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郑和下西洋与中外经济交流_浅析郑和下西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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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郑和下西洋与中外经济交流
摘要：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它的进行，对中外经济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被传播到了海外，同时它也带回了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推动了中外经济的交流与发展。中国及周边国家由此兴起了一批商业城市，并逐渐发展成为贸易据点。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农业；手工业品；贸易据点
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有300年的闭关自守，中国遂贫穷落后了。国家要发展闭关自守是行不通的。郑和下西洋的精神激励着我们要以和平的、包容的心态看待世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我们要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不断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壮大民族品牌，争取在世界贸易中占取优势。
关于郑和下西洋与中外经济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多。建国之前的研究成果有：张燮的《东西洋考》[1]，不仅广泛采录政府邸报、档案文件，参阅许多前人和当代人的笔记、著述，还采访舟师、船户、水手、海商，经过详细、严密的考订和编辑，记载东、西洋40个国家的沿革、事迹、形势、物产和贸易情况；记载水程、二洋水路、海洋气象、潮汐，以及国人长期在南海诸岛的航行活动、造船业和海船的组织等情况；还收录了秦汉以来中外关系的有关史料及宋、元、明三朝中外关系的有关文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2]，全书实际汇总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资料，这些资料除了摘自方志外，同时也辑录于实录、文集、邸抄及其他各种史料，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徐光启的《农政全书》[3]，是继《齐民要术》之后，我国的一部宝贵的农学遗产，驰名中外，被誉为我国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此外还有下西洋三部基本史料：马欢《瀛涯胜览》[4]、费信《星槎胜览》[5]、巩珍《西洋番国记》[6]等等。建国后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例如郑一均的《论郑和下西洋》[7]，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开始论述，接着有系统地分析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航海技术以及航程，最后总结历史，是目前为止研究郑和下西洋事迹的一部最详尽著作；卢苇的《中外关系史》[8]，研究的是中外关系史的古代部分，中外来往活动不仅有官方的，还有很多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移民史，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的媒体和传导；韩胜宝的《郑和之路》[9]，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记述和探讨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填补了一些郑和研究的空白，不失为一部融新闻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好书；王介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0]，讲述了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经由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以移民、民间贸易、民间使节往来、朝贡、留学生互派、宗教传播、战争等形式，在物质、精神、制度三个文化层面上的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郑和七次远航（1405-1433年），每次所率船队包括宝船及各种大小船只200余艘、船员27000人，时间跨度达29年，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途经东南亚、南亚，远航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和东非沿岸。作为使外大臣,郑和每到一处都执行明成祖“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的基本国策[11](P856)，结果是“各国使节随船来华”,或“诸番国皆随入贡”[8](P338)。以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为例：是年九月，“礼部奏：‘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上敕皇太子曰：‘天气向寒，西南诸番国贡使即令礼部于会同馆宴劳之，如例赐赉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直。’”[12](卷一百二十七)而中国输往这些国家的物品多是瓷器、纺织品、农产品等。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朝与这些地区的官方和民间贸易，带动了中外农业、手工品交流，随之也兴起了一批贸易城市。
一、郑和下西洋与中外农业交流
十五世纪初期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劬农务耕，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军饷不仰给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入京师数百万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3]明初我国因时因地因物制宜,采用轮作倒茬、间作、套种、混种、深耕、施肥、良种、密植、中耕除草、灌溉、防治病虫害、及时收获等栽培管理技术；利用人力、畜力、水力、风力的多种农业工具；农产品的贮藏加工；牧养；荒政、救荒等,已形成完整的体系[14]。
