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_人生哲学一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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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42100007
哈尔滨师范大学 硕士课程论文
题
目
浅谈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 课程名称
人生哲学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学位课）学
生
刘
娜 硕士导师
刘
丽
年
级
2010级 专
业
马克思主义哲学 系
别
政治系 学
院
政法学院
2010年1月15日
浅谈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
刘 娜
摘要：对知识论的研究依然是理解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角度，而从人存在的状态，或者真正把人的思想精神还原于近代知识论哲学本身，则成为解读近代知识论哲学的一个新的立足点。当把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放置在“为人”的大背景中，“能否思想”与“有无意义”就成为西方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这一逻辑深刻表现了西方哲学是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历史。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哲学内在发展逻辑的梳理，本着西方哲学是为人的哲学、是向人不断敞开自身的学问，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抽理出其“”能否思想与“有无意义”的基本逻辑。
关键词：哲学；内在逻辑；西方哲学
无论西方哲学在不同时期以怎样的样式呈现，从根本上说，都是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从各自的角度阐释其理论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特殊价值，从而说明哲学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动力。因此，一种哲学的态势有着怎样的理论合理性和现实解释力，就在于这种哲学在何种程度上把握了这个关联人自身的世界的本质和人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的应有之义就是不断完成它的使命，即成为不断探索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因为人就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无论西方哲学的发展态势如何，在哲学史研究中，不约而同地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认为整个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哲学到近代认识论哲学，再到现代语言哲学的演化过程。这种概括一方面表征着西方哲学发展的总体性，同时也蕴涵着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逻辑主题的交叉性和复杂性。
一、西方哲学内在逻辑的肇始
如果按照黑格尔对哲学开端的定义，哲学肇始于巴门尼德。因为是巴氏把纯粹的思想---“存在”设定为哲学的对象---这样巴门尼德就奠定了影响深远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同时也确定了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内在的逻辑问题---“思”。因为无论“思”是以本体论、认识论的形式体现，还是在语言哲学中呈明，都是在用“思”去思考、去反思“在”，2 使哲学在“思”“在”的过程中不断向人敞开。所以“能否思想”的哲学逻辑就在巴门尼德这里开始了它的起点。
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区分了“存在”与“不存在”。在巴门尼德看来，“存在”不生不灭、唯
一、不动，是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的世界；“非存在”有生有灭，具体可变，是不真实、不现实的。巴门尼德在这里所说的真实与不真实是针对哲学而言的。说“存在”是真实的、现实的，是因为它具有哲学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因而能够成为哲学的世界；“非存在”不具有哲学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因而就不能成为哲学的世界。说“存在”存在，意味着巴门尼德把泰勒斯开创的探索世界本原的思想转化为明确的哲学意识，确立了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世界和哲学的精神。
为了解决哲学如何判定自身的真实性问题，巴门尼德提出了一个标准，即“能否思想”，凡是能思想的就具有哲学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就是“存在”，反之，就是“非存在”。但是，巴门尼德所说的“能否思想”，并非旨在把人同动物在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面做出区别，而意在从认识论角度指明人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区别。因此，巴门尼德所说的“能思”就是指理性认识，“不能思”就是指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关系及其结构也就成为“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关系及其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能否思想”作为哲学真实性与现实性的判定标准，是建构“存在”的根本原则，也是巴门尼德构造哲学本体论范式的基本原则。有理由说，在一定意义上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奠定了西方哲学发展历程贯穿始终的主体性精神，同时也暗含着西方哲学发展到近代时期的内在逻辑—同近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相结合，最终形成认识论的本体论。