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任务_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2020-02-27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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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任务 许耀桐 傅晋豫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服务型政府应具备的四大标准和四大目标。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既顺应了世界公共行政发展的潮流,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本文根据服务型政府的标准和目标以及中国具体国情,提出当前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几项主要任务及其相关对策。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们党对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既顺应了世界公共行政发展的潮流,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随着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竞争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据“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四大标准和四大目标以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当前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归结起来,应具体化为下述主要任务。必须加大建设力度,才能使之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1、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服务型政府是以人为本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提出来的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的观点,毛泽东曾据此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说,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应该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更好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可以说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我们党强调“以人为本”,要求政府和官员必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制定的每一个举措,都应该尊重人民意愿,体现人民要求,为人民利益服务。只有时刻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政府,才是服务型政府。

2、确立政府职能有限理念

中国要破除“全能政府”的观念,确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所谓“有限政府”,即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逐步地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不断加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但是,政府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发挥着强势的支配作用,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一些政府部门仍热衷于管理那些管不好也不该管的事情,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事情具有既得利益可寻。如何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事实上就是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管理权力的过程,要求政府实现“自身解放”。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下决心坚定不移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3、推进政府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服务型政府必然是法治政府,推进法治建设,塑造法治政府,是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需要。法治政府的形成和运行,就是要保证如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4、推进政府民主化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9月1日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提出“权为民所赋”。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的政治官员必须经由人民授权才是合法的。目前,我国政府的政治官员主要靠选拔任命产生,这不利于落实人民群众民主选举的基本权利。在现行干部选拔任命制度下,公务员的晋升主要依赖于上级部

门及其领导的信任和赏识。结果导致官员“眼睛朝上看”,把主要精力用于领会上级意图、揣摩领导心思,而不是“眼睛向下看”,更好地为公民和社会提供服务。如何转变官员“眼睛向上看”的不正常现象呢?最根本的途径是通过组织竞争性的民主选举,让人民拥有从若干个政治精英中选择行政首长的权力。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之下,选票捏在老百姓手中,官员就不能无视群众,而必须眼睛向下看。一旦离开群众,就意味着自己没有当选的机会。由此可见,只有发展和完善民主机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治官员并将政府官员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才能切实保障政府官员勤政为民。此外,政府还要拓展有效的公民参与渠道,通过完善立法听证、决策听证、价格听证等途径,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力,将民意测评和人民满意程度作为评价政府的重要指标。

5、建立权力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政府的权力需要分解,政府的权力更需要制约。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早就指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对于政府权力,需要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采取防范措施,也就是要对政府权力进行分开和制约,在政府的权力范围内实行分权并建立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只有建立权力制约和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地防止出现任何个人和组织过分集权或独揽大权的极端情况,制止政治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主观随意性。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把权力结构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大构成部分,使这“三权”之间相互制约,并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这样一种“三权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防止了对权力的滥用。

6、推进政府绩效建设

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都奉行预算为本,而不是绩效为本或结果为本。于是之造成从中央到地方,每个政府部门竭尽全力去扩大自身的预算基数,以便争取尽可能多的财政预算。与这样的预算型政府不同,绩效型政府则十分注重投入——产出结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坚持以结果为导向,以结果为根本,以实际绩效作为财政年度预算的基本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绩效评估,是改进政府治理的重要环节,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推进政府绩效建设,需要改变以往的重决策、轻执行、轻评估的状况,尽可能地拓展公民参与渠道,科学设计绩效评价的要素、指标和程序,特别是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参与绩效评价,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对于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突发的公共事件,应采取外部评价机制,成立独立的评估机构,通过组织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方式,提高绩效评估的科学性、独立性和公正性。

7、推进政府透明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所谓实行权力公开、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建立透明化政府。透明化政府,是指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和实施的管理措施必须及时向社会公开,凡是不公开的政策不能实施。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和实施的管理措施,表现为政府信息。将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参与和完善政策过程的前提条件。从科学管理和政策优化出发,除涉及国家机密、社会安全和商业秘密外,政府管理所涉及的各种信息资源,以及公共政策和调研报告等,都应当对社会公开。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当今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法》,中国在2007年4月也已经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法》。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和公众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知情权),被一系列的国际法律文件所确认。在今天的信息社会,政府信息公开已经为建设透明政府,实行阳光下的公共行政,为公民参与和政府评价,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源。近些年来,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建设虽在不断发展,但也存在着故意隐瞒涉及重大社会利益或政府治理失败的那些政务信息。为此,还必须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取信于民。

8、推进政府责任建设

推进政府责任建设,即要构建责任政府。所谓责任政府,即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始终是一对“双胞胎”,政府有权力、必担责,权力连带着责任,“责任也必然离不开权力,问责制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

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2009年7月1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的主要有决策严重失误,工作失职,管理、监督不力,滥用职权或者不作为,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用人失察、失误,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七项。同时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五种问责方式,轻重程度各有不同。受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一年时间到了,才可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根据其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

