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读后感（精选5篇）_三篇读后感
招安读后感（精选5篇）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三篇读后感”。
第1篇：假如宋江不招安——水浒传读后感
读《水浒传》有感
一入朝廷深似海，一走诏安毁山寨。《水浒传》这本书如一幕精彩纷呈的戏剧，徐徐拉上帷幕，众多的英雄豪杰黯然谢幕，令古今中外无数读者包括我自己神伤不已。假如没有宋江的功名熏心，假如没有诏安，他们会如此悲惨吗？问号在我的脑海久久盘桓，不肯消逝，于是我坐在案前，品茗畅思，心绪如坐上时空机穿梭在北宋王朝。
假如没有诏安，梁山的出路在哪里？
也许可南和方腊，夹击宋庭。当是时，方腊占据江南，宋庭征剿不利，致使义军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方腊麾下，不乏能征善战之将，不乏能谋善策之人，影从者数十万。如梁山能与江南方腊通好联盟，互成犄角，南北呼应。宋庭北攻梁山，则方腊由南北击中原；如宋庭南下江南，则梁山由北南略中原。使宋庭，始终处在首尾不能兼顾之局面，那么梁山可存，方腊不亡。
趁宋庭不可兼顾之局面，逐步蚕食齐鲁之地，扩大梁山根据，假以时日，恢复齐鲁之势，即可雄霸北方。
当然江南方腊亦可趁宋庭无力南下之际，攻略岭南之地，将江南之地尽数收入囊中，以自强图霸。
如此天下便成南中北三国鼎力，而宋庭居两战之地，最为危险，虚弱如待宰羔羊，从靖康之变可观端倪。梁山、方腊只需等待时机便可南北夹击，灭亡宋庭。
即使暂时无力吞并宋庭，然三国鼎立之势成，互为忧患，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梁山和宋庭在相互攻伐中两者愈战愈强，那么北方女真族，或不敢南窥，靖康之耻或可免。中原百姓就不会轻易地暴露在金国金戈铁马之下，任其蹂躏，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如此反成中原之幸，百姓之福。
正是宋江的功名之心，打着为众兄弟谋长远的旗号，将梁山一众好汉带入历史的泥淖，难以自拔，最终陷入泥沼，遭受灭顶之灾。梁山、方腊火并，宋庭坐收渔利，成最大赢家。两患处，而宋庭重回安乐，重回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最终“死于安乐”，被金国铁蹄攻灭，留下了比东非裂谷还深的耻辱。
当然历史毕竟是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而我的假设始终是假设，不能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比如投降是没有前途的，投降是换不来生存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只能在斗争中才能生存。前苏联的解题就是前车之鉴。大国是没有投降资格的，投降只会让中国四分五裂，分散成小国。
当今中国处在前所未有之时局，决胜小康，建设强国，而美帝忘我之心不死，打压我国发展之策不改。我们要坚决与之周旋斗争到底，万不可做宋江之流，落得兄弟离散，阴阳两隔。而梁山大好局面也不复存在，终如流星陨石般划落在历史的寰宇中。
第2篇：招安镇—李秀成
招安镇创卫“先进个人”推荐材料
李秀成，男，1984年1月出生，2009年11月参加工作，在这次创卫活动中紧紧围绕县、镇两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发扬延安精神,与全镇领导干部一起以脏、乱、差为抓手,以实现镇域范围的洁、净、美为目标。经过近一个月来的努力，镇域范围内路面整洁了，摊位整齐了，杂物清除了……一个优美、整洁、干净的招安呈现在人们眼前。
一、广泛宣传动员,营造良好氛围
从8月16号我镇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以来，他就没有休息过一个周末，而他却无怨无悔，始终把创卫工作视为一件无比快乐、至高无尚的事情来做。为加大卫生知识宣传力度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创卫，他发放传单3000余份并进村入户给群众耐心的讲解我县创卫的重要意义,对部分群众的冷嘲冷嘲热讽，他没有退缩更没有畏惧，而是细致耐心的进行劝说，使广大群众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发难到主动支持参与进来。在全镇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人人争创卫的工作热潮。
二、不断加强创卫学习，提高业务能力
创卫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面对新的工作，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迎难而上。利用丰富网络资源，吸取先进创卫工作理念，借鉴他们的工作方法,弥补自己在创卫工作当中的不足,学习了《国家创卫标准》、延安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2011-2012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安排》等相关创卫知识,积极参加我县的学习培训，七月28日至29日他参加了安塞县病媒生物防治培训班的学习和安塞县沿河湾镇茶坊村举办的改厕工作现场会，在培训学习中他作了详尽的学习笔记，深刻领会上级主管部门的创卫精神,不断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提高了指导实践和驾驭工作的能力。
三、精心组织安排,突出重点难点
三岔口城湾处，破损陈旧的老屋老房林立，垃圾成堆，乱摆乱放现象十分严重,严重影响着我镇的整体形象和群众的出行。在三岔口拆违工作中，他积极配合领导跟违建住户进行沟通、联系，取得他们的理解，得到他们的支持,拆破损陈旧的老屋，清除乱堆乱放的柴禾，石头，建筑废料及垃圾堆土。学校巷及农贸市场门口流动商贩众多，人员复杂，卫生脏、乱、差是创卫工作中的又一个难点。针对这种情况他积极动员沿街门面商户，和他们一道即成为保洁员又是卫生监督员，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在他的带领下，镇环卫保洁人员也是加班加点，不辞辛劳，每天延长工作时间，清理街道杂土及零散垃圾。除了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之外，他还担负着部分创卫资料的整理工作，他统筹安排白天走街串乡忙卫生巡查和进行创卫宣传，晚上进行健康教育资料的整理加班加点整理补充。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街道的整洁洁、干净和群众的赞扬，同时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四、强化监督管理措施,确保成果
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中，关键是在于保持,要动员全民参与进来，在主管领导的指导和帮助下，他结合我镇实际制定了《镇卫生管理制度》实行划区域管理,把全镇划分为25个区块,每区块由各片片长及政府干部负责日常卫生的管理及监督工作,通过这次集中对环境卫生的整治使广大群众逐步形爱卫意识。创卫工作仍在如火如荼的继承进行，他和环卫人员也仍将继续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强捍的干劲、踏实的工作作风，为我县创卫伟业默默耕耘，添砖加瓦。
