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调研报告（材料）_回乡调研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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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调研报告
2011年寒假期间，我跟随同学回到了位于萝北县的宝泉岭分局，进行了一次关于回乡的调研，收获颇深。愿意将这期间与当地群众以及同学在交谈讨论中的一些心得体会，经过调查结束之后一番认真和系统的学习思考，写下来与大家一块分享。谨希望本篇调查报告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启发大家的思考，至于本篇调查报告的观点，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在我看来，这决不是一篇学术性质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从一名当代大学生的视角，带着某些理想主义的色彩，以很不完整的材料，很有限的认识水平，写的一份仅代表自己看法的报告。2011年中国“三农”面临新矛盾新问题
三农问题，是困扰中国政治家几千年来的大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政治智慧一直渗入的问题。近年来，由于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在传统的三农问题之外，又出现了农民工问题，因为牵扯到城乡差异，贫富差异以及社会公平，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强化对“三农”的支持，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着力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继续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继续增进农民福祉。
研究三农问题的方法讨论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出于各种的目的，从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出发，对于我国的涉农问题都进行了个性化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有启发性的建设性的建议。可以讲，种种思路的提出，从问题的一个侧面整体上给我们展示了涉农问题的整体图景，实践指引的意义要远大于理论探究的意义。从我个人角度讲，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从问题的每一个侧面出发，进行理论逻辑和发展沿革的梳理，都能得出以这样一个侧面为核心的理论论证，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论证方式只是在理论上是行的通的，但对问题的论证不等于认识了问题的本身。难道仅仅因为缺少了专家各自所论证的农业发展中的某一个要素，整个农业发展就发展不下去，那么我们就能当然的得出这个要素就是核心或者关键要素吗？显然不能。我试图提出以下方法论方面的看法——
一、要把涉农问题放在战略的构成中进行观察
可以讲，离开我国城乡的二元结构，我国统一和有规划的市场布局，离开整个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过程谈农业问题，是真正的纸上谈兵。
横向上讲，涉农问题，首先是人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户籍制度，待遇差别的问题，更是在政治制度，还有就是在这种政治体制和经济规划下，农民本身的社会定位，历史定位和文化认同的问题。其次，涉农问题不得不考虑一个既已形成城乡二元体制下事实上存在的城乡分治的问题，法律主要是给市民定的，主要是给频繁进行交易活动的人定的，农村事实上不是农民不懂法的问题，而是法在实际上能发挥多大作用的问题，需不需要那套统一的普适的法律建构的问题。再次就是产业布局的问题，我国是在计划经济的胚胎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而计划经济根本上讲就是命令经济，是需要统一的中央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他所需要的理论划分和分级分片管理的，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产业的划分，因为有了产业的人为划分，才能够提出工业化的发展思路，这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生产绩效的评价机制欠缺有关的。我想说，虽然我们身边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似乎全然感觉不到这一点，只能说明我们对于时代发展的麻木和我们目光的局限，全球化就像一个大浪，在他之前事实上已经暗流涌动，今天他已经冲击了发达地区的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我们似乎现在全然无知。
纵向上讲，涉农问题只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问题束的一个，我们事实上是以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史为素材的，是以相近国家和地区近几十年农业发展经验和教训为素材的，是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农村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为素材的。孙正聿教授有个说法，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里，解决以往很长一个时间段里集中的问题。离开了农业发展的多个要素的历史回顾，不用历史的方法联系的方法从整体上看涉农问题，只能是成文而不能成事。
二、要把涉农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联系起来
做理论研究的人接触到的是文献材料，是举着理性深刻和人文关怀的大旗的百家之言，它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行前提的假设，研究过程中变量的假设，甚至是结果普适性的假设。抛开理论研究评价机制不成熟所造成学术浮躁不谈，理论工作者的时间尺度应当是比较有伸缩性和自由性的。但是，真正进行实务的处于改革前沿的实务工作者，尤其是我们处于决策层的政治家们，确是背负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历史风险，利用着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很在行的数据和分析报告，进行实实在在的工作。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在“踩着地雷过河”。他们做出决策没有可以随便做出的假设，甚至不能不考虑任何一个政策可能的影响面，他们是在绝对不够充分的时间内，处理着绝对不可能有合理次序的事件，一些重大的原则性的战略性的问题，有时候是要让位于不是那么关键但是很紧迫的突发或者应急问题的。政治家的时间尺度是刚性的，这种刚性来源于政策制定的刚性和制度所产生的路径依赖的黏性。在政治体制内部，就现在而言，其沟通成本和外部效应是很大的。这不是给我们的政府官员尤其是我们的高层说好话，但是事实上，当前的理论工作者只是一味的强调理论研究思维的特殊性，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唯独不谈理论的适用性，这其实与我们一小部分扯皮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做法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里，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提出这样的倡议，与其理论工作者把自己扮演成为社会大众的卫道士的角色，理性的占有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拿出真正经世致用的治国良策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理论能够和当前的实际联系起来，而不只是对现实的合理性甚至是合法性做出评价。理论研究和现实的脱节是我们当前改革工作中，“无人知道路在何方，无人知道如何改革，没有人权威实施设计好的改革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同志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施政人员，在我们当前特殊的国情下，是分裂的知识阶层，将来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型的人才充实到公务员队伍里面去，充实到决策层去，去直面他们过去不屑的所谓的“潜规则”。
在我看来，从这个方面考虑，需要考虑以下的问题：
1、财政约束下的涉农政策研究
