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城到长河_边城阅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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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城》到《长河》
——沈从文笔下“常”与“变”交织中梦幻乡土
内容提要：在具有贯穿性的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异象”色彩的，首推鲁迅笔下的“鲁镇”故事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而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继鲁迅之后极大地拓展乡土小说的田园视景，强化了乡土小说的牧歌之音，开创并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学中除批判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传统，使他成为中国乡土文学中与鲁迅并峙的高峰。《边城》、《长河》作为沈从文这类作品中的杰构，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立场。
从行政区划上看，中国自秦以来，便一直延续了以县、乡为基本单位进而实现对广大农村进行控制的行政格局。所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这样一来，就使得乡土题材理所当然地成为绵亘中国文坛的一个永恒创作母题。虽然“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是“五四”以后自发形成的文学景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诸如“田园”诗歌、“桃源”美景之类的传统文学作品中，去感受并触摸她在整个中国文学演进过程中清晰的脉络。
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中，以描绘农民和农村生活为内容的乡土文学是具有贯穿性的。在这些篇帙浩繁的乡村画卷中，作家们表现出了各具形态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立场。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异象”色彩的，当首推鲁迅笔下的“鲁镇”故事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而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基于对都市文明与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双重失望，继鲁迅之后，用“诗的抒情”极大地拓展了乡土小说的田园视景，强化了乡土小说的牧歌之音；以玫丽神奇的原始文化的湘西遗存，揭示了湘西民间 1 文化的原生状态；以“常”“变”交织、奇幻浪漫的湘西世界中平凡人的琐碎人生，构筑了富丽堂皇的艺术宫殿；以“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彰显人性，“重造经典”，开创并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学中除批判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传统，从而使他成为中国乡土文学中与鲁迅并峙的高峰。《边城》、《长河》作为沈从文这类作品中的杰构，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立场。
一、理想主义的审美角度： “诗的抒情”与“田园牧歌”
沈从文的“诗的抒情”是应该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的，其一是“诗”，其二是“诗的抒情”。“诗”强调的是从个体经验出发去探求形而上的抽象的生命存在；“诗的抒情” 强调的则是抒情的抽象化，不是直抒胸臆，也不是用运抒情意象，而是借用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认识来抒情。以情感掺和着想象，用理想化的笔墨来处理乡土题材的作品，沈从文是这一方面公认的高手。他总是能把自我的情感活动隐约在作品所包含的审美意象的背后，使昔日乡野中获得的种种审美体验美化、纯粹化甚至绝对化，然后以审美主体的地位凌驾于自我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之上，把“人事和梦两种成份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相当恰当”，（3）因为“他知道怎样调理他所需要的分量。他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一篇无瑕的玉石。他有美的感觉，可以从乱石堆中发现可能的美丽。”（4）所以一旦我们翻开《边城》、《长河》一类的作品，随处可见的便是诗性人格与诗性自然的浓彩重抹——人的情感化的内宇宙，通过艺术的方式，在理想主义的氤氲氛围中达到了默会、交流和贯通。
1、诗性人格
沈从文作为一个来自生活底层的山民艺术家，奇幻浪漫的湘西乡土世界，遍印着他深深的足迹和青春的记忆，以至于成年后仍然“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5）这使他以具有生活特异性的湘西边陲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被“诗性”光环笼罩的人物形象。同样是“诗的抒情”，但体现在诗性人格上，从《边城》到《长河》，由于创作时间上的先后，加之其间抗日战争的爆发，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由用“抒情诗”的笔调写“神”到用“抒情散文”的笔调写“人”的转变。例如《边城》中的老船夫，他的憨态、固执、迂阔和天真在小说许多细节上层露无遗。哪怕是芥微小事，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反应亦会庄严凝重，二者形成的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诗性。眉眼秀拔出群的傩送二老，为人聪明且富于感情，“象岳云”且“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形成他独特的求爱韵致。天真无邪的翠翠由于“在风日里长养着”，自由而惘然。……所有人物除了具有人事中善与美的诗性人格外，又无一不罩有“神”的光环。到了《长河》，沈从文所唱响的已不再是一曲单纯的“诗化”了的人性的赞歌，而是在“诗的抒情”之外加上了观照“现世的成份”——审美化的诗性人格理想开始与观照现实的艺术趣向结合。