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人精神的超越_铁人及铁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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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人精神的超越——从大庆的两个博物馆说起
作者:姚国华
上传日期:2008-8-4 点击数:1433 [发表评论]
铁人精神的超越——从大庆的两个博物馆说起
姚国华
从大庆的两个博物馆谈起。
今年初，我应邀去大庆作交流，主人安排我去看这里新建的铁人纪念馆。这是一座厚实庄重的现代建筑，屹立在一个宏伟的广场上，只要凭身份证就可进入，门票全免费。专业的讲解员，运用先进的声光化电技术，概略讲述铁人王进喜的生平和奋斗历程。当讲至第一列满载原油的火车从大庆驶出，运往急需能源的祖国各地，标志着中国终于摆脱贫油国帽子时，我和那个时代过来的很多人一样，忍不住热泪盈眶，喉头哽噎。
走出纪念馆，冷静的理智却提醒我，整个布置有明显的塑造痕迹。王进喜这个来自大西北的汉子，敦厚朴实，忠诚奉献，任劳任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典范，这没问题。但要造就一个现代油田，光凭这样一些半文盲的工人，识个字都像“搬座山一样困难”，再如何大干苦干，显然还是不够的。他是在努力学习，主要是《实践论》、《矛盾论》，但说出来的只是一些豪言壮语：“这矛盾那矛盾，咱们国家缺油是最大的矛盾”！“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纪念馆的文字特别声明，铁人形象是众多大庆人的缩影，其实是很多人的事迹落在王进喜身上。看来，铁人形象的塑造背后有一整套宣传策划，我们在小学课本里读过的井喷事件，王进喜纵身跳进泥浆的一幕，居然有现场拍摄的电影资料，在突发事件前的工地上就有一台摄影机在等着吗？王进喜当然是一个真实的人，可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个听导演摆布的演员。把一个个镜头串起来，真是这样。
我这样想着的时候，路过大庆油田技术博物馆。下午，我独自来到这里，进去要买门票，里面有点冷清，有些灯都没有开，陈列也比较简朴。然而，内容也让我万分惊叹，石油成因的研究，油田勘探、开采、维护，还有非常系统的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支撑。石油形成的历史与环境，至今还有很多基础理论上的悬念，要从一千多米深的岩缝里弄出石油来，很多技术上的细节是我前所未闻而且也不是容易一下能弄明白的。这有以李四光为代表的成千上万地质科技人员长年探索的智慧结晶，更有国外借鉴的成果。大庆的冬天天黑早，到闭馆两个多小时，我还没看完只得走。
这令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要说大庆有一种精神，到底什么是它的关键？引伸的问题：现代文明的真正灵魂到底是什么，是类似于王进喜代表的“铁人”精神，还是一群现代科技队伍和管理队伍所代表的理性精神与专业能力呢？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选择给出了回答。
从大庆大寨到大学，再到经济特区。
在毛泽东时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两个口号就是全部回答。但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大寨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庆人头上的光环也黯然失色，被沿海小渔村变成的经济特区掠走了。很多人可能还记得，80年代初渤海石油钻井平台事件之后笼罩在整个石油战线上的愁云惨雾，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这一事件背后伴随着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这些年来，虽然在大庆一再有传言，可能会掀起新一轮全国性的工业学大庆的热潮，但即使真有这么回事，响应恐怕也不会很热烈。
为什么沿海经济特区能够取代大庆这样一个靠中国人自己力量干出来的现代工业典范？其实，这代表的是几种现代化理念之间的转换——
过去人们相信，国家建设的动力就是国人自己用双手双肩大干苦干加巧干的奋斗精神，哪怕在七沟八梁的偏远山坳，在寸草不生的盐湖碱滩，只要有铁人精神、铁姑娘精神，什么人间奇迹都不在话下；虽然那时也提倡动脑筋，群策群力搞技术革新，但基本上限于经验、计策、点子的范围内，有些的理论知识也是非常初浅的，而且来自现成的外来的教科书，所谓土法上马，土洋结合，边学边干，并没有系统的现代理性思维训练。
七十年代末，人们认识到现代化的动力源自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所以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于是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高考恢复，大学成为一代青年最向往的地方，全社会兴起文凭热，夜大、函大、电大一起热闹，大家欢呼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知识分子俨然成为四化建设的领路人。那几年里，社会舆论的焦点人物，不再是工农兵，而是白发苍苍的科学家，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
