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评论 56_半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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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2010年第5期【半月评论】 穿越转型之痛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是当下中国推进强国战略的最重要主题。
转型，意味着变革。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打破深层次的制度瓶颈，摆脱模式化得路径依赖。转型，意味着新生。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进入创新驱动，从高碳增长进入低碳时代。转型，也意味着痛苦。要支付转型的成本和代价，从我们如何顺畅地、勇敢地去承受，去化解，去穿越？
转型，就像弯道超车，难免影响经济增速，这是政府难言之痛，与速度链接的，不仅是政府的政绩考核、形象塑造，还有财政收入、就业机会等刚性的无法回避的巨大压力。转型，对众多在市场红海的狂风巨浪中沉浮的企业而言，更有切肤之痛。本来就在利润的刀片上跳舞，如今更难立足。产品的淘汰，行业的消失，产业链条断裂，渠道体系破坏，经营模式再造，这些在经济学大家熊彼特口中的“创造性破坏”，拷问着企业的竞争力、生命力。尤须直面的，是转型牵扯的劳动群体在深切利害关系中难以承受之痛：资本机器对劳动密集的投入替代，转型过程对在企业工的利益调整，产业升级对就业市场的直接冲击。
更其痛苦的，是我们对转型痛苦无法回避、无法超越的境遇。我们不是第一次面临调整、改革、转型的压力，也不是第一次痛下调整、改革、转型的决心，只是每一次我们都心存侥幸，雨过天晴，在“等一等”、“挺一挺”的应对中将挑战一再拖后，与机遇擦肩而过。有人调侃地方的“煤改”：“我们煤价一跌就调产，煤价一涨就好了疮疤忘了痛，就像那只一到冬天就喊冷的寒号鸟。”当我们虚掷了一个个冬天之后，等过来、挺过来，我们还能充分享有春天里那阳光的明媚和希望的蓬勃吗？
延续30多年的发展方式带给我们许多令世人称奇的业绩，但它埋下的许多沉重的伏笔也开始显现。贫富分化日显，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破坏加剧，利益矛盾突出，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警钟在我们耳边一再敲响。进入后危机时代，再放眼全球经济，“山也不是那座山，梁也不是那道梁”，中国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在金融业泡沫破裂之后，纷纷回归实业，喊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全力推涌科技革命、能源革命新浪潮，寻找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和减排道德制高点新引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世界市场格局在转换，国际分工体系在重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遭遇强势进逼和更多挤压。而我们的周围，还有不少人一味沉醉于“改革奇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赞美和羡慕而不能自省。听一听专家提醒：当年巴西从“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的“奇迹年代”，陷入“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宁”的“丢失的十年”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我们还是多想一想“中国风险”、“中国转型”、“中国道路”吧！
历史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打开更多的机会之窗。汹涌而来的“用工荒”，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人口红利，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对经济结构升级、发展方式转型，则是一个强力的倒逼。我们从战略性产业的新兴、低碳型经济的生长、传统产业高新技术的突破中已经看到，机遇正在展开，希望正在升腾。
“先人一步，遍地黄金”。珠三角东莞的主政者提出“忍得住暂时阵痛，忍得住经济一定程度放缓，忍得住社会非议，忍得住暂时的利益”，强调防止经济形势好转，传统发展模式复归，东莞要坚定不移调结构、促转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纷纷行动起来。问题在于，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其间出现的“转型盲区”、“产业断层”、“技术鸿沟”，如何顺利跨越？产业重组，“退二进三”，我们开始去做产业转移、整合的减法，但对产业升级、创新的加法、乘法掌握、娴熟了没有？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沿海企业已经审时度势，投棋布子，抢占转型先机。在长江角江阴，原有产业在自主创新中向高新技术突破，本土企业在招商引资中将微笑曲线延伸，区域经济再海外引才中让弯道超车提速。它们的“新型升级版”经济，是生长出来的，嫁接出来的，孵化出来的，实现了“零缝隙对接”、“低风险跨越”、“高增长转型”，堪称沿海企业转型的一个经典文本。作为政府，则应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消除政府采购中的国货歧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建立技术、融资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在转型中闪转腾挪拓开更广阔的空间。当前不少地方推行“煤改”，那些被整合、被重组的煤老板，向何处寻找他们“化蛹为蝶”、“华丽转身”的二次创业之路？是往非洲神觅金矿，去海南热炒房产，还是进民间投资金融，回家乡开发农业？政府还当扶下马，送一程。
我们更应当关注转型中人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将逐渐成文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环境、薪酬标准、发展空间亟待改善；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政府保障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专业技能，已成推动转型升级、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支撑；企业在转型中迁移，转行，兼并，破产，必然伴生着员工失业、换岗、挪位等工作和生活的变化。如何在帮助企业顺利转型的同时，充分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将转型期双方的艰难和阵痛都降到最低程度，考验着政府执政的价值取向和运筹能力。