（一）通过人员往来，促进彼此农业生产交流
明初许多国家派员来华访问、学习。永乐时期的22年中,约来使318次。洪熙时期的1年中约来使10次，宣德时期的9年中约来使79次，共计约有60余国[7]。来访次数频繁,人数甚多。例如永乐六年(1408年)渤里国王麻那惹加那率150余人；永乐九年（1411年）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540余人；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率340余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西洋古里等16国，遣使1200人贡物至京等。各国使者在华居留期间，亲眼看到了中国南北繁荣发达的农业景象；亲口品尝了中国丰富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获得了丰厚的赏赐，有实物、也有钱币，可以任意购买其需要的农副产品，对中国农业生产情况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郑和下西洋向海外传播了中华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郑和船队“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15]。永乐（1403-1402年）、宣德（1426-1435年）之际,对朝贡诸国,多颁予王历一本,民历十本。据明代徐溥等《明会典》记载，有农业节气、开渠穿井、栽种、牧养、捕捉、畋猎、伐木等内容[16]。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曾向亚洲一些国家赠送图书[17]，其中含有与农业有关的典籍。安南、占城、暹罗等国，拥有相当丰富的中国典籍。这也是传播中国传统农业经验的一条途径。至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有多处三宝井，相传皆为三保太监郑和所掘。郑和教马六甲人迁居陆上、学习耕种、掘土打井[18] ；教泰国农民把稻草烧成灰作肥料[7] ；教爪哇人用牛耕地、种稻谷；将耕种农具送给占城人民,传授耕种、引水灌溉的方法、稻秧分植使水稻一年三熟的技术[9]。郑和船队还把中国渔民使用的鱼网和捕鱼技术，传给印度半岛的渔民，流传至今,不少渔民仍然在使用[10]。
郑和下西洋,海路畅通后,中国沿海居民有的到海外谋生。清人徐继畲《瀛环志略》说:“中国之南洋、万岛珍列、星罗棋布。„„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19]中国移民带去了传统农业生产的经验、技术、农具、农作物及家畜、家禽等，对当地农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北婆罗州的杜森族，为土著狄亚克族与中国人之混合种，自称为中国人的后裔,其耕织均用中国之法[20]。
郑和船队的船员有些因病伤或船只遇难等原因而流落于海外诸国。例如《明太宗实录》述及:“永乐十六年„„,卫卒王国镇等随诏使西洋，风漂其舟至班竹儿国，为番人所羁。”[21](卷二百)《明英宗实录》述及:“宣德六年，郑和七下西洋时,下洋官军二十余人，乘船值风,飘流到占城国,被地方当局拘收事”[22](卷十七)。有些船员流落他国，娶妻生子，融入该地，耕种渔牧为生。如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中述及东非肯尼亚特岛法茂族的一支，叫瓦尚嘎族,就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发生船难之后存活的中国水手[23]。
郑和船队也带回了海外农业生产的一些有益的经验。例如《西洋番国志》“古里国”条载:“富家多种椰子，或千株或二三百株，以此为产业。云椰有十用:嫩者有浆可饮，又可酿酒,老者肉可打油、或做糖与饭，又其外皮穰可打索造舡，壳可为碗为酒钟,又可烧灰厢金银细巧生活，树可架屋，叶可盖屋。”[6]
（二）经赏赐、赠送、贸易等途径,加大了中外农产品的交流 永乐十年（1412年）十二月初十日敕说:“内官郑和、孔和卜花、唐观保,今遣内官洪保等送各国使臣回还,合用赏赐并带去银两段疋铜钱等件，敕至即照依坐去数目，并给予之”；又如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初四日敕说:“该关领原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正钱粮并赏赐番王头目等彩币等物，及原阿丹国等十六国进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纻丝等件，并原下西洋官员买到瓷器铁器人情物件，及随舡合用军火纸剳油脂柴草并内官使年例酒油烛等物，敕至尔等即照数度支与太监郑和等，关领前去应用，不许稽缓。”[6]其中包括用予赏赐给各国国王头目的物资以及下西洋人员海外从事贸易的物资等。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诸多产品远销海外诸国。农产品的相关贸易遂进一步发展。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作物的栽培面积有了显著的增加，并且出现集中栽培的趋势。例如江浙的蚕桑就有进一步的发展。清《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述及，吴江县洪武二年时(1369年)，全境仅有桑树18033株，宣德七年(1432年)就增加44746株[24]。徐光启《农政全书》蚕桑广类木棉条说及棉:“江南松江一带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 大半植棉, 当不止百万亩”[3]。何乔远《闽书》风俗述及、福建泉州一带“园有荔枝、龙眼之利，燥而干之行天下；附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福兴泉漳，处处园栽桔、家家煮蔗糖”[25]。这都为大量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条件。另外在关税方面也有相应的调整。在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陆饷条中, 载有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提督军门周详允陆饷货物抽税条例，万历四十二年(1615年)又恩诏减各处税银,其中农产品有胡椒、子棉、槟榔、番米、椰子、海菜、油麻、鹿脯、黄丝、红花、米、绿豆、黍子等。种类颇多。抽税多以百斤为单位计标[1](卷七)，降低关税促进了相关贸易的发展，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有利于海外诸国。
总之，中外农业的交流历史悠久，从秦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元均有所记载。明初的郑和七下西洋，使其有了新的进展。
二、郑和下西洋与中外手工业品交流
