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_职务犯罪的侦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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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实施隐匿身份的侦查。检察机关在侦查实践中使用的狱侦特情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授权。检察人员应当遵循比例原则、严格管理和审批原则、秘密性原则,建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选建模式,并通过协作配合、联系沟通、反馈奖励等配套机制的完善,不断规范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关键词】狱侦特情 职务犯罪侦查 配套机制
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在修改后刑诉法对检察机关的隐匿身份侦查进行概括授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如何更为有效地使用该项侦查措施,是摆在检察人员面前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检察机关是否具有隐匿身份侦查权
有观点认为上述规定并非是对检察机关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概括授权,而是排除检察机关的使用权。“侦查章对各种侦查行为的界定中立法技术上均明确了主体,如果是准许自侦案件侦查使用的侦查行为,均表述为‘侦查人员’或者明确表述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也就是说根据现有的这种定型的立法技术,凡是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使用,或者没有明确表述为‘侦查人员’、‘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均不得使用。”⑴笔者认为,这一理解有失偏颇。首先,立法的简明价值决定了法条中应当省略赘余词语。即便不加以明确表述,侦查人员和侦查机关依然是本条规定的主体,其他人员只有在侦查人员的指挥下,才可以辅助实施隐匿身份的侦查。其次,根据对法条的体系解释原则,自侦案件的侦查程序和措施适用侦查章的规定。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适用本章的规定”,可以引申出检察机关在侦查直接受理的案件中可以采取侦查章所规定的所有侦查行为。最后,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和实施权主体是可以分离的。这一规定将隐匿身份侦查的审批权交由公安机关负责人来行使,但是在实施主体上则未作限制。考虑到实践中包括特情侦查在内的隐匿身份侦查措施,主要是由公安机关实施,或者要依靠公安机关来协助实施,本条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对隐匿身份侦查进行审批具备一定合理性。
二、使用原则:规范使用的前提保障(一)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包含适合性、必要性和相称性三个方面的内容。适合性强调的是国家机关所采取的措施要以实现法律所规定的职能为目标,并且每一个措施都有利于其法定职能的实现。从总体上看,使用狱侦特情对侦查办案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并不意味着狱侦特情在所有案件中使用都是有效果的。因此,该原则要求办案机关在个案中采取狱侦特情前,应当首先考虑使用狱侦特情对突破口供或稳定供述的有效性,只有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可能有效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后手段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实现某一职能目标时,如果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影响的话,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狱侦特情的使用包含一定的欺骗性因素,使用不当将直接影响侦查破案和检察机关的诚信,只有在没有其他有效替代手段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使用狱侦特情。相称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实施任何职权行为的过程中,其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与其保护的社会公益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该原则要求使用狱侦特情只能出于保护较为重大的利益,即在较为重大的职务犯罪中才能使用,不得滥用。(二)严格管理和审批原则
严格管理是规范使用的前提,狱侦特情的特殊身份、文化层次和利益需求,决定了必须从严管理,否则不仅无助于侦查破案,还可能滋生新的问题。实践中就曾出现过特情耳目利用管教民警对其的信任,纠集同监室其他人,在监室内称王称霸的现象。严格管理原则,要求管理人员随时掌握特情的思想动态,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罪错、监规、纪律教育,增强真诚悔过、立功赎罪意识。除配合办案需要外,对特情日常生活要进行严格管理,不得纵容特情的违规、违法行为。严格审批原则,除要求履行法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程序之外,检察机关自身内部在使用过程中,也要建立、遵循严格的审批程序。原则上,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狱侦特情使用建议,处(科)室领导同意后,报请分管自侦的副检察长审批。(三)秘密性原则
作为秘密侦查措施的一种,秘密性原则是狱侦特情使用有效性的基本保证,一旦泄密,个案中狱侦特情的使用即宣告失败;狱侦特情手段如果广为人知,犯罪嫌疑人就会提高警惕,狱侦特情的使用同样会陷入困境。此外,秘密性原则也是保障特情耳目人身安全的必然要求。秘密性原则需要贯彻到特情的选建、使用、日常管理和工作评定全过程。在选建环节,除正式留底档案以外,一律以代号指称,特情的档案要严格保密,检察机关和辅助管理的看守所、监狱部门需要查阅的,要经分管领导审批,其余单位、人员不准查阅特情档案。在使用环节,检察机关应指派专人与监狱、看守所联系,与特情之间联系要严格遵守个别、单线联系原则,特情和特情之间不准相互联系,严禁由特情发展特情,特情管理特情。在日常管理中,应当对特情进行经常性的保密教育,确保特情在侦查过程及侦查破案后都能严格遵守保密工作纪律。在工作评定环节,将特情遵守保密纪律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评内容。除内部流转的工作文书外,对外公开的文件,如法院审理减刑案件的公示文件等,应当只笼统表述特情为案件侦破提供重要线索,不得具体描述案件名称,如何提供线索等细节。
