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地位提高_论如何提高农民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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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地位提高
今年春节,在中国的上海和广东等地,有数十万农民工自愿选择留在城里过年。为此,当地工会组织特地向这些人发放了慰问金和节日礼品。中国这个向经济困难的职工提供援助的“送温暖工程”早在10年前启动,但以专项资金援助农民工,这还是头一回。以往的援助对象是拥有城市户口、生活困难的职工。今年,农民工也被列入这一范围,足见这些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待遇的提高。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高度肯定了农民工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在给予农民工以产业工人身份和待遇的问题上,中国做出最新表态,发出更积极的信号。
据统计,中国约有2亿农民工,大多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今,上海200万农民工已加入“外来务工人员综合保险”,无锡市教育局将全市公立学校向所有民众开放,目前,90%的农民工子女都在公立学校上学。▲(摘自2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原题:中国部分地区给予农民工正式职工待遇,胡连荣译)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地位
去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之后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对我国农民工群体不容乐观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全景式描述,激起很多人共鸣与同情。
上海有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上海800万从业人员中,农民工超过一半。近年来上海在提升农民工地位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今年初上海入选“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十大城市”,是我国许多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的向往之地。今年“五一”期间还有4位外来农民工首次登上上海市劳动模范光荣榜。总体来看,提升农民工地位是大势所趋,目前还有以下问题亟需着手解决。
一、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合作机制问题
要提升农民工地位和改善农民工境遇,需要构建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力量密切合作的机制。其中,政府是否作为和如何作为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农民工群体的教育与技能培训、法律救济与援助、劳动就业、廉租住房、公共卫生、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权益保障,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等),也要对市场力量主要是用工企事业单位加以舆论引导、行政监管和法律监管,还要为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民间)力量提供良好的行动条件和环境,对社会(民间)力量的行动提供支持和引导。目前农民工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各种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府的不作为。而社会(民间)力量在行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不作为有关。越来越多的人们期待政府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主导作用,逐年增大对农村公共开支的投入,逐步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以此来提高农民的国民待遇。
二、农民工的媒体形象问题
近年来主流媒体正在越来越多地为农民工代言,但是,长久以来大量关于农民工的负面报道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形象。不仅很多城里人形成了带有偏见的印象,往往把农民工的形象和贫穷、肮脏、暴力、粗鲁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甚至在舆论影响下,很多农民工也认同了这种自身形象。即使是那些对农民工心怀善意的人们,在谈到农民工时,潜意识里也往往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农民工是需要同情和照顾的弱势群体,而很少有人能够把农民工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主体,发自内心地尊重和理解农民工。这样的身份认同非常不利于提升农民工的地位和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为了纠正偏见,主流媒体应该加强关于农民工的正面宣传与报道,努力塑造自信、自立、自强、仁爱、积极向上的农民工新形象。
三、农民工的话语权问题
虽然农民工问题开始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但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沉默的群体,农民工自身的话语权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也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群体形象。2006年10月,一名年轻的农民工吕延武首开先河,在新浪网开设了个人博客“中国民工第一博”,迄今已经上传了50余篇文章,这是互联网时代农民工自发争取网络话语权的标志性事件,引起不少农民工的关注。农民工个人博客的出现虽然有助于农民工增强话语权,但由于博客流量有限,难免产生无力感。如何借助主要网站,共同聚焦“三农问题”,是非常富有意义的事情。
四、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
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民工缺乏组织的原子化个人生存状态有关,农民工只有被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改变目前的弱势地位。首先,可以加大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组织力度,增强农民工择业的主动性,减少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在农民工主要输入地建立对农民工的需求信息库,在主要输出地建立劳动力信息库,并加强彼此间的协作与沟通。目前,已有一些基层地方政府、企业和网站在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信息和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方面作出了努力。其次,可以支持和鼓励农民工的自发组织行动。目前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组织行动,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需要提高已经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可以充分调动工青妇力量,把游离于体制外的农民工积极分子吸纳到体制内,引导和支持他们开展团结和组织农民工的活动。
五、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
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农民工意识到自身在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方面的不足是影响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渴望通过学习和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进而改善自身的境遇。但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工作辛苦,收入不高,在现有条件下,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参加学习和培训。目前在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方面,政府还存在缺位现象,政府理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从教育培训的内容来看,由于农民工多方面的素质都有待提高,因此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应该是全方位的。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平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先驱晏阳初在国内外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根据晏阳初的思想,平民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包括文化教育、生计教育、公共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要素。文化教育旨在提高民智,生计教育旨在丰裕民生,公共卫生教育旨在强健民体,公民教育旨在培养民德,以造就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公德心的“整个的人”。平民教育必须制定实施综合性的、整体性的计划,使教育、生产、健康、自治四大任务联环配合,同时并举。如果我国的农民工教育培训能够从这四方面入手,扎扎实实推进,这将是农民工的福音。
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不应该是被遗忘的人群。如果党和政府能够从解决上述问题入手,着手领导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合作机制,改善农民工的媒体形象,增强农民工的话语权,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那么农民工的未来地位和境遇将拥有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
话题缘起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注。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将此问题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重点。相对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我国现代化绕不开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城镇化就谈不上,现代化也谈不上,和谐社会更谈不上。我省中山市近年实行的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无疑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益探索,此外,还有些什么措施、从哪里着手来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我们特约专家建言
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进入城镇和工商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选择 出路在于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一难题的核心在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现代产业素养,重点在于加快全方位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出路在于进行体制创新,提供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既得益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供的优厚“人口红利”,又面临着反复出现的“返乡潮”、春运难和“民工荒”的困境,如何以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契机,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导向,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为手段来化解其就业不稳定难题,化解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双板结”的困扰,成为当前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三个特质和三方面利益祈求
