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舰和帆船之间——评《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_最大的帆船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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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舰和帆船之间——评《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
黄正雨
英美的主要报刊杂志都有办得很好的书评栏目，但要真正了解当今英语世界人文学术、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精华，《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是非常便捷的窗口。
《纽约书评》的创刊是由于印刷工人的罢工而催生的。1963年初，纽约市的印刷工人罢工，一些著名的报刊杂志一时无法印行。为了使书评的生活和思想的生活不致中断，两位纽约知识分子罗伯特·西尔维斯和芭芭拉·爱泼斯坦决定编辑出版一份书评双周刊。当年二月，《纽约书评》问世，两位编辑在《告读者》上写道，美国需要一份以书评为主的文学刊物，为时已久，他们自愿为此贡献出自己的时间。两人还说明，刊物没有任何资金，撰稿人没有稿酬，出版商通过广告所得支付承印人，但他们希望这份双周刊将显示出一份负责任的文学刊物应该具有的品质。大西洋两岸的读者对这份新刊物反响积极，数千封读者来信鼓励编辑继续努力。英国的《新政治家》杂志甚至说，就文化意义而言，创办《纽约书评》比建造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更重要。
说来也巧，《伦敦书评》的诞生也归功于劳资纠纷。1978年，《泰晤士报》资方拒绝工会一系列要求，报系旗下的各种报刊（包括《增刊》）不得不停刊。为填补书评方面的空白，《伦敦书评》于1979年创刊，《伦敦书评》创刊于1979年10月，办公地点在伦敦的文学圣地布鲁姆斯伯里附近。在起初的半年里，《伦敦书评》一直是做为《纽约书评》内的插页随之发行，内容主要是传统的英语随笔和评论，让比较守旧的英国人欢喜的是，它的感觉很像19世纪末出版的那些文学杂志。第二年5月，《伦敦书评》跳出了《纽约书评》的襁褓，做为一份发育健全的文学杂志自立门户。它给作者们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展开他们的想法，随着作者们自身的努力，杂志在读者心目中成了一份有深度和广度的杂志，该书评刊物由此也得到政府机构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的资助。
看到《伦敦书评》这个名字，读者也许会望文生义，以为其跟《纽约书评》一样属于书评杂志，其实不然。虽然名叫“伦敦书评”，但内容不完全是书评，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时评、政论分析。《伦敦书评》属于时评刊物里比较人文的那种，性质有点类似于我国的《读书》杂志，撰稿者多为资深作家、评论家、学者，牛人很多，相信读这样文风优美、分析深刻的刊物，一定能带给人赏心悦目之感。
这份刊物选评之书涵盖甚广一，举凡历史、政治、文学、艺术、科普等等都在其品评之列。为避免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该刊物遴选书评家极为用心。《伦敦书评》跟《纽约书评》及《伦敦书报》的差异在于，前者很少为时髦话题而刊登某类型的书评。《伦敦书评》所重视的是书评家的人生阅历，在专业及私人领域上的风范，以及在针砭书籍时是否不昧于偏见而有深度。
《伦敦书评》的特点表现在：(1)《伦敦书评》内容不完全是书评，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时评与政论，性质有点类似于我国的《读书》杂志，在知识界影响较大；(2)书评注重策划，通过专题予以展现，加之书评本身有深度，能产生较大社会反响；(3)评论大胆，撰稿人多为资深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如20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的新左派作家佩里·安德森和特里·伊格尔顿等，这些人很有个性.《伦敦书评》每两周出刊，不是在伦敦的每个报刊销售处都能买到，通常和《纽约客》、《泰晤士文学增刊》摆放在一起，销量始终保持在5万份左右，不算畅销，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份杂志。
《纽约书评》的文章往往有一种“政策”的语气，意味着对官场的潜在建议，它的议题的范围敏感得多，并且总是发布一些有关当前热点话题的敏感性适度的信息，它带给读者关于全世界发生的所有重大事情的真实面目时很少失手。而《伦敦书评》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从而远离了白宫的世界，脱离了国际事务的主导惯例，从而很难锁定其背后的情感之源。倘若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它会对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次危机置之不理。更由于其主编和副主编都是女性，却从未发表过女权主义的有关文章，它对所谓“自由世界”可以说是漠不关心，而是更关心当代的与性别有关的话题。
