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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教子廉洁戒奢的故事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代清贫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入朝为官后,他依然如此。
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深知他的习惯和家规。因此,结婚前夕,范纯仁对婚礼大操大办自然不敢妄想,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只买两件稍微好些的衣服,这样于父亲.妻子两边都能说得过去。于是,范纯仁将计划购置的衣服列出清单,壮着胆子交给父亲审定。www.daodoc.com
谁知范仲淹看过单子,立即板起了面孔,说道: “婚姻自然是人生大事,但这与节俭有什么矛盾?怎么可以借口“人生大事”而奢侈浪费呢?”
父亲的一番话说得范纯仁满面羞愧,他鼓足勇气对父亲说: “范家节俭的家风,孩儿自幼熟知,购置奢华贵重用品,儿子知错。可是如实禀报父亲大人.新人想以罗绮做幔帐,孩儿知道这不合范家家风,故不敢答应,可她的父母又出面提出,孩儿碍于他们的情面就没敢再坚持下去。”
范仲淹听后勃然大怒: “你知错认改,我不再追究。但是范家几十年来,以节俭自守,以奢侈为耻。用罗绮做幔帐,岂不坏了家风?情面事小,家风事大,你可以告诉,如若坚持以罗绮做幔帐,那我范仲淹就敢把它拿到院子里烧掉!”
由于范仲淹的坚持,范纯仁的婚礼办得十分俭朴,既没有购置贵重奢侈的物品,也没有举得隆重奢侈的婚礼,不仅范仲淹的家风得以维持,同僚们也从中受到很大教育。把官场搞成商业化的元晖、马士英和奕匡
元晖是北魏孝明帝时的吏部尚书，公开利用考核与任免官员的大权，明订各级官员的售价；大郡太守为绢二千匹、中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每匹绢长四丈。其他大小官员也订有市价，一时之间，吏部竟成了讨价还价、竞逐官位的菜市场。后来元晖看到买官者众，爰订定浮动价格，并采竞标方式，于是整个吏部好不热闹。其中甚至有人买到的官位没什么油水，最后竟削价求售，并重新加码买油水较多的官；连皇帝亲自指派的官，元晖也想收他们的钱，于是表演出一场场闹剧。难怪当时的老百姓，索性把吏部讥为市曹。而滥肆卖官的结果，光是太和年间，有官职而无事可做的人，即高达一万多人。揆之历代买官卖官笑闻，莫过于此。
同样的，明末弘光年间的宰辅马士英，便下令废除童生府州县考试制度，将其入学资格，以及各种职官明码标价。一时间，官场交易活络，只要有几文钱者，哪怕是贩夫走卒、无赖士绅，均可买个官做做。当时民间即流传打油诗来讽刺：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其鬻官之嚣张程度，如此可见一斑。
相同的，清末庆亲王奕匡，也是一个卖官老手。他甚至开设公司〈称老庆记〉来企业化经营，并且标榜接待热情、手续简便、价格公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这个钱，就叫作门包、运动费。大家都知道，当时有名的盛宣怀，就是用卅万两来买邮传部大臣的。
看完以上夸张史实，各位有何感想。想必买官的钱，最后还是转嫁到百姓身上，这样的政府，怎么不会完蛋呢。泄露考题的下场
清雍正皇帝于某次大考时，特别指派沉稳内敛的俞鸿图担任主考官，俞氏为人处事一向小心谨慎，中规中矩，当任命令发布后，即断绝一切对外关系，且严格整饬内外，关防文书并严加保管。
虽然保密回避功夫做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但百密终有一疏，他随侍的爱妾，觉得机不可失，因而与侍仆串通，将偷得的考题，黏贴在俞鸿图的袍服内，顺利将考题挟带出去，以高价出售给诸考生，而俞氏则一直被蒙在鼓里。后来东窗事发，雍正皇帝下令处死俞鸿图，并命他的儿女亲家郑升恒监斩；一来可以看看郑升恒是否系依律严行，二来可以让官员知道，即使是亲戚关系，也是不应留情面，并进而提醒官员无须、也不可以官官相护。
