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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生存状态
摘 要：凌叔华是“五四”时期崛起的“第一代女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文学生涯长达六十余年。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以中上层女性为写作对象，“女性”这一主题得到了充分表达。本文试图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来分析凌叔华小说的女性特色，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做出自己的审视与评价。凌叔华处在中国大变革时期，她的小说也深受时代文化潮汐的影响。她从个人的生活际遇和感悟出发来探讨女性的命运，以女孩的成长、婚姻的围城、母亲的形象等独特视角切入现实生活，展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凌叔华；小说；女性；生存状态
“五四”成就了中国女性文学，成就了中国第一批女性作家。她们之中，有最早响应革命文学号召，以白话文从事写作的陈衡哲，有被“五四”运动“震”上文坛的冰心，有以“问题小说”与冰心齐名的庐隐，有追求婚恋自由的冯沅君，有被称为“女子汉”的白薇，有写“高门巨族精魂”的凌叔华，还有苏雪林、石评梅、陈学昭等一批著名的女作家。她们在现代的高等教育下成长，有的还留学英美，深受先进文化濡染的同时她们也深深地体味到中国女性所承受的压制与歧视并且感同身受，心灵的觉醒与创痛扭结在一起促使她们为自己，为女性的命运大声呐喊，开始了她们反抗男权社会的奋斗历程。“五四”女作家以自己或是充满哲理意味、或是充满强烈反叛色彩、或是以温婉而微讽笔调的创作思考女性命运，张扬女子个性，争取女性未来的春天。
当然，如果从女性写作的角度，比较当时的几位女作家，那么庐隐、冯沅君等的作品更多地以女性发自肺腑的呐喊，争取着女性的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呼应了反封建、反礼教的时代大潮；而凌叔华的小说则通过反映那些小姐们、太太们、母亲们的显示生存状况，解释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对女性人生的强制性规定和深深的戕害。因此，凌叔华的创作更具个性化、女性化特征。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评价“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即使间或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恢复了她的故道。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江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看见
［1］了世态的一角，高门贵族的精魂。”凌叔华撩开了闭锁在深闺中的旧式女性和“解放”了的新女性闺阁帷幕的一角，透过她们安逸庸常的生活，表现了她们被弃于时代的落寞心态和悲凉情境，深刻地呈现了女性深层意识中的传统积垢。后随着《花之寺》和《女人》的出版，凌叔华最终赢得了“新闺秀派”代表作家的声誉。她从个人的生活际遇和感悟出发来探讨女性的命运，以女孩的成长、婚姻的围城、母亲的形象等独特视角切入现实生活，展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
一、深闺中的少女
当“五四”强劲的东风吹过深深庭院时，除了那些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中的先锋女性之外，还有那些只被春风掀开了纱帘，从深闺中探出头来感受时代之风的小姐们。她们在传统礼教中长大，受“四书五经”、“三从四德”的熏陶，她们拥有一切传统少女的美德和修养。然而却又因为她们未及变化的生活方式与变换中的时代风气脱了节，虽受时代之光的照拂，使她们在行为举止以及观念表层上坦然接受了某些文明的馈赠，但这些“新”东西一旦与她们的深层传统理论相嫁接，就变得异常尴尬，以至结出的果也是畸形的。