第3篇：《水浒传》招安原因探析
《水浒传》招安原因探析
02级中文本科五班
付辉华
学号：020580305
内容提要：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好汉逼上梁山，但根在正道社会，忠君报国，积极招安。政府的衰微，力量的薄弱，面对反抗，采取妥协政策。政府招安，梁山向往招安。梁山与政府达成协议，实现招安。
主题词：《水浒传》 招安 原因 探析
《水浒传》中的招安是梁山武装团体规模不断扩大，实力逐步增强，其内部组织结构多次改组，演变发展的结果，是梁山好汉们愚忠的表现，更是统治者无力镇压而妥协让步的一种明智选择。《水浒传》中的招安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意识，这也恰恰是浓郁的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环境孕育了招安。
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逼上梁山，魂归故里
梁山好汉何以上梁山？其途径有二。“逼上梁山”与“梁山逼上”。《水浒传》中的108位好汉可算是英雄豪杰，才能非凡，但为什么会沦落到水泊里做了盗贼？社会的极度黑暗，朝廷的腐朽，正道社会抛弃或难容具有正义的英雄豪杰，致使他们去寻找自己心目中伦理价值体系——聚义梁山，替天行道。
“逼上梁山”是“乱自上生”的根源。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朽在《水浒传》中作了深刻细致的描写。高俅为首的奸臣也是宋微宗皇帝包庇的一帮奸臣贪官扰乱朝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侵蚀朝廷，染黑社会。高俅发迹的经历及其对王进、林冲的迫害就可知道恶势力在宋朝社会中的危害。新任知府高廉因高太尉而升迁，并依其势力而在当地无所不为。高廉妻舅殷天锡则倚仗姐夫权势，在当地横行害人，迫害柴皇城家破人亡。高廉因高俅而发迹并滥施淫威，殷天锡倚仗妻舅为非作歹，横行地方，可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高俅的恶势力在延伸，其危害是由上到下，由点到面的。再如，蔡京之子蔡九知府逼反宋江。宗法制度影响下的封建政权社会，任人唯亲，扩展自己权势，近臣、权贵控制朝政，导致皇权社会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腐朽，朝廷腐败，社会动荡不安。
此外，诸如政府司法部门的黑暗与腐败导致社会的不公。好汉们吃了官司在官府老爷审案时要上下打点银子，发配上路给押送的公人银子，到了发配地也得给牢城差拔、管营常例钱，甚至只要肯使钱，可买通公人在押送路上结果了囚徒。“司法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导致社会的黑暗与混乱。
社会制度的不公，也同样会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当时社会重文官轻武官，官吏等级森严，吏有才艺，立了功也不会升为官，社会制度弊端使武官责任重大却受到轻视，不被重用，清风寨的文武两个知寨不合，花荣终究走上梁山。官吏等级径渭分明，使吏中的俊才豪杰被抛弃，推向社会边缘。
“金圣叹的批评之中说‘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是好汉们的悲剧所在。”“而好汉们没有机会为朝廷所用，没有机会赴疆场施展本领抱负。金圣叹所叹息的‘是谁之过也’这就是所谓的‘乱
自上生’的大悲剧的来由。”①是朝政腐朽，社会黑暗的由来。好汉们不为正道社会所用，可以分析为以下两种发展途径。一是受到冤屈，失去正途发展的机会；二是被野心者设计入彀。前种情况继续发展，便会让好汉们脱离正道社会，被正道社会逼上梁山。第二种情况，好汉们被梁山上的野心者诱骗上梁山，即“梁山逼上”。林冲多次受到迫害便是活佛也忍不了，最终脱离正道社会。史进烧了史家庄之后，为了“不把父母遗体便玷污了”，②坚持不落草。卢俊义是当地有名望的财主，他是极不愿落草的，但走投无路，只得上梁山。还有朱仝、呼延灼、徐宁等，他们或是被朝廷逼迫或是梁山逼迫纷纷走上梁山。而并非他们自觉自愿的走上梁山。他们不愿落草是因这不是正道，正是对梁山持否定态度的表现。他们仍然对正道社会报有极大希望，灵魂深处仍忠于他们心目中的合法政权宋朝廷，忠于正道社会的“正”。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宋江为俘获的官兵解其缚时常说“不敢背负朝廷”、“误犯大罪”、“借水泊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③梁山好汉们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但好汉们一方面和封建王朝作斗争，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因此，只要朝廷、皇帝招安，梁山好汉们是会接受的。
二、梁山队伍的发展、壮大，导致其性质的改变，逐步趋向主流社会，为招安奠定基础
梁山由弱到强，直至转衰的过程是其自身由外到内，形式到本质的改变过程，逐步实现招安。
1.梁山官兵数量的剧增，使其自身具有的正道社会伦理道德观
念、政治、思想影响梁山性质
梁山的成长、壮大的发展轨迹、阶段性的变化，在打破祝家庄之后是一个关键的转变。山头的重要性明显下降。而官兵的连续被裹胁上山为发展主轴。孙立以“未受屈”的军官带了大队人马上山，此后不断裹胁一流将才上山：徐宁、凌振、呼延灼、关胜、索超„„以及他们的副将，直到卢俊义上山，一百零八人聚齐。大批官兵加入梁山，数量上占了优势，超过梁山原有的盗匪出身的人数，这就影响梁山团体性质的变化。
官兵上梁山之前就是在正道社会成长生活，所接受的是正道社会的思想、意识、文化、伦理价值体系。他们是受统治阶级文化思想教育或影响长大的，头脑之中，灵魂深处始终打下统治阶级意志的烙印。官兵也是由宋朝廷教育、培养、训练的，其政治色彩更鲜明——为大宋政权的维护巩固服务的。官兵来自正道社会，而正道社会失去凝聚力（失去公正、公道，黑白不分，混淆是非等）所以他们从正道社会飘逸出来，走向社会另一端。由于这部分人骨子里深受正道社会的正统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价值的毒害，大批的这部分人上梁山将会改变梁山的性质，有意的或无意识的。就像一塘污水中注入清水，不断的注入水，污水终究是冲淡变清的。因此，梁山的团体就会与正道社会一样清白，当正道社会创造条件时，有了招安机会，他们心中的招安之心就会萌动，像春笋一样破土而出。
2.大批官兵聚集梁山，用正道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思想文化意识漂白梁山原有的山头习气、匪气、使梁山向正道社会发展
大批官军招降上梁山成为梁山的队伍的一部分，他们与梁山队伍相融的过程中，起到了影响梁山原有队伍的性质，二者经历、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等不同，但同处一个山头，相互交往，共同融洽相处，在这是与非、正与邪、黑与白的冲突磨合过程中，由于成批官兵、社会精华分子在数量上，在文化程度上、心计方面大都超过原梁山的大老粗（原梁山好汉大都是武官、社会流浪汉，接受教育机会不多）显然这些官兵、精华分子潜移默化的教育着影响着梁山的盗匪们。军官在上梁山时，其手下部将并未都跟随上梁山，而这样的军官在梁山必然由梁山原有的盗匪作其部将。这些部将受到官军的调教，自然会受到来自正道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教育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漂白山头匪性，而使其更具正道社会性。
