子最看重的“道”上。什么叫做“道”？“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也就是军民上下同心同德。国民党唯独缺的是“人心”——百姓之心。“人心向背是胜负成败的关键”，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最终会被人民所淹没。反观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军，虽然一穷二白，“小米加步枪”，但他们内心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希望，那就是“翻身做主人”，所以可以舍生取义，可以慷慨赴死。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随着孟良崮战役、中将师长张灵甫亡命沙场，解放战争的形式逆转。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如卷席”，最终解放了全中国。
记得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波及到全世界，世界经济面临衰退，当然也波及到了中国。我国政府积极应对，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使得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实现了高速增长，对世界来说，也起到了“火车头”的带到作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四川那么多人死伤，那么多家园被夷为平地，那么多秀美的风景瞬间变得满目疮痍。可是全国人民并没有旁观，都伸出援手，世界其他国家也积极支援。在党的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希望，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重建。
以上的种种事例告诉我们，当遇到困难时，只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以正确的方法去行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一位企业家所的好：“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也是一样吗？我们在生活中，怎么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呢？“人生好似水上波”。没有波谷，就无所谓波峰；没有逆境，就无所谓顺境。想到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涟水战役”中的失利，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不管它涛急浪险，不管它冷嘲热讽，只要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就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
作为教师的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孩子：有的调皮，有的木讷，有的聪明，有的笨拙„„。因为每个孩子的悟性不同，自己讲完课后，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有些学生没有真正
理解。我会放任不管吗？作为教师的职业道德和内心的良知告诉我，只有更加耐心的去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真正理解和领悟书本上的知识和人生的道理才行。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我想就是帮助学生打开思考的大门，并告诉他们，失败不可怕，不去尝试才可怕。只要我内心充满了对每一个学生的爱，只要我是真正地教育他们向善，那么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心平气和的去面对。正如齐白石老人所说的“人到万难须放胆，事当两可要平心”。
我站起身，戴上眼镜，伸了一下腰，走到窗前打开窗帘，向窗外眺望。远处的街灯闪着柔和的光，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人从灯下走过。多么祥和的夜啊„„
第5篇：自然之道 读后感读后感之道（材料）
自然之道读后感读后感之道
最近，我们学习了《然之道》，文章的大意是这样的，当嘲鸫要用嘴把幼龟侦察兵从巢中拉到海滩时，作者和同伴让向导救起幼龟，放入大海。这一举动使巢穴中的幼龟误以为外面很安全，它们鱼贯而出，结果导致众多幼龟成了食肉鸟的口中之食。
“叼就叼去吧，然之道就是这样的。”文中向导的这句话及若无其事、坦然面对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想起了发生在一年前的一件事：那是在我和妈妈游览云台山的途中，我坐在路旁休息时，透过茂密的草丛，看见不远处挂着一张蜘蛛网，上面有一只黑蚊子在拼命挣扎企图逃跑，我急忙拿起一块小石头想把它砍死，却遭到了妈妈的制止：“你一旦砍不准，不仅会把蜘蛛网破坏，还会让蚊子逃跑。你放心，蜘蛛是不会放过它的。”于是，我拿着石头，目不睛地盯着蚊子，时刻准备着。果然不出妈妈所料，只见蚊子被网越缠越紧，马上就要奄奄一息了。蜘蛛眼见时机已到，慢悠悠地爬到蚊子身边，先用嘴里的丝把蚊子又缠了几圈，然后把嘴扎进蚊子的身体里，贪婪地吸起来，等到心满意足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回草丛，继续等待猎物。
原来然界真是奥秘啊！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如果不按照然规律办事，往往会产生与我们愿望截然相反的结果，同时我也想向大家呼吁，不仅仅是我们小学生，也包括全体公民，一定要按照然规律去爱护环境，保护动物！
第6篇：薄一波与战友陈原道
薄一波与战友陈原道、刘亚雄夫妇的浓浓深情
杨建中《党史纵横》
薄一波和陈原道、刘亚雄夫妇是大革命时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相识的。在战斗中，他们结下了深深的战友情谊。正如薄一波在为《刘亚雄纪念集》写的序言中所说：“亚雄同志是„五四‟运动后三晋妇女参加革命的先驱之一。我与她父亲刘少白相识较早，同她认识并在一起工作，是在1931年2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她同陈原道同志来到天津，原道同志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主管省委的全面工作，亚雄同志任省委秘书长。不久，因组织遭受破坏，她和原道及大批同志被捕，判刑后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稍后，新的顺直省委（在北平）又遭破坏，我也被捕，关押在这里。及至她去延安学习特别是全国解放后出任劳动部副部长，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她那种孜孜以求、扎扎实实地学习和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草岚子监狱里的“铁窗战友”
