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到市场_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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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到市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评析
作者:顾自刚
政府干预一般是指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政府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对资源优化配置。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社会为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作用逐渐突出,同时也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垄断等原因造成市场失灵,使政府干预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有了现实依据。但是我国目前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政府合理补充市场作用之外,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市场准入、基础性资源配置、市场监管等方面仍然存在过度干预的问题,这不但会造成腐败,还会影响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和经济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一、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为主的公有制形式,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我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框架。它的核心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这种干预不但体现在宏观管理方面,也体现在微观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为:
(一)取消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以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来确定生产指标、产品价格和商品流通。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一切资源的配置权利都集中在政府手中,运用这些资源组织生产、对产品的需求与供给进行调配都必须由政府职能部门来安排。分配上实行统收统支,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按劳分配”的原则被扭曲为平均主义,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政府的决策取代了以供求、价格、竞争、风险为核心的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必须面对的三个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不再由市场的自发运行加以解决,而是由政府有意识的、目标明确的计划来解决。政府向企业下达生产指标,并确定产品的价格。1950~1954年,粮食、食油、食糖、食盐、钢材、水泥等重要商品(物资)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1956年起,凡属国家统配物资、部管物资、地管物资和商业部门统一经营的一、二、三类商品,均列为计划商品,实行直接管理。但是,经济运行是极其复杂的,中央的计划部门不可能确切地了解到经济领域所有真实信息,其决策也就难免出现重大失误。并且在贯彻计划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科层管理结构日益复杂造成决策的执行偏差以及相互欺瞒,这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效率的巨大丧失。
(二)将企业、工商业组织、农户等各类经济实体直接纳入政府计划管理范围,使这些经济单位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属物。在这种体制之下,经济活动沦为政治活动的附庸,经济实体成为政府科层体制中的一个环节,完全丧失了经济决策的自主权,企业的激励机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而是政治地位的提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没有任何独立性,完全依附于政府
和其所在单位,个人的利益诉求被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出现一种难以控制的结果:由于现代生产分工日益细化,政府要全面干预经济就必须将经济管理部门也同步细化,希望由此实现管理上的效率提高。但是,因此衍生出逐渐臃肿的职能部门,不但没有提高管理效率,促使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反而将整个经济领域切割为条块,将自己所管辖的经济领域强化为本部门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源泉,从而导致公有制经济异化为部门和地区利益。
(三)以所有制成分为界定微观经济主体性质的唯一标准,严格限制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实体的发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一切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和它们的活动都被定性为包含“剥削、压迫”因素的资产阶级残余,受到禁止和取消;民间的自发交换和自利性的生产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所有的微观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府计划管理的范围。这种严格的经济成分管制是对“经济人”的彻底消灭,是对人的自利性动机的彻底否定。但是,即使在国民经济领域确立了单一的公有制,也并不能从根源上消灭人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在公有制框架下,人们仍然会通过种种方式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成为公有制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来源之一。
目前,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个时期,正是因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才在短时期内集中了社会资源,运用全社会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迅速建立起我国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能够对经济进行预测和规划,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在宏观上优化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重大结构进行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而且,政府能够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保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其作用和成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必须予以关注的是,建国初期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是通过剥夺农业取得的,以牺牲农民整体经济、政治利益为代价,它所形成的二元体制结构对农民造成的体制性伤害目前都难以得到根治。从宏观上分析,这一成绩的取得明显是通过资源的扭曲配置来实现,并没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一时期所实现的收入分配公平仅仅是平均主义基础上的简单公平,是以效率损失为代价,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对建国后我国工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加以承认并不能取代对计划经济下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反思和否定。短时期的成绩和局部的成功是不能作为绩效评价的标准。而且,如果不对这种模式加以否定,中国目前的改革从逻辑上是不存在合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正是因为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无法使经济社会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总体而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表现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这种干预一方面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丧失和资源的无效配置。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推动生产力进步。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中国才步入改革开放。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干预(1978—1992)
