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_高中历史必修三人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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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历史必修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200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主编 朱汉国 副主编 马世力 编委 王子今 刘 军 郝瑞庭 本册主编 王子今
前 言
本册教师教学用书是配合人民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的教学而编写的。教师教学用书力图贯彻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切实有效地帮助教师顺利完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所提出的各项教学目标。
教师教学用书的教学内容与教科书严格一致。本书体例以“专题”为单位设计。每一专题编有“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和“本专题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专题中的每一“学习内容”，大约用1学时完成。每一学习内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教学目标。以课程标准和课文内容为依据，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明确提出每一“学习内容”的具体学习目标。
2．教学内容分析。包括学习内容的解读、具体教学进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等。
3．问题解答。就课文中“想一想”、“议一议”、“材料阅读与思考”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解答提示。
4．教学评价建议。教学评价重在对学生评价，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是多元的，每节课只能对学生学习的某个或几个方面进行教学评价，教学评价建议是供教师参考用的案例。
5．历史问题注释。目的是帮助教师更好地备课，拓宽教学知识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信息。
本书由教育部历史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组织编写。参加编写的有：马世力、吕厚轩、吕艳、刘汝明、夷萍、陈红、陈芬芳、陈宇、李星驰、李美、李东海、张雪萍、周巩固、周莉莉、周百鸣、周建新、徐贵亮。
由于时间紧迫，本书中如有错漏之处，真诚地希望广大教师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及时改进。
编 者
2004年6月
目录
专题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专题二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专题三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
专题四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专题五
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科技 专题六
西方人文精神的声源与发展 专题七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辉煌 专题八
19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
专题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充实了人类的思想宝库，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本专题着重讲述了从先秦时期直到明末清初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的大体脉络。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经历了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到汉代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舞台的历史演变。但在社会演变过程中，由于内力与外力的不断影响与冲击，儒家思想也经历了自身的历史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浓厚的时代特色。
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十分深刻。具备儒学史的基本知识，对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十分必要的。此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在介绍儒学的发展进程时，也应当注
意到儒学对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若干文化内涵的吸收。随着历史步伐向近代化的迈进，儒学的文化地位和历史价值受到质疑。在古代思想文化的教学内容中，也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儒学在现代的历史命运。
本专题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精华的概要讲述，学生在学完本专题后，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的主要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并能结合各个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归纳。
教学活动建议：
◆收集一些社会生活中的实例，说明传统思想文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阅读《论语》、《老子》和《庄子》中的精彩片段。
◆分小组收集资料，讨论宋明理学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通过讨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
◆阅读宋明理学家们的相关著作。
◆分组搜集资料，在课堂上或班会上讨论明清之际思想活跃局面出现的原因及其影响。
◆学完本专题后，可以组织学生撰写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变迁历程的小论文，在活动课上阅读交流。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使学生了解儒学从兴起到逐渐成为正统思想的历程。儒学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自然有必要予以说明。学习内容“
一、百家争鸣”和“
四、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分别介绍了一前一后两个思想文化活跃的时期，但是前后有所不同。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按照儒学由兴到衰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导学生理出一条主要线索，然后分阶段归纳史实、特征及发展变化的原因。纵横结合，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多维度思考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演变过程。
难点：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资料十分丰富，思想流变的线索比较复杂，而教材的容量有限，教师有必要帮助学生进一步锻炼研读古文和查阅有关工具书的能力，要指导学生不仅满足于教材中提供的材料，还应当多方涉猎，既要读一些古代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又要读一些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系统评价地著作。
■一 百家争鸣■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掌握诸子百家的思想特色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主张；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以及自己的学习所得，进行推理分析，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等方法学习有关问题。学生要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地比较、概括和阐释。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并对学生在探索过程中的表现予以及时而恰当地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而繁荣的文化盛况的介绍，使学生对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辉时段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更加热爱祖国历史与文化，有志于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二）教学内容分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当时社会大变革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思想家们探讨治国治民的理论，研究国家的产生与形成，探索宇宙人类的起源。总之，对世界、社会和人生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道、墨、农、兵、名、阴阳、法等学派，教材主要讲述了儒、道、墨、法四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孔子和早期儒学]
这个题目讲述的是早期儒学的形成及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主张。
儒学以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基本文献，其创始人和奠基人是中国春秋
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孔子。孔子一生以治国安邦为己任，主张以礼治国，维护国君在诸侯国中的绝对权威，他的学说主要集中在《论语》一书中。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仁”，主张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可见孔子学说是以人为本的学说。
孔子毕生从事文化事业，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孔子讲授的课程主要是六艺，教育内容以《诗》《书》《礼》《乐》为主。另外，孔子对教学规律有深刻的见解，总结出因材施教、启发式、学思并重等教育方法。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教育思想的精华，也是教育学的重要财富。
战国时代，孟子、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继承孔子“性相近”的人性学说，提出“性善论”；发挥孔子“德政”思想，提出“仁政”的学说，主张统治者要善待百姓；提出五论说。荀子提出“解弊”的理论，取百家之精华，纳入早期儒学体系；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思想；深入讨论“礼”的思想；主张“性恶论”。
关于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否矛盾，教材做出了解释并指出二者在最终目标上的一致性。
教学建议：在讲述完本板块后，可指导学生归纳总结孟子、荀子在哪些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及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
[老庄之学]
教材首先简要说明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特征：以“虚无”的“道”为世界的根本，以因循自然的“无为”，“逍遥”为处世的方法。其代表人物为老子与庄子。
老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老子》一书中。“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老子的思想，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内容：他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反”具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两个含义，认为相反的事物间都不可避免地无条件地相互转化；他还指出“弱者道之用”，阐述了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方法论原则。这些思想的产生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老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
庄子学术思想的渊源是老子的自然主义。他把“道”作为世界的最高原理，强调事物自生自化；他提出
“齐物论”，就是齐一万物，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它们的存在是不真实的。庄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庄子》一书中，该书擅长用寓言阐发道理，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富于奇特的想像。
教材对老庄之学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美学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教学建议：教师可启发学生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分析老庄之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法家思想]
教材首先指出了法家呼吁改革的思想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法家思想家们都是政治实践家，他们在各国积极推行变法改革，其变革的主要特点为：奖励耕战和严刑峻法。当时在各国进行变法的有李悝、吴起、申不害和商鞅。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创始人，他在魏国进行了变法。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最为有名。教材对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内容作了讲述，教师可以结合变法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其作用和局限性。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战国法家逐步形成了重“法”、重“术”、重“势”的不同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韩非思想的历史贡献包括：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主张，体现了进步的历史观；主张遵循客观规律行事，提出用“参验”的方法检验人的言行及知识的真伪。
教材最后对法家学派的理论与实践所起的作用及其发展、消失的历程做了简要的叙述。
[墨家的主张]
墨家学派基本特征：提倡刻苦简朴的精神，具有苦干和自我牺牲精神。墨家学派的主旨是“兼相爱，交相利”，其创始人为战国初期的墨翟。其组成人员多为生活艰难的小生产者。
墨子的思想主要有：提出非攻、尚贤、尚同、非系、非命、节葬、节用等一系列主张，贯穿讲求实用的精神；他认为认识以客观的感觉实践为来源。提出判别知识的“三表法”；建立了“类”、“故”等中国最早的逻辑术语。
墨家学派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对古文化作出了贡献。建立了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的初步基础。
墨子死后，后期墨家的主要思想活动是专门探讨逻辑学问题，形成“墨辩”学派。汉代以后，墨家学派逐渐消失。
教学建议：讲述完教材内容后可分组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本课重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本课难点：联系相关史实，判断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三)问题解答
[议一议] 法家怎样论述改革的意义?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种思想的文化意义?
