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怀荐爱社_共同的情怀共同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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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情怀荐爱社
文/陈晓峰
家门爱社年长于我，精神矍铄，气宇轩昂，是个性情中人。他先后从事教师、公务员、新闻记者等职业，生活阅历丰富，颇具“达人”风范。
作为远近驰名的新闻写作“快枪手”，爱社先后有100多万字见诸于中央、省、市级报台，并屡获殊荣，在兴山新闻宣传界属于“多年的师傅--老把式”。2011年，他的处女作散文集《等待你的归期》付梓成书，那是他历经大病磨难后对人生的感悟心语。逾时，出于相似经历的共鸣，本人遂草就了一篇《致同命人》的读后感小文。
就在我还抱残守缺于“一本书主义”的时候，他的新集《乡村板话》又悄然面世了。
“70后”的我，成长于乡野。对农村生活的认知与身为“60后”的爱社，实在有颇多重合印证之处。我的整个外出求学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呼唤着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重回现实、重回民间，涌现了一批表现社会人生的“原汁原味”的短篇小说力作，其通俗化、原生态的特色，比新时期文学初期更为鲜明。课余，我如饥似渴地阅览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囊括了诸如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贤亮的《绿化树》、莫言的《红高粱》、梁晓声的《年轮》、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一系列中长篇乡村题材小说。而我参加工作后读到的乡村题材文学作品，譬如有兴山县本土作家万昌言的《紫血褐土》、蔡长明的《苦年》《乱年》、简冰的《水月》、陈孝国的《月祭》、王祖君的《野人谷》„„文中汇织就的一个个鲜活人物群像，折射出一幕幕光怪陆离的宏大时代图景。
“板话”是指一种曲艺节目，即“快板书”——一边击打着竹板，一边演讲着合辙押韵、有故事情节的说词。广为人知的《李有才板话》是现代作家赵树理1943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代表作。讲述了抗战时期，李有才带领小字辈，以“快板诗”为武器，同村霸恶势力进行智斗，并取得胜利的故事。作品采用有说有唱、夹叙夹议的板话形式，生动活泼。
而物质极度匮乏，政治极度“左倾”的上世纪70年代，“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收工打冲锋。”“村边等，地头看，男带扑克女带线；有人嚷‘歇着！’，没人喊‘再干！’”“干部见干部，都穿尼龙裤，前面印有日本产，后面印的是尿素，左边看见含氮量，右边写着75%。”等等深具“伤痕文学”雏形的顺口溜则是属于共和国一代人集体的酸涩记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爱社之于兴山，他生于斯长于斯，是部见证当地时代变迁的“活辞典”。他当乡村教师、乡镇公务员时自不待言，干新闻记者时也始终坚持把笔端对准“三农”，把镜头聚焦“三农”，把感情倾注“三农”，乡音未改，乡土情深，始终与时代脉博和谐跳动。
这正是：
有板有眼抒乡情，且行且吟话农村。
《诗经•魏风•伐檀》有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虽然社会分工不同，不可能每个人都从事农业劳动，但不事农桑的我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更何况国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村人”。伟人毛泽东曾把迷信、不识字、不讲卫生列为陕甘宁边区的“三大害”，在中国近现代农村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也成为兴山当地本身1 素质不见得高的“半吊子”诟病鄙夷“农哥子”的诱因。巴金说“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有无限的爱。”拿诗人艾青被反复引用，以至滥觞的名句来加以概括，就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农民”说到底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厚厚的书，只不过许多人基于种种原因不愿写、不想写、不敢写罢了。但一位没有任何文艺爱好和天赋的纯粹农民是决计写不出，更写不好文学作品的。把劳动人民当作讴歌的主体，是时代赋予作家的重任，在爱社的《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早有充分交待。对农民、农民工的尊重，体现了民族的良心；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
近年来，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纷纷取消农业户口，不再登记户口性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制度性嬗变。贾平凹说，很可能多年后，农村题材会越来越少。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80后、70后跟我们50后写的就不一样了，农村已经在发生变化了。欧洲如今的乡土文学就是田园文学，或许多年后我们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也会慢慢消退消失了。用文学作品写现实，需要一种责任和担当。作为作家，要关心这个时代、社会，起码要了解这个社会是什么形态，人们是怎么个生存法，大家都在关注什么东西。在表现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写的时候也要投入巨大的感情。如果对这个社会的最基层没有真知，看到好的不高兴，看到坏的不生气、不悲哀、不悲伤、不忧患，都不能把感情写到位。真实的东西本身就是生命。没有真实就没有生命力。现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有很多振奋人的东西，同时也有很多令人焦虑的东西，各种矛盾都在这个时期激化。面对这种现象，每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思索。既不能不停地歌颂和表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你怎么观察、把握这个社会，是一个作家很重要的素质。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老主持公道，就有德、有望，公道主持得好，人们就说这个人“德高望重”。作家在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时，也是在说出公道话。这个公道话建立在国情、民情、实情的基础上，作家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社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不光要真实，还要有真知。——欣喜的是，爱社已经成功的做到了。
莫言则谈到，现如今农村的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但是人们所恪守的道德和观念依然是鲁迅那个时代所具有的。他说，人生都会面临多种多样的问题，会面临两难甚至多难的选择，而这正是生活的意义。他强调，鲁迅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鲁迅作为一个话题，是永远绕不过去的。”当谈及“乡土文学”的前景时，莫言表示，中国的乡土文学会一直发展下去，但是这一代的乡土文学已成为过去时，新一代的乡土文学依赖在新农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看到这句话，再联系身边的现实，禁不住让人陡然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莫言说，一方面城里的人在“怀念”，一方面农村的人在“逃离”。这反映了人们对“乡土情怀”矛盾的一面。莫言表示，文学问题最终归结在人的问题，小说的结构和写作方式无论如何变化，最终都要落脚在人的情感变化方面，文学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在作品里用独特的优美语言塑造了令人难以忘却的人物形象。——对于此，我们一直在努力。
总之，众说纷纭，时代变迁；尊重多元，包容多元。
尽管爱社在《后记》中宣称“今生再也不出个人散文类著作了”，不免令人感到讶异和惋惜，但随后的一句“下次一定尝试另一种文学样式与读者见面”，又立刻让我们满怀祈盼与期冀。——于2017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