梁山在攻打祝家庄之后，宋江把扈三娘嫁给王英，树立一个典范，从此梁山好汉不再是晁盖、柴进那种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的单身贵族，而是梁山成立了家庭。接着就是在成批官兵带着妻室上山的新的演进阶段了。官兵是封建社会的中坚分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结构的组成基石，二者合起来其实已充分具备了所谓正道社会的伦理规范与价值体系了。因此，梁山泊也具备了所谓正道社会的伦理规范与价值体系，也就是梁山泊逐步向正道社会靠拢，为今后的招安垫了底。
大批军官及其家庭、社会精英上梁山，对梁山各方面都带来正道社会的影响，逐渐冲淡盗匪集团的草莽性、江湖气。梁山黑社会性淡化也意味着正道社会意识的燃烧与旺盛，意味着梁山盗匪走向正道社
会。
3.梁山事业壮大，人事改组，分工具体化，形成了正道社会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这是梁山泊团体向正道社会靠拢的一种表现。
晁盖中箭死后，宋江暂时做了梁山泊主，即进行了第三次人事改组，其最大特点就是新上山的军官依过去两次的例子——新上山的头领获重用，而占据了重要位置。山寨共分六寨，除水军之外，前后左右四寨都以军官领先或为主体（如前寨是李应领先，但其下有两位军官与鲁智深，后寨是柴进领先，其下有四位军官），中寨忠义堂宋江、吴用、公孙胜之后是花荣、秦明两位军官。这时候梁山泊的体质又进一步发生变化，而且是具有所谓正道社会的优势，把军官的各种优点（武艺高强、职业化作战、有正规带兵经验„„）带进了梁山泊。这些宋江帝王气质的证明，改造革命团体的体质，使之所谓正道化而去其山头气、江湖气。
宋江完成了梁山泊集团改造，改变其体质的艰巨工程，聚齐一百零八个头领之后，又对梁山集团的人事与权力形式编排，组成了一个正道社会形式的政府组织机构——梁山团体职务分配形成“微型政府”。
职务分派是任何一个具有规模的团体所必须进行的，尤其是梁山泊发展壮大的分属各种不同专业的一百零八人。最后一次梁山泊团体职务分派，是继前面三次改编之后，具有终结式地往革命交战团体的军政府形式发展的意义。分派内容详细、各依马军、步军、水军、机密、打探声息、钱粮、监造„„以致于公文、印信、医疗、房舍、军
器等专业，形成一个如《水浒传》书中所形容的，真可图王霸业的军事性的“微型政府”形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微型政府”虽小，但已具备正道社会的政府脏腑，显然是以政权的组织形式向正道社会迈进了一步。
一言以蔽之，梁山团体的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梁山体质改变的过程，山头主义、江湖气，草莽气漂白的过程，向正道社会一步步靠近的过程。
三、梁山集团的壮大，正道社会的解体，双方力量的抗衡，导致招安的出现
梁山队伍成长壮大的过程是其与正道社会争夺人才、军马、武装力量的过程，发展到与政府相抗衡的过程。《水浒传》多次描写政府军队对梁山的围剿，但均以失败告终。这时的梁山与政府对抗，仅仅是处于防御阶段，是力量不足，无法向政府进攻的表现。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梁山力量的壮大，梁山斗争规模扩大了，由防御战转为进攻战。攻城夺县，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摧毁县、州、府政权，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消灭祝家庄和曾头市这类恶霸地主势力，真实地反映梁山集团的壮大并与政府相抗衡的现实。
梁山的壮大，也就是政府力量的衰减。正道社会的解体： 1.栋梁被腐蚀——社会开始解体
像高俅无德无才的标准小人掌握了京师禁军的人事大权，以私害公，公报私仇，闲置人才，优秀军官逐一被迫离开本职，像林冲、史进遭迫害离开本职走上梁山。这是社会解体的第一步
先从国家政
府的栋梁开始蛀蚀。
2.社会基石的松动——社会进一步解体
大厦栋梁遭蛀蚀是中上阶层社会的解体，而栋梁之下还有大厦的基石——广大的社会中下层也进行另一种情形的解体。州级官吏到地方官吏刑狱不公，营私舞弊，腐烂。如武松孟州接触的施恩、张督监。戴宗、宋江、朱仝、雷横等官吏与匪相通，使社会更加黑暗，社会上出现黑店，江湖上开着人肉包子店。地方基层吏逐步偏离正道社会，封建地主阶级中的部分中坚分子开始偏离正道社会。晁盖身为保正，竟为了一笔不义之财可以立即勾结江湖朋友犯下杀头之罪。史进也是地方地主，私通盗匪，放火烧了史家庄，流落江湖，最终梁山落草。这些都意味着封建国家的统治阶级逐渐瓦解。
3.正道社会主体力量上梁山——社会大规模的解体
祝家庄被摧毁、成批官兵被裹胁上山、攫取大名府一等才俊卢俊义的大阵仗。性质上是梁山泊对正道社会的主体力量（农村庄园联防体系、朝廷重要军官集团，社会才俊员外）进行有计划、有步骤与有意志力的正面攻击。这是所谓正道社会之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完全崩溃瓦解而被梁山泊所吞噬。正道社会的分解，也意味着宋政权的瓦解，力量削减。童贯、高俅多次败于梁山泊，梁山泊冲州撞府，攻打村庄屡屡得手，便是朝廷衰微，梁山壮大的事实。
梁山的日益壮大，大宋政权的逐渐衰微，二者形成对峙局面。统治者没有能力镇压、消灭造反的梁山集团，无可奈何情况下只好采取妥协、让步的处理方法。梁山自己的壮大，有资本与统治者讲条件，讨价还价。这为梁山招安创造了条件，最终实现招安。
四、梁山好汉们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④“替天行道” 1.梁山好汉们是忠于大宋朝廷，忠于皇帝（天子）的 梁山好汉们反抗谁呢?他们“深切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却不反对那福根子——至高无尚的皇权。⑤正如他们所说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⑥只是奸臣当道、朝纲混乱，社会黑暗、政治腐朽、失去公道、正义，所以他们要替天（宋皇帝）主持公道、正义、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地主，反抗压迫，为人民报仇雪恨。
他们造反是认为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天高皇帝远，自己身受其害的，是酷吏贪官造成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酷吏贪官，并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是个人品质.的好坏，而皇帝仍然是真命天子，朝廷不明，仍是奸臣闭塞的结果。
所以，他们既拥护皇帝，又反贪官污吏，当皇帝为代表的朝廷招抚他们时，梁山队伍便认为是依天行道了，立即把“替天行道”换成了“顺天”，“护国”的招旗，接受招安。
2.招安是梁山好汉们共同的愿望，他们找到了归属
梁山好汉们汇聚梁山或是为了争取生存权利或是为了图半世快活亨荣华富贵，或是为了讨个出身而不得，或是为国家效力，报效边庭无门。招安则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造反者的衣食问题，拥有生存的合法权利，甚至凭自己的武艺、才能还可报效边庭立功，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其中的领导者在朝廷还能有荣华富贵，获取功名，封官加爵（宋江在未立功时就被封了