由于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顽疾,中国首先出现了底层的改革尝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首先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的所有制界限,实行了“大包干”,这在政治体制内部引起强烈的反映,通过各种形式的争论,终于达成了改革开放的共识。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过渡阶段的特征,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存在巨大的影响力,对它的破除表现为局部性的突破,而且往往是由体制外的民众率先尝试,然后政府对既成事实加以认可。这一时期的政府干预不再是对经济活动所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而是开始逐渐放开,集中于最为关键的方面。
(一)在企业管理上,为了解决“政企不分”,企业生产经营缺乏活力的问题,尝试将生产经营决策的管理权限下放给企业。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先后在国有企业推进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但是,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机制仍然体现出行政化特征,产权模糊,企业的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混淆,都造成公有制企业在与新崛起的非公有制企业竞争时处于被动,它只能依靠政府为其提供的强大的财政、金融支持在市场中求生。
(二)为了促进资源的配置效率,把以前的指令性价格管制改变为价格双轨制;商品流通领域逐渐放松国家管制,开始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企业在完成政府生产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价格自行销售部分产品。这就形成了国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同时存在的特殊价格形成机制。198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现行的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权利,主要是赋予企业对一部分价格的定价权。1978年我国计划管理的商品有近400种,到1990年底已经逐渐减少为9种。同时,改变原来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的现状,将近850种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的方式转变为市场调控,生产资料正式成为商品。但是,由于改革初期我国处于商品的极度短缺状态,国家的计划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并没有起到调节供求关系的作用。反而因为其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巨大差价,给一些拥有物资管理、调配权利的部门留下了寻租的空间,导致民众对通过计划体制攫取社会福利的“官倒”的极度反感。随着市场的逐渐发育,价格双轨制必然崩溃。
(三)在公有制企业投资融资体制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进行了“拨改贷”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打破了原来公有制企业完全由政府拨款的投资体制,而是根据企业运行状况由国有银行向企业贷款。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从拨款改为贷款,国家不再给新建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开始成为投资融资主体。股份制逐渐推开,随着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对股票交易的需求压力相应增大。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后建立了股票柜台交易市场。其后,两地先后于1990
年和1991年成立了规范的证券交易所。这标志着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向社会融资的机制基本确立。
(四)逐渐放松微观经济活动的管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实体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政策环境日渐宽松,个体工商户等大量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开始涌现。这一时期,虽然对于所有制的认识仍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是 “姓公姓私”的判断标准开始松动。对于即成事实,政府先是默许其行动,然后再加以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但是整体而言,这一阶段在对于所有制问题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私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并不理想。许多地区的私营经济实体受到限制,只能通过戴“红帽子”的办法,将其伪装成乡镇集体企业来获得体制上的合法性。这又为后一阶段的产权改革留下了很多隐患。
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它促使我国开始重新思考所有制的构成成分,并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如何确立这样深层次的问题。由于它的产生对政治、经济方面造成的影响,也促使国家的经济体制面临进一步的改革的必要。
概言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取得了一定的经营决策自主权;商品市场逐渐发育,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开始形成,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逐渐突出;经济主体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已经不可能继续保留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宏微观经济运行进行全面干预,而是开始寻求确立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尝试了先后尝试了“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政府开始明确意识到,全面干预经济运行并不是明智的选择,承认了“政府失灵”的存在,经济干预开始向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收缩。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政府干预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骤和措施,初步构筑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方向终于明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政府干预开始逐渐优化。宏观经济管理越来越科学、合理:从管理依据上看,逐渐重视法律法规的作用,不再单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经济运行态势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从管理手段上看,行政命令的作用弱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成为最主要的宏观调控工具。从管理目标上看,实现保持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物价稳定、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在微观经济领域,因为开始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等开始发挥最主要的作用。企业完全按照市场需求状况来组织生产;市场价格也基本由市场供求状况来确定;企业之间凭借自身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开展市场竞争;企业经营风险的市场化因素强化,即使是国有企业,如果经营不善也同样面临破产风险。经济效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这一时期,我国的政府干预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随着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的加强,地方政府开始主导地区经济发展,导致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被虚化和扭曲。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开始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冲动有了客观的权力基础,中央退出的部分经济干预领域被地方政府所填补。从产业规划、招商引资到企业生产布局,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异化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局部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导致总体产业布局的失衡,环境污染、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现象循环出现;地方与中央的经济发展博弈使中央一些宏观调控政策被虚化和扭曲,中央的政策底线被屡屡突破,调控效力大大降低。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尤为严重,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乱象。