9、推进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即建设电子政府。电子政府是指在政府内部采用电子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起网络化的政府信息系统,并利用这个系统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高效的、便捷的政务信息和政府服务。电子政府朝着这样一个理想的服务形态发展:第一,在公民尚未进入政府机关时即可获取大量的、丰富的信息;第二,公民只要在单一机关办事,所有的问题皆可随问随答,所办的事情立等可取;第三,如果公民申办的事情牵涉到多个机关,那么可在一处政府机关即可全部办理;第四,公民也无需直接进入政府机关,完全可经过电脑连线申办。政府的公共服务,将朝着“单一窗口”或“跨机关”的“24小时”不间断的“自助式”服务的方向发展。从本质上说,电子政府要求政府创新其服务的方式,使政府服务更为快捷、更为方便、更为畅通、更为直接、更为公平、更具有高附加值。从世界范围来看,电子政务在促进政府行政向着现代化、民主化、公开化、效率化方面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对政府管理理念、政府治理结构、政府程序和工作流程、政府政策和政策制定都发出了巨大的冲击波。电子政务在促进政府反应力,提升政府沟通效率,提高决策质量和水平,人力精简和有效运用人力资源,节约政府开支与经费,扩大公民参与,创新政府服务等方面均显示了其比较优势。因此,要加快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步伐,着力建设一个无缝隙的政府(seamle government),即公民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得到政府的服务。

10、推进政府反腐倡廉建设

服务型政府必然是廉洁政府。推进政府反腐倡廉建设是塑造廉洁政府的要求。当前,我国的各级政府面临着反腐倡廉的严峻斗争。2011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根据国家预防腐败局公布的数字,1982年至2011年30年中,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政人员达420余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465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90余人。最高检察院报告,2011年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5万余件,其中大案1.8万余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200余人(含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2012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报告工作时指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完善境内外追赃追逃机制,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同比上升27%。2013年1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发布了2012年大案查办情况,全年因贪污贿赂受处分达30315人,平均每天83人。这些事实说明,政府必须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塑造廉洁政府形象。为此,要加大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积极探索并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从源头上遏止腐败的发生。

(许耀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晋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谈党建目标新定位

2013-08-0

2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高新民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三型”党建目标的提出,无论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需要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政党观来看,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党建目标定位。

一、党建目标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三型”党建目标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中心任务长期探索自身建设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党的建设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在党的历史上,党建目标历经若干变动,并在变动中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种种艰难曲折,在抗战时期走向成熟,确定了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党建目标,即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的:“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这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摒弃了王明时期关门主义错误、为夺取革命胜利而确定的党建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一党建目标的正确性。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背景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明确把党的建设定位于“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202页)。今天看来,这一目标定位依然是正确的。在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方面,党的八大做了有益探索,如指出执政的党易于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把联系群众、坚持集体领导等作为重要内容在大会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中做了全面阐释。这是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一步。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严重偏差,导致党建目标越来越倾向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建目标走向了极端,形成了“五十字建党大纲”(又称“五十字建党方针”),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这一高度阶级斗争化的党建目标下,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出现严重偏差,导致“*”结束后党建拨乱反正成为艰巨任务。换句话说,本应在八大之后完成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完成。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思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的问题。遵循这一思路,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并提出一系列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要求。从十二大开始,历经多次代表大会的发展,党建目标的内容逐渐丰富,十七大把党建目标定位于“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这期间,党中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把党的性质定位于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对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入党资格等重大问题作出新界定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取得政权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已经大体告一段落,标志着全党层面的执政党意识有了新的飞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型,十八大才能够把党建目标定位于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代表”在党建工作转型中具有重要的链接作用。

历史表明,一方面,党建目标具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表现为党的性质、宗旨始终不变,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进行党的建设的传统始终不变;另一方面,随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客观环境、社会条件的变化,党建目标也呈现出强烈的阶段性。没有阶段性变化,就没有党的与时俱进,就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客观形势。能够把连续性与阶段性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

二、“三型”党建目标是面向社会的转型

如果说,对党的性质定位于两个先锋队、界定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等体现了向执政党的转变,那么,“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党的建设的部分转型。这里所说的部分转型,是指在性质、宗旨、指导思想不变的基础上,主要是部分功能、领导方式、活动方式、外部形象的转型,是面向社会的转型。

这一转型之所以需要,恰恰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国企改制,衍生出一个与计划经济时代具有重大不同的社会。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人们从事工作的单位不但控制了人们的工作岗位,也控制了与单位相应的各种社会资源,也是社会管理单位。如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一级政权,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单位;企业单位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经济、政治、社会内在地捆绑在一起。由于社会生活高度同质化,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导致执政党在社会领域的活动方式与在政权内的活动方式没有太大不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的群众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人们的就业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的流动性、独立性大大增强。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独立思维能力、民主与法制诉求也越来越强。在这一背景下,党组织传统上以行政权力领导群众、支配社会的领导方式、活动方式受到严重影响,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更折射出部分党组织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不完全适应社会变化,特别是社会对话协商机制、沟通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健全。这意味着,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建需要有一次面向社会的转型,其方向就是顺应时代变化和社会需要,服务于群众、服务于社会,才能动员群众、凝聚人心,才有所谓稳定,有所谓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因此,恰恰是基层党组织出于实际工作需要,开展了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活动,并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党的十八大对基层经验做了整合,把“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三者综合在一起,把基层党组织提出的打造服务型党组织,上升为全党的党建目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标志性特点、突出特征就是学习、服务、创新。这一定位契合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实际。

