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_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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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
一、相同点:
1、二人都非常注重寻本探源，追求终极。这便是二人政治思想中理想的部分，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他把理念当成宇宙万物的本质，唯一的真实存在，认识事物的基础，并且据此而设计了他的《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都有一善的目的。
2、两人都把教育看成一个重要的问题。
①柏拉图认为实现城邦团结统一的一项措施是对公民（哲学家和军人）的教育。他相信只有通过正确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人和哲学家，也只有依赖哲学家的教化手段，才能塑造人性，培养优秀的公民，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他把教育称为“唯一重大的问题”，认为城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②亚里士多德将人性分为三种善德即天赋，习惯和理性，而理性是人们的追求的目的。他指出教育培养人的理性，进而理性培养习惯，习惯改变天赋。认为后天教育可以改变人。相反，柏拉图基于“潜能不易挖掘”的忧患意识而提出全面教育，以便于充分发掘人的天赋品格和美德，最后走向已经分配好的“工作岗位”。由此可见师生二人对教育实施的方针目的和具体的措施方面有一样的地方，但背后的原因本初目的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优生优育”和“因时而教”的具体教育方法。
3、整体主义
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中阐述的政治哲学的突出特征就是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他把社会整体（城邦）视为唯一的目的，个人是为了整体服务的工具。个人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他的价值只能是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完全被消融于整体之中。柏拉图把城邦的统一强盛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把献给国家作为公民的最高道德。具体地说，个人不再有自己的一切，不再有自己的财产、妻子、利益、愿望、要求、情感、判断，每个人与其他人都利益一致、情感一致、意见一致，这样，城邦就真正形成了“一个国家”，不用复数表示的国家。也就是完全消灭了个人主义，形成了一个整体。
亚里士多的在个人与社会的整体关系上也持整体主义立场。他把城邦理解为有机整体，而个人只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公民只有在城邦生活中，在为城邦服务于献身中才能完善自己的本性。城邦是公民生活的总体，其目的是公民的优良生活，所以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城邦生活之中，谈不上私人的领域和范围。他将公民的家庭、婚姻、子女教育、音乐、文学等，都赋予政治意义，那人城邦事务范围。主张由城邦进行统一规划与控制，不承认个人独立与自由的权利。他明确否定“公民可以私有其本身”，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框架里，为个人留下了一些余地。他主张，在承认个人利益，“划清了个人所有利益范围”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统一。他强调必须尊重个人权利。
不难看出，在整体主义的基本观点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但亚氏的整体主义显然是比较温和的，没有走极端，对个人以及个人利益、权力和价值给予了一定限度的承认。
二、不同点：
1、对于国家起源，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国家)完全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①柏拉图认为，起初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就需要农民、牧人、各类工匠等，而后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又出现了商人等，他们构成了生产者等级。后来有了战争，需要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集团，即“护国者“或军人等级。最后就是统治者等级，主要是精心培养的哲学家来执掌国家的权利，管理国家。至此国家正式形成。所以社会分工是国家的基础。
②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起初，由男女和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而组成了家庭，这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基本形式。然后，组成了村社，最自然的形式就是部落。最后若干村社又进而联合起来组成城邦。至此，社会组织就进化到了高级而完备的境界。所以，城邦完全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2、对于国家阶级的构成。柏拉图认为国家分为统治者（哲学家）、辅助者（军人）和生产者等级；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组成城邦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公民才能组成这样的政治团体，也就是说他认为一旦城邦建立，人是同等的。但是除了奴隶、外邦人和妇女的政治权利，从这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观念是比较狭隘的。
3对于国家城邦政制的分类：柏拉图分为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政体。而这几个政体一个比一个坏，所以在他看来“哲学家”执政，也就是“贤人政治”是最理想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根据柏拉图的分类分成了6种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他主张混合政体。