《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的经营方式之间的最大差异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编辑观念问题。尽管它们的立足点大致相同，都包括作者名气、议题的时限性和论证的方向，但《纽约书评》议题的影响面往往是一条律令；而《伦敦书评》 2
作者的风格往往起源于主题的重要性或者立场的亲和力，因此造成后者的文章写作水平更高。在《伦敦书评》中，作者不受编辑的影响，《伦敦书评》也许会拒绝稿件，但一旦接受，作者的结论或观点将被完整保留。它的办公机制非常灵活，主编从来不染指刊物的版面。
就全球范围来说，《伦敦书评》局限在一个捉摸不定的、范围狭窄的领域，涉及到的国家主要是西欧、南非、中东，而远东地区几乎没有涉及。即便是西欧，唯一可称得上《伦敦书评》浓墨重彩的国家也就是爱尔兰。而《纽约书评》则不同，其使命感和美帝国的全球视野相一致，没有给全世界留下任何一个盲点。当然，没有任何一种刊物能够讨论所有话题，而一旦选择了话题，《伦敦书评》往往就能弄得非常漂亮。
当然，《伦敦书评》正如它自己所描述的一样，它首先是一本文学刊物，它的政治个性的犀利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政坛司空见惯的应变能力，但是，该刊在更明显意义上还是文学类的，其内容大多与传统上被描述的生活和文学的体裁有关，它表现这些内容的方式也十分有特色。关于小说和诗歌的评论凸显了它的艺术特性，关于音乐和绘画的评论有时也会占据期刊某些最好的版面，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组成的刊物，虽然不如《纽约书评》那么有世界眼光，但它生动、逼真。读者可以在《伦敦书评》中找到比《纽约书评》更多的诗歌，尽管作者的名气不是很大。
就文章的质量而论，《伦敦书评》在哲学和历史方面比自然科学方面做得更好，社会科学获得了更多的传播。小说来稿的取舍从来不落俗套，它经常对一些风行一时的有名作家的小说置若罔闻，关于这些小说的评论也总是婉拒，而一个还不怎么出名的作家在《伦敦书评》上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有着更高的出名机遇。这是也《纽约书评》最强烈的差异所在。
《伦敦书评》通过打造一种附着于最普通的生活主题或细节上的非正式的高雅风格，真正令该刊与众不同的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实际上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文学批评的，而是最好地反映了社会回音的作品，它们展示了对命途多舛的人生的好奇心，这是《纽约书评》所不能比拟的。《伦敦书评》很少及时发表关于本国制度的内容，也绝不是政治的装饰门面。意义模糊或含蓄的作品是不会列在刊物目录里的，措辞太激烈的文章同样也会被大打折扣。该刊的娱乐性既在最 3
大主题中也在最小的主题中找到了表现的余地。
在期刊的封面方面，视觉形象是最有发言权的。《纽约书评》有许多成功的特色，一段时期，戴维·莱文的绘画有着突出的公众影响，但这些绘画往往与文字相背离，哪里的文章内容严肃、表述严谨，哪里的绘画就会构图简洁，讽刺味十足。而《伦敦书评》封面装饰的水彩画起到的作用则是相反的，它们丰富了而不是压抑了作品的情感，虽然有时绘画作品描述的理想一次次超出了刊物内文中问题的现实性，但封面告诉我们的比什么都多。
现在的《伦敦书评》已经形成了它特定的风格：柔和的水彩画做封面，撰稿人的名号都响当当，文章都限制在3000字左右，首先过虑掉了人们凭文章长短猜测孰优孰劣的成见；不使用照片，这个在创刊之初不知道是为省钱还是省版面建立的风格，现在做为一项传统保留下来；与之相比，它的另一个不咋样的特点是经常延期出版，读者打电话到编辑部问起原因，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因为作者不能及时交稿，对付这样的杂志，出版商大概是经常被搞得焦头烂额。
时至今日，《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差别，即前者的覆盖面继续以地区时事为主，而后者则以报道的质量为主，只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一点偏差，读者有望从让人眼花缭乱的全球菜单中找到一份更辛辣的菜肴。
《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这两本期刊出生同门，而这种密切关系总是难免让大西洋两岸的读者将它们进行比较，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它们之间在风格和容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就像战舰和帆船之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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