到了八十年代初，欧美日甚至港台发达的现实越来越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人们考虑问题更加直截了当：既然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自西方，与其自己独立研究，不如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引进成套设备和流水线，甚至干脆打开国门，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跟国际接轨。谁得开放之便利，谁就搭上西方文明的顺风车，能占上先机，引领潮流。
这样沿海经济特区不仅超越了大庆，而且比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还风光。现在看来，最后一种模式提供的动力非常强劲，经济特区带来的生产力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惊人的，人们再也无法想象退回到过去。
今日大庆还保存有那个时代的诸多印迹，人们仍然秉持着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原则，政治挂帅、理想主义仍然主导着很多人的观念，但日常生活却已经按着这个时代的流行色调彻底改变了模样。许多又脏又累的工种已由外来民工承担，而正式的员工却则在铁饭碗的迷恋和下海经商的诱惑之间犹豫着——人们从小在理想中把个人的荣耀与国家集体大家庭的辉煌相联系，可是市场经济却一再把机会赐予那些独立追求个体利益的人。与所有中国城市普遍风格一致的楼堂馆所遍及全市，豪华的宾馆、餐厅等消费娱乐设置也一应俱全。这里奢华的讲究与其它地方相比并无两样，甚至程度更高：冬天的室外零下20多度，室内空调温度在却在20度以上，热得我这个没有进门脱衣习惯的南方人直冒汗；人们热情待客的餐宴上，剩下的饭菜比吃掉的还多。我住的宾馆设施已经相当先进甚至超前，老总还豪迈地宣布，今年全馆将大部停业翻修，要投一个亿！这事一直梗在我心上，以至于书生病大犯，回来后给老总写了封信，请求他慎重考虑这样巨大投入的必要性，军人出身的老总热情地回信，认真解释了一番。
外部动力可能造成社会的进步吗？
大庆是一个缩影，它见证中国已经走上由自力更生走向国际接轨的不归之路。这一转折的成就有目共睹，如今我们已在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反思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单纯以国际接轨获得自己实质性进步的动力？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却越来越令人焦虑。
国际接轨就是接受所谓国际通行的文明模式。由于文化的差异，我们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往往照搬了人家表层的枝节，而忽略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往往只看到了看得见的好处，却看不到长远的利益，尤其是我们越来越沉迷于照抄带来的现实利益，却不知不觉地依附于别人。
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我们周身及周遭的一切，除了少数几样还留有祖先智慧的遗迹，几乎没有国人的当代创造，绝大多数都是外来智慧的产物。这在传统农耕时代看不出有什么要紧，那时的财富主要看实物的堆头和质地，可是在全球化的工商业时代里，财富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人工改变自然对象的程度，取决于知识、技术、价值、艺术等人类智力投入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粮食、棉花、木材、钢铁、水泥、石油、煤炭这些看起来最实在、最扎实、最过硬的东西，在现代经济生活里已经不再像我们长期以农民的眼光看的时候那样值钱，而图纸、配方、概念、创意、标准、契约、程序、软件、芯片等等在过去的眼光里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是附着于实体性存在之上的微不足道东西，却具有决定性的价值。过去看来的硬东西，反倒软了，过去看来的软东西，反倒越来越硬了。
然而在粗俗唯物主义影响下，国人长期眼盯着那些看得见、过得硬的东西，耗尽资源，廉价地掏空劳动力的青春，并且导致不可挽回的环境、生态、社会、伦理的失序，为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而支配所有生产过程、价值标准及财富分配的却是外部力量。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信仰，只有功利主义的目标；没有自己的理念，只有人云亦云的教条；没有自己的原则，只有自欺欺人的面子；没有自己的担当，只有机会主义的行动；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有粗制滥造的产品。