个破辽先锋。立功后加授武德大夫，赐金银一千两，锦缎十表里，花袍一套，名马一匹。）这样，梁山好汉们在梁山泊找到归属，梁山泊在大宋朝廷找到归属。
因此，宋江努力争取招安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梁山好汉们坚决的抵制和根本反抗。一百零八将中的活跃人士大多数赞成招安，即使有些反对宋江过急做法的人士，也并非是真的反对招安，而是不赞成不讲任何条件的“招安”。这种“招安”不仅不能使他们变泰发迹，而且威胁到个人生命安全。他们反对的是不成功的招安，要的是成功的招安。
3.宋江力主招安，加快了梁山泊的招安步伐
宋江自幼攻读正道社会的经史子集，受到的是正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思想文化教育，他虽私通盗匪（在上梁山前就为官府通缉的晁盖一伙通风报信），与社会游民有交往（资助社会江湖好汉，广得社会传名“及时雨宋公明”的称呼。）但宋江自始至终是忠于朝廷的。宋江忠于宋皇帝不仅是因受统治阶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因他是朝廷的吏——押司，为朝廷办事。他生活的环境决定了他应是具有那个环境的思想、文化、伦理意识。于是宋江“于家大孝”，“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在宗法社会里，孝扩大了就是忠。宋江于家是孝，于国是忠，于国家便是忠孝。自宋江上梁山泊后，便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挂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企图强化梁山的为国忠的思想，争取正道社会的人们容纳他们，寻求梁山泊的合法合理性（统治者眼中的梁山好汉是草贼、背叛朝廷，大逆不道。梁山好汉，尤其
是宋江也称自己“文面小吏”，“罪该万死”。都认为梁山团体是叛逆，不合道，不合法的，名不正，言不顺的贼。）宋江为了更进一步深化他的忠的思想，让好汉们同自己保持思想一致性，紧紧凝聚为一体，接受朝廷招安，大肆宣传九天玄女的“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⑦运用天意难违来宣传忠君，招安的思想意识。
宋江不仅从思想领域来强化梁山好汉的忠君意识，而且身体力行，努力实现早日招安。宋江在为败将解其索时往往纳头便拜，屡次 讲“并无异心，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愿与国家出力。”⑧“原来宋江素有仁有德，素怀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朝廷残兵败将。”⑨宋江对投降的朝廷军队如此客气，“纳头便拜”，“不肯尽情追杀”，并反复讲明自己无异心，要归顺朝廷。可见他招安的心是很诚很切的。为了招安，在高俅面前称“死罪”，“万望太慰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⑩卑躬屈膝。为了招安，找到妓女李师师牵线搭桥，找到宿太尉。甚至还动用了不少的金银贿赂朝廷官员以达招安目的。正是宋江如此热衷于招安，积极招安，所以梁山团体招安才得以顺利的完成。
宋江“替天行道”，忠于朝廷，忠于国家。在招安之后，破大辽、平方腊，捉王庆，真是为国家出了力，立了功，封官加爵。至死也不忘忠义清白。当朝廷赐死宋江时，宋江还对李逵说：“我死之后，恐
11所以给李逵的酒中也怕你造反，坏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下了毒药。用牺牲自己最信赖的兄弟生命来保存自己的忠的名声。宋
12的国家忠臣形象。江做到了“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如此忠于大宋皇帝，作为梁山的核心领导人物，梁山泊走向正道社会，接受招安，忠君报国也是不可避免的。
梁山泊团体的形成、发展、壮大，直至招安的整个过程，其实是他们在正道社会——游离正道社会——归位正道社会的历程。他们源于正道社会，根在正道社会，长在正道社会，正道社会出问题，把他们推向反社会一面，他们游离正道社会，然而根本在正道社会，脱离不了正道社会，所以随着自己的壮大，正道社会力量也在自己身上逐渐增大，最终自己的壮大把自己拉回到了正道社会面——实现招安。
招安，梁山队伍形成壮大的最终归宿。
注释
①王北固著《水浒传的组织谋略》，46页，上海出版社，2003。
②《水浒传》，21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4。
③《水浒传》，463页，同上。
④王学泰、李新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119页，天
津古籍出版社，2004。⑤⑥《水浒传》，（序言部分），7页，同上。
⑦《水浒传》，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4。
⑧《水浒传》，463页，同上。
⑨《水浒传》，601页，同上。
⑩《水浒传》，622页，同上。
⑾⑿《水浒传》，888页，同上。
参考书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岳麓出版社发行，2004。
2.王学泰、李新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评＝，天津古
籍出版社，2004。
3.王北固：《水浒传的组织谋略》，上海出版社，2003。
4.于汀：《说水浒侠义》，长虹出版社，2002。
第4篇：《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解析
摘要
《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反映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是北宋末年的历史事实。作者也以宏篇巨著的方式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此书无论在文学性上，还是在思想艺术上都具有很高的成就。其中，书中所描写的引发招安现象的各种因素和现象，还是很吸引学者们去研究和探讨的。《〈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的根本内容是通过书中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的性格特征或阶级本色等对文章的主旨题意进行阐明。通过作者的主观情致、水浒好汉们的内部因素、统治阶级的外部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等进行解释说明招安现象。而梁山好汉的内部问题，又可以从宋江的性格特点以及好汉们不同的上山方式来叙述。通过方方面面的分析和解释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导致几百年前轰轰烈烈的水浒英雄们的起义最终导向朝廷，接受招安的复杂背景和原因。
关键字：水浒传；招安；政治收编
《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
沂源一中
宋作霞