一方面，他把人的单纯美丽、自强不息、忠诚善良、大义凛然等，仍视为反映湘西民族生活的人情风俗的本真状态。另一方面，又将其放在风云变幻的大时局中，使人深切地感受到一切人事的变化都“有些近于偶然与凑巧的事情发生，哀乐和悲欢，都有他独特的式样。”（6）例如《长河》中夭夭的纯然天真以及她面对忧患的从容镇静（后者就是在翠翠身上难以发现的新的成份）。老水手、三黑子的善良和身上欲与外来势力抗衡的雄强气质（后者也是老船夫、船总顺顺、天保大老、傩送二老身上所不曾具备的）。从《长河》中老水手、夭夭、满满、三黑子这些人物身上尽管可以发现《边城》中老船夫、船总顺顺、翠翠、天保大老、傩送二老宛若相识的面貌，但随着保安队长、师爷所代表的社会恶势力在作品中的直接出现，再加上“新生活”、外敌入侵等外在压力的来临，《长河》中诗性人格已或多或少地映上了“现世的成份”。由于审美的理想主义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所以延续于《边城》、《长河》中的仍然是与世俗、功利、务实相悖的诗性的价值取向，而翠翠与夭夭更是沈从文所向往的优美诗性人格的化身与极致。
2、诗性自然
沈从文乡土题材作品中诗的意蕴和情致，除了通过诗性人格来显现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诗性自然的描绘以及二者间的融会贯通、合二为一来实现的。为了增强作品的写意性和抒情性，沈从文将散文笔法和诗歌的抒情因素导入对湘西乡土世界的描摹中，从而创造了一种诗意抒情的描绘自然景物的方式。当他用了这种清淡的散文笔调，和平素静地来刻绘映入视境中的一切时，“他们的光辉和色泽，就若有了神性，成为一种神迹了。……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所以作者“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7）应该说这样一种手法，已经有了“天人合一”的意味了。在叙写中，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来述说个体的一次性行为，使单数叙事不知不觉中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为、情节等作景物化、概括化处理。如果说前者是对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那么后者通过诗意的概括所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入土地。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诗意抽象后，从流动的时间的冲刷中解脱出来，堆积成地域风情，从而实现了永恒。如《边城》中第二节对茶峒和酉水上游地势、历史、物产、买卖、人情、风俗的详尽介绍；《长河》开头对沅水上游地域近三十年来的大略情形的叙述，无一不将读者引入一个充满了原始美与情感美的世界。作为作家理想世界的寄托，《边城》中的茶峒、《长河》里辰河岸边的小水码头，是既真实而又充满了想象和象征意味的。酉水岸边的调角楼、碾坊，碧溪岨的清溪、竹篁、白塔、绳渡，茶峒的小街、店铺；川流不息的辰河，辰河岸边的小水码头，萝卜溪绿叶丹实的桔园，枫木坳彩色斑驳的老枫树……这些令人神往的水墨画融入那儿人们古朴的风习、淳厚的人性、带有地域性的传统道德观念等等，一起勾勒出一个新奇独特的世界。因为有了这样的笔法，所以也就有了夏日夜晚，傩送二老动人的歌声中，翠翠从梦里飞起来上山崖摘虎耳草的浓情美景的交织，有了主客间礼尚往来以及买卖双方不让对方吃亏的你推我让；也才有了桔园中“黑中悄”夭夭摘桔子过程中那纯粹小儿女性情的自然流露，有了夭夭与老水手的谈天说地及酬傩愿戏。正是这种把人的情绪意蕴和自然景物的交融的努力，在沈从文作品中形成了地以毓人，人因地秀，人与自然融合为一的“天人合一”的意境。
3、田园气息与牧歌情调
优美和谐的自然景物，无争无斗的理想世界，单纯简单的生活方式，准乎自然的人性，自由自在的生命，恬静平和的气氛……透过《边城》、《长河》，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弥漫其间的“牧歌情调”和“田园气息”。乡土文学中，《边城》被冠以“牧歌”的机会似乎特别的多，这和弥漫于《边城》中的淡淡的乡愁所引发的忧伤气氛是分不开的。在现实层面，是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以及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示与暗悟，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意象又与传统的“桃花源”意象不谋而合，这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原型意义——所有这些情形都使人物的不幸遭遇成为必然，生发于作品之内，飘浮于作品之外，便形成了《边城》哀婉悲伤的牧歌情调和田园气息。《长河》作为一部未完成长篇，“作品设计重点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看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黯然无光。”（8）为了不造成读者在阅读中的痛苦，作者又“特意加上了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9）然而自然景物的明朗，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以及牧歌谐趣的点染，虽然增加了生活的亮色，但面对现实，弥漫于作品中的仍然是沈从文无法排解的隐忧。
二、玫丽神奇的湘西边陲：民间文化的原生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始终没有摆脱过与民间文化的内在联系。这里所谓“民间文化”是应该代表着两种意义的，一种是古典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即通常所说的见诸典籍的民族文化遗产；一种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口传心授、具有原生态的民众情绪的表达。说起民间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积极影响，前一种自不待言说。就是后一种，它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被作为文学自新自救的灵药，从而使中国文学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的传统农业国度，乡村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这也就决定了与乡村社会相伴的历史文化在社会底层的自然遗存——民间文化，必然会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内容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如果说楚文化的民间历史遗存造就了屈原与《诗经》并行不悖的《楚辞》传统，那么正是湘西玫丽神奇的原生态的民间文化，成就了沈从文区别于鲁迅批判现实主义之外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又一传统。