我国一直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无非是“投资，消费，进出口”，涉农问题解决难度大的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在工业化发展模式下，农民不存在着相对有优势的生产剩余和消费剩余，也就存在着购买力不足的现实问题。城乡事实上存在着价格的剪刀差，福利更是鲜有照顾到农村。现在解决涉农问题可能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而这仅仅依靠城市自发的反哺农村，在我们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下，恐怕仍然是不够的，也不是长远可行的。
从全国范围来看，除极个别地区，农民对于市场已经有了一些较为表面的认识，也尝试着利用市场的规律和现代的交易手段致富。但是，从外部市场环境上说，各个地区市场发育地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的，而不同情势下的农民需求也是不一样的。这就面临着一方面要在较快发展的地区做好市场培育的政府工作，另一方面要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培植农民的生产能力以期提高他们的适应市场的能力，还有就要对经济最不发达地区的农民进行输血，解决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在农村整体在事实上仍未适应市场机制和我国当前计划与市场双轨制运行双方面的约束之下，转型期的政府，光在收集和分析地区差异和需求差异的信息一项，就要面临着极大的财政负担。更不用说要完成以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发展任务了。
离开财政约束提农业问题解决方案，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混淆了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任何改革方案的提出并得以实行，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金上马，银下马”，处理不好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最终还得通过种种形式摊派或者转嫁到人民群众头上。我们不是说渐进改革最好我们在主张渐进改革，而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除了这种改革以外，我们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真正行得通的方案来。
2、基层民主问题
农村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存在着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的必要性，而事实上，当前比较可行的方式似乎不是激进的以政府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农村民主，实现基层农村自治。因为这样不得不面临基层治理中，民主参与力度不够，形式性大于实质性，基层党委和村委会由于产生和考核机制不一致产生矛盾等一系列问题。而且，随着这样的进程，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投放力度会大大的降低，这与我国当前农村的现实是相违背的。当前，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需要迫切解决的不是“有饭大家吃”，而是“大家有饭吃”，需要的是资金积累和购买能力提升，民主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话，毕竟是在分配的基础面上的，不是在生产的基础面上的，更不消说能够解决农产品附加值低下，农业生产率低这一问题了。现在一些同志喜欢拿“问题的根本解决”说事，全然不顾社会所能承受的力度和问题的轻重缓急，这一点是不可取的。
而且，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基层政权和群众对于传统的治理方式的依赖，一刀切的激进的进行基层民主实践，是很不恰当的。民主是需要发育而不是培育的，在全国这么广大的地区推行民主，应当“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能像甩包袱那样，一股脑的全部让他自治，让他有自主权展开市场博弈，留下巨大的社会隐患。如果说，改革需要放权，那么真正的放权也要在经营实体已经初步具备了自生能力的基础之后再来放权。当前很多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力不放，偏偏放广大的农村的权，只能是给人造成“丢包袱”的感觉。
政府权力是应该从基层淡出，但前提是必须保证政府职能和政府服务必须保持在人民群众起码的需求之上。大政府小政府，总归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权力集中还是权力分散，全力总归是要“权为民所用”。部分地区基层民主伴生下的政府服务从农村的大撤退，是与党和政府的农业政策貌合神离的做法，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事实上，我们对于民主的相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仍然还是不足的，对于民主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适应问题还没有清晰的思路进行整合，也没有真正的又拿得出来的方案去说服群众，掌握群众。民主是一个结果，不是一种手段。我们过去有拿着股份制作为改革手段遗留下众多历史包袱的经验教训，这样浮躁冒进的改革思路是在需要检讨。
3、粮食安全和财政预算软约束
无论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竞争的考虑，还是从13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考虑，政府所提出的粮食安全问题的确是再谨慎都不为过的问题。
但是，一方面我们要保证粮食的绝对铲量，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主体的自主性和政府计划之间的矛盾，面对全球市场竞争的局面下农业生产分割布局，资源禀赋按照价值规律进行全球战略转移的现实。而当前整体的市场环境不健全的情势下，农产品和副产品的附加值实际上是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在国家统一粮食流通市场之外，不应当不允许存在粮食交易的第二市场。人为的长期扭曲粮食生产和收购价格，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以及实际上农民需求的市场化表达（农民掌握着对于粮食生产的推出权），使越来越行不通了。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先于粮食市场开放，这就注定了我们不能再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身份权利的限制将农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如果不能够实现市场对于粮食生产和流通的主导性作用，农民在当前收入日趋多元的情况下，随着对于市场认识水平和适应水平的进一步加大，他们对于生产粮食的注意力可能就会转移到与作为收购方一方的政府进行长期的讨价还价上，这就造成了财政预算的软约束。如何恰当的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一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对于国际形势和全球的市场发展趋势进行重新地认识，打破原有的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思维，但再在放大一点，步子再迈大一点，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没有理由不进行讨论，不进行试验；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需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相信市场，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切实通过市场的手段改善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
以上就是我通过实践调查以及随后所进行的学习整理所得出的一些阶段性的结论，有几点是我认为需要强调的，那就是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充分的利用市场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再就是农村改革的实践仍然很不完整的情况之下在大范围内推动基层民主的做法值得商榷；还有就是理论必须和实践性结合、政策建议性质的理论研究不能将现实要素进行道德价值的判断和取舍；最后，我认为，分裂的知识阶层需要建立一个有序的流动机制，需要做真正的学术，也需要做真正理性的改革实践，知识获取方式可以专业化处理，但是知识运用却需要宏观地把握、整体的运用，要活学活用，而这一点离开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自觉的自我批判和相互砥砺不可能做到，慢慢的探索出一条流动的路子来很有必要。学问重在经世致用，利在经世治国。希望这篇能够起到引发自己和其他同学思考的作用，那么我想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就不会只是停留在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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