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经学历史读书笔记_管理类著作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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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
王啟溦
2012200778
在經學歷史的課程學習過程中,我在上課聽講、參考課堂筆記和閱讀參考書目的基礎上對經學歷史做了一個粗淺的梳理，大致上理出經學的歷史發展軌跡，偏重于以較為客觀的視角來清理出經學在各個朝代的特點和發展變化，很是基礎和粗淺。由於學識所限，其中并未對經學中的焦點問題，如師法與家法、經今古文之爭、宋明理學、清朝考據學與樸學、民國的經學發展與演變以及現今經學價值的重估與體系的重構等進行深入的討論。僅僅是個人的讀書筆記的梳理，以求對經學的歷史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從而對經學有初步的瞭解。經學
經學是什麽?
經學一般特指研究儒家經典，解釋其字面意義、闡明其蘊含義理的學問。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主體，是儒家學說的核心組成部分。經學研究的工作（即“學”），主要就是注疏經書。“注”，就是對經書文字的意義等加以解釋，但有些注因為太簡要或年代久遠，因此後人為注再作解釋，稱作“疏”。除了注疏之外，其他如“解”、“考證”、“集解”、“正義”等，名雖不同，但作法大多類似，都是對於經書的一字一句詳加研究，希望能瞭解它真正要表達的意思（即“道”）。
經書的內容雖然難以理解、充滿爭議，但卻是包括解釋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規範、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準則及其正當性來源。因而研究經書便成為漢代以來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加上漢武帝對於經學的獎勵推行，使通曉經書的人獲得禮遇，使投入經學研究的人更多。在東漢時因此有“遺子金滿盈，不如教子一經”的說法。
儒學？子學？
《漢書‧藝文志》中，五經與儒家著作仍分列在兩個類別，六朝時，逐漸產生從七部圖書到四部的過渡，到了《隋書‧經籍志》，正式把當時的學術按“群經、史學、諸子、文集”區分為四種，即以經學為首，這種分類方式，一直到清代仍為人所接受。經學的中的“學”“術”“道”
從經學自身的歷史來看，經學的研究透過不可變更的文本（載“道”的“經”），來闡發可以變動的注釋，注釋活動（“學”）某種程度上是士人思想的發表、闡述，考慮到經典的神聖性，便可發現政治層面的經學活動（“術”）很複雜。
各個朝代的統治者在取得“法統”之後，都想取得經學研究者（“儒者”）的認同與支持——“聖統”，聖統的取得象徵著一個政府除了在武力上取得統治權之外、同時也在社會文化、價值認同上取得合法性。在某種程度上，這就是經學的“術”，即透過對神聖經典的詮釋活動，來影響執政者的施政思考，在“士人與國君互相影響”的前提下，經學成為重要的政治互動媒介。因而士人要施展政治抱負，往往一方面要在道統上尋求立論依據，從而取得法統上政治力的支持。經學也因與現實政治走得太近而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意識形態，并在近代的飽受詬病，歷史包袱沉重也使其在學術轉型中步履維艱。然而也正是因為經學這種積極入世的、經世致用的理念使得經學有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今天，這種關心現實、為現實提供可操作性理論的學術理念是很有意義的。
當然，也不可以走極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以異族的地位，要突破“華夷”的春秋思想並不容易，他們以政治力積極運作，或殺戮（如文字獄）、或籠絡（如開科取士、獎勵學術）、或詮釋（如編纂《四庫全書》、《明史》、《大義覺迷錄》）、或禁焚，以取得聖統的承認。誠然，清朝經學在對“學”的貢獻上是功不可沒的。
由此可見，“聖統”作為經學通過“術”的方式來表達一種政治訴求，與由家法、師法觀念（“學”）衍生、象徵經典詮釋主導權威的“道統”不同。
經與經學的確立
現在儒家經典一般是指儒十三經，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其確立經歷了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
春秋末年，始定六經。
孔子返魯，編訂和整理了一些傳統文獻，形成了六經。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裏指出，孔子編輯了《書》，刪定了《詩》，編訂了《禮》和《樂》，作了《易》的一部分，並根據魯國的史料創作了《春秋》。關於六經是否是孔子所作，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但無可否認的是孔子主導了六經的編輯，原始文本不一定都是孔子原作。自此以後，儒生們就以六經為課本學習儒家思想，當時仍然被稱為“儒學”，與諸子並立與“子學”，并不成為經學。
春秋戰國時期，六經就已被儒生公認為經典。
秦，博士官的設立與焚書坑儒
秦代即設有博士官，以“博學之士”為用。
由於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的焚書坑儒，將全國圖書以及學術集中到咸陽城，秦亡後，項羽焚燒咸陽，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歷史舞臺，六經除了《易經》因是占卜之書而不必毀除之外，其他幾未能倖免於難。
西漢，經學的產生與“經”。
經學產生於西漢。
初，高祖劉邦並不重視這些儒家經典。
漢文帝、漢景帝時，開始展開了大量的獻書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長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默誦已遭焚毀的經典而口述謄抄，或把秦時書記於身邊的典籍重新拿出，用當年通用的隸書使之傳世。因為文字、傳述和解釋體系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學派，但其版本上則基本相同，後來統稱為今文經。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拆孔子門第，從孔宅牆中發現《孝經》、《詩經》等一批經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圖書館）；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這些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與通行的五經相比，在篇數、字體和內容上都有相當差異，因而統稱為古文經。此為今古文之爭的濫觴。