①柏拉图认为划分的四种政体是一个比一个更差，也就是僭主政体最坏。而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与绝对的最高权力的结合。他把这种哲学家是为城邦的“拯救者”。
②亚里士多德认为：“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混合多种政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事理。”具体的做法就是将寡头制和平民政体混合起来，集中两者的优点而避免其弊端。4柏拉图奉行公有制，认为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与贪欲心的根源；亚里士多德提倡一种有限制的私有制，他称之为“私有公用”。
①柏拉图坚持认为财产共有制，他认为，国家产生纷争的和灾难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私有制使人们有了私心，因为私利而斗。他甚至提出家庭也要废除。
②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财产公有而私用，他觉得人间的一切罪恶的源于人的罪恶的本性，共有制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应该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私用来满足人的私利和私心。
5柏拉图认为法律是蹩脚的工具，他把法律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建设中，他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
①在柏拉图看来，让哲学家的智慧受缚于法律僵硬的形式和教条，就是让大智慧屈从于习俗与偏见。法律是因为一般人固有的缺陷而设立的，而哲学家却没有这些缺陷。所以哲学家的统治完全是人治是最好的统治手段而不是法治。
②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律是多数人制定的，体现多数人的智慧，一般来说，多数人的智慧比少数人或一个人的更高明。所以亚里士多德宣称：谁让法律来统治，谁就是让神和理智来统治，但谁要是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三、总结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师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陷害死后，他的政治抱负破灭。他痛切的意识到，法律和道德在堕落，要公正的治理国家和重建一种新的道德是极其困难的。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而人类的出路在于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这种信念构成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之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创建了阿卡德米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32年）是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人。他是马其顿的国王御医的儿子，自己也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不过亚历十多德后来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他的老师而另辟蹊径，并常常把柏拉图的思想作为批判的靶子，甚至有意夸大他与老师的分歧。可以说，在他的思想里既有柏拉图思想的继承，也有自己思想的创新。
时代的交错，历史的动荡，使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二人的思想必然是两个交集，新与旧，继承与发展，既有同又有不同。
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经历，却同样成就了两位伟大而经典的哲学家、政治家，同样带给后世丰富的理论与无尽的思考！
提起古希腊文明，人们无疑会想起这两位在诸多领域中取得影响后世的成就的学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在哲学、教育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气象学、政治学、诗学等方面建树颇丰，诗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师徒，在学术见解上自然会有相通之处，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其师的思想，但他同时也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足见他与柏拉图还是存在许多分歧的。
首先，关于城邦的思想。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对自由城邦的政治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古希腊时代，城邦制度可称是最先进、最理想的政治建构，在希腊文中，城邦一词为polis,不同于今天英文中的city或country，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形态，是柏与亚政治思想的实践对象，而且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只适用于城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确立，城邦的衰落也使这一系列政治思想失去了适用价值（当然，从西方近代以来，这种对政治构建的最初观念对今天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正义城邦的思想，城邦分为统治者、军人和财富生产者三个阶层，正义的城邦是三个城邦发挥各司其职、相互和谐的统一体，前两者是国家的治理者，第三阶层则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也引申出专业化的原则，在正义城邦中，人人需各司其职，统治者和军人也需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他们适合于他们的这一地位所要求的条件。