郑和庞大的船队，每次携带着中国大量的丝绸、纱罗、锦缎、瓷器等，与所到之处的国家进行和平交易，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各国也鼓励这种贸易，“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浸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丝。” [4]（《祖法儿国》）在爪哇国，“最喜欢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丝、烧珠之类”[4]（《爪哇国》）。在占城国，“买卖交易„„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4]（《占城国》）。而锡兰山国则对“中国丝、色绢„„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4]（《锡兰国》）。郑和船队每次远航都要携带大量丝织品，史称：“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烩。”[2](卷十六)大量丝织品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明朝丝织业的发展，以苏州、松江为中心的丝棉纺织也逐渐兴盛起来。在官营织造业中，先后在苏州、徽州、杭州等地增设织染局；在民间，当地居民多从事“绫绸之业”或棉纺业。产品除供国内消费外，很大部分随郑和船队运至东南亚各国。
在此气氛下，海上贸易也较为活跃，东西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往来不绝于途。通过商贸活动，换取大量中国所需要的东西。各国派船只随郑和来中国“朝贡”，并携带珍奇异宝、珍禽异兽及各类土产以换取所需之丝织品。东南亚各国运销至中国的物品达数十种，其中包括白币布、西洋布、黄姜布、撒都细布[26](卷一百零五)。
明代陶瓷输出主要方式有朝廷对外国的赠予，入贡国回程贸易，官方及民间贸易。随着同周边国家朝贡贸易的频繁，对瓷器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宣德年间（1426-1435年）景德镇御器厂的官窑由原来的20座增至58座[27]。宣德八年（1433年）一次就为朝廷烧造各色瓷器443500件[26](卷一百九十四)。民营瓷业也在迅速增涨，如正统元年（1436年）浮梁民窑业主陆子顺一次就向朝廷进贡瓷器50000多件[22](卷二十二)。在外销瓷中，景德镇产品为大宗，《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以瓷器赠予流球，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洪武十六年（1483年）赠予占城、暹罗、真腊瓷器各19000件。据费信《星槎胜览》记载：景德镇青瓷和青花瓷在国外很受欢迎，郑和率船队跨越亚非90个国家和地区，陶瓷贸易的地方更多，计有青花白瓷、青白花瓷、青白瓷器4处，瓷器10处，大小瓷器1处，瓷碗6处，青瓷碗1处。在价格上，青花瓷也较其它种类高出许多。[5]《明会典》记载“青花白瓷盘每个五百贯，碗每个三百贯，瓶每个五百贯，酒海每个一千五百贯。豆青瓷盘每个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27]。这反映了青花瓷器深受当地百姓喜爱，同时也说明了外销的青花瓷多为质量较高的官窑瓷器，所以价格不菲。
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生产深远影响。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日本伊藤五郎太夫祥瑞在景德镇学艺，卓有成就，回国时带去不少制瓷原料，在有田、鹿脊山烧造瓷器，并取法景德镇，演变成日本的五彩、釉里红。越南15世纪从中国聘请技师指导，16世纪潘郎采用景德镇的制术，被誉为越南的景德镇。14世纪土耳其的陶器具有中国风格，15世纪在吸取了青花工艺的基础上，制造出土耳其风格的工艺陶瓷。15世纪波斯的陶器仿制品有很多中国式凤凰图案，16世纪数百名中国工匠应其统治者阿伯斯之聘，在伊斯法罕建窑。在欧洲，意大利最早学习中国造瓷方法，最先造出轻薄半透明的瓷器。意大利威尼斯瓷厂喜欢用墨、金和各种釉彩描绘中国江南景色及本土风光,成为姑娘嫁妆中最时髦礼物。17世纪,荷兰的德尔夫特的白釉蓝彩陶瓷把青花瓷器和欧洲陶瓷、珐琅工艺品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风格独特的陶瓷,给人以新的艺术享受。
中国陶瓷也受到了国外的影响。明代青花时而用国内土青，时而用国外青料，输入的青料为苏泥勃青，回青来自苏门答腊及西亚，由商人和匠师传入。郑和下西洋,极大促进了青料的输入，宣德青花的纯正色彩，更激发了烧造青花的炽风。佛教中的佛像、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图案。如来的大法智慧，表现了人性的完美和人格的尊严,千手观音象征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明代中国瓷器永乐青花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装饰纹样。14世纪早期,伊斯兰同心圆环形装饰应用到青花瓷盘上，形成一种崭新的装饰风格。
总之，郑和远航，使中国瓷器、丝织品进一步名扬海外。郑和的远洋航行，把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了非洲东岸赤道以南地区，抵达现今索马里的布腊瓦肯尼亚，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新天地。明朝中晚期，中国瓷器不仅畅销亚洲和非洲各国，而且开始大量销往欧洲。16世纪, 葡萄牙已成为西方在远东贸易中的主要势力。为将中国瓷器运往欧洲，荷兰设立东印度公司，乘运瓷器贩往西方，每年用轮船载运瓷器达几十万件。出口的瓷器中青花瓷器所占比例最大，几乎遍及亚、非、欧、美各洲。在亚洲地区，尤其是在东南亚遗留的明代外销瓷器，不仅有青花瓷，还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瓶；不仅有景德镇的细瓷，也有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生产的较粗的日用瓷。
三、郑和下西洋与中外贸易据点
郑和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 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大量的国内手工业产品销往海外,刺激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佛山, 是明代兴起的四大镇之一, 其发展历程很能说明问题。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炼, 永乐以后得到长足的发展。海外使臣得到特许, 可在广东购买铁钉、铁锅、瓷器之类物品, 使佛山冶铁、陶瓷业、金属制造业及手工业产品远销海外。佛山手工业产品颇负盛名, 其发展的基础, 正是建立在永乐至正德年间海外市场的开拓。佛山手工业的显著特点是其民营的性质, 其发展历程反映出郑和下西洋发展海外贸易对民营手工业的促进作用。