答案提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通过变法改革适应社会发展这种改革的思想包含有合理的因素，体现了进步的历史观。
[想一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阶段，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思想文化活跃的局面?
答案提示：春秋时期，周王室地位衰微，诸侯国迅速发展，出现了争霸的局面。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转变成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为了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诸侯争用客卿，采取礼贤下士的态度。政治上的宽松，打破了西周以来的“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学移民间，大批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站在各自的利益上发表论说，传播著述，以求他们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于是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一个最活跃的百家争鸣局面。
[自我测评]“六经”包括哪些典籍?答案提示：《诗》、《书》、《礼》、《乐》、《易》、《春秋》。
[材料阅读与思考]
1．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对于推行改革有怎样的意义?
答案提示：他认为如能强国利民，可以不法古，“不循其礼”。反驳了“法古天下，循礼无邪”的守旧观点，大胆破除传统的禁锢，从而促使秦孝公确定变法图强的决心。
2．商鞅既然批评效法古人，为什么在论辩中仍然要以古人事迹作为驳斥对方的依据呢?
答案提示：商鞅在论辩中所列举的古人的事迹，都是古人不因循先人的典型事迹，可以反证他“治世
不一道，变国不法古”的理论。他要效法的是这些古人的做事原则而非具体做法。另一方面，商鞅在论辩中仍然要以古人事迹作为驳斥对方的依据，也说明我们民族尊古的传统有十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即使改革家也难以彻底摆脱这种影响。而论辩中用古人事迹说明问题，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也是一种有利的策略。
[知识链接] 稷下学宫
通过稷下学宫的文化作用，说明百家争鸣的气氛对于思想和文化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了解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阅读、分析历史资料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历史调查法等。
[评价过程] 设计过程评价表格来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评价的项目可以预先设计在表格里，也可以随时择取。表格可以与学生学习档案放在一起，也可以挂在教室的墙上，让学生随时了解自己的进步。
对学生在历史调查活动中的参与情况、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的能力进行记录，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历史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与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相结合，对学生做出较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另外，如果条件许可，教师可以运用录音机、摄像机等现代化手段进行记录，增加评价的可信度。
[评价总结] 评价的方法有多种，教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灵活采用多种评价方式，了解学生学习兴趣方面的变化，力争对学生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儒]
“儒”的名称在商代就有了，是对一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称呼。有人认为，“儒”字可能是从“需”字演变而来的。因为这种教职人员主持祭祀仪式需斋戒沐浴，所以用一个人洗澡的形象来代表他们(“需”字甲骨文像人洗澡的样子)。殷代甲骨文中又有“丘需”一词，按照古籍的说法，九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里，四里为一丘，即一百四十四家为丘。丘是一个基层单位，相当于一个古代的村社。“丘需”就是管理一个村社的教职人员，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接待宾客。与这两项职能相适应，儒要掌握那些与迷信掺杂在一起的古代天文知识
和礼仪规则。那时宗教和政治合一，儒的宗教职责与政治职责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代的儒，已经不是与政治结合的教职人员了，而成为以传统礼仪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出任于朝廷，能够为公卿尽其忠顺；入居于家中，能够对父母兄弟尽其孝悌；遇到丧事，则尽力按“礼”的规定办事。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一公元前479)是中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并兴办私学。他“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更可贵的是他的“庶、富、教”思想。他直观地看到了发展教育事业和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并把教育的地位摆得较为恰当。他在教育工作中特别注意研究学生，他对学生个性特征有深刻的观察和分析。由于他的教育因人而异，宋代朱熹把这种教育原则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后人就简称为“因材施教”。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是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原则的人。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很重视立志，他认为立志就是确立目标和理想。一个人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要求学生立志于学和道。他还重视学行结合、言行一致，对夸夸其谈、巧言令色的作风表示深恶痛绝。他最注意“行”，提倡“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而过其行”。他认为评价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还认为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怕批评，提出了“过则勿惮改”的名言。他也非常重视道德信念的培养和意志性格的锻炼，要求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因困难、仓卒而违背道德标准；要“宁死善道”，在必要时宁愿“杀身以成仁”，以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
[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理性与道德观念，即生而性善。“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天生具备的“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即是仁义礼智之端，故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性之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品行
恶者并非其性亦恶。他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以性善作为其“仁政”的理论基础。唐李翱著《复性书》，认为人性善，而“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至宋，张载、二程、朱熹则认为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天地之性”至善，人之恶者均由“气禀”昏浊所致。
[祭酒]
祭酒，官名。古代通常请年高望重者主持祭礼，因此祭酒便成为对长者或官署首长之尊称。东汉时，始置博士祭酒。后来历朝沿置，为国子监或国子寺之长官，主管全国教育事业。历代均以儒学优长、年高望重者任此职。清末废国子监，改设学部，祭酒更名为学部尚书。
[天行有常]
“天行有常”，是荀子提出的思想。荀子(约公元前286一公元前238)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在《荀子•天论》中写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就是说，天道的运行自有其规律，不会因为尧是圣王就存在，也不因为桀是暴君就不存在。这种规律，如果顺应，就会得到吉庆，如果违抗，就会遭遇凶险。注重生产，节省用度，天就不会使之贫穷；懂得养生，适时运动，天就不会使他生病；专心一意遵循天道，天就不会令他遭祸。然而，荀子又认为，人事又是可以自为的。
[老聃]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聃是谥号，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人，生卒年不详。他曾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吏，后又为柱下吏，通晓上下古今之变，晚年隐居于沛，躬耕授徒，讲德论道，后西入关中，客死于秦。入战国后，他的语录流传渐广，经整理成《道德经》上、下篇，即今本《老子》。在《老子》书中，把宇宙万物的本看作“道”或“朴”，有时称“无”。道是万事万物的本体，是超绝时空的绝对存在，是永远不可感知的精神实体，而它所惟一取法的，正是纯抽象的“自然”。这个玄之又玄的道，永远依照自然的法则，在那里循环运转，“周行而不殆”。只有通过“静观玄览”，即“以玄观玄”，才可能有所领会。所谓“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弥远，知其弥少”。由此出发，《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意识到一切事物都寓于正反两方面的对立中，它们互相依存，又自然地互相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
所伏”，“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一书在思想辩证方法上，蕴藏着无比精湛的智慧。老子政治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向往原始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他主张：“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提出了无为原则。认为只有“无为”才可以“无不为”，强调必须“无为而治”，“我不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哲学思想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世界认识的高峰，直到今天还受到中国和世界的重视，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庄周]
庄周，又称庄子，战国时思想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生卒年说法不一，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他一度做过管漆园的小吏，曾穿着补缀的衣服，捆着绳的草鞋去见魏王，也曾向监河侯借贷度日，经常以钓鱼、打草鞋为生。
庄子一向不慕功名，无意于仕途，长期过着隐居生活，对一切抱无所谓态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其妻死，竟“鼓盆而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楚庄王闻其名，用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表示宁为“孤豚”，不作“牺牛”，甘愿逍遥物外。这在仕人往来熙攘，求官逐利的战国时代是不多见的。
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现存的《庄子》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7，外篇10五，杂篇10一，文字雄美，想像丰富，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善于通过寓言故事来说理。《庄子》一书不但反映了庄周的哲学思想，而且显示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
庄周继承和发展了老聃的“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物质实体，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他否认有神的主宰，认为万物的生长和发展，是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的，自然界本身就有它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他说：“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