薄一波，1908年2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蒋村。1925年12月，在大革命高潮中，薄一波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1927年6月，他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同年夏，薄一波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员，受组织派遣到晋北的忻县、定襄、崞县、繁峙一带，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组织很快恢复了，但是无法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1929年春，薄一波只身前往天津，找到顺直省委，并奉命打入天津宪兵司令部国民党党部政训处。从此，薄一波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军委常委，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唐山兵变和平汉线北段兵变等斗争。由于白区工作环境险恶，斗争复杂，他四次被捕，两次入狱，并在狱中与陈原道、刘亚雄夫妇结识，他们在白色恐怖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陈原道，1902年4月21日出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青岗乡陈泗湾村，是我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1925年，他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被党组织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陈原道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从事革命工作特别是党的宣传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在苏联期间，陈原道结识了刘亚雄。刘亚雄，1901年10月22日出生于山西省兴县黑峪口村，是山西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之女。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陈原道十分赞赏刘亚雄勤奋好学的品格，刘亚雄则佩服陈原道博学多才和质朴稳重的品格。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切磋革命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底，刘亚雄从苏联回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初，陈原道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刘亚雄任干事。这两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革命征程中走到了一起，不久便结为革命伴侣。1930年2月，陈原道调任河南省委，任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负责省委机关的日常工作。1931年1月，陈原道赴上海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后，陈原道受党中央委托，组成以他为首的由徐兰芝、贺昌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当时，顺直省委陷于“混乱”之中。他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矛盾，改组河北省委，于2月5日成立河北临时省委。河北临时省委由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安子文任秘书长，实际上是在陈原道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同年2月，刘亚雄调河北临时省委担任秘书长。据她回忆：“从1月下旬到4月初，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在叛徒到处追踪、搜寻的情况下，原道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各机关和各旅馆之间，反复工作，有斗争，有团结，终于初步解决了河北党组织的混乱情况，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在极其复杂的环境里，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是，由于河北临时省委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致省委机关驻地被敌人包围监视都未察觉。4月8日，省委准备在招待处召开常委全体会议时，陈原道和刘亚雄等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天津市公安局。
陈原道等人被捕后，阮啸仙、廖划平、刘锡五等组成了河北临时省委，并于4月10日后把省委机关由天津迁至北平。中共中央决定，一面立即营救被捕同志，一面派出以殷鉴为首的一批领导，迅速组建新河北省委。5月8日，新的河北省委正式成立。然而，由于省军委负责人廖划平被捕叛变，新组建的河北省委机关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甚至留在天津工作的一些同志也未能幸免。6月26日，薄一波、刘澜涛等一批干部相继被捕，关押在北平东北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8月初，薄一波等39人又被送到海陆空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在这里，薄一波被判刑8年。8月底，薄一波等“重要分子”全部被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这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因建在草岚子胡同，被称作“草岚子监狱”。9月，陈原道、刘亚雄等被押解到北平，关押在军法处，不久也被转入草岚子监狱关押。
在草岚子监狱，对犯人实行法西斯专政，除女犯外，都带脚镣，大号七斤半重，小号三斤重。薄一波、陈原道等被关在南监，刘亚雄等女犯被关在北监。在这里，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为了坚持长期斗争，殷鉴、陈原道、薄一波、杨献珍等一起研究认为，党员必须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以支部为核心，团结全体政治犯，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经薄一波提议，由陈原道担任支部书记。继陈原道之后，孔祥桢、殷鉴、薄一波等都曾担任过支部书记。作为狱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原道想方设法把党团员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薄一波、陈原道等人抓住放风的机会，秘密碰头，研究情况，分析被捕党团员的政治表现、思想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教育计划，对表现坚强的同志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一批青年团员在狱中转为中共党员；对少数动摇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员团结起来后，党支部不仅领导难友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等的斗争，还开展了政治性斗争。经支部研究决定，利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开展一次争取“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的斗争，得到了全体政治犯的响应。