在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中，巴门尼德通过区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使纯思超越了感性的局限性，奠定了哲学以纯粹的思想为对象的基调。同时这一对“存在”概念的界说也暗含着语言学的前提：一方面，哲学产生之始是把研究的目光放置在感性具体物中，这种寻找“始基”的感性局限性，使得赫拉克利特用“逻格斯”来表达哲学对普遍共相性的追求，而“逻格斯”概念本身就隐含着言谈的意味，如此语言的作用就开始得到了突出。正是有了“逻格斯”，所以巴门尼德的“存在”才意味着它是人的语言和思维的抽象物。另一方面，从巴门尼德的“存在”开始，哲学要走进一个纯思的向度，而哲学的这一向度要求寻找这样一个东西：它存在于时间之中又超越时间之外，保持了历史各个意识形态的内容却又不随具体意识形态的消失而消失，这个东西舍语言其谁?黑格尔认为“凡是被称为不可言说的东西，只不过是不真实的、无理性的、仅仅意谓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对语言、说话的关系结构的研究和分析，就没有西方的存在论和实体学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巴门尼德的向思的哲学理路，开启了哲学不断的向内向上的思想路线，并且在这条路线上不断地追溯着它的逻辑前提，所以才有近代知识论哲学的致思于“思”本身来接近“存在”；所以才有语言哲学把对“存在”的追寻转向语言这一逻辑前提。在近代的“思”的背后被预设的是存在的真谛，在语言的考察中形而上学的意味依然浓厚。所以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就是在逐渐寻找“大写的人”的过程，而这个追求和塑造“人”的过程就是西方哲学不断展现其内在逻辑，同时也是不断向人敞开的过程。
二、西方哲学内在逻辑的承起
从巴门尼德以“存在”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开始奠定的西方哲学的理性思辨的基调，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发展，理性的批判精神在近代哲学表现得更为突出，使哲学的追问不断向前追溯其逻辑的前提。所以在提出人“能否思想”来作为哲学的真实与否的判据后，对“能否思想”本身的前提性追问成为近代哲学的理论主题和主要目的，即在学界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普遍达成的共识—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作为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中贯穿着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原则。他把“坏疑”作为手段，一开始就从怀疑入手，力图把感性经验排除出去，或者悬置起来，认为“我”的一切感觉不能证明“我在”，而只有我的“思”才能证明我的“在”。所以他以思想反思的方式确立“我思故我在”。他把“我思”看成是“我在”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本质要素，从而“我思”便是一切真实确定东西的存在基础。那么，我是什么呢?当我们怀疑一切的时候，惟有思想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一方面当我否定所有的事物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存在时，我因为怀疑或“能思想”，仍然是存在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不能思想”，我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发现只有一种属性属于我，与我不可分，这就是思想。因此，“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由此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一种振聋发馈的命题：它似乎和“常识”完全相反。因在常识看来，凡被我感到的，无疑是实在的，而如今你却说它是不实在，反而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却是实在，这是一种奇谈怪论，难道眼见不实，反倒耳听(语言---思想的载体)是实吗?笛卡尔的思想之所以没有被“常识”的嘲笑所埋葬，证明它有自己的意义---原来思想(理性)和存在(感性)是有着深层次的联系的，甚至思想(理性)竟然被 4 用来证明存在(感性)，不是感觉是思想的根据，相反，倒是思想是感觉的根据。至此，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这一认识论的反思转化成了本体论。他的“我思”把认识的主体、自我、理性放到首位，从而使理性主义步入了新阶段。
康德意识到理性不是神，笛卡尔的“我思”在思维中分裂。“思想对思想的思想” 是纯思想，纯思想即思维中高度抽象的思想形式，它无法与思想内容达到真实一致。他批判了独立自在的我思，揭示了我思不是某种空洞无内容的纯形式。他对理性的批判实际上是对理性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发掘和发扬。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所用的理由是不能以“思想”证“存在”，脑袋里的钱不等于口袋里的钱，这是大家熟知的。然而就康德哲学来说，这一批评有一个前提：存在不是属性，存在不是宾词。或者说，只有涉及不是属性的存在时我们才不能用思想来证明其实在性和可靠性，而一切经验属性必定用思想来证明其实在性和可靠性。这就是康德著名的一切经验知识之可能性的理论。但问题不在于经验知识是否可能，而在于哲学作为科学知识是否可能的问题。在这里康德强调关于经验知识之所以可靠，乃在于有理性的先天形式，理性的先天形式既是理性(思想)自身的认识能力和活动，又是实践的能力和活动。他明确地把理性的功能与活动划分为认识和实践两个领域，因而有理论理性(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分。在认识领域，理性作为思辨能力，以先天的知性范畴规整感性材料，构造知识，是为科学，同时也构造认识对象，人为自然界立法，在自然领域建构起因果关联的必然王国；在实践领域，理性以自身具有的先天道德律规范人的行为，告诉人“应当”怎样做，达到善的目的，这是道德，是实践理性为人自己立法，也是向社会颁布规律，在实践领域建构了自由王国。由此，康德已经告诉我们哲学作为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所以哲学也只能是形而上学。康德之所以认定哲学不能成为科学，乃是根据“存在作为存在”或“世界作为整体”不可能有相应的真理，不能进入感觉现象界，而只能停留在“本体界”(思想体，noumena)。即存在的存在不是属性，不是宾词，只是思想体。这样，康德就在其批判“理性”的过程中把人的理性置于首位，以特殊的方式强调了理性对于人的意义。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康德通过“人为自然界立法”和“人是目的”两个命题表征着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能否思想”与“有无意义”。