对于万物生成和发展的总的原则，庄周也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辩证观点。他说，事物的生灭是“气”的离合，变化不能离开物质，离开物质就没有变化，事物只是变化，并不是消灭，事物的变化过程是永不停止的。庄周认识到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这是他的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庄周在对待哲学的根本问题上，采取的是唯物主义态度，但他的思想方法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在庄子看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者乐生恶死，死者乐死恶生，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世界上的其他事物，如大小、寿天、是非等也是如此，以此类推，世界上就没有是非、善恶之分了。他认为以个人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危险的，不可能的。在认识论上，庄子走入了唯心主义歧途。
[邯郸学步]
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说寿陵少年学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然而不但没有学到邯郸人的步法，连自己原来怎么走路也忘记了，只好爬着回去。成语“邯郸学步”，比喻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人，不但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会把自己的优点和本领也丢掉。
[墨子]
墨子(约公元前468一公元前376)，名翟，鲁国人，有说是宋国人。春秋末战国初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平民出身，是小手工业者。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土”和“贱人”。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弃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子是躬行实践的教育家，在教育方法上有重大贡献。
一、指出教与学是不可分的统一体。他把教与学比作和与唱，“唱而不和，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教，功适息”。
二、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他以撞钟为例，说：“扣则鸣，不扣亦鸣”。要求教师不要处于“待问后对”的被动地位，应主动向学生提出问题，做到“不扣亦鸣”。
三、提出“量力所能至”的自然原则。他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自然发展安排教学程序，做到“深其深，浅其浅”，使学生能“浅者求浅”，“深者求深”，这说明墨子已经看到教学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四、强调学以致用。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意思是学习的目的在于行。而且，他还认为判断一个人行为的好坏，必须把行为动机的“志”和行为效果的“功”结合起来。
[吴起]
战国时期卫国人。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吴起是一个极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在鲁国为将，后又在魏国任职，受到谗害，奔楚，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吴起在魏、楚二国为卿相，他所推行实施的政策体现出其法家思想。吴起主张国君要对老百姓施以德政，他反对游仕之士，提倡多于实事。吴起罢除无能无用的官吏，奖励耕战，打击了楚国世袭贵族的势力。楚悼王死后，楚国贵族作乱攻吴起，吴起被射杀。
[申不害]
申不害，申国人，楚国灭申，申氏成为楚人。申不害从楚至郑，成为郑之贱臣。战国初年，韩国灭郑，申不害遂成为韩国人。申不害主张国君以“术”来统御臣下。术，即权术。他认为，国君不要相信任何人，要用自己的眼睛去亲看，亲听，独自处理政事。申不害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申不害反对臣下越职行事，他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申不害以术治国，对韩国政权的巩固起了良好作用，但这种术的结果，使大臣们人心离散，人人惶恐，最后危及国家的生存。
[韩非]
韩非(?一公元前233)，战国末年思想家，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出身于韩国贵族家庭。韩非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图强，积极向韩国君主献计献策，却不被采用，于是他转而埋头于著述之中，写出了《说难》、《孤愤》、《五蠹》等十余万字的作品。他把法、术、势思想熔为一炉，从而大大丰富了法家学说的思想内涵。这些作品传到秦国后，受到了秦王的高度重视。秦王赢政曾经发出感叹说：寡人能够见到这些作品的作者并与他有所交往，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于是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国国君只好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来到秦国后，受到了他的同学李斯等人的诬陷而被下于狱中，不久自杀身亡。
[参验]
《韩非子•奸劫杀臣》：“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参””，比较；“验”，验证。韩非主张根据名实关系而确定认识的是非，用“参验”之法审查言论是否正确。提出“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韩非子•八经》)要求从各方面考察言论得失，包括自然(天、地、物)和社会(人)。批判儒家不经“参验”而肯定三千年前的“尧舜之道”，“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
■二 儒学的兴起■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掌握汉代儒学兴起的相关内容，分析其对中国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 学生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及自己原有的相关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学会用独立思考与同他人合作学习和交流相结合的方法，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
教师要予以适当的指导与及时而准确的评价。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通过对本课的学习，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的认识，培育学生重视传统思想文化、尊崇传统思想文化的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恰当评价，可以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二）教学内容分析
[“焚书坑儒”批判]
这个题目讲述了“焚书坑儒”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大致过程，影响及汉代以来主流文化对它的批判四个方面的内容。
随着秦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文化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去不返，于是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以古讽今。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维护专制统治，遏止思想文化的泛滥，秦始皇制造了“焚书坑儒”事件。“焚书坑儒”事件否定了先秦思想文化成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浩劫，文化进步的正常路径被阻断，儒学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低潮。教材举了“孔壁中经”发现的故事证明秦代焚书确实使儒学的传播受到限制。
汉代以来的主流文化对“焚书坑儒”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焚书坑儒”成为两千年来文化专制政策的开端。
[罢黜百家]
教材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文化体制进行了描述，指出这一时期伴随着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的确立，儒学思想逐渐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
在汉武帝确立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中，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推行一套以确立儒学独尊地位为核心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建议皇帝倡导学术，推行教化，养士求贤，政策要适时“更化”；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儒学相异的学术，使文化的一统与政治的一统相一致。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与文化政策的转变。
教材对罢黜百家的文化政策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一方面遏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另一方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汉王朝加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历史文化的发展。
[太学的出现]
汉王朝对文化教育重视的表现之一就是太学的创建。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的官立学校，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太学的创办是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采用了公孙弘制定的具体方案。
教材接下来对太学建立后在汉代的蓬勃发展做出了描述，指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文化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为普通地主阶层子弟入仕提供了机会。
太学生接受儒学教育，其中的民本思想对他们的观念倾向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和民间有较密切的联系，对于弊政的危害有比较直接的感受，因此他们的思想言论对国家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东汉时期形成了太学清议的政治现象。这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的史例。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使黑暗的政治势力被迫有所收敛。
[从察举制到科举制]
这个题目讲述了汉代儒学兴起以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历程。
汉代以前的选官制度是“世官制”，汉文帝时，已经通过察举方式选拔官员，但这种制度还不完备。到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
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地位已经得以确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隋唐时代，开始实行更为完备的选官制度——科举制。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来选拔官员，儒生开始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
教材接下来对科举制度的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消极作用：儒生成为专制政治的仆从，儒学成为执政者奴化臣民的工具；整个知识阶层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使得专心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考试内容的单一化，导致士人知识结构的狭隘。积极作用：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将考试本身作为选官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追求公平公正的出发点。
本课重点：儒学在汉代的兴起及其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本课难点：对“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太学兴起及科举制度形成进行客观评价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为什么秦王朝不焚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答案提示：秦王朝焚书的目的是为了遏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体现的是实用之学，对社会和国家直接有益，不构成对政权的威胁。
2．汉武帝是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帝王。在我们以前学过的历史知识中，能不能总结出汉武帝有哪些突出的历史成就?这些成就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有何关系?