发展转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既要加强政府的推动，也要借重市场的力量；既要顺应转型的大势，也要考虑现实的国情；既要赢得未来的发展，也要减轻当下的痛苦。
《半月谈》2010年第6期【半月评论】 愿公平正义光辉普照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温家宝总理的激情话语，再次有力地传递出政府解决民生难题的庄重承诺，张扬了推进社会发展转型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经济蓬勃前进、迅速崛起的宏大图景中，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分配失衡、贫富分化，也是分外鲜明的社会现象，“被边缘”、“被剥夺”、“被锁定”，也见弱势群体分外焦虑的社会心态。如何使广大民众，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充分拥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切实保障社会参与的权利？已经提上中国转型的重要议程。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它在当下的实践指向，是社会的民生进步，是公民的权益保障，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看民生进步。这是近年来政府施政下功夫最深、绩效最显的地方，也是社会舆论点击率最高、考问最多的话题。如果说改革之初的民生问题更多地受制于发展滞后，是如何尽快打破短缺经济的格局，今天则更多地聚焦于公平正义，是如何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城市房价狂涨、居高不下，但求一房安居，直耗尽许多家庭的几代积累。其中演变出房地产开发商、南北炒房团们一场场积累财富的盛宴，也催生了万千“蚁族”、“蜗居”平民一个个饱尝人生失败滋味的梦魇，给大众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集体恐慌。类似现象，还有居民收入差距在二元结构中越拉越大的“城乡分化”；“恶意欠薪”屡禁不绝、“血汗工厂”大行其道中愈演愈烈的“资本掠夺”；拼命挖掘“投资洼地”，不惜将宝贵资源廉价奉送给外来资本，损害子孙立足根本造成代际公平断裂的“发展赤字”„„更让人迷惑的是一些舆论的辩解：“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须知，市场失灵，还当有政府调控和社会保护。“这是发展阶段的特征”。须知，东亚国家的高速成长历史，并未必然出现失衡的贫富分化。“这是改革深入的代价”。须知，是谁认定，改革的代价应由普通大众、弱势群体支付和承担，而改革的成果则由既得利益集团独享、通吃？
看公民权益保障。公平正义的根本，是保证不同群体都能享受相同的权利，并由法律和秩序为这种权利表达提供保障。显然，在官本位根深蒂固、潜规则风行一时、既得利益集团肆意膨胀之际，普通民众的权利保障亟待夯实。我们可以浏览一下“土地城市化”的路线图：强制征地是第一步，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先将城市周边农民的土地征用过来，稍加整理开发，转手招拍挂，土地财政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农民也由此作出巨大牺牲；城市一味扩张，遭遇18亿亩耕地红线，于是就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行大搞城市拆迁，公然漠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衍生了一出出居民“以死抗争”的悲剧事件；拆迁的空间毕竟有限，主政者们又有锦囊妙计，转身瞄准广大乡村，随意推行土地整理、村庄合并，以腾出土地指标，也不管农民自愿与否，不管农民的权益保障与否。城市化进程加速，还当端正方向。
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学大师阿玛蒂亚·森有言，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同时，自由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要提升每一个人选择生活、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每一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社会流动的机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拓展人们自我实现的广阔空间，增进人们共同拥有的尊严和幸福。对于中国最为弱势的农民群体而言，我曾讲过三句话：只有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组织农民，才能壮大农民；只有提升农民，才能发展农民。着眼点，正在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进城农民更为迅捷地走进城市的发展之内、体制之内、社会之内，要加大村民自治、培育乡村合作组织力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的主体性力量，要大力提升农民的科技水平、经营素质，就地开辟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不是简单地吸引资本下乡，去替代农民经营，从而压缩、剥夺他们发展的权利和机会。
我们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的现实理性是发展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促进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追求、权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就是树立科学发展观，从发展本位走向民生本位，从国家本位走向公民本位，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公平正义，就是我们在转型中应当始终坚守的价值取向。
重识公平正义，它不仅是政策宣示，而且是施政实践，是每一级政府决策的基点和工作的目标；它不仅是政治导向，而且是发展力量，只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发展，才能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才会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它不仅是政府形象，而且是政治文明。渗透在社会的秩序规范中，它是一种制度平等；引领在发展的路径转换中，它是一种科学理念；落实在政党的民主建设中，它是一种执政伦理。
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政府应当肩起的责任，更有赖于公民的努力、改革的深化、法治的建设和文明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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