从康德经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西方哲学完成了自己“古典”的历程。黑格尔哲学以“理念”论为基础，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绝对”哲学体系。在黑格尔那里，神圣的绝对理念作为放大了的理性决定着整个世界的根本运动，自己设定自己，自己实现自己，即进行着“建立自身的运动”。而所谓绝对理念的运动，就是一系列纯粹概念(范畴)的逻辑推演，它们构成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这个概念体系是现实存在的理由和基础，是(逻辑上)先于事物的。黑格尔认为，精神或理念经过漫长的辩证运动不断丰富自身，最后在他自己的哲学中返回自身。因此，哲学的真实性就在于对事物思维着的考察，亦即哲学是在思想中把握世界或存在。由于事物的本质就是思想，所以，哲学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去思想内在于事物的思想，是思想“思想世界”的思想。而当哲学用思想的形式把握人本身时，人的生命、欲望、意志、情感也就成为思想的规定，成为整个世界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时至黑格尔，近代哲学的“能否思想”已不是巴门尼德意境中为探讨“存在”与“非存在”而对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区分，而是从人的本质的角度指明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是能思的存在，思想(人的理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和存在方式，是人征服自然之本，亦是统摄万物之主。因此，哲学的最高智慧就是发现理性的确定性。
综观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发现，“能否思想”本质上是一个本体论与认识论交织在一起的命题，它的隐喻是用来指：要替这世界提出理论是相当简单的，对于希腊学者来说，人毕生所寻找的胜过一切物质享受的，是知识。我们生命的实质不是设法活得更舒适，而是活得更充实。一种强烈的本能告诉我们：为了活得更充实，首先我们要知道得更多。因此，我们思想的基本趋势是要让“存在”(世界的本原、宇宙的最高实体)在我们面前彰显，我们思想的使命就是要拯救现象，让所有黑暗融于光明。至于如何实现这一希望，则取决于我们对自身理性认识能力的探究。于是对近代哲学家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运用理性”告诉我们，知识的确定性根据何在以及知识如何获得。
三、西方哲学内在逻辑的转接
当西方哲学以精致的概念、严密的逻辑、庞大的体系走向黑格尔时，近代知识论哲学完成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从古代哲学本体论上的追求，到近代哲学在认识论上的辉煌，“能否思想”作为本体论与认识论交织的命题找寻着世界的本原、宇宙的最高实体。在寻求世界的“一”的确定性过程中，人是要为自己找到精神之乡与安身立命之本，找到万物及人自身的最后归宿。按照西方哲学的逻辑，确定的东西即由“是”本身和“是什么”所可能规范的知识，在逻辑的意义上，一个在确定“是”与“否”的区别中指向某物的“真”问题，就是有意义的；反过来说，所谓“无意义”就是对所指向的某物的存在和存在状态说出“非是”。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什么是“真”，如何确定“真”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在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去寻找“真”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隐含着一种思维预设：“真”应该是什么?是理念、实体、形式、上帝等能够为其所依附的范畴。当哲学家们意识到这种对“真”的追寻所依附的似乎是在所拥有的语言中进行的思维设计时，就开始了对“语言”的怀疑。因为“真”是在语言中呈现的，语言本身是对存在的表达，对语言的追问就是对存在的追问。哲学史也恰恰见证了语言对人类存在的不可或缺。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对世界的统一性、规律性的关注与探索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语言学上的诉求；近代哲学在考察人类思维能力并为人类知识建立确定性这个根本问题之外，语言问题的确受到了高度重视。但西方哲学走到近代，仍然是把“思”放置在对象物上，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把人的意义对象化于物之上，它对思想的客观性追求把对意义的追寻掩设在“思”之后---“思”的哲学方式使人对自我的意义性追求停留在概念的逻辑表达上。所以在走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哲学看来，这种哲学语言恰恰是对人的意义的遮蔽。哲学要澄明人的意义世界，就要在对语言的考察中，求得“真”。所以现代哲学着手对语言作为本体论、认识论得以可能的逻辑前提进行考察，由此实现了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这样，对语言的意义、语言的理解和交流、语言的本质等问题的探究，取代了对知识的起源、主体的认识的能力和结果等问题的研究。语言同世界的关系成为哲学的主要对象，语言的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在语言哲学看来，如果说思想或者信念其实就是语言，我们只有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才能把握思想，进而来说，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理解世界，世界必须进入到语言中，通过语言向我们呈现出来。