《绣枕》中的大小姐（竟连名字也没有），美丽温柔、聪明灵巧、精于刺绣，具有贵族少女的良好修养。她向往美满的家庭生活，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但她深居闺中，从来没有和外界的人们接触过，从来没有想到幸福可以靠自己去争取。她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精心刺绣了一对漂亮的大靠枕。靠枕绣好后，她的父亲把它送去了白总长家，因为“听说白总长的二少爷二十多岁还没找着合适的亲事”。靠垫寄托着大小姐对美好婚姻的无限向往和憧憬。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对寄托这大小姐款款深情的靠垫在送去的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垫子用，好好的缎地子，满是泥脚印”。最后，靠垫辗转被大小姐的女佣小妞儿拿到了手里。小妞儿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大小姐，已经被拼成一对绣枕的靠垫就这样回到了大小姐面前。她的心就像她的刺绣精品一样任人践踏了，但她只能默默忍受，暗暗地掩饰自己心灵的创痛。小说中，绣枕不仅成为女主角命运的象征，而且成为传统女性命运的一个暗示。在封建男权社会中，任人践踏、任人主宰是女性共同的命运，哪怕是像大小姐一样从外表到内心都非常“优秀”的女子，同样逃脱不了像那精美绣枕一样的命运。
《茶会以后》中的阿英、阿珠两姐妹，比《绣枕》中的大小姐要幸运一些。她们已经可以出入大型的社交圈，也比大小姐见多识广。然而，她们那空虚缭乱没着落的心，依然弱芳影一般。她们在茶会上看见文明男女互相追逐，比肩而坐，“觉得很不舒服，样样都得小心”。虽然她们嘴上说看不惯茶会上的小姐们“同男朋友们那样起劲的说笑”，然而内心里她们却是羡慕的。但她们不适应新式交际方式，在新旧交替之际，她们只能躲在“冷寂”、“黯淡”、“纸窗为微风撼动”的屋内，感受着被时代抛弃的凄凉和恐惧。“在她们身
［2］上，反映出那些脚跨出了闺房，但又不知踏向何处的旧式少女的普遍心态。”旧的、熟悉的生活方式已经逝去，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是那么陌生。她们的将来，很难令人乐观。对这些因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整个时代脱节而处于困境中的深闺少女，凌叔华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茶会以后》中，坐着借写残败的花写女子的命运：“只过了一天，这些花朵便已褪红零粉，蕊也不复鲜黄，叶也不复碧绿了。黯淡的灯光下淡红的都是惨白，嫣红的就成了灰红，情境很是落寞。”生活在她们不自觉的时候已经完全改变了，她们就像这残花一样被抛弃了。
再看《吃茶》中的芳影小姐，正当芳菲的时候，空在“闺阁自怜”。她靠着旧式经验感知异性热情，哪知在“外国最平常的规矩下”，她的判断成了笑话。芳影是进步的，她已经能够上电影院看电影、到茶会吃茶、去公园里听音乐，与男子有了直接的来往。当她接触到留洋学生王斌时，就被他的高雅、热情、殷勤打动。这不过是“外国平常的规矩”，而在芳影这样一个从闺房深院中长大的少女看来，却误认为是男子向女子传情的表示。新旧观念在男女两性交往中的心理逻辑，就这样出现了错位。芳影由此而整天都觉得心口满满的，行也不安、坐也不宁，只倚着窗台发愣。正当她的爱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时，收到了王斌和另一女子结婚的请帖。她才从梦中醒过来，恰似一盆冷水，从她头上泼下来。芳影这个被时代风尚推进了有限的交际圈的深闺少女，在时髦的社会活动中并未能摆脱传统闺秀待嫁的焦灼，和深沉意识中依附男士的心态，因而错会了男友的殷勤，糊里糊涂地坠入了情网。在受到沉重的心灵打击时，只有泪洒衣襟。
这些封建旧家庭的少女们，婚前无不怀着美丽的憧憬，像大小姐、阿英、阿珠、芳影等，她们经历着新旧交替时代强加给她们的痛苦，她们忍受着传统礼教对自身欲求的压抑，忍受着次昂望新生活又与新的生活脱节而被悬置的痛苦。她们的未来，也许就是《中秋晚》、《送车》中的太太们。
二、深宅大院的少妇们
和凌叔华笔下的闺阁小姐相比，作者对旧式家庭已婚女子生存状况和现实处境的描写更加细腻深刻。凌叔华以其女性经验的敏感和直觉，将某些女性生活画面、女性情感活动展示在读者面前，描述了女人的一生，勾勒了一幅老中国女儿们或痛苦、或麻木、或绝望，逃不出命运的生存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少妇们，可以说就是《绣枕》中已经出嫁的大小姐，或者《茶会以后》、《吃茶》中的阿英、阿珠和芳影们。她们由自己的父亲转交给了各自的丈夫后，她们的遭遇不会比那对绣枕更幸运。
《女儿身世态凄凉》中的婉兰，一如那对绣枕般典雅、精美，但她的容貌、举止和文化修养仿佛只是她能嫁得出去的筹码。为了生存，她必须讨好婆婆、取悦丈夫：她劝丈夫收丫鬟做偏房，劝他去那里过夜，丈夫不仅不领情，还说她贪图“贤德”之名，婆婆也骂她假惺惺；丈夫在外面逛窑子，玩窑姐，她根本不敢过问，还要替荒唐的丈夫收着那些所谓的定情物；婆婆不怪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反怪她看不住自己的丈夫，整天闲言闲语，气得她“没有一天不哭两三次的”。婉兰后悔自己嫁了这么荒唐的丈夫，她对父亲的三姨太——一个同样苦命的女人说：“总而言之，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我和你，都是见识太晚，早知这家庭是永远黑暗的，我们从小就学了本事，从小就立志不嫁这样局促男人，也不至于有今天。”婉兰的这番话，说明她已经看清了自己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已，但她似乎没有勇气摆脱这种命运，因为她认为她已经太晚了，而且女子没有法律保护，没有谋生的本事，也就很难独立自主，不依靠家庭，所以她只能在无奈和心酸中认命。