后来俞鸿图惨遭腰斩时，并未马上死去，只见他挺着上半身，用手指沾血连写七个惨字后倒死。
为何在科举时代泄题者要遭此大祸，理由无他，也就是这些因作弊而晋升仕途之人，将来轻者贪赃枉法，重则可能祸国殃民，所以必须以酷刑来加以惕诫。其次，由本案例可知，并非己身正直就行了，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并摒离祸端，才能避免身受其害
野史：宋徽宗、宋钦宗的凄惨下场
谁都知道，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被金人掠到北方，北宋就此灭亡。
至于这两位亡国之君到了北方后有着什么样的遭遇？最后怎么死的？我们都不清楚。传统的“正史”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语焉不详。《宋史》对徽宗只简单地说：“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对钦宗之死，说的更含混：“绍兴三十一年五月辛卯，帝崩问至。”也就是听到个信儿。至于怎么死的，死在何处，都没说。可也是，毕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自然说的越少越好。
最近闲来无事，随便乱翻书，翻《永乐大典》（残卷），看到两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篇名是《窃愤录》和《窃愤续录》。里面详尽地描述了徽钦二宗到了五国城以后的悲惨经历。查了查，文章的作者是南宋伟大词人辛弃疾。
通过这两篇文章，我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一些事儿。试例举如下：
第一，徽宗不是死于五国城。
1127年（金太宗天会五年），徽钦二帝被俘，被金人连同宗室、后妃等数千人，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并携大量礼器、珍宝掠到金国的京师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
1128年（金天会六年），金太宗让这父子俩“素服见太庙”。然后封他们为“昏德公”和“重昏侯”。同年，又被迁到韩州（今吉林四平市北）。
1130年（天会八年），迁到五国城（在今天的黑龙江依兰县）。
按《金史》记载，宋徽宗是在金天会十三年（1135年）死的，这和《宋史》是一致的。而且，死前也没有再迁往别处。照这样看来，徽宗应该死于五国城。史学界的主流说法也认为徽宗死于五国城。
但是，在《窃愤录》中，徽钦二宗还曾被迁到均州，而且宋徽宗最终死在均州。探究均州在哪里，的确费了一番周折，后来根据文中人物所言，再查找《中国历史地图集》，我斗胆揣测认为均州应该在内蒙古通辽市的科左后旗一带。
《窃愤录》中，非常详尽地描写了徽宗、钦宗一行人迁往均州一路上所遭的罪：天色已黑，路不可辨，山麓林间，凄风苦雨，狐狸悲啸；晚上，“鬼火纵横，终无止宿处，皆坐于地，至天晓又行”；走在泥淖里，把鞋走掉，光脚走到沙石路上，“血流趾间，苦楚不能行步”；还有毒瘴之气„„。一路上原有三十人随行（这些随行人，大约都是辽亡后，从燕京掠来的百姓，同是囚徒，地位比那两位亡国之君要高一些，还负有看管他们的义务）到了均州，死得剩下一半儿。
到均州时，徽宗已经病得很重，喉咙全都溃烂，不能进食。那些随行的人又把他移到低洼湿地里居住，更加重了病情。这样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天，钦宗去看他爹，只见徽宗坐在土坑里已经僵死。
钦宗大恸，要求埋葬。可是当地人说不能埋，此地凡死的人都要先烧得半焦，再用木棍敲打，最后扔到一个大水坑里，这样坑里的水可以点灯。钦宗亲眼看着他老爸被烧焦，扔到水坑里，哭着要往里跳，被人使劲抱住，说如果坑里进了生人，坑水就变清，不能作灯油了。
一个昏庸腐朽、毫无人格的皇帝；一个杰出的书画家，就这样死了。像他这样一个艺术家的肉体化成的灯油，该会发出怎样“美丽”的光焰呢？这是多么残酷的“浪漫”啊！
第二。，宋徽宗为什么会死在土坑里？