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来看,基层群众自治有了重大进展,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权利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民主政治的最大亮点。基层直接民主尽管存在诸多值得改进的问题,但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管理模式基本不具备可能性。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事实:在村民直选的压力下,不为群众服务,难以当选;即使通过贿选当选的村干部,如果任期内基本没有为村民服务,下次就需要以更高的成本来竞选。有些地方虽然有家族势力或其他干扰,民主质量或许不高,但是人民群众毕竟习得了一种民主的习惯,也不可能再退回到过去的时代。当然,只有当民主政治发展到以服务社会、尊重群众利益来竞争的时候,这种民主政治的形态才是健康的,才是会得到社会整体认同的政治形态。执政党的作为在此应成为一种导向、风向标,以学习、服务、创新来推动、带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健康发展。

这一面向社会的转型,从内容上看可以作多重理解。一是从党的功能来看,党承担着政治动员、社会整合、制定政策、向政权机构输出精英等政治功能,但这些功能只是应然的功能,不代表实际上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党的政治功能只有在得到社会认同的前提之下才能使实际效应最大化,而获得社会认同的主要

途径是为其服务。二是从领导方式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行政权力不能随意行使的领域,党可以发挥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凝聚力更多地源自软实力,源自党自身的形象、作为。因此,党组织与社会一同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创新,以服务姿态、具有强大亲和力形象而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权力行使者形象出现,就是党在社会领域的当务之急。科学、民主、依法行事,就是党的领导方式转变的方向。三是从党的活动方式来看,需要向灵活、多样、开放、社会化转变。所谓开放是指在社会领域党的某些活动面向群众开放,党员与非党员均可参加。各地基层出现的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与建设学习型社区相结合,党员、非党员均可参加学习活动,以及党组织号召党员和非党员共同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都体现了开放姿态。在社会独立性日显的背景下,关起门来搞党建难以对社会群众产生影响,从而使活动本身失去意义。所谓社会化一方面指党的活动内容为社会所需,另一方面指活动方式能为社会心理所接受,由此才能吸引党员和群众参与。

三、“三型”党建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依据当代中国实际提出的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目标,特别是把服务定位于党建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发展。

先从党的代表性来看。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对于政党的理解首先强调其阶级性,强调其对于阶级的领导地位,为阶级、为人类解放奋斗是党的重要使命和任务。而“三型”党建目标—特别是服务型政党,更多地反映出为全体人民、社会的服务。这一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党的代表性问题—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代表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条件变化的结果,也是执政党的显著特点。换句话说,如果不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党是不可能得到最广泛的群众支持的。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中国人民,是执政党的必然选择,是党的宗旨和手段的有机统一。

再从党的社会工具性来看。社会之所以需要政党,是因其原本是社会的工具。虽然这种社会工具的作用首先在政治领域中突出体现出来,但任何政治行为最终都是为了社会层面的目的。服务于党所代表的群众、服务于社会是党天然的职能,没有这种服务,党的工具性作用也就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充当了社会的工具—反映社会发展趋势、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工具性作用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也是相容的。邓小平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作修改党章报告时就已精辟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群众,正因为、也仅仅因为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换句话说,只有服务群众、服务于社会,党才有资格领导中国人民。至于这种领导核心作用是以权力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不是由党单方面因素所能决定的,它取决于时代所能提供的条件。邓小平还有一句名言:领导就是服务。时代越是发展、前进,我们就越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党之所以被社会需要,党的生命力、活力、战斗力、创新的源泉,均来自于此。

此外,党定位于服务,与社会组织的区别何在?在现代社会,同一功能可以由多个组织分担、而同一组织虽有主要功能但也可以有其他功能,已经是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党与社会组织最主要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担了一定的服务功能,而在于党以执政、从事政治活动为主要活动手段,而社会组织大多数以人道主义、公益活动为主。说到底,不能以僵化的政党观看待问题,如果我们把现代政党仅仅理解为只在狭义的政治领域内活动,那么共产党就没有发展的出路。只有以与时俱进、现实的需要来看待问题,才能够理解“三型”党建目标。

至于“三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服务型是核心。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需要不断学习,提升党组织的内在素养和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为了更好地服务,需要不断创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既是精神状态的反映,也包含不断创新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创新党建工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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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任务 2014年08月14日 10:28 来源:《行政论坛》(哈尔滨)2013年3期 作者:许耀桐/傅晋豫 字号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作者简介】许耀桐,国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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