一、引言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个朝代都会出现农民起义以此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官逼民反。农民阶级受到的压迫最重，吃的苦最多，得到的最少，死亡是威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起义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我们又发现，大多数的农民起义的反抗性并不彻底，起义者们在得到最基本的满足后或者在统治阶级的引诱下导致起义失败。《水浒传》中描写的起义者们也是这个情况。
《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是我国古代农民革命的伟大史诗。《水浒传》从全程式的角度出发，以英雄传奇式的叙述方式，描绘出梁山起义军从发生、发展、壮大到招安现象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是历来受专家学者们高度重视的。因为招安的促成并不是单方面的结果，而是在多方面的共同协调下促成的。《水浒传》中描写的主要人物是水浒英雄。从我们的角度看，促成招安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渴盼招安的人群中，有一些出身于官僚地主阶层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梁山泊头领中间比较能够发挥影响的人物，是宋江、卢俊义主张招安的重要基础。以宋江为代表的接受招安派在梁山头领中占有优势。因此，招安的内部因素解决了。而统治阶层通过招安来瓦解起义军，并利用起义军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外因，内外因的相互作用，使着本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场面出现了更多的和气，更使得水火不相容的场面开始松动，有了最初的冰释前嫌。
二、《水浒传》中招安现象的分析
（一）作者的主观情致是促成招安的根源
在《水浒传》中，作者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情致:书中开篇便描写了宋仁宗呱呱落地之初，受仙人指引，文、武曲星下到人间。在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的辅佐下，宋仁宗开创了一代文治武功的天下。这传说被安排在《水浒传》的全篇之首，显然是有意图。而水浒好汉们按照天罡地煞108星宿排位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宋徽宗仿效仁宗皇帝的做法与梁山好汉早日联手，宋朝的江山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是作者的主观思想本质的表现。同时也可反映出，他视招安为神圣事业。在作家看来，倘为朝廷着想，理应招安梁山；倘为义军着想，理应归顺朝廷。这对双方都是大有益处的举措。从此，在后50回中，他一一完成了上述充满理性色彩的艺术设计。他把招安与受招安的场面写得十分隆重盛大，“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梁山与朝廷仿佛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共同构建了节日阅兵般的兴旺气象。接下去他让梁山好汉们实践了“平虏、保民、安国”的宏大理想，为朝廷屡建奇功，从而进一步确认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存在价值。接下去，便是对一一凋零的梁山好汉们的礼赞和认同了，“生当鼎时死诸侯，男儿生平志以酬”，“万年香火享无穷，千里功勋表史记”，宋江还享有“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1]等殊荣.可是作者内心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痛恨贪官污吏，反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经济统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从根本上推翻，甚至在感情上还向往留恋封建皇权，封建制度，这就规定了他对农民起义只能持有这种既赞成又反对的矛盾态度。[2]由此可以看出，实现招安是作者的主观情致的表现，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
（二）宋江的性格特点是促成招安的首要因素
在《水浒传》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中，宋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艺术形象，他不是用几个章回或几个情节塑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六十五个章回节，用性格结构的多层次组合而刻画成功的。他身上具有一些优秀的思想品质，但头脑里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他有反抗性、革命性的思想情绪，又有一直未摆脱的软弱性、妥协性；他虽然走上梁山的发抗道路，但他走上这条道路是极其困难的。他对梁山的起义事业有很大的贡献，但最后却引导大家走上一条受招安的失败的道路。宋江性格的二重性始终贯穿小说始终，也贯穿了他的一生。《水浒传》写出了宋江思想性格中叛逆性和妥协性的交错及其矛盾之始终得不到解决，是充分的写出了历史和阶级的严重局限在这个农民起义领导人身上烙下的深深印记。宋江这一形象是作家心目中理想正面人物形象，其最醒目的性格特点是“忠义”。“义，是连接李逵等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使他沟通关胜等一流人物思想的桥梁”。[3]无论在朝、上梁山、受招安，他都不曾抛弃“忠义”，这面大旗。
宋江的形象在《水浒传》中带有较浓厚悲剧色彩。他的忠义思想的本身，3 他的主观信念与社会实践之间，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是一个全力与“命运抗争”却又不免被“命运”所捉弄的强者悲剧形象。而宋江的悲剧形象，其实也是对处在封建社会底层的被统治阶级的反映。
宋江的忠与义是贯穿其一生都高举的大旗，但宋江的忠与义却远没有达到“烈”的程度。作为一个刀笔小吏，他的封建性不够浓厚，而作为起义军的首领他的江湖气又不够强烈。在尽忠与尽义两个方面，他都相机行事，务实而不务虚，决不墨守成规，作茧自缚。换言之，在宋江的性格中，除了信奉忠义之外，还潜存着，表露出一种比重己思想更稳定、更顽强的因素。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生存欲望，对于功名需求。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功利观念，使宋江形象在自古已有的模式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独具特色，非常个性化的，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忠义之烈”。即真诚的信奉忠义有执著的追求功名利禄的典型的艺术形象。诚然，对“建功立业”、“官爵升迁”的向往，在封建知识分子中更是带着普遍性的，其最高理想便是“生当鼎食，死诸侯”，这一点连许多令人崇敬的仁人志士也不能免俗。他们也往往把尽忠报国（或见义勇为）当成一码事来追求。