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一本关于宋朝和金国打仗的小人书，有一个画面一辈子不能忘记，就是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个人坐在一个土井里望天叹息。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要把人放到井里？
现在明白了，“坐井观天”并不是对这两个宋朝皇帝的“特殊待遇”。金初制定的刑罚里有一条关于如何关押犯人的，就是挖深数丈，宽数丈的大坑当监狱。（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然而，徽宗死于其中的土坑却又和关押犯人的土坑不是一回事。想来，徽钦二宗刚到五国城肯定在土坑监狱里尝过滋味儿。但是他们并不是一直在那里呆着。在《窃愤录》里我们看到：他们基本上是关在普通的地面上的房子里。证1：其实金人对他们的看管也是时紧时松，一次他们俩居然还在街上溜达，和一个从中原来的老头聊天，被城中主管看到，每人抽了一顿鞭子，命令严加看管；证2：一天，宋徽宗被拘押得实在受不了，就把衣服拧成条，搭在房梁上想上吊，被他儿子抱住，自杀未遂；证3：城里着火，火势蔓延到关他们的屋子，他们出不去，手抓着窗户，眼看就要被烧死，后来火被人扑灭，保住性命。但是钦宗的两个手指被烧得不能屈伸。这都证明，他们是被关在普通的屋子里。
那么，徽宗为什么又会死在土坑里呢？打开中国地图就明白了，五国城在今天的黑龙江依兰县，是咱们国家最寒冷的地方，更何况那会儿地球还没变暖，想想，冬天会有多冷，零下四十度是平常事儿。所以，一到冬天，他们只能“掘土坑以居”。文中说：“冬月极寒，必居土坑中容身以避寒气。”而且我认为“掘土坑而居”，在当时北国的下层老百姓中，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当时，金人四处征战，先后灭了辽和北宋，掳掠了大量的士民、妇女和工匠做奴隶。大量的人口一下涌进来，是不可能“居者有其屋”的。何况，起源于白山黑水的完颜部女真，自来就有掘土而居的旧俗。他们在地上挖坑，“梁木其上，覆以土，„„冬则入处其中。”《金史世纪》
徽宗一行人到了均州，那年“冬间大雪，犹自弥漫广野，经旬有不止者，人皆入土坑中蜷伏居止”。宋徽宗死于土坑中就很自然了。我们倒是很惊诧：这么一个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的人，在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受尽屈辱，居然活了十八年，熬到五十四岁才死。绝对超常的顽强生命力和心理承受力。
第三，宋钦宗死于燕京。
如果说徽宗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心理承受力，那么作为他的儿子，宋钦宗绝对继承了他爹这方面的“优良基因”。有着比老爹更耐折磨的身体和耐受侮辱的心理。
在均州，徽宗死后，金统治者又命钦宗迁往源昌州，再从源昌州迁到鹿州、寿州、檀州（今北京密云），最后到达燕京（北京）。源昌州，鹿州和寿州具体在哪里，不清楚。但是钦宗行走的路线大致应该是从均州往西，走内蒙的通辽、赤峰（因为一路上，他们见到金人在盗掘辽皇帝的陵墓。考古挖掘证明，契丹贵族的墓大都分布在通辽、赤峰地区。）再进入河北北部，最后进燕京。
这一路，受的各种苦更是一言难尽。可以用《窃愤录》里的一句话概括：“帝日日哭泣不止，衣裙破弊，随行人及帝皆如鬼形。”
《窃愤续录》记载，钦宗是南宋绍兴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既1138年进入燕京的。金熙宗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程度比较深，他并没有刻意折磨宋钦宗，反而使他的境况有所改善。一开始，他让钦宗和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住在鸿翼府，同居一室，有四个女真人同住监视。“二人至晓无敢说一言者”。但是每天有人供给饮食。渐渐的“帝容貌稍稍复常时”。后因有人告发二人“有异言”说了什么反动话。就把两人分开居住。
钦宗又在庙里住里几年，也没受什么罪。用他自己的话说：“虽在此闭锢，若比在均州，天堂地狱有别矣。”
