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对敦煌书法的整理和研究_敦煌遗书书法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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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对敦煌书法的整理和研究

2009-1-17

“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

——饶宗颐先生对敦煌书法的整理和研究

刘 波

饶宗颐山水画作。

一代通儒饶宗颐先生学艺兼美。研究的领域宏阔从甲骨文到敦煌学，从诗词歌赋到琴道书画。这其中，任选出一门学科来，都需要我们付出毕生精力，才能入其堂奥。今次，由深圳市文化局、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和香港艺术发展局联合主办、深圳美术馆与深圳特区报“文化星空”协办的《我与敦煌——饶宗颐敦煌学艺展》隆重开幕，令鹏城观众得以领略饶公的煌煌学术与笔墨丹青，亲睹熠熠生辉的大家风范。饶公“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先生的学问绝非晚辈所能尽述，本文只是就我所略知的敦煌学领域，试说一二。

整理敦煌书法的开拓者

作为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饶公以其雄厚的学养在浩瀚如海的敦煌宝藏中，极具慧眼，独辟蹊径，在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及艺术史等学科里，做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其对敦煌书法的系统梳理和研究。

敦煌书法通常主要是指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敦煌遗书的内容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从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历时近七个世纪、６万多卷墨迹，其中以佛经为最多。有纪年的、年代最早的卷子，通常被认为是甘肃省藏００１号咸安三年的《法句经》（３７３年），最晚的则是俄藏３２号《敦煌曹宗寿及夫人施入疏》（１００６年）。如此数量巨大的敦煌写本，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而言，可谓是无比丰富的宝藏。它以清晰的笔墨真迹反映、记载了这一漫长时期文字与书法的演进过程。而梳理并研究如此丰厚的文字遗存却非易事，饶公堪称是将敦煌书法提升到学术研究高度的开拓者。

早在１９６１年，饶公就利用在英伦所见的被斯坦因掠走的敦煌遗书，写出《敦煌写卷之书法》一文，并附上《敦煌书谱》刊登于香港大学１９６１年的《东方文化》第五卷上。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７４年，饶公两度访学巴黎，遍览伯希和携走的敦煌藏经洞宝藏，并从中选出１５２件书法精品，辑成《敦煌书法丛刊》，由日本二玄社照原大影印出版。全书一共２ 1 ９册，按着卷子本身的性质分为“拓本”、“韵书”、“经史”、“书仪”、“牒状”、“诗词”、“杂诗文”、“碎金”、“写经”、“道经”共十大类。在每册解说中，饶公不仅揭示出敦煌书法的艺术价值，而且对所收每件文献，均有考证，内容涉及广泛获得许多新的发现。１９９３年，《敦煌书法丛刊》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内地首次刊印，题为《法藏敦煌书苑菁华》，共八册。

对于《敦煌书法丛刊》的价值，我国著名学者周绍良曾撰文《一部研究敦煌写经书法的专著》评价。周先生认为，可入妙品以上者，“奚止二三百品”，且不亚于同时期的书法大家。他举例说，如《众经别录》（Ｐ．３８４８）的书法，“大有《兰亭序》遗韵”，“后世的赵孟■未必能抗手”；王老子写的《尚书》残卷(Ｐ．２６４３)，“笔若悬针，刚劲固不下于柳公权”；《汉书·王莽传》写本(Ｐ．２５１３)，“书法整饬遒丽，可与虞世南书法颉颃”；《春秋谷梁传集解》写本(Ｐ．２５９０)，“也可与褚遂良比美”。

而饶公本人，更为看中的则是每一件书法作品后面蕴藏的研究价值。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饶公曾谈及他所著的《敦煌书法丛刊》一书，“我编纂《敦煌书法丛刊》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提倡敦煌经卷书法，而是为了研究。你看每一篇的说明，学问都在里面，谈到书法只有几句。”

以学养艺 开拓学术之风气

《敦煌书法丛刊》一书的刊发，不仅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大批文献，又因分类和编辑，为敦煌学提供了研究文献。尤其饶公在梳理敦煌书法的同时，对每一个卷子都做了深入研究并写出解说，着实令人大开眼界，多有启发。正如前人所说，不通一艺莫谈艺。以学养艺，化学为艺，学问与艺术相融会，也只有如饶公这样的大师，方能做到。

如在先生所著《论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一文中，饶公毫不掩饰对藏于法国的Ｐ．４５０８号敦煌文书即唐拓《温泉铭》的喜爱，在文中赞叹道：“此碑为晚岁所书，已臻圆熟，极浏漓顿挫之妙。虽源出二王，而卓荦骏发，清便宛转，行笔如流风回雪，天纵之姿，良不可及。”《温泉铭》是敦煌遗书中所藏的三个唐代拓本之一，为唐太宗李世民所书。另有欧阳询书《化度寺庙岂禅师塔铭》和柳公权书《金刚经》。

在对《温泉铭》这一拓本来龙去脉的考证中，饶公首先订正了拓本里的阙漏文字，又考证了拓本中出现的地名、人名以及官职等等，甚至连临写者随手所书的“注字”，都一一指出。在考证了该碑的具体背景和年代之后，饶公指出，“世传太宗有论书之作多篇，谅出依托。”“《温泉铭》则让后人看出了太宗书法的实践功夫„„这件初唐拓本，世所罕见，真凤毛麟角矣。”饶公也因此将此拓本的影印照片作为其刊辑的《敦煌书法丛刊》一书的封面。

饶公的这篇论述，以拓本为原典，广涉文、史、地等多方领域，十分引人入胜。

而在饶公所著的另一篇文章《北魏冯熙与敦煌写经》中，以英藏Ｓ．９９６号文书《杂阿毗昙心》的一篇跋为切入点，对于文书的书法价值只以一句“字极佳”带过。更多的，则是以丰富的史料，追溯莫高窟的开凿与北魏东阳王的渊源，尤其是搜集了许多关于北魏显贵冯熙的材料并得出结论指出敦煌所发现的《杂阿毗昙心》残卷是冯熙让人抄写的佛经中的一种是由洛阳流传至敦煌的。在这篇跋文中，饶公读书得间，窥视出众多奥妙，为我们研究敦煌早期写经习尚拓展了思路和角度，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敦煌写经里面蕴藏的文献价值。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庵先生遗书序》一文曾写道：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事实上，饶公在敦煌学领域里所做的每一项研究，都做到了“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之未逮”。除了对敦煌书法的系统评说，在绘画音乐、文学词曲、宗教等方面，饶公也以独到的眼光，精细地考察出很容易被一般学者所忽略的问题，如饶公对敦煌白画和敦煌乐谱的整理和研究，就填补了敦煌艺术和音乐研究中的两项空白，所著《敦煌琵琶谱读记》和《敦煌白画》两部专著，亦是饶公以学养艺的又一例证。又

转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