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乡土中国引发的对村民自治的思考_乡土中国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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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乡土中国》引发的对村民自治的思考
摘要：社会权力结构是费孝通老师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对于解释现今的村民自治中遇到的问题和出现的新现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结合现今农村的实际，我认为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应当谨慎采取“横暴权力”的形式进行管理，积极运用“同意权力”来提高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重视运用“教化权力”来保持淳朴的民风，抓住时机运用“时势权力”为村民自治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村民自治，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
费孝通老师在《乡土中国》的前言和后记中指出本书旨在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回答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村民自治则是继传统的“双轨政治”模式和人民公社体制之后又一种全新的乡村管理模式，主要由村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性组织来带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读完《乡土中国》后，我发现费老师对乡土社会的分析可以很好的解释现在村民自治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对如何完善村民村治有很大的启示，因此决定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谈一点自己的思考。
一、横暴权力
这种权力是“从社会冲突方面着眼，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主从的形态里。在上的是握有权力的，他们利用权力去支配在下的，发号施令，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①
在农业社会中，由于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十分有限，剩余不多，因而发生在农民和村委会之间的横暴权力也很有限。但在国家允许土地征用后，有些村委会非法征地的行为则是很明显的在滥用横暴权力，破坏乡村的和谐。据《人民日报》2004年7月26日报道：“在广东省茂化（茂名至化州）公路东方红村委会大北国村路段旁，两年前曾是一片长势良好的水稻田。现在，这其中的30亩地上，出现了一座工厂、几栋办公楼和几处宅基地。”但村民却并未见到政府公告和征地批文，更未获得任何补偿。本来就十分拮据的生活如今更是雪上加霜。村民们也曾想过上访，但村委会主要干部吹嘘，告到化州、茂名都不怕，没人敢动他们。村委干部以自身的意志驱使村民，使村民的利益遭到粗暴地侵犯，但村民却只能忍气吞声，由此结下村民和村委会间的积怨，从内部使村民自治难以顺利进行。
横暴权力不仅表现在村庄内部，在乡级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之间也很常见。“乡镇政府在表面上不干预村内事务，可是仍然对村干部发号施令，在村民自治已经推行了十年的时候，有的乡政府居然还用红头文件任免村委会干部”，②这种做法从外部阻碍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不利于提高村民的自治意识，也不利于乡村的长治久安。2008年5月21日，湖南在线新闻网站接到投诉：“3月28号这天下午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第64页
程同顺，赵银红《乡村管理模式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期刊网）② 三点,邵阳市大祥区纪委一姓伍的秘书和城南乡刘书记一行5人到祭旗村居委以莫须有罪名宣布停止和撤销本村委会主任曾小平职务，并组织本村组长和党员少数人进行现场选举，原因是现村主任不肯为‘湘浩公司’垫付征地几十万元土地款，乡政府刘书记曾多次找村主任要求其先行垫付，村主任不肯动用百姓的钱。”村主任仅仅是为了维护村民的利益而违背乡政府有关干部的意志就遭解职，这样的行为自然会引起村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但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乡政府的干部却将“指导”与“领导”不分，用横暴权力干涉村民自治，导致村民和乡级政府发生矛盾，难以实行村民自治。
结合以上事例分析，我认为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应当谨慎采取“横暴权力”的形式进行管理，否则极易造成村民的不满，影响农村的长治久安。
二、同意权力
从社会合作着眼，费老师发现权力的另一性质。“社会分工的结果使得每个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这种权力便由此产生，它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越复杂，这种权力也愈扩大。”③但在乡村中，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也使得它发挥作用的情况很少出现，只在遇到干旱等自然灾害或其他特殊情况时，村委会才会召集村民进行分工合作。比如舟曲山洪泥石流灾害中，“月圆村”原村支书遇难，原村委会主任受伤住院，村庄被毁，村里的基层组织残缺不全。２５岁的尚方方在灾后第一天被紧急任命为“月圆村”新党支部书记。灾后第三天，“月圆村”村委会班子也正式成立，新的正、副村委会主任开始工作。谁具体负责什么工作、联系方式是什么，都张贴在了村委会墙上。细致的分工，齐心协力的合作，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绝不是上级对下级横暴权力形式地管理，而是为着共同的目标——抢险抗灾，重建家园而奋斗。这其中正是“同意权力”使各界群众有条不紊的分工合作。