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直接把故乡的民俗生活引入自己的小说，其中由于受环境的熏染而进行的关于湘西民风俗的审美表现，可以说是他清醒自觉的审美选择。然而正是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有别于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揭示乡村社会苦难和黑暗的小说创作主流而呈现出一种玫丽神奇的民间文化的原生态。《边城》中涉及到的关于地方风情的描写，是围绕作为小说人物主要活动背景的三次端午节展开的。围绕端午节，沈从文向我们展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世俗风情——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泅水捉鸭、喝雄黄酒、吃米粽子。元宵的烟火鞭炮、舞龙耍狮。婚姻爱情中的对歌求爱、两情相悦，吹唢呐、娶媳妇。小病小灾面前的土药验方、刮痧治病。人生挫折中的傩辞祈愿。生老病死后的念经起水、丧堂歌、迎神还愿歌曲……。《长河》虽然不象《边城》那样以集中的笔墨彩绘湘西具体的民俗细节，但在《人与地》一节关于辰河“两岸的人民近三十年的大略情形”（10）的详尽描述中，却勾勒了一个人物赖以生存的乡土世界。细细品味其间充满湘西历史文化堆积、沉淀于社会底层所形成的具有原生态的习俗和文化——求索心愿、谢神还愿、敬神演戏、禳解邪祟、放鞭挂红、驱逐邪气、朝山拜佛、酬酢庆吊；狮子龙灯、五月竟舟、种牛痘、治疟疾、弹词俚歌、乡野小曲；看风水、买土地、修辞堂；制妆奁、童养媳、幽会、私奔、土娼、自尽、落胎、沉潭……凡此种种，与他笔下的水墨山水、人物性灵一道构成了一副关于湘西边陲的墨彩交融风俗画卷，形成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富丽堂皇的艺术宫殿： “常”与“变”交织中平凡的琐碎人生
从乡村到城市，这是中国农民知识分子同一的人生轨迹。近现代文学史上，尤其存在着这样一个作家群。正是因为有着同样或比较接近的人生经历，所以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互参，就成为他们文学作品整体人生构图不约而同的选择——沈从文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当然也不列外，象其他作家一样，为了寻求知识和理性，他离开乡村进入都市。然而当他用具有现代特征的知识、理性观察他赖以存身的都市文明时，他得到的只是失望，这使他在感情层面上与乡下人认同。可是当他回过头来满怀深情地从深处凝望那曾经生他养他的乡村世界时，“农村社会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的人生观。（”11）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同样令他失望。正是这种对现时的乡村与都市人生处境的双重失望，引发了他对已成过去的乡土的回忆。所以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往往以湘西为背景，以他“所熟习的人事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生活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12）“常”是乡土过去生存方式在现在时空的延续，是千年不变的恒定的生存方式；“变”则是乡土人生的现代变异，是急剧变动过程中，来自外部世界的对立与冲突。在这两相乘除的哀乐陈述中，不难窥见沈从文渴望超然而又隐含沉忧的复杂心境。
《边城》与《长河》牧歌性的平和与宁静，是历来为论者所称道的，然而在这平和与宁静的背后，同样也不乏贯穿始终的‘变’与‘动’。实际上，正是这自外而来的‘变’与‘动’，使人置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境，并产生了对当前和未来的不详之感。无论是《边城》中翠翠在遇到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在猛然想到“假如爷爷死了？”后所产生的莫名其妙的恐惧，还是《长河》中乡下妇人背笼里的猪，被“新生活”吓得“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所有这些，就都是现代社会结构直接作为乡下人悲剧人生处境所催发的人生忧患感。沈从文正是通过普通山民平凡的人生情态、及生命中所有哀乐，突显了湘西边民与外部世界虽异其趣却又不失人之本性，且长达千年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常”与“变”、“动”与“静”的交织中，沈从文完成了他作品的整体构图。
《边城》中“走车路——走马路”、“碾坊——渡船”，作为小说叙事深层结构中两组对立与冲突的意象及其人物不同选择方式的暗喻，恰恰是沈从文关于“常”与“变”思辨的具体化——走车路，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切由双方家长做主”，是典型的封建婚姻形态；走马路，指以唱歌求爱，一切由当事者“自己做主”，是典型的原婚姻形态；碾坊是与买卖婚姻相联系的钱财、身份的象征（团总女儿以一座崭新的碾坊作陪嫁，其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他作为婚姻的中介，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异化；渡船则是“人”的象征（除了人之外一无所有），继承渡船，得到的只是“一个光人”，但同时也将得到属“人”的爱。也就是这种常与变交织的矛盾冲突，成为傩送二老与翠翠爱情悲剧的主因。
《长河》所展示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湘西地方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叙述重点是湘西土著民族准乎自然的生存方式（“常”）及其面对社会急剧变动中人生大患（“变”）所作出的反应及选择。无论是夭夭纯然天真的灵魂及面对忧患的从容镇定，还是表现在他们的对未来民治政治理想的憧憬，无不揭示了湘西民族生命形态在“常”与“变”交织中的悲剧人生处境。