据当年草岚子监狱的难友刘武雄回忆：“在这艰苦的岁月里，狱中党支部为团结狱中全体同志，提高党、团员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坚定的斗争意志，粉碎敌人的„反省政策‟和„高压政策‟，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和学习马列主义的课堂，每当集体在牢房院内放风的时候，我注意原道以及安子文、殷鉴、薄一波、刘锡
五、杨献珍、张友清等同志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一面饮水，一面低声细语，谈谈问题，我想他们大概是研究交谈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吧！”
与此同时，薄一波还同难友们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他们克服困难，通过秘密渠道搞到许多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刊物及领导人的报告，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组织大家学习。正如陈原道在狱中情形的报告中所说：“这一工作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惟有加强这种工作，才能算达到我们真实任务，这就是武装我们思想与理论，出来时才会起更大的作用。
薄一波与陈原道、刘亚雄夫妇在草岚子监狱斗争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共同“迎接”敌人的皮鞭和酷刑；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他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铁窗战友”。
抗日烽火中，薄一波与刘亚雄战斗在山西前线
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党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也设法营救被捕同志。陈原道的岳父刘少白利用曾经当过天津市商品检验局局长的社会关系，多方活动，最终找到了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设法使对陈原道等人的判刑减轻。1932年9月，陈原道和刘亚雄刑满被保释出狱。陈原道出狱后，随即被河北省委派往直南磁县地区巡视工作，指导农民运动。11月，中共中央调陈原道赴上海，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刘亚雄与其同行，任江苏省委妇委负责人。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不畏艰险，经常转移住处。1933年2月1日，因叛徒出卖，陈原道被捕，不久被作为要犯转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威武不屈；面对叛徒的“劝说”，他痛加斥责。4月10日拂晓，陈原道等19位同志被绑赴刑场。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1岁。陈原道的牺牲，对刘亚雄来说是重大的打击。她强忍着极大的悲痛，揩干眼泪，怀着身孕离开上海，继续在白区活动。同年6月，刘亚雄再次调河北省委。此时，河北省委又遭破坏，刘亚雄接不上组织关系，而且又临产，只好返回太原，住在母亲家里，生下儿子。为了纪念丈夫陈原道，她为儿子取名“纪原”。不久，她毅然把儿子交给父母抚养，自己则踏上新的革命征程。1935年9月，刘亚雄在山西特委从事地下工作。
华北事变后，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1936年9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党中央批准，薄一波和53位同志经组织营救从草岚子监狱出狱。10月下旬，薄一波被北方局派往山西，组成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成功地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特别是接办、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建立了山西新军，对华北抗日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对全国抗战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薄一波在太原见到刘亚雄时，高兴地说：“你来了很好，这里的工作任务很艰巨，我们很需要干部。”刘亚雄当即表示：“只要是党的需要，我没有意见。”1937年1月，太原军政训练班组建了女兵连，刘亚雄任指导员，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妇女干部。薄一波也很关心女兵连的成长，尤其是注重政治理论教育。他在百忙中抽时间亲自给女兵连讲课，主要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教育讲解，大大提高了学员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在战争环境下，薄一波还尽可能地照顾刘亚雄。11月，薄一波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率决死队一纵队前往晋东南抗日前线。在行军途中，薄一波考虑到刘亚雄身体虚弱、行军步履艰难，便设法为她弄了一辆马车。可她坚决不肯坐，战士们硬是把她抬到车上。1938年春，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命令刘亚雄率领决死一纵队游击第一区队，开赴同蒲沿线的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发动群众。平遥的旧县长弃职逃跑，刘亚雄派出区队政治工作员梁济民出任平遥县长，组织了党领导下的平遥县人民政权。同时，成立平遥大学，刘亚雄自兼校长。5月，游击区队发展到3个区队，每个区队150余人。薄一波随即命令成立了游击第一大队，任命刘亚雄任大队政治教导员，八路军总部派老红军干部杨世兴任游击大队队长。不久，游击大队又奉命开赴同蒲、正太沿线，以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为中心活动，打击进犯根据地的日军，保卫了抗日政权。1939年3月，刘亚雄调任晋东南妇女救国总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在抗日救国的烽火中历经数年磨练，刘亚雄成长为一名政治素质较高、指挥能力出色、文武双全的优秀妇女干部。1940年4月，刘亚雄被任命为太行区三专署专员，成为抗日根据地第一位女专员。