三、具体实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一)狱侦特情的选建
狱侦特情的合理选建是有效使用的前提,在选建环节主要考虑狱侦特情的自身条件、刑期条件和犯罪种类三个方面内容。
1.自身条件。(1)为检察机关工作的积极性。这是狱侦特情选建的首要条件。只有愿意积极为检察机关工作,才有可能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其他各项能力。至于具体动机,不管是出于协助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的正义感,还是出于换取自身立功减刑机会的功利目的,都可以考虑。(2)认罪服法。真诚悔罪是减刑法定条件之一,出于后续奖励条件的兑现考虑,在选建特情人员时也必须符合认罪服法要求。(3)有一定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这是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取得共同话题的必备条件。(4)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可以避免自身的违法行为,同时有利于在犯罪嫌疑人面前表现出一定的权威性。(5)有较好的心理素质、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特情工作时有许多临时突发状况,出于保密要求,侦查人员和监管人员不能直接协助其处理,因此,特情必须具备较好的心理素质和相应的处理能力。(6)较为可靠的人品,值得信赖。鉴于实践中个别特情因为利益诱惑,不但未能较好服务于侦查工作,甚至被犯罪嫌疑人策反,因此,人品条件也是考察的必备条件之一。
2.刑期条件。原则上应在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期间内的罪犯中选建。在选建刑事特情时,在刑期问题上主要应当考虑以下几个要素:(1)罪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被判处更重刑罚的罪犯,通常情况下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不易于被改造成刑事特情,为检察机关所用。因此,刑事特情的选建以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为宜。(2)工作积极性。如果刑期过短,罪犯立功减刑的积极性可能不高,不利于刑事特情工作的开展。(3)综合效益。刑事特情的选建有人员甄选、考察和培训等系列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成本投入,如果罪犯的刑期较短,能够为检察机关服务的年限就相对有限,不符合投入产出比的效益原则。
3.犯罪种类。原则上以同种类犯罪人为宜,禁止使用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暴力犯罪的罪犯。考虑到贴靠犯罪嫌疑人和情感沟通的需要,个案中刑事特情应当尽量选择与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犯罪同种类的犯罪。作为职务犯罪的特情,除职务犯罪本身之外,还可以考虑其他类似的经济类犯罪。(二)具体实施方法
1.身份设定。狱侦特情身份的设定,将直接关系后续工作方式、方法的选择,因此,设定身份需要侦查人员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慎重选择。同时设定身份也要考虑到特情自身的情况,以特情自身条件为基础,进行合理设定。实践中,可以考虑以下几种身份:(1)普通型权威身份。绝大多数职务犯罪嫌疑人没有被采取羁押型强制措施的经历,对看守所的环境十分陌生,再加上社会上一些人对看守所恶劣环境的夸张渲染以及自身原先的特殊身份和犯罪种类,犯罪嫌疑人进看守所后必然担心遭受他人的欺压。可以利用犯罪嫌疑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将特情身份设置成监室里具有权威身份的龙头老大。在监管民警的配合之下,特情以这样一种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关照、保护犯罪嫌疑人,能够自然地使犯罪嫌疑人产生好感,有利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2)专业型权威身份。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与外界联系被切断,信息隔离,所涉嫌的犯罪仍处于侦查之中,处理结果尚不确定,此时犯罪嫌疑人急需向有经验和专业知识、经历的人员请教如何应对,可以将特情设计成与犯罪嫌疑人同种类的犯罪人,但是在金额上更大,次数更多,无形之中让犯罪嫌疑人感觉到特情是见过世面的过来人,有问题可以向其请教,同其商量,这样可以为特情的进一步贴靠创造条件。(3)相似身份。有相似身份、经历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话题,情感上能够形成共鸣,犯罪嫌疑人在新进入一个环境时,也倾向于找与其有类似身份的人交往。为此,可以针对性地将特情设计成与犯罪嫌疑人具有相似身份的人。根据案件侦查需要,可以在犯罪种类、金额、犯罪经历、犯罪前身份、文化程度等方面,选择部分内容设计成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相似。(4)对向身份。对于受贿罪与行贿罪这种对向犯,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有意地将特情身份设置成对向的行贿人或受贿人。利用特情之口进行阐述说理,让犯罪嫌疑人了解对方在此情此景之下可能有的心理想法,以及对自己交代供述后可能产生的效果,从而减轻、消除犯罪嫌疑人交代供述的心理压力。
2.具体工作方法。考虑到特情的特殊身份,需要采用一些有别于普通侦查审讯的方法。(1)情感引导法。利用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同处一个监室关押过程中形成的情感信赖,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说理教育,促使其供述交代。侦查实践中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犯罪嫌疑人对特情产生更强烈的感激、信赖心理。如我们在办理某受贿案过程中,通过与看守所民警配合,在一段时间内限制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来源,使其在看守所的生活处于十分窘迫的状态,与其案发前丰裕的物质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后,再安排特情对其生活进行一定的关照,使其对特情产生由衷的好感,为特情的进一步教育说服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此外,部分办案人员通过苦肉计形式,让犯罪嫌疑人对特情产生愧疚心理,也是建立良好心理接触的方法。