答案提示：汉武帝改革仕进制度，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推恩令”，解决了诸侯王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问题；惩治豪强，打击不法贵族；推行盐铁官营；铸“五铢钱”，统一货币；抗击匈奴，保持了北方边疆的和平稳定；开通丝绸之路。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提拔儒生担任高级行政职务，为以上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进行了理论准备和人才准备。
[议一议]
1．《后汉书》记载，汉明帝曾经亲自到太学讲学，和诸位儒生就儒家经典的内容相互辩论，前来太学门前围观听讲的人不可胜数。汉明帝这样做，说明了什么?
答案提示：说明了儒学地位的提升。说明了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对儒学和教育文化的重视。
2．古代儿童启蒙读本中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我们今天应当怎样来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答案提示：反映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能够因学得仕，并不受到家族等级的严格限制，也反映了社会对文化的普遍重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以仕途为惟一理想归宿，人人汲汲于功名利禄，使得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中国古代士人价值取向和社会人才流向的这一特征，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严谨完备以及科学的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我测评] 汉代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反映了怎样的文化趋势? 答案提示：反映了儒学地位提升，统治者注重儒学教育的文化趋势。
[材料阅读与思考] 谈谈你对“焚书坑儒”事件及其影响的看法。
答案提示：先对文中两段史料关于“焚书坑儒”的态度进行阐述与分析，然后再阐明自己对这一事件及其影响的看法。注意“焚书坑儒”事件发生的特殊背景，以及儒学在秦灭亡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知识链接] 博土
博士是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文化称谓，现今依然沿用。但是“博士”的涵义在不同的时代又有所不同。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撰写历史习作等。
[评价过程]
将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记录到历史学习档案中，考查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有利于对学生的历史学习进行长期、稳定的综合考查和较为全面的评价。
撰写历史习作是体现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内容之一，学完本课后，通过让学生撰写“焚书坑儒”事件的影响，科举制度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等历史小论文，重点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
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另外，对于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教师可以运用现代化的教育设备进行记录，提高评价的可信度。
[评价总结] 教师在评价过程中一定要客观公正。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灵活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对不同的学生可以采用不同方法，对同一学生在不同时间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
(五)历史问题注释
[李斯]
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秦代著名政治家。他年轻时当过小官，后拜荀子为师，学习治国之道。学业完成以后，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楚国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惟有秦国具备统一天下、创立帝业的条件，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取得吕的信任后，当上了秦王赢政的侍卫。李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秦王嬴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命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部署。
公元前237年，秦国宗室贵族借口韩国水工郑国在秦搞间谍活动事件，要求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在被逐离途中，写了《谏逐客书》，劝秦王收回成命。他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客卿辅秦之功，力陈逐客之失，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要不讲国别，不分地域，广集人才。秦王看了《谏逐客书》深受感动，于是取消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不久又提升他担任廷尉。《谏逐客书》不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秀文章。鲁迅先生曾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辅佐秦王政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组织实施。秦国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先后灭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屡建奇功。
秦统一后，由于过去各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异，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极端不利。李斯及时地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他以秦国文字为
基础，废除异体字，简化字形，整理部首，形成了笔画比较简单、形体较为规范，而且便于书写的小篆(也称秦篆和斯篆)，作为标准文字。他还亲自用小篆书写了一部《仓颉篇》，作为范本，推行全国。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鲁迅先生说，李斯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殊勋”的。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李斯亲书琅邪刻石，山东泰山岱庙现存有李斯篆书的秦二世诏书刻石的残片。李斯还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也是李斯建议为打击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为巩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一事件的发生自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毕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对中国秦以前文化典籍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赵高篡权后又施展阴谋，诬陷李斯“谋反”，将其腰斩于市，并夷灭三族。
[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一公元前87)，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是西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颁布“推恩令”，后又剥夺大批王侯爵位，进一步削弱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派人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大量移民到西北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并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大工商业者操纵经济的活动。他先后派卫青、霍去病打败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增设郡县，加强了同西域和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又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从思想意识领域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他统治期间，西汉出现强盛的局面。但他连年用兵，徭役兵役不断增加，国力耗损，农民不断破产流亡。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公元前104)，汉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
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贤良文学]
汉代选任官吏的科目之一。始于文帝时期，为贤良方正和文学两种，前者为能直言极谏者，后者为经学之土，由大臣，地方官察举推荐，简称贤良或文学。这种官选为特进或特科，不同于孝廉、秀(茂)才等岁举或常科。
[太学]
太学，即古代国立大学，西周已有大学之名，《大戴礼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设五经博土，弟子50人，西汉太学遗址已无迹可寻，惟一保留的太学遗址最早者就只有东汉太学了。
东汉太学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佃庄乡太学村，原东汉洛阳城东南部开阳门外。太学是中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太学始建于建武五年(26年)，建武二十七年(51年)建造太学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至顺帝时达到空前规模，“凡所结构达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太学学生多达3万余人，王充、张衡等都曾就读于该太学。解放后经勘察发掘得知，太学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夯筑房基排列有序，井井有条。汉灵帝时著名书法家蔡邕等，以隶体书丹刻经石46块，立于太学讲堂前。太学在约两千年前就有如此宏大规模，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察举制]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文帝纪》)。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一是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推举。科目有孝廉和秀才。孝廉始为孝与廉两科，后
来连称为一科。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有名额限制，东汉和帝时制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三年举一人。边境地区郡国人少，10万人以上则可以岁举—人。孝廉的出路最多的是在皇帝身边当郎官，然后再由郎迁中央或地方官吏。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举秀才的对象为现任官吏。到东汉为避刘秀讳，改秀才为茂才。秀才由州推举，所以人数比孝廉少得多。秀才的出路大多充任地方县令，比孝廉任用为重，但名额少。诏举，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的特科。其特点是：诏举常在灾异之后举行。诏举人数不限，由诏令临时规定。诏举科目很多，也不固定。无论岁举孝廉、秀才还是诏举贤良文学，到中央以后均需经过考试。考试办法有对策(命题考试)和射策(抽签考试)两种。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凡属诏令推举之士一般是由天子策试；郡国岁举之孝廉、秀才则由三公府考试。儒生考经学，官吏考举奏，通过考试选出优等生，报皇帝录用。考试实际是量才录用。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亲信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清议]
清议，指由古代乡里、学校对官吏的批评发展而成的社会舆论。春秋晚期，“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东汉末，强宗豪族及官吏、名士、太学生，以风谣和品题的形式，奖褒公卿，裁量执政，其言论称“乡里之号”，“学中之语”，又称“公论”。党锢祸起，“清议”从是非、臧否人物转为“发言玄远”的“清谈”。但评论官吏、朝政的风气仍为历代所继承。顾炎武《日知录•清议》：“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里选举，必先考其生平，一沾清议，终身不齿。”宋、明两代太学生的议政更为突出事例。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土的办法，所以叫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