由于这种权力能牵涉到广泛村民的切身利益，因而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运用得当的话可以提高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比如重庆市铜梁县北星村的村委会为发展本村经济，组织村民修路，这其中就涉及各户的分工，以及修路费的分配，使得每一位村民都格外关注村委会对修路情况及财务使用情况的及时公布，无形之中加强了村民对村委会的监督。“村民自治如果不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挂钩，根本
④就不能引起农民的兴趣，村集体经济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村委会组织村民修路只是运用同意权力激发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一种形式，倘若村委会能够灵活使用“同意权力”，引导村民积极发展产业化农业，壮大集体经济，相信村民自治的主动性可以大大增强。
三、教化权力
在社会继替（即社会成员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教化性的权力，或者说是爸爸式的”⑤。这种权力的形式主体可以是任何一位村里的长者，目的是让村里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规范。
当村里有人发生纠纷时，村里的长者或有威信的人就会出面调解评理，“他 ③④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第65页 徐晓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期刊网）⑤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第69页 的公式常常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然后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有时甚至还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⑥。由于村委会的成员都是村民选出的，因而他们大多数在村里有一定的威信，无论是宗族势力还是物质基础，凭借这种威信，他们可以在很多场合运用“教化权力”来对周围的人进行潜移默化地濡染。这使我想到了农民工对农村传统价值观所造成的影响。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子女有明确的学习模范和价值观，父母力求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子女成为传统社会所认可的人。而自从农村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后，大多数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很多已经不再像以前听父母的话，电视、电脑
⑦上的一些消极内容正在对这些孩子起着负面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些留守儿童失去了来自父母的传统教化，就连有的返乡父母由于受到成城市居民生活的影响，集体主义观念，消费观念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其中难免掺杂了许多负面思想，对民风淳朴的乡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此时教化权力就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村民自治过程中更加重视教化权力的运用，相信淳朴的民风，古老的传统可以一直沿袭下去。
四、时势权力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免有一个惶恐，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名之曰‘时势权力’”⑧。这种权力和“教化权力”同时存在，因为社会变迁与社会继替互相关联，如果社会变动得慢，通过教化可以解决变动中的问题，那么时势权力就很有限，而如果社会变动过快，传统的规范做法无法适应新问题，那就要靠时势权力来进行调整。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大学生村官能够很好地融入乡村，为村民做实事，而有的却只能偏居城镇，对乡村事业无能为力。
“据统计，平顶山市大学生村官在两年中帮助制定发展规划2000 多个，引进项目2560 多个，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2240 多期，为农村修建图书室、娱乐所等文化场所609 处。”⑨材料中的大学生村官凭借自身掌握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帮助村民们解决了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还丰富了他们的闲暇生活。这样一来，尽管他们不是由村民选出，欠缺同村民生活在一起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教化权力，但却可以利用“时势”赢得村民的信任，为村民自治注入新的活力，这其中正是“时势权力”在发挥着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乡村，其社会权力结构也有所区别，比如内陆地区可能更多的是教化权力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着作用，因而村民自治偏向于无为而治，村委会很少主动去干预村民的生产生活，以传达上级的新政策，解决农民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主；而沿海经济发达，较为开放的地区，由于受到外来冲击较大，同意权力和时势权力则比内陆乡村起着更大的作用，村委会可能会主动组织村民进行集体产业化生产。但无论如何，各种权力只是代表着一种管理活动的倾向，在实际生活中权力主体当然不会去探求自己运用的是什么权力进行管理，可是我们却可以将这些理论上的权力分类作为工具，来分析村民自治中的问题，来指导村民自治应当怎么做。
⑥⑦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第60--61页 胡芬芳：《返乡农民工对农村的多重影响》 ⑧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第84--85页 ⑨向林峰，杨金海《浅谈大学生村官与村民自治》（中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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