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主义_亚洲权贵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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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体制性的以权谋私或“权力寻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在这里，“体制性”一是指“权力寻租”这样的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普遍存在，二是指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缺乏对这种行为的制约和惩罚。
一些人认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权力大规模、公开介入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这是不确切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通过国家权力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但没有私人或利益集团“寻租”的动机，因而不能说是权贵资本主义。
还有一些人，如吴敬琏和近几年比较活跃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青年经济学家姚洋等人，把权贵资本主义解释为“腐败”，这种理解也有偏差。“腐败”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历程中的某一阶段，甚至比较普遍，但也说不上是“权贵资本主义”。因为，“权贵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 “制度性的权力资本化”，而不仅仅是有人去腐蚀“政府官员”。
可以简单举几个比较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例子。
比如：“组织部”的职能本来是管理干部队伍，同“经济”毫无关系，是吃 “皇粮”的。但是，这个部门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利益，就可以以 “加强干部学习”、“组织培训”等名义，印发“学习材料”，开办种种“培训班”，合法地“组织预算外收入”。
再如，一个房地产公司要开发某处房产，需要十几个政府部门盖章，而每盖一个章都向开发商索取一笔费用，对这些这些部门来说，政府的行政权力就“合法地”成了一种有价物品。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府部门收取的费用，通常不会由“学习人员”或开发商来支付，他们会把这些费用转为对消费者的收费，最后，为这些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买单的，还是普通消费者。
二、“权贵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好？
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只是到了两三百年之前，主流文明才认识到了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究竟好在那里呢？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最核心的是等价交换：生活在这个体制中，如果你需要多少价值的东西，你就必须拥有同样价值的东西去交换。通过这个机制，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被激发出来了，形成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出来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同一个的国家国民的富裕程度是联在一起的。
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不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组织社会经济活动，那么，人们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就不需要花费在创造社会财富上面。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历史上曾有过一些民族是靠劫掠临近民族的财富维持生存的，在这样的民族，人民就以好勇斗狠作为生存训练的主要内容，以增长蛮力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中国社会曾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不是因为中国古人天生就喜欢读书，而是因为社会的主要激励机制是“科举入仕”，平民子弟在这条路上最有可能大幅度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因而精英都去啃“八股”。
“权贵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权力资本化，因此，它所产生的社会激励就是要人们去谋求权力，去做官。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一个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科技进步能力、缺乏效率的社会。
不久前，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批评现在一些青年科学家不安心搞科研，一心想做官。殊不知这正是这十几年“官本位”回潮产生的激励效应，做官和搞科研之间的比较利益如此悬殊，一个理性的人要追求官位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了。
不仅如此，近些年遍地开花的，无视公共利益和经济效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证明，“权贵资本主义”不仅无效率，而且反效率。
由于“权贵资本主义”诱导人们去求官，但是，相对于人口规模来说，一个社会的官位毕竟是极为有限的，这样一来，官场的倾轧就在所难免。在中国这样的官本位的国家，官场政
治产生的社会效应其大无比，当跑官要官勾心斗角的事愈演愈烈时，社会风气焉能不坏？商品经济使社会各利益集团结成一个具有共容利益的网络，而权贵资本主义的主要利益集团是靠掠夺，而不是靠创造来获取社会财富，因而无法同其他利益集团形成共容利益，因此，权贵集团必然又是反社会的。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概括权贵资本主义的弊端，那就是：反效率、反社会、扭曲社会的激励机制，从而必然产生一个缺乏公正、社会矛盾丛生并不断激化的社会。因此，一旦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党和政府关于“科教兴国”、“以德治国”、“亲民为民”等等战略，都可能在运行中落空，甚至是南辕北辙。
三、三大经济现象必须引起严重关注
第一，以公权力为依托的利益集团“权力寻租泛滥”成灾。
为了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我们不必去罗列当前普遍存在的高收费、乱收费，以及在经济开发中指定开发商等行为，只要看看国家审计署2003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所公布的数据，你就可以看出当前的权力寻租有多么普遍，有多大的规模！需知，国家审计署披露的主要还仅仅是中央一级的情况，由此不难想象地方政府的寻租规模有多大！除此而外，还不说企事业单位中管理层同一般职工收入差距逐年拉大至数倍乃至数十倍，是否经过了什么公开透明的合法程序？
第二，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单方定价普遍存在。
关注社情民意的人都知道，“下岗工人买断工龄、政府征收农民承包地、城市居民动拆迁”是这些年来引发社会冲突的几大热点。
在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一些工人要失业，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随着经济发展，工业或者其他经济用途的用地增加，需要征地，需要动迁，这些也是很正常的事。而在当代中国，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引发激烈矛盾甚至死人呢？问题的症结全在于社会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价机制，供求双方之间没有个公开透明的竞价平台，也没有超脱于双方利益，尤其是超脱于强势一方利益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总是由强势一方单方定价；这样的定价机制怎么可能保证当事人的利益均衡？。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权力运作不受制约，恰恰容易为这种行为提供合法性。