宋江的忠、义都是与功名利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其中予以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博得个封妻荫子、加官进爵。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阐明宋江接受招安的原因：
1、忠与功利的相互撞击、相互渗透。[4]
《水浒传》中，忠，主要体现为君国观念与法度观念。宋江既然“自幼功读经史”，又“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理应有着较浓重的君国至上、法度至上的意识。宋江在小说也是这么做的。
宋江私自放走晁盖，主要是出于挽救心腹之交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反抗封建官府，这时的他并没有造反的意图。“放走晁盖等人”之后，宋江因“怒杀阎婆惜”而被发配江州。但是他的封建观念太浓了，以致时刻不忘忠孝，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孝，在刺配江州的路上，要绕着梁山泊走。途中，晁盖曾把他恭请到梁山，诚意劝他入伙，而宋江却断然拒绝上山“落草为寇”，决绝地说：“虽死不做不忠不孝之人。”
宋江对功名的渴望，激扬着精忠报国的热情。宋江在中期时也有名言,道：“忠心愿平虏，保民安国。”这也是他期望招安时所写的《满江红》里的句子。4 他的尽忠报国之志，总是与追逐名利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且毫不隐讳，毫不掩饰。在赠别武松时，宋江有一番嘱咐：“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拾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清史上留得了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作的大官。”[5]而在力荐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时，宋江情真意切地说：“……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它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光彩。”同样在得知朝廷派人招安的消息，宋江大喜：“我们的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磨难，今日方成正果！”[6]
2、义与功利的相互依存，相互消损。[7]
宋江的重义，不仅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宋江在小说中一出场，就伴随着大小几桩义举。他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以及由此引出的“呼保义”、“及时雨”的美称。江湖好汉们之所以异乎寻常的拥护宋江，主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宋江那里得到了什么恩惠，而是他们受到了宋江重义声名的感召，早已被“呼保义”、“及时雨”的传奇、佳话所吸引，所折服了。
他不无真诚的认为，他所做出种种安排，尽管使众兄弟受到一些委屈，甚至招来新的烦恼，但归根到底，总会为兄弟们带来好处。他的本意是要梁山好汉们有一个“正常”的归宿。然而正是宋江对国家的忠，对兄弟们的义，使其不能舍弃一方而独自发展。因此，向朝廷招安，完成招安事业，也就成了宋江完成忠义之举所表现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从上述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宋江的性格特点决定他的行动方式。因而，在《水浒传》招安中，宋江渴望重新得到朝廷重用，而这也是导致招安能够实现的最主要因素。宋江的性格特点对实现招安影响深远。
（三）梁山好汉们不同的“上山”方式是促成招安的另一重要因素
一部120回的大书，有两大部分组成。其主体的部分，即从开篇至大聚义，主要写各阶层人物不同的出身原因，经历了不同的道路，被“逼”上梁山，除暴安良，反抗朝廷的故事。形形色色的“逼”，性质不同的“逼”，反映了梁山好汉们不同的生活以及心理状况，而这也构成了招安中大多数的赞成派，成为义军内部因素中的决定性力量。
粗略的看，108将的“上山”现象，可以归结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上山”现象：部分在社会中处于中下层的能人壮士或被贪官土豪逼上梁山、或揭竿而起的故事。其主要含：林冲、鲁智深；晁盖、吴用；解珍、解宝……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不同，但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均具有较明确的反压迫、反掠夺性质，具有某种自知的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意识。他们的上山是与黑暗势力直接冲突的结果。他们的抗争带着鲜明的反暴政的色彩。这些人物的打击目标从没有产生过误差，而且从低到高，逐步升级，最后还打破了对宋徽宗的幻想。这一群人在晁盖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朝廷的斗争。晁盖死后，受江湖义气的影响，以及个人崇拜所累，反抗性，斗争性有所减弱，并且最终追随宋江接受招安。
第二类“上山”现象：部分在朝或在野的忠臣义士，被权奸逼至死地，英雄无路，无奈流落梁山的故事。以小吏宋江，贵族柴进，地主员外李应为代表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大环境是相当协调的。柴进有皇帝的丹书铁券护法，李应的家传武功与人品备受朝廷尊重，宋江虽是小吏，可“知县却与他最好”。他们之所以上山“落草”还想着招安，是其价值追求具有两难性质：一方面，他们想做“忠君”的典范，另一方面又追求“义友”的名声，即希望在朝廷上和江湖上都受到推重。这种两难的自我设想，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权奸们却不这么看。简言之，这种两难的价值取向，正是他们的人生遭际与人生悲剧的内在性格根源。于是，在生死关头，宋江、柴进们等人对朝廷的赤胆忠心，不得不大打折扣。为了眼下的生存和明日的发展，不得不“权居水泊，暂时避难，屈身以待，伺机在起”。于是先后流落梁山，成了与第一类好汉打击贪官、土豪、佞臣的同路人。而宋江则凭借着其特有的声誉，取代晁盖，成为梁山好汉共同拥戴的领袖。
上山后的宋江、柴进们，仍坚持其两难的价值取向，身在梁山，心在朝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晁盖的“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并打起了色彩模糊的“替天行道”的大旗。凡此，均制约着梁山的目标，纲领，活动规律乃至最终的归宿。他们既是壮大义军的功臣，又是断送义军的罪人。他们在断送义军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因此他们之所以毁人又自毁的内在性格根源，正是其两难的人生价值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接受招安是其生命中所注定的结局。