后来,“金国主令帝出寺于燕京之北赐宅以居”。监视的还是非常紧。钦宗住里屋，监者住外屋。可是金人好像也挺人性化的，居然给他发了一个“胡妇”，也是一个重囚。专门烧火做饭，缝补洗涮。而且每月给发一斗米，一束薪。另有月钱一千，被监人所得。
后来渐渐地，随着金熙宗后期，政令不修。钦宗的境况渐不如前。那个做饭的胡妇病死，上边又配发了一个胡妇，却被外边的监人扣住，自己享用。每月的薪米也经常不给。
钦宗预感自己将走向死亡，是在完颜亮杀金熙宗自立以后。完颜亮上台后，把钦宗关到元帅府的“左厢院”，其实就是元帅府的监狱。并加派看管人手，对他“拘执如囚状，饮食顿粗恶”。“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
果然，很快完颜亮就想出了一个相当恶作剧的把戏，把钦宗害死。
第四，钦宗之死很有戏剧性。
完颜亮（海陵王）上台后，做了一系列动作，比如迁都燕京，改革行政体制，颁布“正隆官制”，大肆屠杀守旧的女贞贵族等等，最后完成了金国封建专制的转变。
完颜亮还有一个最大的野心，就是消灭南宋，一统江山。在他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就开始动员金全国的力量准备南侵。为了南侵，他大开杀戒，杀反对他南侵的官员，甚至竟然杀了劝阻他的皇太后（尽管不是他的亲妈）！这一下让所有反对的人都闭上了嘴。
此外他还杀了在金的辽、宋宗室子弟一百三十多人。
《窃愤续录》中说，正隆五年，完颜亮命辽天祚帝和宋钦宗学打马球，钦宗手被烧伤过，“不能击掬”。亮就命人监督逼迫练习。
正隆六年，完颜亮和诸亲王、大将等，大阅兵马。令天祚帝和钦宗各领一队击鞠。两队合击，有数百骑士从场外直冲过来，冲撞他们的马。一个“褐衣者”用箭把天祚帝射死。钦宗看到吓得掉下马来，又被“紫衣者”射死，被骑士们“以马蹂之土中”。这个胆小、懦弱、没有骨气的人最后竟死于马阵，算得上“轰轰烈烈”了吧。这有多么强烈的讽刺意味啊。
第五，关于相关人物的生卒年。
以上大致介绍了《窃愤录》和《窃愤续录》的基本内容。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宋徽宗、宋钦宗和天祚帝耶律延禧到底死于何年？
宋徽宗的卒年，好像问题不太大，《宋史》《金史》都说死于绍兴五年，既1135年，《辞海》也采用此说。《窃愤录》说死于绍兴六年、1136年，相差不是太大。
钦宗的卒年，主要两种说法：一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见《金史》，《纲鉴易知录》。《辞海》也持此说。这就和《窃愤续录》差了五年。《窃愤续录》说打马球是在绍兴三十一年，既1161年。和《宋史》合拍。《宋史》说：“绍兴三十一年，五月辛卯，帝崩问至。”如果这样，那么钦宗在作为金人的囚徒度过了35个屈辱的春秋，死时六十一岁。
天祚帝耶律延禧的卒年一般的说法是他在被金人俘获（1125年）后被降封海滨王。一年多后就死了，死时五十四岁。《辽史》、《中国通史》（范文澜）、《辞海》都如此说。如果照《窃愤续录》的说法，在金正隆六年，既1161年，在打马球时被害，那年他已经86岁了。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这些就不是我能搞清楚的了。只能恭候方家指教。
魏征夫人的廉洁故事
魏征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和着名的宰相。他直言不讳，曾提出“薄赋敛，轻租税”、“居安思危”、“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思想，加上为人俭朴，病危时还没有像样的房子，所以一直深受人民的称道。
而魏征的夫人裴氏也是一名廉洁、俭朴的好女人，历史上出名的贤内助。
裴氏虽说是宰相的妻子，自嫁给丈夫之后依旧那么勤俭节约，并随丈夫住那间旧屋，每天纺纱织布度日，而毫无怨言。
唐太宗听说魏征家的房子又窄又旧，十分破烂，便命令派人去为他调整。当官员和工匠等人来到魏家时，魏夫人对来人说：“他(指魏征)住惯了老房子，住不惯华丽大厦，请皇上原谅，不要给他调房了。”www.daodoc.com
由于魏夫人的再三辞谢，工匠们只得重新翻新了几间旧房子，便回去了。