到明朝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 年), 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樊篱, 极其迅速地发展起来。“成、弘之际, 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船贸易海外者。”[1] 当时广东有力者则私通番船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官方虽有指定的对外通商港口，但私商贸易频繁，使东南沿海的泉州安平港、漳州月港和粤东南澳港等处，成了国内外商人、商货的聚散地。
满剌加（今马六甲）、古里（今印度西南海岸的科泽科德一带）、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口）是三个商贸据点。马来半岛上的满剌加是宝船船队的头一个商品中转站。马欢说中国宝船一到，就在这里“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囤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蕃货，装载船内”[4](《满剌加国》)，等待南风正顺开洋回国。印度半岛上的古里，是宝船船队的第二个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因此处港口与西洋各国南联北接，东西通达，故马欢称之为“西洋大国”[4](《满剌加国》)，费信称“其亦西洋诸蕃之码头也” [5](P34)。而位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则可经营阿拉伯半岛的商贸，又处于亚欧非三洲海上重要孔道，“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 [4](《满剌加国》)。所以郑和船队将此定为第三个商贸据点。
在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这三个贸易据点中，满剌加值得一提。满剌加即马六甲，现为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首府所在地，濒临马六甲海峡，是东西洋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郑和船队远航西洋的必经之地。明成祖即位之后，派宦官尹庆至满剌加，赠送其国王拜里迷苏剌许多礼物。拜里迷苏剌马上“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28](卷三百二十五)，两国建立密切联系。据《明成祖实录》记载，从永乐九年至二十二年的13年中，满剌加遣使明朝13次，密切程度非同一般。正因如此，郑和在此建立贸易据点。史载：“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4](《满剌加国》)英国学者霍尔指出: “人们曾经描述马六甲说, 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商业城市, 而是在贸易季节中中国和远东的产品与西亚和欧洲的产品进行交换的一个大集市。”[29](P267)葡萄牙人皮雷斯描述了在16 世纪初所见满剌加繁盛的商业贸易景象, 认为由于马六甲的广大及其所获利润之多, 人们根本无法估计它的价值。他记述说: “马六甲有四个沙班达尔，他们是市政官员。由他们负责接待船长们, 每条船舶都在他们的权限之下听从安排，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沙班达尔负责从古吉拉特来的船舶。另一个负责管理从科罗曼德尔海岸、孟加拉、勃固和帕塞来的商人。第三个负责管理从爪哇、马鲁古群岛和斑达群岛、巨港和吕宋等地来的商人。第四个负责管理来自中国、占城等地的商人。每个商人带着货物或者商品信息来到马六甲, 需要向沙班达尔申请进入他的国家。”[30](P265)这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心在当时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通过贸易活动, 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时进行着。皮雷斯说, 当时在满剌加的街道上行走, 可以听到不下84 种不同的语言。[30](P269)。他的话虽有夸大之嫌, 却也说明了满剌加作为国际大都会的繁华, 而满剌加的繁华正是亚洲贸易网络繁盛的象征。
总之，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外一些贸易城市的兴起。至今还有历史遗存，如在马六甲，“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31](卷上)。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有“石碇，相传是郑和所遗者”[1](卷三)。再如泰国的锡门，是“华人出入毕竟之地，郑和为建卓楔，扁曰天竺国”[1](卷二)。东南亚人民为纪念郑和，还在他当年到过的地方建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包公庙，有些地名取名三宝山、三宝城、三宝港、三宝井等。世纪初，人们对赤道以南非洲了解甚少，欧洲人只知非洲北岸一些国家，阿拉伯人只了解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沿岸诸国；中国人也只知非洲有个密昔儿(埃及)，对南部非洲则一无所知，而郑和的远航，丰富了人们对这一地区风土人情的了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商人已将东南亚、马来群岛和印度的许多通商口岸，当作了商船通往波斯湾和非州东海岸诸国与之贸易的中转站。换句话说，中国商人已建立了自太平洋西岸至印度洋北部范围广袤的国际市场网络，显示出海外贸易的巨大优势。郑和时代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有深远的意义，既对当时周边诸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起很重要的作用，也对中国国内经济繁荣给予有力推动，为十六世纪中期开放禁海后的海外贸易奠定基础。郑和使团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节，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传播海外，建立起一座海上友谊之桥，促进了周边及亚非许多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使文明的种子在各处生长结果，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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