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藏书处所考1_范钦及天一阁藏书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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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藏书处所考
图专二班李玲玉2011302480038 摘要：西汉末年，官府藏书已达13000多卷①，光武帝之后，采取“诏求亡失，购募以金”的图书搜集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官府藏书。于是，官府筹建了多处藏书处所，设立了专门的藏书管理机构和官员，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藏书管理制度。
关键词：汉代藏书处所书籍管理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许多传统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成型的，比如说官府藏书制度的建立。汉代生产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巩固，直接促进了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官府藏书的发展。汉代确立了封建时代官府藏书的类型，完善了工作内容，充实和配备了管理官员，因此，我们称汉代是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确立时期。
一、汉代藏书的搜集
秦始皇时期实行愚民政策，更有焚书坑儒，使古典文集大受破坏。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的教训，在汉初采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治国，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在文化上体现为对战国以来的思想流派和学说不加禁止，并注意收藏和整理流传典籍。《汉书·高帝记》称：高帝元年冬十月，“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藏文书。”到了汉惠帝四年，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民间藏书才成为合法之事。《隋书经籍志》说：“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惠帝解除挟书禁令，不仅使秦遗留典籍得以收藏于官府，还促进了图书的传播。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儒家经典充斥官府。这之后经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再到汉成帝，官府藏书数量不断增加。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积如山丘。”王莽新朝时，战乱使书籍焚毁不少②，只有少量图书被刘秀搬到洛阳。但就是这些所谓的“少量”，也“载之二千余辆”。后来的汉明帝、汉章帝采取各种方式搜集书籍，使“四方鸿生钜儒，负祑自远而至者，不可胜数。”③
由此可见，汉代的典籍收藏，由于官府的重视取得了重要成绩。而书籍的增多就使得专门的藏书机构增多，因此，两汉时期留下了众多著名的藏书处所。
二、汉代藏书处所
汉代官府藏书处所主要位于首都及其附近。据汉书记载，西汉时，藏书处所有所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又后汉书儒林传序称：“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综合诸多记载，两汉官府藏书处所有以下数处：
（一）石渠阁
西汉 皇室藏书之处，在 长安 未央宫 殿北。《三辅黄图·阁》：“ 石渠阁，萧何 造。其下礲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 关 所得 秦 之图籍。至于 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
石渠阁是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由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造，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刘邦军进咸阳后萧何收集秦朝的图籍档案。之所以叫石渠阁，是因为建筑特点得名，在阁周围以磨制石块筑成渠，渠中导入水围绕阁四周，对于防火防盗十分有利。汉武帝以后由单一的档案典籍收藏机构发展为兼有学术讨论性质的场所。至宣帝时，石渠阁更受到尊崇，开始在阁中绘功臣贤大夫像，以霍光为首，苏武第二排列。195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师生在西安附
近汉代未央宫背面发现了石渠阁遗址。
（二）天禄阁
西汉初年，丞相萧何在未央宫主持修建的另一藏书处所。天禄阁位于未央宫北部，南距前殿730米。天禄阁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西汉的著名学者杨雄、刘向、刘歆等都曾在天禄阁校对书籍。汉成帝时，曾命学者在未央宫天禄阁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校勘工作。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文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校成一本，由刘向画出篇口，修改错误，写出提要。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子承父业，把汉皇家藏书加以校勘、分类、编目后写成定本。目录分为提略（诸书总页）、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七部分，共33090卷，统称《七略》。《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我国目录学之祖《别录》，也是刘向在天禄阁编撰的。
（三）麒麟阁
古代麒麟阁，汉武帝建于未央宫之中，主要用于藏历代记载资料和秘密历史文件。后汉建帝为表彰功臣，将历代对汉有功的功臣画像存放于麒麟阁。如果把龙作为帝王象征的话，麒麟就象征辅佐帝王的将相功臣。麒麟阁先后供奉了十一位功臣，十一人中霍光为第一，并为了表示尊重，独不写出霍光全名，只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共十一人，史称麒麟阁十一功臣。
（四）兰台
汉代中央档案、典籍库，用以收藏地图、户籍等档案及图书，也是当时儒著述的地方。建于长安(今西安)宫内，系石室建筑，修造年代不可考。隶属于御史府(台)，由御史中丞一员兼领，置兰台令史，秩六百石(一说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选能通苍颉、史籀篇者担任，除在殿中受公卿奏事外，并负责典校秘书或从事撰述。西汉成帝以后，兰台令史约有18人之多。由于汉代重视对档案典籍的收集，兰台典藏十分丰富。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任兰台令史,奉诏撰《世祖本纪》及诸传记。与班固同为兰台令史奉诏修史的还有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此后，刘复、杨终、傅毅、贾逵、孔僖、李尤等人都曾任兰台令史，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章帝、和帝以后，东观收藏渐盛于兰台，修史即移入东观。东汉末年董卓迁都之乱，兰台的档案典籍受到很大损失。
（五）石室
汉时用石砌成的储藏典籍的地方，东汉的石室建于汉高祖刘邦庙中。石室所藏图书档案均为密藏，不得随意查阅。石室还藏有壅纬书籍和一些自然界灵异现象的记录。太史公司马迁曾利用石室金匮之书，撰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④
（六）东观
东汉洛阳南宫内观名。明帝诏班固等修撰《汉记》于此，书成名为《东观汉记》。章、和二帝时为皇宫藏书之府。后因以称国史修撰之所。李贤注《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刘熙《释名·释宫室》:“观，观也，于上观望也。”是高大建筑之意。《艺文类聚》卷六十三载李尤《东观赋》曰:“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藩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同卷又载同一作者《东观铭》勾勒东观的规模是:“房闼内布，疏绮内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更重要的是，这里“书籍林泉”实际已经成为藏书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也就成了文化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所谓“列侯弘雅，治掌艺文”，正是东观学术文化之盛的生动写照。《通典·职官八》:“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
除了上述之外，两汉时还有诸如宣明、鸿都、辟雍、金匮等藏书处所。
三、汉代建立藏书处所的意义
一、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保存了大量珍贵古籍，为文化传播及文明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两汉通过建立藏书处所以及完善藏书管理，使得一些重要典籍得以保存，不致流失，给后人研究前代历史文化创造了条件。
二、为读书治学提供了条件。大量古籍在这些机构中得到保存，为一些学者文人读书治学创造了物质基础。例如司马迁借石室金匮之书创作《史记》；班固借兰台典藏撰《世祖本纪》；扬雄、刘向、刘歆等人都曾在天禄阁校对书籍„„
三、完善官府藏书管理制度，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基础。汉代官府藏书的管理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由于汉代对图书不断进行整理，使书籍得到很好的保管和利用，图书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为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结束语
汉代对图书搜集、整理、保管等工作不仅影响了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对现代图书馆事业而言也有借鉴意义。
注释：①《七略》。②《隋书·牛弘传》。③《后汉书·儒林传序》。④《史记》参考文献
谷亚成.略述汉代官府藏书.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四期
李秀娥.汉代官府藏书的管理.南都学坛，第十九卷
费愉庆.中国古代官府藏书机构考.当代图书馆，2004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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