唐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重，起不了床。唐太宗派出医生去为他治疗。谁知，医生到魏家一看，简直不相信，魏征盖的被子又破又旧，根本御不了寒。医生回来据实向皇上禀告之后，太宗立即派人给魏征送去了丝棉被。谁知这回魏夫人又出来挡驾了。她说：“他也用惯了布被布褥，没有必要添加丝棉被，也请皇上见谅。”
就这样，魏夫人常年铺佐丈夫料理家事，一直勤勤恳恳，相互体贴，而没有后悔嫁给这样一个清贫的丈夫。
魏征于64岁那年去世了。唐太宗听到噩耗后非常伤心。他想，这样一个好臣子理应受到表彰与敬重，于是下令举行盛大的葬礼。这时又是魏夫人出来讲话了。她说：“魏征一生俭朴，葬礼排场太大，与他平生志愿有违。”
唐太宗最终拗不过魏夫人，细细想来，她所说的也在情理，于是只得为魏征举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葬礼。
葬礼结束以后，魏征夫人裴氏也没有去住皇上给盖的新房子，她依旧与儿子住在原先翻修过的老房子里，过着清贫、淡泊而宁静的生活。
齐威王奖罚分明
战国时，齐威王田因齐把即墨大夫召来，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为官，我每天都接到诽谤你的报告。
可是，我派人到即墨秘密调查，却发现你在那里开荒辟田，农作物遍地，人民生活富庶，官吏清廉。之所以有人说你坏话，是因为你没有巴结我身边的大臣们。”
之后，齐威王还增加即墨大夫一万户封邑，以资奖励。
随后，齐威王又把阿邑大夫召来，对他说：“自从派你到阿邑，我常常听到对你的赞扬。然而，我派人秘密调查，却发现那里田野荒芜，农民贫困。原来那些赞扬你的话，都是你拿钱买来的。”谈话后不久，齐威王下令，把阿邑大夫杀掉。
齐威王奖善惩恶，全国大为震动，官员们再也不敢懈怠，都努力做事，齐国得到大治。
盘点历史上的清廉官员
历史上清廉的官员，大多工作上克己奉公，生活上节俭清贫。
首先是吃上，他们极不讲究。宋代的姚希得，累官参知政事，后以资政殿学士、潼川郡公致仕。史书上说他“日唯啖菜，一介不妄取也”。明代黄岩人符验，官至广西按察司佥事，他任常州太守时，不带家眷，只带着一个仆人、两个破箱子赴任，由于一天到头吃的只是青菜，被人们称为“符青菜”。
再说穿的和用的，清官极其简朴，甚至可以说有些寒酸。明代刘崧，官至吏部尚书，但生活却极为俭朴。他家里的一床被子用了十年，被老鼠咬坏后才换了一床新的。换下的旧被，缝缝补补，又给儿子做了衣服。明代南雄知府刘实，有一次外出办事，正赶上下雪，他的身上没有多少御寒的衣服，冷得实在受不了，只好找了些蒿草点着取暖。
古代清官还大多不置产业，不修建宅舍。宋朝人杨砺，曾任工部侍郎等职，可他一直在一个小巷里租房居住。他死后，宋真宗去参加他的丧礼，因小巷太狭窄，车驾进不去，皇帝只好下车步行。目睹杨砺居住的地方后，宋真宗感慨地对宰相说：“没想到杨砺如此清苦。”www.daodoc.com
古代不少清官在任时生活清苦，退职后更是清贫如水。南陈河南阳翟人褚，因廉洁自守、才干过人被委任山阴县令。他在任一年多，清正廉洁，只靠俸禄为生，从不取非分之财。他被免职后，穷得没有回京的路费，不得不留在山阴，靠种菜卖钱自养。太子听说后，赐给他200斛米，褚才得以回到京都。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个叫王丘的官员，从不接受别人的任何礼品。他退休以后，生活更加困苦，甚至到了生病买不起药的地步。唐玄宗知道后，下令按退休前的待遇给他发放俸禄。
还有一些清官，死后无以为葬。明代永乐年间，鲁穆官至右佥都御史，当官30年，家中却没有多少钱，衣物被褥破旧得像读书的寒士，死后没钱安葬，一些朋友和同事凑钱给他买的棺材。唐朝监察御史卢怀慎的俸禄大多接济了亲朋，他去世后，他的老仆人卖身为他办丧事，感动得唐玄宗潸然泪下，下诏为他树碑撰文表彰。
关于包拯的廉洁故事
包公名包拯，是一个人人知晓的大清官。包公的廉洁主要表现在不收贿赂与生活节俭方面。
包拯是宋朝人，母亲是一位大夫，医术高明，救死扶伤。包公小时候经常听说书，最狠贪官污吏，从小立下壮志，考取一个功名，为百姓申冤，做主。在他的努力下，终于考上了，做了一个县官。自从他当官后，坚持自己做官的原则，不贪赃枉法，不收受贿赂„„
曾有这样的一件事一直在百姓嘴中称赞，也使包拯做了开封府的府尹，惩歼除恶。