第三类“上山”现象：其他各种江湖上的好汉（如独霸一方的强梁，占山为王的草寇，四海为家的游民，卖艺为生的武侠，毁誉不一的梁上君子等等），由于一言难尽的必然因素或偶然因素的激发，又义无反顾地卷入梁山的故事。其中，李逵、石秀、李俊、孙二娘，最具有代表性。他们不具有哪怕朴素的抗暴意识，很少有人与压迫者、剥削者发生直接冲突；他们大都为私情、私仇或其他私人缘由杀人放火才铤而走险“落草”梁山。他们都拥有一种高亢、明快、透明又盲目、盲从、盲动的江湖义气，他们的上山毕竟只是江湖义气激发的结果。他们可以为兄弟、朋友两肋插刀，毅然行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而，由于受江湖文化本身所固有的蒙昧性质的左右，他们又往往屈从于某个偶像，成为体现偶像意志的工具或牺牲品。宋江就是他们的偶像，因此，当被宋江的忠与义深深打动并深刻影响他们时，他们追随宋江投向了朝廷。
第四类“上山”现象：本与梁山为敌的朝廷命官和地方名流被梁山所俘，所赚，又经宋江们百般劝诱，被迫滞留梁山。以徐宁、呼延灼、关胜、卢俊义为代表。这些人物一律身怀绝技且为人正派，是在朝或在野的铮铮忠臣良将。这些人物滞留梁山，不是什么“官逼民反”的结果，而是宋江们“统战”的结果。他们权居梁山，自然不意味着对朝廷的反叛，自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自然成为宋江寻求招安、归顺朝廷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
以上是对108个好汉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的描写，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从其中对好汉们的“上山”现象的大体梳理来进行归类。通过以上四类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第二类、第四类的阶级意识，出身阶层等方面，决定了招安是其回归正统社会，还原本来面目的最佳途径。因而，选择招安，即忠于朝廷是其思想的本质表现。第三类人群中，由于没有文化，阶级意识淡漠，偶像崇拜的因素，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受内部主要的意识流派的影响，而宋江、柴进们是主张招安的主流，是决策层。因此，第三类人壮大了促进招安的队伍。四类人群中最具有反抗性的是第一类人群，但当其他三类都赞成或不反对招安时，江湖的意识形态左右了他们的行动，接受招安理所当然。
《水浒传》中的义军的内部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同意招安才使得《水浒传》继续向前发展，才会有以后更精彩的描写。同样，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双方相互作用下完成的，而统治阶级招安策略的转变，是具有其主要原 7 因的，这也是水浒人物完成招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四）统治集团的政治收编是促成招安的主要外因
当梁山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好汉后，朝廷中主张以围剿的方式击败宋江们的势力占据了上风。于是，蔡京、高俅等人率领着军队开向了梁山，但是这些残忍而又愚蠢的家伙，并不了解怎样才能更好的维护赵宋王朝的利益，而是一味主张征讨和使用阴谋诡计，这也就出现了梁山好汉们在宋江的带领下，攻破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战役，打出了起义军的威风，挫败了官军的气焰，形成了一支使封建统治阶级感到惶恐的威胁力量。而在现实情况中，随着时间的发展，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和没落，国势衰弱，军队无能，统治集团内部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以及北方的其他民族的统治集团发动的军事进攻，也难以招架，危机重重，以此改变策略．鲁迅先生论道：“其中的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利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又为当时所称道了”。[8]可见，“救亡”是一方愿意招降，一方主动寻求招安的原因。对水浒英雄们实行政治收编，以此作为企图解决这种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广泛使用以忠义为名的各种政策，或用来召集地主武装，或用来招安农民义军，以缓和他们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机，宋江们的忠义以及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只反贪官、权奸而不反朝廷的做法满足了朝廷中力求政治收编的一些大臣的意愿。招安对宋江们而言，既是一种政治收编，又是一种工具的利用，用他们来定乱御侮，辅国安民，维护赵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也是这样描述的：征辽，平田虎、王庆，最后平方腊，这些战役都是用血淋淋的事实，刻画了封建王朝的险恶用心和招安的目的。封建的统治阶级转为招安的政治策略，是一次积极的策划。而宋江们用一种思想的规训和观念的培植，用自己认同的与膜拜的思想与观念来约束自己，锁住自己，形成了空间的位移和身份的转变。这不仅仅是消灭了一支威胁力极强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同时也将其收编，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强有力的工具。因此，封建的统治阶级进行招安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们服务于己，这也是《水浒传》中招安能够实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有对立面的双方开始对话，接触，在某段时期内双方的主流思想意 8 识是协调的，是融合的，也就促成了双方的合作。
（五）社会因素是促成招安的重要外因
宋朝的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尤其是儒家思想是当时的社会主流。“学而优则仕”、“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进取精神、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追求等等都是中国古代儒家礼乐文化的意识形态。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公之。”[9]自从隋朝开始科举取士以来，读书人的愿望就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出仕为民，流芳百世。人都是处境中的人，没有超历史的人。代代相传的、无孔不入的这种“功名”思想不仅在当时人的头脑中留有深深的烙印，而且甚至转化为潜意识在起作用。这些潜在的思想情绪在小说中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存在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忠君报国。因此，当水浒好汉们聚义梁山时，是有很大压力的，尤其是那些原本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的人。因而，受儒家思想中的“忠”的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就使得起义军的思想有了局限性和认识的片面性。同时，在宋朝这样一个文治的国家里，从建立开始，就受外族的入侵和打击，到了宋徽宗时，更是官场腐败、勾结外族的社会不良风气的出现，致使民不聊生，人民怨声载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水浒好汉们“平虏、保民、安国”的思想更加强烈，寻找一条报国之路的心情更加急切。受“忠君”思想的束缚和一致对外的思想的约束，使得梁山好汉们放倒了原本高举的反抗朝廷的起义大旗，加入了维护赵宋王朝的行列中，成了任朝廷摆布的棋子。