隋朝统一全国后，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
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土，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土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土”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土及第后，以博
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土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崭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中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土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土，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忠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需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宋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土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对其义理，不甚重视，认为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帖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考试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
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康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
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土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土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待，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愈演愈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三 宋明理学■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观点。分析宋明时期儒学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培养学生理解古代思想家主要学术观点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结合教材内容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搜集相关资料，加深对宋明时期儒学发展的认识。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分析宋明理学与传统儒学的异同，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且要注重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
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阅读法等学习相关问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宋明理学及其代表人物相关知识的学习，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的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初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树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祖国文化宝库增益新的内容的人生理想。
(二)教学内容分析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的地位空前上升，成为历朝历代正统的主流思想。然而随着汉末谶纬迷信的泛滥，儒学的权威性又被严重削弱，儒学原有的各种社会政治功能，如为政权合法性提供证明、为君臣父子和各种社会关系提供特定的行为规范、为社会各阶级的成员提供普遍的道德准则等等，也随之受到损坏。魏晋以降，玄学的流行，道教的兴起，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家的核心价值信仰，瓦解着儒学提振人心、安顿灵魂的力量。唐末五代之际，已沦为考据之学的官方儒学，几乎丧失了规范社会、支撑人心的实际作用。
唐代中后期，韩愈率先提出了复兴儒家之道的主张。他激烈地反对佛教和道教，宣称儒家的仁义是最高的道，并引《大学》为其依据。他最早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且以孟轲之后道统的惟一传人自任。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则提出必须从“性命之源”的高度来理解孔子之道。他找出《中庸》作为儒家的“性命之
书”，并仿照佛教的佛性之说发挥其意。韩愈和李翱的理论建树虽然不高，但他们却为北宋的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开了先声。
在赵宋王朝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北宋士大夫们在总结唐末五代历史教训的过程中，掀起了以复兴儒学为目标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胡瑗、孙复、石介、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他们标举《春秋》“尊王攘夷”之旨，批评唐代政治的根本弊病是不重儒家的纲常伦理，致使女后专政、臣子不忠、权臣跋扈，从而导致唐朝长期陷入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将政治失败归结为思想的迷乱。他们认为，要巩固中央集权，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以唐为鉴，复兴儒学，重振纲常，以儒家文化为立国之本。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这些思想家特别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他们将背离儒家传统的佛教和道教统统视之为夷狄之教。在他们的持续努力下，研习儒经义理之风逐渐兴起，士气随之大变，重忠孝、讲廉耻、励气节的社会氛围终于逐渐形成。理学就是在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中孕育而生的。
[“北宋五子”与理学的创立]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五位理学家，并称“北宋五子”，是理学的开创者。为了与佛老思想相抗衡，他们将儒家的忠孝节义提升到了“天道性命”的高度，形成一整套囊括天人的严密的思想体系，这就是理学，又称新儒学。
周敦颐和邵雍主要以《周易》为思想资料组织其理论体系。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为世界本原，经阴阳、五行而至万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式；其中人得阴阳之秀气而最灵，性情齐备，而善恶分、万事出。他认为，圣人以人性之“中正仁义”为“人极”，它是人之太极，也是天地之“诚”。这样人与天地万物的本原合而为一，人只需修其本性之诚，就可以明辨善恶、成贤成圣、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憾。邵雍将《周易》的六十四卦打乱，并按照类似二进制的规律重新排列，得出整齐的横图和圆图，分别表示宇宙生生不已的秩序和循环运行的规律，将自然与人生、空间与时间打成一片，以解释宇宙万象和人类命运。他把传统的易学称为“后天之学”，而把自己的易学称为“先天之学”，以为它是伏羲画卦以前就有的本然天理。他认为，太极就是先天的心或性，就是儒家的道，万化万事由此而出；守此先天之本，“以物观物”，就可以不动心而应万变，去利欲而得安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觉地将宇宙的自然结构与人的精神结构融合起来，寻找其
统一的本原，以作为儒家价值的终极支撑，从而为儒家信仰经营一个精神自足的归宿之地。尽管他们的体系不够精致完备，他们对宇宙的自然结构和人的精神结构的探索还不够深入，并且他们的理论带有明显的道家痕迹，但他们毕竟为理学的建立确定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张载对理学的创立有重大的贡献，有的学者认为他开创了理学中的“气学”一派，是理学中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张载认为，宇宙万象是气之聚散的结果，气源于“太虚”，“太虚”不是虚无，而是无形的“气之本体”。“太虚”的根本性质是“太和”，“太和”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包含着阴阳、动静等差异性的矛盾的统一。这个矛盾统一的“太和”及其在气化中的展开就是道。人是气化的产物，因而人之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前者纯善，后者是私欲的源头。修养的目的是变化气质，返回到本有的天地之性。通过“大其心”而“穷理”，就可以“尽性”，可以人心合天心，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不为生死所动。在理论上，张载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准确地表达了理学的宗旨和精神，同时还实现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的一次重大突破，为沟通天道和人道、重建儒家的价值权威奠定了一块关键性的基石。
程颢、程颐兄弟又合称二程，他们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确定了论证仁义即是天理的本体论思路，从而使理学获得了典型的理论形态。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另一方面又要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通过这两个过程的不断循环，最终才能把握天人整体。理学为了回应佛老的挑战以捍卫儒家信仰，必须对天人整体之说重新诠释，必须对天道和人道作出更深刻的理解。张载把最高的本体归结为气，使儒家价值与最高本体之间有了距离。二程直接以理来概括天人的共同本质，使儒家价值上升到了绝对的高度，从而初步完成了对天道的重塑。人是天地之精华，因而人能最集中最完备地体现天理，这就是“天命之性”；由于气化的偶然性，人的禀赋又各不相同，这就是“气禀之性”。于是二程又得出了与张载相同的二重人性论的结论。二程认为，天理人性的核心就是“仁”，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仁”的境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廓然而大公”，“应物而无累”，不但能化物于无形，而且能获得高度的主体自由和极大的精神满足，这就是“孔颜之乐”。获得仁者境界的主要方法，是涵养和穷理。程颢强调涵养，程颐则主张涵养与穷理并重。有人认为，理学的两大派别在二程那里已初见端倪：程颐是“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而程颢则是“陆王心学”的先驱。
[朱熹与理学的成熟]
南宋思想家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全面总结了北宋以来的理学成就，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这个体系大致包括三个部分：本体论、修养论以及社会政治理论。
理学的本体论，是通过抽象的理论思辨研究天人合一的内部结构的学问，其目的是论证儒家价值的绝对权威。在理气关系方面，二程强调理，张载强调气，朱熹则以二程为主，部分吸收了张载的思想。朱熹认为，理比气更根本，理逻辑上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发挥程颐“理一分殊”的思想，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分殊”决定了万物各有其理，“理一”决定了万物之理终归为一，这就是“太极”；万物之理虽然各不相同，但其中都包含着共同的“太极”，所以“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在心性理论方面，朱熹着重发挥了程颐的“性即理也”、张载的“心统性情”、张程的二重人性论等思想，论证了人与宇宙的同构性，论证了最高的天理就是人的内在本性。
理学的修养论，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关于个人实践的学问，目的是通过各种方法去掉自己非本质的东西，彰显和扩充自身的本性，使自己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修养论一般包括“工夫”和“境界”两个方面。朱熹的工夫论非常完整细密，他区分了“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系统阐述了“格物致知”、“主敬涵养”、“省察”、“克己”等多种思想命题的内涵。他强调学习和修养应当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朱熹的境界论，则详尽地探讨了“仁”之境界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仁”，是一种原初的宇宙生命意志，是人的爱心乃至一切道德价值的终极源泉。仁者必然无私无畏，大智大勇，襟怀洒落，仁民爱物。仁者境界与佛老境界的最大不同，就是在获得精神的自足和自由的同时，彰显着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