有一个国舅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贪脏枉法，收受贿赂，无恶不作，赌博更是他的最爱。这个贪官被包公知道了，他要为民除害，把国舅抓了起来，押回府第。起初，国舅还很不在乎，可当他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包拯之后，嚣张的气陷马上不见踪影，跪在地上求饶，并邀请包拯到府中一次，说是自首，其实是想贿赂包拯，但包拯并不知道，还是取了一次国舅府，到了国舅府，国舅亲自出来迎接，和蔼可亲，全无平时凶恶的样子。国舅与包公坐在花园的石凳上闲聊，聊包公的琐事。包公感到很纳闷，聊了一会儿，国舅抬出几只箱子，指着箱子说：“这是一点小意思，请你笑纳。”包拯打开奇怪的箱子，全是白花花的银子。暗想：莫非国舅不是自首，是想贿赂本官，但还不露声色的对国舅说：“小人不明白国舅爷的意思。”国舅爷见包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直言到：“包大人，只要你放过我，不查下去。”他顿了顿，撇了一眼包拯，继续说道：“这些银子就全归你所有，另外还有酬谢，金银任你选，姑娘任你挑，包夫人我一定让她吃好住好，养的白白胖胖，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算帐，荣华富贵永享不尽。你说怎么样？”国舅爷以为包拯一定受不了这种诱惑，满口答应，但包拯的回答让他出乎意料。“国舅，做官只为民，不为财，您说要自首，现在看不是。”说完，包拯大步走出国舅府，回去后秉公处理。www.daodoc.com
包公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能拒绝，这不是廉洁是什么呢？
包拯在生活方面与其他的官员截然不同，也非常清廉。他从不吃大鱼大肉。包拯每月用80％的钱捐给穷苦百姓。
自己坐的轿子也与别人不同，别的官员的轿子富丽堂皇，光彩夺目；而包拯他坐的轿子是用麻布遮住，破破烂烂的。而且他平时也经常步行，难得一次坐官轿。
别的官员除了官服外，还有许多衣服，绫罗绸缎，戴着许多玉器，而他穿的只是粗布麻衣，甚至有时候衣服上补了好几个补丁，袜子穿破了好几次，都舍不得扔掉。
其他官员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有时吃不完，还回扔掉。而包拯吃的只是清茶淡饭，有时吃剩了，还舍不得扔掉„„
包公的廉洁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包公是古往今来做官的楷模。
“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
施世纶系清朝康熙年间收复台湾的靖海侯施琅的次子。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年仅27岁的施世纶就任泰州知州。康熙二十八年，他被提拔为扬州知府。当时，扬州一带民间争讼颇多，但施世纶经办的案件，既无久拖不决，更无冤假错案，他长于断案的美名由此远播。施世纶为官几十载，始终廉己恤民，刚正不阿，身体力行，勤于政事，深受民众爱戴，曾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施世纶升任江宁知府，管辖上元、江宁等八个县。他到任后，立即革除旧规，严惩贪吏，民众安居乐业。就在这时，他的父亲施琅病故，按礼制他必须离职三年，回家丁忧守孝。他临行之日，数万民众伏道挽留，舍不得他离去。他自然无法允请，于是民众就每人自捐一文钱，在府衙门前建亭以示怀念，取名“一文亭”。捐钱的民众说：“施大人为民父母，却不滥取民一文，我等自捐一文建一文亭，就是永远记住这个一文不取的清官啊！”这个故事在《清史稿•施世纶传》中有所记载。
施世纶晚年曾任江苏漕运总督，这个职位在一些贪官看来是个肥缺，他的几个前任岁入白银都在百万两以上。施世纶不但分文不取，仅靠薪俸度日，而且身体力行，深入漕运基层，整肃漕运中的敲诈克扣、藏货纳赃、中饱私囊等痼疾，使漕政风气焕然一新。康熙帝闻知后，感叹说：“施世纶真乃天下第一清官也！”
有一年，施世纶奉命去陕西协助陕甘总督鄂海督办军饷，时逢陕西大旱，饥荒严重。在督办军饷时，他发现鄂海和西安、凤翔两地知府借灾情大肆贪污，导致当地粮食储备空虚，于是立即具疏参劾。鄂海得知施世纶的儿子在任知府，归自己管辖的消息后，便以此要挟，暗示施世纶若参劾，即要他儿子的性命。施世纶坦然一笑，厉声斥责说：“我从做官那天起，连自己的命都不看在眼里，还怕你谋害我儿子吗？”他坚持上疏，鄂海等人后来受到了惩办。