(二)政府继续掌握着关键要素的配置权力,导致权力寻租大量产生,损害了社会公平。由于我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原有体制必然遗留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权力控制资源配置就是其中之一。市场经济下,政府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企业运行,但是却可以通过间接控制关键资源对企业、对经济运行产生巨大影响。土地(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都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技术和劳动力已经实现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从计划划拨到协议出让,一直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一级土地市场完全由政府垄断。由于政治体制内部权力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拥有土地配置权力的部门和官员就有了巨大的寻租空间。更进一步,由于土地是目前政府仅能控制的关键资源,基于土地市场的房地产业就自然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心,通过房地产业短时期内迅速拉动地区GDP增长以凸显政绩也就成为地方政府部门的必然选择。此外,在给与企业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方面,政府也拥有话语权,某些情况下仅仅根据企业家与政府主要官员的私人关系来进行安排,这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不利于优秀企业的成长,而且会使经济发展环境恶化。
(三)作为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部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异化为垄断部门,损害国民福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必然出现大量非公有制经济,如果没有与其对立公有制经济存在,那就必然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颠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形同虚设。因此,中央明确提出要保留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地位,并且通过关键经济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来体现。从目前的现状来看,部分国有大型企业由于拥有公共权力支持,可以设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对潜在竞争者加以限制和排斥,在长期积累的市场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垄断。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大型企业的社会职能本来就在逐步弱化,其经济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利润最大化必然是其主要经营目标。由于拥有垄断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这类企业也会采用垄断价格来获得超额利润。此外,由于国有垄断行业缺乏竞争,其服务质量相对于市场经济的要求提高缓慢,但是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却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剥离了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社会职能的情况下,它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与私营企业一样,也主要是通过税收功能体现,而且在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时仍然可以获得公共财政的支持。对于整体社会福利而言,这些都明显造成了损失,因此,社会和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
四、应该正确认识政府干预的作用
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显然难以适应目前的形势,在此情况下,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干预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在市场失灵发生的情况下,政府代替市场形式资源配置的功能,这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的基本共识。必须肯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政府干预机制在逐步优化,退出了很多微观经济领域,并在不断完善经济管理手段,所取得经济成就也是值得肯定的。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市场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居民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经济活动应该具有决策的自主性。政府一般意义上被界定为市场活动的管理者、监护人,是市场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由于政府的这一角色定位,其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必然造成诸多问题。首先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与政府自利性目标的冲突。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谋取公共利益是它的基本目标。但是如果政府部门在自身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不恰当地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就会滥用公共权力,政府部门必然蜕化为具有自利性目标的市场经济主体,既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扰乱市场秩序,也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其次,政府对某些经济领域的严格管制是腐败的温床。近年来,腐败案件层出不穷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监管体制之外,特定经济领域政府部门拥有绝对的资源配置权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越是政府干预较多的领域,例如房地产市场、公共工程——腐败现象越严重。拥有绝对的资源配置权利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管,必然为权力寻租创造条件,这是对公权力的极大破坏。再次,政府过度干预会形成特殊的利益群体,该群体会为改革的深化制造障碍。政府过度干预必然强化某些政府管理部门的权力,这些权力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市场化过程中它不可能轻易放弃或削弱这些既得利益,反而会采取抵制态度与改革措施进行博弈,对既得利益加以维护。这必然为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制造诸多障碍。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改善政府干预机制,明确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前提条件,同时也要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对经济社会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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