这种改变当然不能算作实质性的进步，因为我们社会生活里的决定性力量不是由自己的大脑支配，而是越来越明星地被外人牵着鼻子走，自主能力并没有获得提升。中国经济的主体是打工仔，打工仔连现代意义的工人都算不上，因为没有工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待遇和权利，他们缺乏生活保障、养老保障、教育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难以走出打工仔的命运。中国经济老板层、高级白领层的少数人虽然享有丰厚的利润和薪资，但在世界市场上也处在边缘状态，绝没有呼风唤雨、引领潮流的能力。与这一经济格局相响应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主张高校产业化，实际上是利用国人对高等教育培养精英人才的高期待，引诱他们为子女的未来掏钱投入，提升GDP数字；另一方面当教育产业化造成巨大的劳动力过剩时，又提出大学培养蓝领，也就是世界工厂所需要的普通技工和廉价劳动力。
西方文明进步的动力又在哪里？
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可能来自外部。于是我们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西方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又从是哪里来的？西方现代社会在全球的绝对强势是如何造成呢？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对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和分析。
表面上看，几个世纪前，西方的近代化还曾有过一个学习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过程。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的确给欧洲科技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中国的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商品是欧洲地理大发现和早期资本主义贸易追逐的目标。然而，他们受到的外部影响以及对外开放的态度，却决没有取代他们自己的文化与科学发展所给予的内在原动力。由于当时地理上的阻隔，他们拿来的东西都经过自己的重新的理性审视，他们接受到的东方文化都只是只言片语，也经过自己的想象和重构之后，常常与原来的东西相去甚远。而主导着他们内在的思维与想象力的核心，却是早就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传统，其渊源就是我们孰知的“两希文化”。
一个方面，源自希腊哲学的理性思维，追求客观、普遍、可实证的规则，它是现代科学和法理思维的基础，人们操控千变万化的自然对象，靠的就是科学规律的把握，人们建立人与社会的普遍法理秩序，靠的就是契约意识的认同，这是现代文明大规模、高效率、有秩序的最终奥秘。
另一方面，源自希伯莱人的犹太一神教信仰，把人们的精神关怀聚焦到彼岸的、超越的世界，这使人们能节制肉体本能的欲望，约束日常生活的放纵，这看似与现代文明没有关系，甚至还背道而驰，它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生活。但正是人对彼岸世界的信仰构成一个坚固的精神平台，这是其它文化难以塑造的。当上帝被当作终极的理性规定者和体现者时，信仰与理性走向一致，宗教便由精神的麻醉剂，转变为现代理性的启蒙者。
信仰与理性两个方面有对立的特性，但两者在欧洲中世纪的开始就达成了某种默契，信仰为理性提供精神平台和寓所，理性为信仰提供合理化的依据。在早期，古代文化在蛮族的厮杀下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宗教狂热抑制理性的成长，但同时也给了理性必要的保护。随着文明的进步，宗教以自身的变迁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理性启蒙和普及作用，近代科学技术和法律制度都诞生在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社会的内部，就是这个道理。
由此看来，西方文明崛起首先是有一种宗教性力量，建立人们的精神信仰的平台，然后有理性的智慧，形成社会普遍的法理与科学思维，最后才是社会的法制与技术进步，促成现代社会发达的生产和贸易体系。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西方现代经济成就取决于宪政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基础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信仰。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先进的技术成就并取得经济发展并不难，难的是建立长远发展必需的制度与文化保障。
我们的国际接轨能够拿来西方的物质产品，包括一些既定的技术与制度成果；通过长期的教育，我们也够让一部分人掌握西方理性的智慧，但这对很多人来说仍然只是一种静止的智慧结果，而不是探索、发现与创造的智慧能力。人的创造力来自内在的精神世界，文化是人类自我提升的内在动力，超越性的精神生活才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长远命运的真正主宰。中国人如何建立自己内在的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呢？