在晋东南抗日烽火中，薄一波和刘亚雄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后又相继赴延安学习和参加党的七大，在宝塔山下增进了革命友谊。1942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刘亚雄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薄一波于1943年11月初到达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后由于七大
推迟召开，他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担任第一支部干事。
1945年4月党中央决定召开七大，并要求对经过整风的原七大代表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刘亚雄的七大代表资格是原山西地区党组织推举并呈报党中央的，尚未正式通知刘亚雄本人。晋冀鲁豫代表团是由刘伯承、薄一波率领，刘亚雄拟为代表团成员之一。但是不久，由于托派问题一时说不清楚，刘亚雄的正式代表资格被降为候补代表。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使刘亚雄心情很沉重。刘伯承、薄一波很快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他们相信刘亚雄，立即指示她：放下包袱，参加七大。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刘亚雄和全体代表、候补代表一起，满怀喜悦地步入庄严、朴素的会场——延安中央大礼堂。会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薄一波和刘亚雄这两位战友来不及细细体味胜利的喜悦，又踏上了新征程。薄一波重返太行山，战斗在晋冀鲁豫，刘亚雄则开赴东北，开展新的工作。
耄耋之年，薄一波与战友情深意长
新中国成立后，薄一波和刘亚雄相继走上了领导岗位。薄一波先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刘亚雄先后任劳动部常务副部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1年6月，薄一波与刘亚雄等部分狱中难友重返草岚子监狱，共叙当年铁窗战斗的情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薄一波和刘亚雄都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迫中断了联系。薄一波因康生等人捏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遭受残酷迫害，先后被关押12年之久。在被关押期间，他仍然孜孜以求地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念和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1978年12月，党中央为薄一波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薄一波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79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文革”中，刘亚雄未能幸免，也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和丈夫唯一的儿子刘纪原也被牵连。1970年，68岁高龄的刘亚雄被遣送到敦化干校“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被任命为交通部部级顾问，并连任全国政协第五、第六届常委。
平反后，薄一波和刘亚雄两位老战友才得以相见。刘亚雄晚年整理撰写了陈原道的生平传记，送到薄一波那里审阅，恰逢他生病，为不影响其身体健康，她嘱咐薄一波的秘书不要催。1987年5月，刘亚雄在北京带病主持“纪念山西女兵连成立50周年史料座谈会”。期间，薄一波在中南海接见了刘亚雄等原山西女兵连67位战士。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女兵连，并特地向大家介绍了刘亚雄“不平常的、坎坷的一生”，评价她：“真不容易呀！”
1988年2月21日，刘亚雄在北京逝世。3月3日，刘亚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厅隆重举行。80岁的薄一波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向老战友告别。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来到刘亚雄遗体前，静静地默哀、三鞠躬，然后含着泪水离去。次年，山西省委、吉林省委、国家劳动部、交通部等联合编辑出版《刘亚雄纪念集》，薄一波亲笔题写了书名并作了序。他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刘亚雄的一生，说：“在革命和人生的征途中，亚雄同志经历了不少磨难，可以说是坎坷丛生，饱经忧患……但是，在这些磨难和冤屈面前，她没有消沉，她对党对革命始终初衷不改，矢志不移，而且愈挫愈奋，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薄一波还回顾了他与陈原道、刘亚雄夫妇的交往，说：“1932年秋，国民党准备迁都，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大赦，原道、亚雄同志都获释。随后，亚雄同志和她的爱人原道同志，一同去江苏省委工作。不久，原道同志又被反动当局逮捕，1933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面对这一
打击，亚雄同志坚强不屈。她一如既往，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毅力，战胜困难，顽强地为党工作，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把遗腹子抚养大。”
对于英年牺牲的陈原道，薄一波一直念念不忘，时隔近70年仍然动情地说：“陈原道，一个很好的同志。”1988年3月24日，为纪念陈原道烈士牺牲55周年，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生忠贞，风范长存——纪念陈原道同志英勇就义55周年》的文章，回顾了陈原道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说：“陈原道同志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党的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已彪炳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薄一波还把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回忆文集《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中，以表达对陈原道的怀念之情。2003年1月，在陈原道英勇就义70周年前夕，95岁高龄的薄一波挥毫写下：“一生忠贞，风范长存。”这是一位世纪老人对革命战友的深深怀念，浓浓的战友之情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