理学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以道统论为依据的社会实践的理论。理学家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本体论和修养论，就是为了重建儒家信仰，而重建儒家信仰的目的，则是为了更积极有效地干预现实政治。朱熹对道统论的坚持和发挥，可谓不遗余力。道统论认为，儒家的道十分深奥，历史上只有少数圣贤才能修得并传承下来。道的价值内涵是“三纲五常”，但知道其表面的意思还不算“真知”，只有达到仁者境界，将儒家价值作为自己的生命支柱并以此支配自己的全部言行，才算得道。用这个标准衡量，朱熹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即：秦汉以来的所有帝王都是无道之君，所以才导致了现实政治的长期黑暗。他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由于道掌握在儒家手里，所以儒家拥有干预政治的天然权力。朱熹认为，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因为只有君心得正，才能正纲常、正百官，而后实现国治、天下平。
自二程表彰《大学》、《中庸》，将其与《论语》、《孟子》并列后，朱熹又进一步将这四种儒学经典集为《四书》，并为之注解。从此《四书》的地位高于《五经》，成为理学的主要教科书。
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一代“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孟。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了其后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指理学体系中以陆九渊和王守仁为代表的一派。
宋明理学的重心转向了在儒家信仰支配下的生命实践。
陆九渊，自号象山居土，南宋思想家，是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提出的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就是天理。他不是用逻辑的思辨来论证这个命题，而是用自己的体验来展开和印证这个结论。他的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而已”等等，据说都是他的体验所得。他说：“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他批评朱熹的理学“支离”，说了很多，却不能使人当下感奋，挺立起对儒家价值的坚定信念。因此他反对埋首书册，日积月累地追求外在的知识，主张于人生日用处直接体悟，“发明本心”，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这叫“先立乎其大者”。他认为“物欲”和“意见”是人心之蔽，所以要用“剥落”工夫，即通过师友琢磨，将其扫除。陆九渊的心学理论虽不严密，但他的思想言论却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明代人，是心学的完成者。他论证了“心即理也”的命题，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之说，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他认为，人是天地的心，“灵明”是人的心，因此，宇宙“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这个“灵明”就是天理，就是本心，就是良知。“人心是天渊”，这个深不可测的宇宙的深渊，是一切价值的终极源泉，没有这点灵明，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都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无。由此他推出了一连串结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由于人人都有良知，“愚
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以只要识得此理而不失，则“满街都是圣人”。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只在“致良知”。“致良知”的具体方法，不外乎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时时处处不忘“存天理，灭人欲”。为了遏止伪善流行，他特别标举“知行合一”之旨，强调“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他晚年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肯定，开启了王门后学的一支流入狂禅，走向带有近代个性解放色彩的自然人性论思潮。
心学着重强调，学问的目的在于做人，就是强调应当明白做人的道理并努力实行。因此心学主张扫落枝叶，直奔主题。在本体论方面上，心学不纠缠于理气关系或宇宙结构的争论，直接从心性出发来谈宇宙本体；在修养论方面，心学反对客观知识的艰苦探求，要求直接返身内求，讲究所谓体认本心。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学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大体完成。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宋明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既是本课重点又是难点。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比较多，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头绪多而乱，容易混淆。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用列表形式加以区分。也可以各有详略，重点介绍一两位思想家的观点，使学生形成深刻印象。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载：“(二程)昔见周茂叔(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为什么理学家特别重视“寻找孔颜之乐”?
答案提示：理学家认为天理的核心就是仁，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仁的境界。仁者不但能化物于无形，而且能获得高度的主体自由和极大的精神满足，这应当就是所谓“孔颜之乐”。而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这体现在传统儒学家的言行中。
2．老聃是中国人，为什么石介说他是“自胡来入我中国”?
答案提示：石介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儒学学者有意将在文化渊源上原本属于中原文化的道家之学及道教归于与中原文化有本质区别的蛮夷文化的范畴之内，以贬低道家文化，进一步抬高儒学的地位。
[议一议]
1．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生前被官方诬为“伪学”，而在他死后却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为什么? 答案提示：朱熹的思想，与当时官方所尊奉的传统儒家思想不一致，所以被诬为“伪学”；而实际上他对儒学的发挥在本质上进一步适合了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随着社会发展，他的理学思想逐渐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
2．王守仁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表明了他对于文化作用的认识。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看待他的这种忧虑?
答案提示：他肯定了文化对于人心影响深远的事实，肯定了精神力量的作用。尽管他在某种意义上夸大了这种作用，但是他的忧虑又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和轻视文化的作用。
[自我测评] 简要说明韩愈思想和宋明理学的关系。
答案提示：韩愈激烈地反对佛教和道教，宣称儒家的仁义是最高的道，并最早提出重视太学，最早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韩愈的思想是宋明理学创立的先声，为理学创立打下了基础。
[材料阅读与分析]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答案提示：“良知”的说法，出自孟子。王守仁借用“良知”一词，又指出“良知即是天理”(《与马子莘》，《明儒学案》卷一○)，又是对孟子的发挥。他认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体者也。“良知”就在”人心中，不需要向外探求。他还强调“良知”就是基本的“是非之心”，“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所谓“良知”，“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守仁“致良知”的命题，是对朱熹“致知”命题的修正，然而更加明白简易，因此也容易获得更多的信徒。
[知识链接] 道统
“道统”指儒家学术继承的正统关系。强调“道统”，有总结学术源流的意义，也有宣扬自身正统，排斥不同学术意见的意义。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理解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的能力。考查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撰写历史习作、学生自我评价法等。
[评价过程]
设计过程评价表格来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评价表格包括教师填写的内容和学生自我填写内容两部分。教师及时将这些情况反馈给学生，使其对自己的情况充分了解，有助于学生认识学习目标以及控制学习进程，增强历史学习的责任感。
以课堂讨论的内容为基础，让学生撰写相关历史习作，考查学生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评价总结] 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学生，灵活多样的选择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各个不同侧面进行评价，形成对每一个学生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谶纬之学]
西汉末年出现，伪托神灵预言，以之解经述史。由于光武帝相信图谶，谶纬之学在东汉一代大行其道。但谶纬之说，穿凿附会，以之理政决疑，为害不浅。章帝时，曾集群儒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写成的《白虎通义》，系统地吸收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使今文经学逐渐谶纬化。桓谭、张衡等反对今文经，力辟娥纬之学。王充更著《论衡》八十五篇，破除儒家的天人感应和谶纬的鬼神妖异之说。
[韩愈]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又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李翱]
李翱，字习之，祖籍陇西(今甘肃一带)，唐代著名儒学家，理学的先驱。李翱自幼就受到儒学的熏陶。据他后来在《复性书》中说，自6岁开始，他就读书，“但为词句之学”。所谓“词句之学”，大约就是章句训诂之类。15岁以后，他已“志于仁义”，对儒家思想进行独立思考。李翱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今有《李文公集》18卷，另有他与韩愈合著的《论语笔解》2卷流传于世。他的思想观点主要集中在《复性书》、《从道论》、《命解》、《去佛斋》、《平赋书》、《正位》、《学可进》、《杂说》、《答朱载言》、《论事流表》、《疏用忠正》、《疏屏奸佞》、《疏改税法》、《疏绝进献》、《疏厚边兵》等文章中。
在《复性书》中，他阐述了一个以《中庸》为传授中心的“道统”。他说：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唯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认为儒家的性命之学，到秦汉以后就趋于废缺，至唐代衰落到了“极于剥”的地位，儒家的“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他以《中庸》为主要的理论依据，旁采《易传》、《大学》、《乐记》等儒学经典，综合老子的“复归”、庄子的“心斋”以及佛教禅宗、天台宗的部分思想，建立了自己的心性学说。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以母舅龙图阁学土郑向任分宁(修水)主簿，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移桂阳令，徙知南昌，历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熙宁初知郴州，擢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所到之处，都很有实绩。“在合州郡四年，人心悦服，事不经先生之手，吏不敢决”。晚年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星子县城。曾游览庐山，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在其自为诗中道：“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遂定居于此，并将原在故里的母亲郑木君墓迁葬于庐山清泉社三起山。敦颐卒，亦附葬于母亲墓旁。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写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