“铁人精神”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再回到大庆，发现 “铁人精神”具有它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中国要由落后的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不可能在一张白纸般的原点上自然演变，也不能依赖和照搬别人现有的成就，只能靠自己不断地学习、摸索、创造，于是呈现有两条发展的线索。
一方面，需要引进和输入现代文明的因素，包括现成的基础设备、技术图纸，以及现成的知识、技术及管理体系，培训大批专业人员。这就发展起来了我们今天在大庆石油技术博物馆所看到的那些成就。
新中国早期的学习对象是苏联老大哥，苏联援建的一系列大型工业设施迅速跃升了中国工业化水平。但这一捷径也造成了对外部力量的依赖，教条主义，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而且过于依靠少数专业人员。六十年代之后中苏关系恶化，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介入，这种依赖才有所弱化。但中国传统里完全不具备的现代文明要素，不像俄罗斯与欧洲文明的交流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化的创造力后劲不足，导致几十年独立发展中的创造力连苏联都比不上，而且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积重难返。
现代文明要在中国传统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需要一个深刻而持久的文化建设过程，而国人往往把现代文明仅仅看作西方现成设备及技术，以为一次性引进之后，加一些经验性改进就万事大吉了。多年之后发现拿进来的只是枝叶，它背后本来还有一整套观念、逻辑、理论体系作为基础。枝叶一旦脱离根基不再有生命力。中国一直没有着力建设独立于政治与经济的思想文化体系，尤其是把大学办成自立的学术共同体，因此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拉近距离的办法就是不断跟踪，不断引进，不断模仿，结果越来越被动，一直被拖着走。
另一方面，需要调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民积极性，走出自给自足的农村，参与社会化的大生产，激发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尤其要鼓起普通劳动者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在大庆这片荒芜的冻土地上，打出一口口喷油井，工人王进喜成为宣传塑造的典型，的确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
当时，中国工业化可谓白手起家，设备与技术条件很原始，工人们的体力与经验性智慧可以弥补工业化启动力的不足，他们的精神状态可以克服生活条件的艰苦，从而大大加快建设的速度，产生从无到有的奇迹。
一个时代的进步不光需要理性与知识的力量，超越的信仰、彼岸的理想、坚定的意志更是人心的内在支撑。西方文化里信仰与理性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样表现在现代中国的红与专、理想信仰与科学技术之间。
科技与制度体现在客观对象和公共生活里，它有连续的发展脉络和继承关系，因此看起来更加实在，而且它们带来的巨大效率和稳定秩序成为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可是，理想与信仰是主观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之间并无一律，有过的也容易瓦解。今天西方的宗教信仰仍然维系着社会的基本规则，但在消费主义日益泛滥的时代里，它给人的欲望的约束力量越来越弱，给人的创造性力量也因此濒临尽头了。
问题是，相比起一千多年的宗教传统来，“铁人”王进喜所代表的时代激情更单薄得多。它主要表现为朴素的情感，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因而智慧上的创造力十分有限；它主要表现为道德情操，而不是彼岸的精神信仰，因而更容易被世俗利益所冲淡，能释放的精神力量也很有限；它的传播主要靠意识形态舆论，而政治化的宣传一旦被当作一种工具，时过境迁就会化为泡沫。经过三十年物质利益原则的冲击之后，人们再难以回归那种理想了，谁再宣传这些也不会有人相信，反倒会有人感觉肉麻。
今天的中国充当着世界工厂，那些平淡无奇的简单执行和重复，都由生存于社会边缘的成千上万打工仔去承担了。人们生活在外来科技打造的安乐生活里，心里却是冷冰冰的，人们在轻浮、虚妄、焦躁中，禁不住有惘然若失之感。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文明社会需要的高端创造力，寻找对于消费生活的精神超越呢？这大概是人们怀念王进喜时想要解决的困惑。
我们需要科技与法制，更需要创造和维系这些智慧的精神土壤；我们需要某种“铁人精神”，更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全面的人格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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