正义城邦的统治者，在《理想国》中，便是柏拉图著名的“哲学王” 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挽救城邦危机的根本措施，是正义国家实现的关键，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家执政的根据：(1)人的品德是政治的基础，保持公民完善的品德，矫正人们品德的堕落，有赖于具有完善品德的哲学家。(2)知识是美德的基础。它是对“理念”的认识与回忆，而非源于物质世界。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这种知识，回忆这种知识。(3)治国需要知识、美德和权力的结合。(4)哲学家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训练过程。柏拉图的哲学家执政思想，其实质是要恢复奴隶主贵族政体，以挽救城邦的危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观念于柏拉图有明显的不同，他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个人于城邦的关系，好比一只手，只有当它与活着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实现它的目的（如拿取物品）一样，个人没有独立的意志，必须成为城邦的一部分，通过城邦发挥个人价值，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个人同样没有独立性，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完全是为城邦的存在而服务的，这一点上二人的观点很相似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是由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较之柏拉图硬性划分的三阶层集带有一定程度专制色彩的哲学王，更具有民主的成分。关于自由城邦的思想是二人各自政治思想的基础，由此引申，会发现双方在政体、财产家庭、平等观念、法律地位、教育目的等方面的异同。柏拉图把哲学家当国王的政体视为唯一正确的、正义的政体，并以此为标准，认为凡是违背这一形式的则为非正义政体。柏拉图把执政者的心灵和品质作为区分政体的标准。认为贤人政体是正义的政体，因为统治者的心灵和品质合于智慧与美德。而作为非不义政体的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政体的统治者，他们的心灵和品质均有悖于智慧和美德。到后期日益感到“哲学王”思想的难以实现性，因此在其后的《政治家篇》中，他的政体形式变为：一人统治（王制和僭主制），少数人统治（贵族制和寡头制），多数人统治（共和制和平民制）。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的政体观点，划分为正宗政体（王制、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二人关于政体的观点差别甚小。柏拉图认为为了防止第一、第二等级可能出现的任何纷争，他认为应在这两个等级中实行共产并取消家庭，任何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废除一夫一妻制，妇女儿童也要公有，婚姻应优化结合以培育出更好的后代。国家实行按需分配原则；在政治上，各种职务所有公民都可参加，以此维护第一、第二等级的内部团结。这种财产和家庭制度无疑是极端的，是一种集体剥削制度。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则很温和，他坚决反对妇女儿童公有，并提倡有限制的私有制。
在平等观念在上，双方分歧同样明显。柏拉图虽将城邦公民划分为三个阶层，但这与其说是私有制，到更不如说是为城邦的政体发展而作的专业化划分，他提倡男女有平等的接受教育和严格训练的机会（这多半与他羡慕斯巴达政体有关），奴隶制在《理想国》中的反映相对弱化。亚里士多德提倡政治的民主决策性，但他的自由公民概念却极狭隘，奴隶、外邦人和妇女没有政治权利，奴隶更是“会说话的工具”。如果说柏拉图由平等观念表现出的政体形式是早期的乌托邦，那么亚里士多德则还是翻版的奴隶制。法律在《理想国》中几乎没有地位，因为哲人王的一切决策都是明智的，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不过柏拉图后来在《法律篇》中重新审视了法律治理城邦的作用。突出法治的重要性。认为若要挽救国家，必须使法律高于统治者。但柏拉图仍把一个由哲学家执政即哲学王的统治看作头等的理想国，而法治国家则只是“第二等好的国家”。《法律篇》重新对社会等级作了划分。认为国家应分为公民、工匠和商人以及奴隶三个等级。公民享有政治权利；工匠和商人享有人身自由，但不具有政治权利；奴隶没有人格，从事农业生产。《法律篇》对共产共妻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主张每个公民都享有一份土地，但是土地份额应该尽量限制，尽量平均。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政治思想虽有所改变，但他的奴隶大贵族阶级的立场仍然未变。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城邦既然以正义为基础，正义的衍生物就是法律，法律是政治上的正义，是世所公认的公正不偏的权衡标准，这是他的法律正义论的基本观点。“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时必须考虑到每一个要素，怎样才能适合于其所构成的政体„„三者之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其二为行政功能部分„„；其三为审判（司法）功能。”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法治观点。因此，柏拉图偏向于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则重法治。因了整体主义和等级制，柏拉图强调教育也应严格按阶层而进行不同的专业教育，以便更好地为城邦政治服务，教育内容要严格审查，“无用”或不道德地内容要予以删除，因为它们不适合塑造“公民——战士”式的人，这开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自由教育，反之，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恰恰不是为职业作准备，并且避免机械的、专业化的训练，政治不是教育的必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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