第三，也是最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轻率动用国家暴力对待利益被侵害的弱势群体的合法维权行动。
在没有公开透明的竞价平台和监督机制而引发的利益纠纷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不是作为维护公正的“守夜人”，而是往往以“维护安定团结”为由，凭借国家暴力，对处于弱势一方的维权者进行严酷镇压。近年来许多群体性事件的突发，都与这种轻率动用政权机器有关。上述几点足以证明，当代中国，权贵利益集团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尽管中央政府和许多高级官员也对此种现象表示不满，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刹车艰难，现象愈演愈烈。
四、回溯改革历程，问题出在哪里？
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历27年。在这27年中，举世公认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第一步改革都是成功的。说它是成功的，可以用福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来描述，那就是这个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对当时中国农村有所了解的人，相信对此都会有所体会。
农村第一步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呢？回溯那一段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首先，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生产的决策权以及与此相关的分配权下放到了经济主体------农户身上；其
次，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撤消了作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这实质上是改革了中国农村的行政体制；第三，当时的学术界、理论界和媒体比较活跃，媒体经常组织实事求是，注重实证的公开讨论，为农村改革顺利推进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也由于当时整个中国学术界缺乏必要的理论工具，理论界和媒体没有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宣传农村改革成功的真实原因，甚至错误地把农村改革的成功概括为“一包就灵”。殊不知，权力向农村的经济主体承包同向城市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承包，不仅在激发效率方面，而且其社会效果也截然不同！
用理论语言来概况，我们可以说，农村第一步改革成功的全部奥妙在于她是以“完善个人权力”作为支撑点，后来在城市推行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及其后的种种“企业管理改革”之所以效果不好，则是因为它把经济活动的支配权给了“看守人”而并未落实给城市的经济主体——工人、店员、普通干部和广大市民。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带有“悲惨式增长”的色彩：广大劳动者的直接受益越来越小，人均税赋却越来越高；工资成本在要素成本中的比例越来越低，财富也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
最近，已任北京某大学付校长、当年曾经参加十四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研究报告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在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承认，“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私有产权是能够使激励和约束有机结合起来的产权形式。因为，一个理性的产权所有者，必然具有使自己的财产不断增值的冲动，剩余价值学说对其中的道理做过细致的分析。不过，私有产权的约束功能又容易导致产权所有者压低劳动力必要成本而扩大利润空间。因此，在私有产权的社会，除了国家制定最低工资法等办法限制产权所有者的这些不良手法之外，还通过工会对资方的制约来保护劳工的权益。
而十四大以后，是在启动产权改革的同时提出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就是说，是在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们没有建立起任何经济性约束机制、而由于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模式中，原有的对企事业单位主管人员的行政性约束也消解的条件下，不仅把收入分配的行政权力从政府手中下给了管理者们，而且还鼓励他们要“拉开差距”！这样一来，怎么可能不出现“监守自盗”式的疯狂掠夺？
我想特别指出：获得成功的农村第一步改革着眼于经济主体个人的权利，而十四大所着眼的则是强化管理者的权力。奥尔森在《权力的逻辑》中指出：“拥有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国家------发达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个人权利得到最好保护的国家。”“如果个人的权利足够广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必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 奥尔森揭示的这个道理的逆定理同样存在：反过来，如果缺乏个人权利，“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就很难受到有效制约。中国改革的二十多年历程证明事实正是如此：当改革背离了充实个人权力这个基点之后，就必然演变成为管理者“监守自盗”的恶作剧！而且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五、隐患严重，应全力防范
二十多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几位饥寒交迫的农民出自求生的欲望，秘密签下了一份“托孤”的契约，不少人认为那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这种表述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可悲的是，在后来兴起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个人权利被模糊了，最终，曾经有过“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惨痛经历的中国人，又再次体验了“改革吞噬自己的儿女”的悲剧！------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改革以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以缓解他们的生存危机为起点，而今天，据官
方公布的数据，“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已达4000万人！
早在二十多年前，发端于南美洲的权贵资本主义就遭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诟病，并引起了中国理论界的关注。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却走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边缘，执政党是否需要反思：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权贵资本主义的隐患，我们这个体制该怎样趋利避害？如果对后者的制度性制约和防范不尽快提上日程、落到实处，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就很可能被种种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掏空，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蜕变为一场高歌猛进的抢劫掠夺，而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人民开启的勤劳致富、守法致富、科学致富、民富国强的光明大道，就可能被权贵资本主义的风暴摧毁殆尽！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依靠欺压和掠夺手段，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经济秩序！
权贵资本主义的阴影正在向我们逼来，我们必须上下同心，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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