《中秋晚》中的太太，我们从她的身上再一次的看到了一个对自己的婚姻毫无把握、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的妇女形象。这篇小说着重从敬仁太太的女性心态发掘入手，更多地揭示了女性对待自己命运的麻木、不觉悟，竟然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仪式化的标志上。在夫妻新婚的第一个中秋节晚上，敬仁太太精心准备了一桌团圆宴——这是她对美好婚姻生活的祝福：“吃了团圆宴，一年不会分离”。特别是团鸭，一定要吃，否则“没有吃团鸭，团圆宴还是不团圆，她恐怕这是他们来日的朕照”。但丈夫还是因为急着去料理干姐姐的后事而没有吃团鸭。丈夫回家后，夫妻发生了口角，并且打碎了供过神的花瓶。太太将这一切均视为“朕照”，从此夫妻失和。后来太太两次流产，家道败落，夫妻二人流离失所。到了这种地步，敬仁太太却仍旧认为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这都是因为第一年的中秋晚的“朕照”。如果《女儿身世态凄凉》中的婉兰对自己的命运有所认识的话，那这位太太则完全是一个封建迷信思想熏陶出来的、尚未觉悟的家庭妇女。这位太太的不幸令人同情，但她的愚昧麻木却又令人感到可笑而可叹。
三、庸俗丑陋的太太们
如果说凌叔华对于闺秀们和刚走进婚姻城堡的少妇们还有同情色彩的话，那么她对于旧式太太们的庸俗和丑陋则纯粹是嘲讽。《太太》中的太太，既不关心丈夫，对孩子也毫无爱怜之心，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牌桌上。为了表示自己输得起，甚至当掉丈夫唯一的一件体面衣服和一块金表，以此来追求赌场上的虚荣。这种畸形的虚荣心态，反映了这类女性内心的空虚和庸俗。
寄生的生活产生出畸形的生活方式。这群太太既然无法进入社会，就只能寻找和她们一样的太太、姨太太“物以类聚”。她们大把地花钱，经常与丈夫争执，与下人怄气，无可救药地染上了一身市民的庸俗作派。于是凌叔华笔下对“太太”们庸俗、寄生虫似的生活也给予了严厉的批判。《送车》对这一主题表现得最明显。故事本来很简单，白太太和周太太打算去送徐太太。但两人碰头后从家用开销、仆人揩油，讲到儿女婚姻，再议论别人的是非，对本该要做的正事——接小孩、送车，却都给耽搁了。
旧式婚姻给女人的是狭小的空间，肤浅的目光，人生没了除丈夫、孩子、钱以外的追求，这是可悲的、可怜的。周太太、白太太表面看来，她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似乎是价值表征的孩子，也有可供差遣的仆人，但她们内心仍然极度空虚，依附地位、依附心理依旧，可怜的是她们还时刻担心会失去太太这一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是在丈夫的姓氏后加上太太的称呼，这足以表明其身份的缺失。她们的处境也相似，都得不到丈夫的爱。进步的时代也给她们带来了变化，生活中多了社交应酬这一项，如打牌交友，请客送礼，但不能由此说明她们就有了独立的人格。事实上，她们没有可以自恃的本领，无处释放过剩的精力，所以仆人、丈夫、孩子是她们生活的全部，也是她们最得意的话题。作者用她那生花妙笔把两位太太谈论仆人时的语调神态描写的惟妙惟肖，将其可怜的精神世界暴露无疑。
四、知识分子家庭的知识女性们
凌叔华除了描写旧式家庭妇女的生存状态外，写的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家庭中的知识女性。这部分作品比前一部分作品基调明快多了，也更能代表凌叔华作品的创作特色。作品中的主人公与凌叔华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可以说就是作家本人生活的真实感受的细腻表达。
《酒后》描写在一次家宴之后，男主人公沉醉于良辰美景、娇妻暖屋，但妻子采苕怜惜那个醉卧于客厅的子仪——她一直心仪的有才华却已有家室的人，要求丈夫让她吻一下子仪。丈夫虽然很不情愿，但最后还是答应了。然而，采苕先是要求丈夫陪她一起去。最后，当她走到酣睡的子仪面前时，又“不要ki他了”。当采苕主动放弃“ki”子仪时，也意味着她丧失了对异性表达的权利、资格。《花之寺》中，妻子燕倩在发现丈夫对家庭生活产生厌倦情绪以后，为维护小家庭的温馨、和睦，设计了一个小圈套——以另一个女子的口吻给丈夫写了一封信，约他在花之寺相见。在燕倩身上表现出来的主动调适夫妻关系的积极态度说明了她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有主见的人。