由于长期劳累，施世纶早已病患缠身，康熙六十一年四月，他向朝廷辞官，但被康熙挽留。同年五月，施世纶卒于淮安任上，终年64岁。（潘春华）
林则徐的廉政宣言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十五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其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接到任命后，林则徐稍做准备，十一月二十三日即起程。林则徐深知当时钦差出行实际就是一次腐败之旅，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使自己这次出行成为一次廉政之旅，以实际行动抵御当时的恶劣风气，刚刚行至京郊良乡时便发出《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在传牌稿中首先说明：“照得本部堂奉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究。”之所以要这么写，是为了防止有人借钦差出巡之名行骗。因为当时交通工具简陋，从京城到广东需走两个月时间，出巡人对沿途的官员又不是都认识，如果有人打着钦差的旗号行骗，是有机可乘的。随后，林则徐表明自己深知地方对京官迎来送往的苦衷，提出自己沿途食宿一律从简，只用家常便饭的要求，并严禁随行人员索礼受贿。这一传牌稿可以说是林则徐出巡伊始发表的一篇廉政之旅宣言。
钦差大臣是代表皇帝完成特殊使命的要员，按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烦规琐矩，钦差出巡都是礼仪宣赫，排场仅次于皇帝出巡，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极尽尊贵显荣之能事。可林则徐作为钦差，出巡不事虚荣,是名副其实的轻车简从,一扫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和虚于应酬的陈腐习气,从我做起,廉洁自律。这既是林则徐的高风亮节使然和一贯作风,更是对当时官场上奢糜腐朽风气的无情鞭挞,显示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观；同时也是以廉为先导,拉开了奉旨查禁鸦片这一正义之举的序幕。
反腐倡廉，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求真务实，正所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林则徐深谙此理。传牌稿中所言所讲并没有什么关乎国家盛衰兴亡的大道理，无非是不准搞风光排场，不准奢侈浪费，不准索贿受礼之类的“烦事琐情”，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烦事琐情”最终决定了社会风气的清浊，政治生活的明暗，广大民心的向背，甚至一个政权的更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针鼻儿大的窟窿透进斗大的风”，虽然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其中所蕴含的真理性认识，永远也不会过时。林则徐对这一点是明了于胸的，所以在传牌稿中所说的都是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问题，没有一句空言虚语。一具体就生动，就感人，就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就容易取得实际效果。这也正是1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一传牌稿时仍被其深深打动和感染的重要原因。（作者：陈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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