(2)配合施压法。利用特情在犯罪嫌疑人心目中的权威性,通过特情的自身经历,以身说法,给犯罪嫌疑人心理施加压力,配合侦查审讯的有效推进。由于诉讼立场、角色的差异,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给其施加压力的话语往往是将信将疑,甚至全盘否定,因此,审讯施压的效果经常大打折扣。由特情进行现身说法,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类似的身份、经历,双方更容易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特情所说的话更易于进入犯罪嫌疑人的内心。尤其是设置成权威型身份的特情,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造成巨大影响。特情通过日常聊天方式,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顾虑之后,再有针对性地施加压力,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另外,特情可以通过与侦查人员的沟通,顺着侦查人员施加压力的主题,结合自身经历、经验进行进一步的阐述,放大侦查审讯中施压的效果。(3)信息套取法。是指侦查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尚处于犹豫动摇阶段时,侦查人员利用特情套取犯罪嫌疑人内心对待审讯的看法、应对审讯打算、抗拒审讯的支点等信息。在对案情保密的基础上,侦查人员应当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原先工作单位、职务、特长、兴趣、爱好等,向特情作简要的介绍;也可以针对性地设计一些话题,帮助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取得共同话题,以便进一步套取信息。侦查人员在设定特情身份后,应当进一步设计配套的经历等细节,以及特情对待侦查审讯的态度、看法等主观信息,用作双向互动时的交流信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信任。(4)稳定供述法。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定罪的职务类、经济类犯罪,如何应对犯罪嫌疑人的翻供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狱侦特情的介入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特情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发挥稳定供述的作用:一是发现犯罪嫌疑人有翻供苗头时,在侦查人员的指挥下,通过教育、施压、比对举例等方式打消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想法;二是发掘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心理基点,及时报告,使侦查人员能够有针对性地通过讯问打消犯罪嫌疑人的念头,或者通过外围调查,补强相应证据,封堵犯罪嫌疑人的翻供退路。
四、特情工作的配套机制:辅助规则的构建(一)建立协作配合机制
狱侦工作的开展需要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共同协作,建立工作上的协作配合机制是相当必要的。协作配合机制应当明确各个部门的任务和职责。狱侦特情的选建由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共同审核,由监狱管理机关建立并保存狱侦特情的档案材料,看守所负责狱侦特情的日常生活管理。职务犯罪狱侦特情原则上要异地使用,由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负责联系接收的看守所后,到公安机关监管部门办理具体的异地羁押手续。使用结束后,由羁押地看守所呈报特情的减刑、假释手续,检察机关驻所检察室负责出具审核意见。(二)建立联系沟通机制
在使用狱侦特情前,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和看守所民警应当共同研究,制定案件侦查中的狱侦特情配合方案,内容包括:简要案情,特情具体身份的设定,贴靠犯罪嫌疑人的方法,需要由特情配合的具体问题、实施步骤,保密和注意事项等。狱侦特情的使用过程中,侦查人员与看守所民警要定期和不定期地交换犯罪嫌疑人和狱侦特情的情况,包括思想动态、预先设定方案的执行效果、新出现的可疑迹象、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等,对配合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立即着手研究解决。
(三)建立案件讨论总结制度
在例行的一案一总结之外,使用狱侦特情的案件侦查终结后,应当组织专门的狱侦特情使用总结会议,由侦查人员和看守所民警、监狱干警等相关人员参与,对特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个案特情的选择、具体身份的设定、任务的部署、工作方法的传授、部门之间的协作沟通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总结,推广成功经验,避免存在的问题。(四)建立反馈奖惩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可以有效调动狱侦特情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狱侦工作的顺利开展。案件生效判决确定后,应当及时对特情的工作情况进行评定,对于成绩出色的,要落实奖励、兑现政策,为下一次狱侦工作夯实基础;对工作中出现问题的,也要及时予以惩戒,以避免类似情形再次发生。评定的内容包括:工作态度、工作实效、工作纪律、悔改表现等方面。严守工作纪律,确有悔改表现,为侦查破案提供重要线索的,可以评定为工作出色,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或者联合看守所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减刑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对侦查工作造成影响的,撤销其特情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泄露工作秘密的;谎报情况的;严重违反监规的;拒不配合工作的。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程雷:《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隐藏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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