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的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周敦颐著有《周子全书》行世。濂溪书院是他讲学的讲坛，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朱熹]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江西婺源人。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先后被授予朝奉郎、朝散郎，历任泉州同安主簿、秘书省秘书郎、知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江东转运使、漳州知府、湖南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
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时，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十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策。
朝廷识其才，多次委以重任，朱熹力辞不受，致志于理学。先后主管台州崇道观、武夷山冲佑观、华州云台观、西京崇福宫、西太一宫、南京鸿庆宫，讲学庐山白鹿洞书院，著书立说。一生著作甚多，收入《四库全书》的有四十部。其哲学思想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关于理学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
庆元三年，韩佗胄擅权，排斥赵汝愚，禁道学，朱熹受牵连被斥“十罪”，革职回家，于庆元六年三月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他从小就聪明好思。
三、四岁时就向父亲提出“天地何所之”这样深邃的哲学问题。
七、八岁，“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他读古书，见“宇宙”两字，别人解说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他顿然大悟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在京师，“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初调隆兴靖安县主簿，后改建宁崇安县。经人荐任国子正，复除敕令所删定官。他慨叹于靖康间北宋被灭的惨痛事件，和四方志士交结，并曾上书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除将作监丞，因给事中王信反对，落职还乡。九渊当时名望已高，每开讲席，学者群集，“户外屡满，耆老扶杖观听”。他自号“象山翁”，学者尊为“象山先生”。光宗即位，他被起用知荆门军。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实际防务极差，连城墙也没有。他“乃请于朝而城之。”经过他一年左右的认真治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绍熙三年卒，谥文安。
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企图由此证明所谓“天理”即封建等级秩序、封建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是恒久不变的。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和朱熹两人，虽然“所学多不合”，曾在鹅湖展开过有关“理”与“气”的大辩论，但是，他们友谊极厚，书信往来，论辩不已。九渊曾在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泣下。
[纲常]
儒家的“纲常”指的是：“三纲五常”，它是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道德关系和最基本的伦理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在儒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永恒不变的“天理”，“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谁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违反。
[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原名云，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学者称阳明先生。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守仁少受儒家教育，暇好骑射兵事，善射。15岁随父游居庸关、山海关等要塞。弘治五年中举人，寓京师父亲官署，遍读朱熹遗书。为决疑虑，“格”竹七天，无所得且罹疾。十二年中进士，值西北告急，疏陈“蓄村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敷恩激怒、捐小全大、严守乘弊”八事。后隐居，养病于绍兴阳明洞等地。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专权，矫诏逮捕戴铣等，守仁时任兵部主事，抗疏救援，“宥言官，去权奸”，“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要武宗“开忠谠之路”，触犯刘瑾，受廷杖，贬为龙场(今贵州修文县治)驿丞。刘瑾伏诛后，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间事学术活动。曾数次率部镇压农民起义军。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57岁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明史》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四 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主要主张，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掌握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主要思想。结合当时时代特征，把握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脉络。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及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在对明清之际思想家的了解过程中，运用比较法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进一步激发学生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通过对明清之际思想家们大胆批判传统文化的行为的学习，使学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人格，培养健全的意志，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二）教学内容分析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思想家们对儒学传
统教条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与修正。
[李贽的反正统意识]
李贽生活在理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时代，但具有浓厚的反正统意识，对正统思想发出了大胆挑战。他的反正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认为“理”就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辨别是非的标准不能以圣人为依据，儒家经典也不是“万事之至论”，他还提出“童心说”，以此反对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他主张男女平等；在诗文写作的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盛行的摹古文风。
教师可引导学生对李贽反正统意识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说]
继李贽之后，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将这场思想活跃运动推向了高潮。这三位思想家都参加过明末的抗清运动，都对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黄宗羲精研天文、算学、地理，是浙东史学的创立者。他的思想为中国近代的反专制思想家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他思想的最精彩之处是敢于批判君主专制。他提出君臣平等的思想；他主张将学校作为决定是非的最高机构，限制君主的权威。黄宗羲认为工农皆本的思想，反映了明末传统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相呼应。
[顾炎武思想的启蒙精神]
顾炎武在历史、地理、音韵、考据、金石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开近代考据学的先河。他一生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也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君主专制。他的主要思想主张包括：深刻揭露了君主专制的暴虐与官僚士大夫的腐败；具有试图改革弊政，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他注重实学，所写著作中囊括了各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实用资料和具体分析。
[王夫之的“孤秦陋宋”批判]
王夫之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巨人，写下了100余种，800余万字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73种，470余万字，收入《船山遗书》。在一定意义上，王夫之的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顶峰。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历代帝王之私。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具有浓厚的哲学基础。他对《周易》，老庄，佛学，西学都有深入钻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王夫之对传统儒学的部分内容也作了发挥。他提出“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并且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甄论“凡为帝王者皆贼”]
清初的唐甄是经世致用之学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对专制君主的大胆批判。他把历代帝王看作贼，反对把帝王神化。同时唐甄对“官”，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教材最后对唐甄的上述思想作了客观的评价。一方面，唐甄的大胆言论，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唐甄对专制主义君权和官吏腐败行为的批判，着眼于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没有上升到制度批判的层次。在他的思想深处，仍寄希望于贤明君主。他提出的为君之道与治国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本课重点：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主要思想。
本课难点：在于通过对这些思想主张的学习，分析明清之际儒学发展的特征及主要原因。教师要指导学生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分析思想文化的变化。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李贽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天性。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看待李贽的这一认识?
答案提示：李贽在这里强调的是坚持和维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同时，主张承认个性的意见，也是有意义的。李贽所说“私”和“心”的关系，实际上也肯定了思想的独立性。
2．明清之际，从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到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从顾炎武批判“百王之弊”到王夫之“孤秦陋宋”论、唐甄的“凡为帝王皆为贼”论，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活跃。有的学者认为，上述命题不仅展示了思想家们丰富多彩的个性，也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
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答案提示：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启发和鼓励学生各抒己见。
[自我测评] 答案提示：略。
[材料阅读与思考]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对于易白沙所代表的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影响?