“语言学转向”是探索哲学发展新路向的革命。这场革命主要通过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体现出来的。在科学主义思潮中，逻辑分析主义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他们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语言形式本身就具有意义，意义是人通过对实在的认识而由概念提供给语言的。所以哲学的争论应该以正确使用语言来消除误解，揭示出“真”。无论是建立起精确的统一的语言系统还是正确遵守日常语言的规则，这些解决误解的办法在语言有着确定性意义这点上达成了一致。但当语言的统一性达成时，也就是语言哲学的理性主义原则的固守时，因为在统一的语言逻辑下，必然是形式上的本质主义。这样科学主义在语言上的诉求依然没能走出传统哲学理性原则下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事实上，逻格斯的本义就是语言，它包含着一种返本归源、固持中心而达到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的观念。在逻格斯中心主义下的传统哲学认为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意义等级秩序，如思想与意见、真理和谬误、理性与感性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中，思想、真理、理性等都是作为基础而自身存在且永远在场。在传统哲学中，在场的东西才是根本的、为真的，才是有意义的。当逻辑分析的语言哲学把语言也作为一种形式上的统一性来对世界加以讨论的时候，它仍然是闽于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思想传统之中的。当库恩提出了科学语言“不可通约”的观点，语言意义就成为不确定了的，而且也是不可交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认为科学的语词是否指外部实在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德里达通过解构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来反逻格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在他看来语言就是一场游戏，其意义是不确定的，随着游戏规则的改变而改变。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他认为哲学应该做的是把语言从它们形而上学的用法转到日常的用法上来，所有哲学问题都可以通过正确使用日常语言得到解决。这样才能把语词从在形而上学的使用中还原到它本身的词义上去，理论上对形而上学固守的不安和痛苦在还原语词以日常通用的意义上消失了。所以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作为人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内在于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传统哲学那种脱离人的现实生活而在内在意识中寻找确定性思想的道路必将陷入困境，因为传统知识论赋予人以固定僵化的本质主义下的理性主义秩序。事实上，只有人创造的形式才可能赋予世界以意义，客观世界自身没有任何先验的意义，但是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创造活动赋予冷漠的世界以生命的意趣，使自己的存在成为一种超越虚无的有意义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哲学力图抛弃哲学本身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使哲学真正还人以丰富的现实性。
语言学转向在人本主义思潮中更加强调语言的人文性。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人的认识能力，也是人的天性，语言总是内在地使人的本质开敞，因为语言首先是存在的语言，他的著名命题就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显现，存在永远在语言中向人敞开，即语言必须对我们说出它们的本质。语言在言说中向人敞开了“存在”，人在语言中找到他最本真的居处。诗的语言去思，才能达到人的本质生命的内在本源处，打碎传统理性概念语言的栓桔，达到澄明之境。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是使理解成为可能的存在，世界只有进入语言并通过对语言的理解才有意义。
语言学转向通过对语言的逻辑的分析或者对语言和存在的本质性关联的追问，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知识论立场，哲学从原来对人能否思想的追问，转到语言能否言说这样的思想的路向，这实质上是在能否思想的逻辑之下使哲学通过语言转向生活。在对语言的分析和批判中，力图实现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这个过程中语言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突显了意义问题，意义问题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哲学从抽象的认识论建构中摆脱出来，更多地关注和反思人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哲学的语言转向归根到底还是人实现了从玄妙的概念世界对人的意义的遮蔽，转化到用现实世界的语言言语人自身，还语言以现实生活基础，还人以现实世界的意义。
所以说语言哲学作为西方哲学逻辑环节上的一个节点延续了人的理想性追求，延续了传统哲学家通过“能否思想”预设事物背后有不变的本质实在，并建构一种逻辑论证的推理方式达到确定性知识的目的，最终获取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一方面赋予语言以现实生活的意义，否定本质主义上的“思想”，但是一方面又在语言的逻辑性、科学性的执着和坚守下，未能完全超越传统本体论的理性主义原则。在追求语言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中，表达着人追求自由解放，追求生存和存在的意义，因为语言哲学的转向也是在本体论、认识论的逻辑前提下追问人的这种超越性存在的可能性，只不过是从对本体的直接追求，从对主体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转到了对人的语言考察。所以说语言哲学转向仍然以对语言本身的考察，表达了哲学对人的思想表达的逻辑前提性叩问，表达了人对自我意义的追寻，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能否思想”与“有无意义”在哲学发展的主题转换中进一步得到明确。
综观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无论其哲学的主题如何变换，其哲学的范式如何不同，其哲学的思想如何别具一格，但都是遵循着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即“能否思想”与“有无意义”，在“思想”中追寻意义，在“意义”上阐明思想，西方哲学就是遵循着这样的内在逻辑书写着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思想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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