对占农民工总数60%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解读有三个关键字:“新、农、工”。“新”是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迥然不同,因而在利益祈求上存在重大差异。“农”是因为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下,他们仍然具有农村居民身份,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工”是他们大多数正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能够接受现代社会理念并且按照现代产业规律从事生产和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性变化和技能素质提升,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决定着他们的利益祈求有三个基本点,一是追求融入城镇化进程,他们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更没有务农的技能;二是追求融入工业化进程,他们因为大多数人往往直接从学校进入外出务工行列,对于现代产业规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传统农业;三是追求融入现代化进程,更愿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员,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三个着力点
从供给方看,要融入城镇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在融入城镇化进程中的“话语权”,从而提升就业竞争性和稳定性,促使其成为产业升级需要的合格的产业工人。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情况下,随着养老保险无缝转移等利好政策出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显得日益重要,没有就业的稳定性,就谈不上融入城镇,也谈不上成为现代市民。没有就业的稳定性,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淀进而影响到他们与资方的博弈能力,造成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从需求方看,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是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必经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过程不是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向沿海地区转移就业的过程,附着中西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进入城镇和工商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选择。从劳动力需求视角,通过产业升级,形成产业升级与劳动力需求数量和结构的动态优化匹配,通过产业转移,减少外来普工流入沿海地区就业。通过建立人口、产业和就业联动机制,保证劳动力流动方向合理、适度和有效,才是长久之计。
从供求均衡视角方看,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众多现实挑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以前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等供求失衡现象。虽然他们对城镇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镇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能
有赖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次是要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再次是要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务问题。这些均有赖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通过提供公平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产业工人转换问题。通过提供日益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养老保险跨地区接续政策,打通农民工有序流动就业的经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问题。通过建立科学的就业景气指标体系,监测就业景气尤其是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的匹配程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异地转移就业和降低就业风险问题。通过体制创新克服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性障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村居民向市民转换问题。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法治环境、文化氛围、制度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要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而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则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转型期不可忽视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成长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抓好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创新城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需要,也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需要。
要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成长和全面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该群体独特的二重性价值取向。从积极方面看,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组织化程度提高,培训、学习意识更强;从消极方面看,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不愿吃苦,亲情意识、家庭责任意识淡薄,缺乏敬业精神,追求享乐。这种价值取向的二重性现实,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关注他们的心智成长和政治进步;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政治参与的途径过于狭窄,他们既无法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新生代农民工“话语权”的缺失又加剧了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他们的各种利益主张和需求也得不到重视。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党员和优秀分子,无法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活动,从而产生严重的“失去组织感”。
因此,关心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成长,注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发展党员,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归属感”,拓宽他们政治参与途径,实现有序政治参与,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问题的当务之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势在必行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是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客观要求。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成长,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客观上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准备了物质基础。新生代农民工比一般农民工更自觉地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信息,更自觉地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差异中寻求平衡,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起穿针引线作用,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生力军。重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将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发挥优势。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党员和先进分子是这个群体的核心,其先进性的辐射力、影响力有利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健康发展。
几年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创新。200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四个文件,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走上规范性、系统性、程序性轨道。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和党员关怀激励机制新要求,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提升到科学化高度。各地基层党组织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摸索出许多切实可行而又效果显著的新方法、新办法,如:流动党支部、网络党支部、党员信息化网络化管理、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电视上网”工程、农村发展党员全程联名推荐制等等,这些成功的做法经过及时的总结、归纳和概括,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指导,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现实路径
科学的制度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1)新生代农民工党课教育制度。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特点,采用生动活泼、内容新颖、方式灵活等办法开展党课教育,培养他们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培养和发展党员制度。居住地党组织主动配合,对发展对象进行联系、培养和考察,两地党组织及时交流培养情况,共同做好党员发展工作。(3)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制度。城乡一体化统筹管理,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配合,共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4)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激励、关怀、帮扶制度。尊重新生代农民工党员主体地位,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的主体意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的基本权利,增强基层党组织的亲和力、凝聚力和领导力。(5)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在居住地发挥作用制度。由居住地党组织提供渠道和条件,流出地党组织和居住地党组织密切配合,共同激励,共同组织,城乡共建。
科学的方法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要条件。
应当积极探索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科学地将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引进到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去。比如,运用管理学、组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基本理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格特征、生活态度、价值取向等,就可以有效地与他们进行沟通,从而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再比如,在信息化时代,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建立网上党支部,通过网上党员之家对党员开展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利用互联网的互动功能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手机微博与培养对象和流动党员沟通思想、保持联系等等,都将会大大提高党建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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