答案提示：结合明清启蒙思想家对专制帝制的批判，予以说明。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搜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撰写历史习作、进行社会调查等。
[评价过程] 通过学习档案记录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历史的兴趣变化，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思维敏捷性等方面情况，结合书面测试情况放入学习档案中，并将情况及时向学生反馈。
通过进行社会调查，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历史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撰写历史习作，重点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等。
[评价总结] 对学生的评价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教师在具体运作中要灵活多样地采用评价方式，力争形成对每一个学生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明王艮开创的学派。因艮籍泰州，故名。代表人物还有王栋、何心隐、李贽等。王艮为王守仁弟子。重视平民教育，主张学不别老幼贵贱贤愚，故从其学者多奔走四方。传授对象有灶丁（盐业生产者)、樵夫、陶匠、农民、商人以及士大夫等。提倡“百姓日用之道”与“尊身立本”之学，兼容佛、老及民间宗教。主张以经传“印证吾心”，怀疑经传“何足用”。重视功利，反对道学禁欲主义。其后学李贽进而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背离正宗儒学之异端。黄宗羲称其学派中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非复名教
所能羁络”，“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李贽的“童心说”]
李贽，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回族。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厘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土。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绝假纯真”的“童心说”，以次反对封建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
李贽《童心说》写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场阿辩也。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
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腐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为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腐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之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言哉!”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初八生干浙江余姚。黄尊素子。天启三年(1623)补仁和(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课余好读野史、小说。六年闰六月初一，父被魏忠贤害，祖父书“尔忘句践杀尔父乎”8字于墙，励其为父报仇。崇祯元年(1628)正月，怀疏袖锥赴京讼冤，至京，魏忠贤、崔呈秀等已被罢斥自尽，天启朝冤案获平反，其父追赠为三品官予以祭葬。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并偕死难诸家子弟，祭奠于诏狱中门，哭声惊动宫廷，崇祯帝叹为“忠臣孤子”，朝野咸誉“姚江黄孝子”。是年秋至绍兴，师事刘宗周。崇祯三年，乡试落榜，遂将时文制艺束之高阁，攻读经史诸子百家，并涉猎西方自然科学。家藏书读之不足，向绍兴世学楼、山阴澹生堂、南中千顷斋、吴中绛云楼等借抄读之。与弟宗炎、宗会被儒林称为“东浙三黄”。同年在南京加入复社，六至七年，在杭州加入孤山读书社，此前后，与弟及好友在余姚组织梨洲复社。十一年，与顾杲等发布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罪行的《留都防乱公揭》，十五年入京，周廷儒欲荐为中书舍人，力辞不就，南归余姚。
[《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年，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作者黄宗羲。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21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复社]
复社，崇祯二年成立于吴江(苏州)，由云间几社、浙江闻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因以“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故名曰“复社”。在政治上，复社作家自认为是东林党继起者，坚持和阉党斗争，明亡后，不少复社文人又成为抗清复明的斗士。复社领导人物是张溥，他在文学方面，既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又以“务为有用”为口号。他的散文称名一时，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
[《日知录》]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被后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称为符山堂本。顾炎武去世后，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三十二卷，是为遂初堂本。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糜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自1668年(时年45岁)以后，舍弃江南故里，漂游北国，足迹遍布华北、山东和西北，尤其
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每到一地“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一路“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潘丰《日知录》序)他在旅途中以一骡二马载着应用书籍随行，每到险要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地百姓详细询问曲折原委，坚持实地考察、调查研究，遇有与平日所知不合，便在坊肆中翻书对勘，将其收获心得，注之其旁，旁又不尽，便别为二集曰“别录”。
“别录”实际上是一些读书札记，是作者为了准备著书长期积蓄的一些资料长编。在他50岁时，将这些原始材料编订成册，存于篇中，总名为《肇域志》。有人考证认为这是出典于《尚书•尧典》：“肇有十二州”，以此表示明代整个疆域。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为舆地之记，—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王夫之“循天下之公”的思想]
王夫之在经历了明清兴革的社会剧变之后，为了求顺于理、求适于用，达到经世致用的救世目的，通过对历代政治得失特别是明朝覆灭原因反思探讨，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改良思想。就其思想的特点而言，他基本上承续了儒家的传统理论。
天子与天下的关系上，他提出了“一姓之私”与“天下大公”的区别。他在《读通鉴论》中写道：“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私，而抑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认为，天下并非天子一家一姓的私有，而是天下生民之公有；一姓之兴亡，国祚之长短，实是一家一姓的私利；而民众之生死，天下之兴亡，才是天下之公义。他还指出：“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他认为，天子不可将天下视为一姓私有之天下，而应将天下视为天下生民公有之天下；天子治理天下，不可贪求一姓之私利，而应循从生民之公义。他说：“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黄书•宰制》)基于
对一姓之私与天下大公的严格分辨，王夫之虽然认为天子者是天之所命绝乎臣民而尊者，但如果天子不能循从天下大公、生民公义，那么天子之位也是“可禅，可继，可革”(《黄书•原极》)的。可见，王夫之并不是绝对维护君主至尊权位的，他对君主权位的维护是建立在天子能够循从天下大公、生民公义的基础上的。天子与臣吏皆各有其应具的职责和权力，天子如果专权独断，而使百官无权无责，就会导致天下混乱。他特别提出了天子与宰相的分权机制的重要性。他说：“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权者，天子之大用也。而提权以为天下重轻，则唯慎于论相而进退之。相得其人，则宰相之权，即天子之权，挈大纲以振天下，易矣。”(《读通鉴论》卷二六)其次，王夫之又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主张。他认为，各级政府机构均有其自身的具体权力和职责，中央与地方皆应实行分统的管理方法，即“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吏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天子之权要“分其统于州”，州牧刺吏要“分其统于郡”，郡守要“分其统于县”。王夫之指出，中央与地方分权，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上统之则乱，分统之则治”(《读通鉴论》卷一六)。
[唐甄的儒学思想]
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四川达县）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为官仅10个月因“逃人诖误”而去职。
唐甄是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困于远游，厄于人事”(《潜书•潜存》)，虽生活贫困潦倒，仍然专心究治天下之法，志在彰扬圣人之道。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因此，《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潜书•潜存》)此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甄的著作尚有《春秋述传》、《毛诗传笺合义》、《潜文》、《潜诗》、《日记》等，然除其中若干诗文尚存外，其余或已失传。
唐甄认为，在自秦以来的专制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他指出，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两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独夫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导致国家*、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君主，唐甄说：其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
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专制制度下大小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栀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杀人越货的盗贼匪寇。他说：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
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残害弃虐百姓的贪官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贷。
唐甄在对专制时代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具体措施。
进一步阅读建议：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顾建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谭家健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要》(增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李玉洁：《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祝瑞开：《两汉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吴乃恭：《宋明理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陈祖武：《顾炎武》，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专题二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古代中国曾经有许多发明创造，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四大发明”等贡献，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放射着永久的光辉，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丰富多彩、成就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都创造出灿烂的精品。本专题的教学，应当让学生认识古代中国的科技进步，领略古代
中国的文化成就，在初步了解中国科技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科技和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应当启发学生思考中国科学技术后来发展滞后的原因。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突出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主要成就，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特别注重文物资料的利用。
难点：是涉及范围比较宽阔，如对于古代文化的介绍，既要涉及先秦散文、《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时代特征的区别，又要关照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以及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等艺术门类的不同。
■一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概述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知识与能力]
掌握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的基础知识，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了解纸、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史。了解、认识科学领域中的其他相关知识。
了解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
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等资源，发展学生收集和处理资料信息和获得新知识的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科学的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及教师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判断分析，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
学会运用阅读法、观察法、讨论法、推理法、概括法、实验法等来学习了解相关问题。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向学生展示大量历史材料的同时，要利用相关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