而《小刘》中的小刘则清楚地向大家展示出一个具有一定新思想的女孩怎样变成一个平庸、琐碎的母亲。十几年前的小刘活泼可爱、聪明机灵，经常带着同学们大闹课堂，嬉笑怒骂地批评“三从四德”、是女伴们公认的“刘军师”。可十几年后的小刘，却分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脸色黄瘦的女人„„胸襟前闪着油腻光„„”、“浑浊无光的眼儿”，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小刘的遭遇显示了传统母亲的角色规定对女性的强有力束缚。“小刘虽然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但这些并不足以抗拒传统母亲角色对她的影响和浸染。”［3］看来，女性要真正走出传统的樊笼，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恐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五、充满期盼与焦虑的母亲们
母爱，几乎是“五四”女作家群笔下的一个共同题材。“五四”女作家大量书写母亲形象，这不仅是审视女性命运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女性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寻求自我发展的一面镜子。
《杨妈》的主人公，勤劳善良，靠帮佣挣钱养活自己，供养儿子，希望儿子有出息。但儿子不争气，惹是生非，找杨妈要钱。但是，杨妈依然深深“痴爱”着儿子，寻找出走的儿子。杨妈活着一点也不为自己，仅仅是为儿子，也许只有通过对儿子无止境的溺爱，才能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有福气的人》为我们塑造了另一类母亲形象。年近七十的章老太太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老祖母。她精明能干，治家有方，丈夫又佛年更名，自己私储富足，儿孙们竞相孝顺。凡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命好”、“有福气”。然而在这表面的“有福气”背后，却是儿孙、媳妇的欺骗和利用。作者微讽的口吻叙述了老太太对自己有“福气”的得意心态，也使她最后的悲伤显得更加真切和绝望。
无论是杨妈，还是章老太太，亦或是那些年轻的母亲们，说到底都是封建社会的“物”的牺牲品，是父权文化下丧失自我、丧失独立人格的玩偶。
六、传统伦理制约下的“女同性恋”者 按照对女同性恋的定义，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女性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我们会发现，在“五四”文学作品中有一批描写女同性恋的作品，它们或是鲜明的或是隐约的。如庐隐的《海滨故人》，丁玲的《岁暮》、《暑假中》等等。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也涉及到了这一边缘话题。
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描述了一对在舞台上饰演朱丽叶和罗密欧的女学生云罗和影曼，在舞台下现实中也如戏中一样相亲相爱起来的故事。她们形影不离，如同一切异性恋那样谈情说爱、亲吻搂抱，她们甚至还想到要厮守终身。但是仅仅一个暑假的时间就改变了一切，云罗最终遵从了母亲和哥哥之命嫁人，当匆匆赶回学校的影曼得知这一消息时不禁痛苦欲绝。云罗在和影曼的相爱中，始终把她当成一个男性——舞台上的罗密欧和现实中理想的男性来看待，而不是和他同样身份的女性。可以说，即使没有云罗母亲和哥哥的代办婚姻，她俩终究也会劳燕分飞。这篇小说，作者想要表达的最大意义仍是女子们在爱情婚姻上的不自由和她们的试图反抗以及最终被以亲情形式出现的父权社会所吞噬的无奈和悲哀。
七、结 语
看来，无论是那做着美梦的少女，还是那试图重温美梦的少妇，或是那些自以为生活在美梦中，过着优越生活的太太们，都是作为多余人生活在死水一次的人生路上。春风吹来，虽有一闪即逝的奢望或梦幻，终为死的寂静所禁锢，无端消耗着青春和年华。凌叔华真实地描摹这些为文学所冷落的世态一角的闺阁小姐和太太们的生活，旨在说明深受几千年封建礼教浸染和毒害的中国女性，是不可能在一两次社会变革中就能把历史的积垢洗刷干净的。“五四”是划时代的伟大时代，它在孕育了一袋先锋女性的同时，也涵纳这中国老式女儿，演变着由旧到新，又由新到旧的曲折命运。凌叔华以其女性的性灵体验和细致的艺术感觉，独到地解剖了女性意识的文明进程与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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