四、悲悯、崇高的人生图景： 人性的发掘与“重造经典”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石，用坚硬的石头堆切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13）彰显人性，是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沈从文“经典”重造（民族文化重构）中的重要环节。“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14）一方面，由于生存环境钳制着他们的人身自由，同时他们也无法摆脱对环境的依附；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理性的缺失，依旧保留在他们身上的人性——对爱情的憧憬、渴求，对自由的向往等等，也总是与原始、野蛮、混沌、粗陋乃至近乎本能的反应缠杂在一起。基于对人性的反思，沈从文在《边城》、《长河》中奏响了一曲自为的生命之歌。《边城》有这样一个场景：端午节期间，团总母女到顺顺家相亲，翠翠本能地感到了威胁，她唱起当地神巫在还傩愿时演唱的傩辞。翠翠下意识中扮演了神巫的角色，她用了她所理解的最庄严，也最有效的形式，为自己的爱情祈福。而在《长河》“巧而不巧”一节中，一方面是保安队长不怀好意的挑逗，一方面是夭夭与老水手、三黑子一道给予保安队长不失分寸但又颇为有力的回击。两处描写可谓相映成趣，都表现了“人”为了追求自由、爱情、幸福所进行的不懈努力。无论是《边城》中翠翠对“马路”（对歌求爱）、傩送对“渡船”（一个光人）的选择，吊角楼上妓女的性情，还是《长河》中老水手、夭夭、三黑子身上萌生的与邪恶抗衡的勇气以及老百姓对自己当家作主民治主义的渴望，都显示了人性的内涵。如果说翠翠、天保、傩送是人性具有神性的一面，那么三黑子、夭夭、老水手则是表现了人性中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雄强精神，两者都是沈从文探求人性存在形式的具像化。
探求人性的存在方式，并不是沈从文创作的最终目的。“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与‘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真正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或梦里。（”15）所以他最终的目的是要结束现代社会中少数人以不义行为获得幸福，而多数人活得痛苦，死得糊涂的不合理局面。只有这样，才能“重造经典”，即重构民族的文化。这种“重造”思想，虽然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怀疑的基础之上，但沈从文的怀疑既不同于废名式的因厌世而出世，也不同于鲁迅的因愤世而走向决绝的反传统主义。出于沉重的乡土悲悯感与乡土忧患，他所谓的“重造经典”并不以同传统的决裂为代价，而是以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为依托——佛教的人性向善，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要素，在他这里被兼收并蓄，尤其是道家关于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形式的复归，成为他“重造经典”的内核。像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优秀的人格一样，儒、道、释的联姻促成了沈从文“新道家思想”的形成。这使他的视野逾越他与鲁迅共同弃绝的那个传统的界域，而注目于一种原始文化的湘西遗存。在这种原始形态的文化里，无论沈从文对湘西原始人性的发掘与张扬，还是对传统中优秀成分的肯定，最终归旨都是“重造经典”，即民族文化的重构。于是，在过去的乡土视景中，不仅有现实乡土的参与，而且同时又有未来乡土的参与。而这种重建，其指向已逾越乡村界域，而落脚于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最终归宿。乡土也不再仅仅是乡土，而是民族与人类精神家园的象征。所以说沈从文创作中的思想实际上是指向未来而不是过去。
（1）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三联书店，1985年版，1页。
（2）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集代序》，见《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341页。
（3）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短篇小说》，《沈从文别集》，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250页。
（4）李健吾：《〈边城〉》，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53页。
（5）沈从文：《自传集我所生长的地方》，《沈从文别集》，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6页。
（6）沈从文：《长河集〈长河人与地〉》，《沈从文别集》，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44页。
（7）沈从文：《水云》，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52页。
（8）沈从文：《长河集〈长河题记〉》，《沈从文别集》，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23页。
（9）沈从文：《长河集〈长河题记〉》，《沈从文别集》，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22页。
（10）沈从文：《长河集〈长河人与地〉》，《沈从文别集》，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44页。
（11）沈从文：《长河集〈长河题记〉》，《沈从文别集》，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17页。
（12）沈从文：《长河集〈长河题记〉》，《沈从文别集》，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22页。（13））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集代序》，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页。
（14）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三联书店，1985年版，51页。
（15）沈从文：《长河集〈长河题记〉》，《沈从文别集》，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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