三、总结
《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等一伙人，并不只是反“贪官污吏”，从他们的斗争的整体看，更主要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动摇了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他们的斗争是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他们的革命是反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彻底的革命思想，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奋斗远景，他们只能是提出朦胧的乌托邦社会，即阮小五所谓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百姓都快活”的社会。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9 是农民在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中的一种憧憬。我国的农民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为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不可能产生彻底的革命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能根据自己社会实践提出朦胧的社会理想。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但是这种社会理想性社会在当时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是要用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平均的社会以此来代替现实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超越经济剥削的社会。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好汉的起义斗争最终是受招安失败了。这在客观上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条血的教训：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无法调和的。宋江等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地主恶霸、贪官污吏，并不想推翻宋朝这个封建政权，相反，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对宋朝的皇帝和清官、廉吏存在着幻想，这是因为我国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和农民阶层长期被束缚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思想始终不能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们反对权奸，但总希望重新做宋王朝的臣民，同时，还有剥削阶级对他们的诱骗，例：童贯、高俅施行的阴谋诡计等等，各种主客观因素，使他们自然接受招安，甚至沦落到被药酒毒死的悲惨结局，他们受招安反映了我国历史的真实情况和被统治阶层本身的弱点。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511.[2]刘辉等.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76.[3]张锦池.水浒是一部宣传忠义的小说（未定稿）.1983，（20）． [4]刘敬圻.明清小说补论.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3.[5]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198.[6]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423.[7]刘敬圻.明清小说补论.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6． [8]鲁迅编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0.[9]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91.（衬页）
第5篇：谁能不被生活招安
谁能不被生活招安
重读了《悟空传》，这是一本在大学的时候只让我稍有所感的书，而今在读，却血液沸腾，悲由心生，几乎忍不住要泪流满面了。
可是最终也没有。
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情，会从容微笑，会淡然面对，不会去冲动的释放那些无处安放的青春怒火，不会去放肆的投入那些孤注一掷的末世爱情。
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每个人都曾经是大闹天宫无所不能试图将自己英雄的身姿凝固在千万年传说中的孙悟空。每个人都曾经是执着纯情守望爱情宁愿承受轮回煎熬也不愿忘记前世今生恋人的猪八戒。
可是最终他们都死了。
他们被一种叫做成长的金箍咒紧紧的束缚着，慢慢地都变成了那个沙和尚，那个熟谙世事深通游戏规则被驯服的只知道寻找目标却不知道追究意义的沙和尚。
就像那个曾经会傻傻的问着明天会怎样的茫然无措的让人无比怜爱的小丫头有一天也会叼着烟冷冷地说TMD你们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一样。
生活让我们面目全非。成长的痛楚，自由的代价，谁都承担不起，只是谁都不得不去承担。
我能感动，只是说明我还在挣扎，别的什么也说明不了。
有没有五百年不染一点风霜的笑容？有没有十万八千里也没有尽头但依然跋涉的行者？
记住这两句话吧。
“我要天下再无我战不胜之物。”这是孙悟空说给满天神佛的。
“以后你就会懂，等你看见你的灵魂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是猪八戒说给嫦娥的。
它们，一个代表终身奋斗的理想，一个代表终身不渝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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