漢武帝即位後，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實行了董仲舒、公孫弘所倡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變博士原有制度，增設弟子員，立五經博士。從此儒學獨尊，由於樂已無書，《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崇高的法定經典，也成為太學里士子必讀的、精習經典。漢代儒生們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可將其視為先秦原初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經學的發展
兩漢
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每一經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與弟子傳習經書，分成若干“師說”，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後經學日益興盛，博士的數量也逐漸增加。
東漢光武帝時期，確定了十四家博士。據《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這十四家都屬於今文經學，其官學地位一直保持到東漢末年。
今文經學
今文經學的特點是微言大義地闡發說明孔子的思想，繼承和發揚儒家學說。今文經學以《春秋》為孔子為萬世立法的“元經”，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學”。公羊學即為《春秋公羊傳》裏所闡發的微言大義，主要包括大一統、大居正、大復仇、通三統、統三世、更化改制、興禮誅賊等。漢武帝時期出現了為大一統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和善於把公羊學理論運用於現實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孫弘，經過一代代今文經學學者的推闡與實踐，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深受漢朝皇帝的重視，始終在漢朝政治中處於主導地位。今文經學發展到西漢後期，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面由於董仲舒對於公羊學中災異、符瑞、天人感應的闡發，今文經學由此邏輯發展的後果即是讖緯氾濫，再加之統治者的迷信與提倡，經學逐漸神學化；另一方面由於今文經學繼承了較多的原初儒學的色彩，其理論內在地包含著對現實的批判，從而越來越不能為逐漸加強的君主專制所容忍。在這種情況下，自西漢中期開始就已經在民間傳授的古文經學興起。
古文經學
古文經學依據的經書一般都是西漢中期以後在民間發現的古書，以魯恭王發孔子宅之經書為主，因其是用戰國六國及以前的古文字所書寫，故稱之為古文經。
今古文經學的差異
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並不僅僅是文字篇章的差異，主要在於它們對經書的解釋與治學方法的不同。
今文經學認為：孔子是“為漢制法”的“素王”；六經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許多微言大義；注重微言大義；關注的重心在於政治哲學與歷史哲學。而古文經學認為：孔子只是古典文獻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師；六經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與聖君賢相政治格言的記錄；注重對經文本義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闡明。關注的重心就是歷史史料學與語言學。
古文經學的興起
最早起自《春秋穀梁傳》，西漢後期曾被立為博士。在王莽當政時期，劉歆極力鼓吹古文經學，並使之立為新朝的博士。
東漢時期，古文經學雖然一直沒有被立為博士，屬於民間學說，但是其影響力越來越大，逐步超出並壓倒了今文經學。由於今文經學發展後期日趨繁瑣，例如“曰若稽古”四個字可以解釋十萬字，又有所謂“師法”“家法”的束縛，再加之其與讖緯糾纏過深，使得人們逐漸遺棄了今文經學。而古文經學一來較少受“師法”“家法”的制約，較為自由也較為簡明；二來與讖緯瓜葛較少，較為理性；三來其放棄了今文經學的批判性，對君主專制的維護更有優勢，所以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鬥爭中，古文經學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東漢的古文經學大師有賈逵、許慎、馬融、服虔、盧植等，弟子眾多，影響很大。而今文經學只有何休取得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詁》是唯一一部完整流傳至今的今文經。
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爭辯過程中，互相也在逐漸地滲透，互相融合。
東漢初年（西元79年）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就是一個官方召開的企圖彌合今古文經學異同的重要的學術會議。會議的成果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簡稱《白虎通》一書。《白虎通》是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
東漢末年，古文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網羅眾家、遍注群經，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全面總結，自成一家之言。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基礎，但又能吸收今文經學中的優點，態度嚴謹，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從而超過了前人。自此以後鄭學興盛，這不僅標誌著今古文經學之爭的終結，也標誌著漢代經學的衰亡，之後今文經學也隨之消失。
歷代今古文之爭一直存在，並且影響深遠。經今古文因一開始的字體不同、文字不同，引起文義不同、詮釋方式不同，進而導致不同陣營的治學者的治學方式和方向、治學態度和目的的不同。雙方互相傾軋，各有起浮。於是，經今古文由一開始的文字上的分類演變成為了學術上的區別。近代劉師培認為今古文本源于一流，古文經是孔子所刊定的教科書，寫錄下來成為後來的出土文獻；而今文經是孔子在教授門人時口耳相傳的對教科書的義理的解釋、闡發，後來又其門人口述而寫下。二者並非是對立的。甚至皮錫瑞對兼采今古的鄭玄也大為讚賞。
漢朝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漢書·韋賢傳》引民間諺語說“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漢朝的“以經義決獄”是漢朝經學與王朝政治相結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漢朝經學繁盛的一大標誌。儒生通過司法實踐並官學私學教育，移風易俗，把經學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眾之中。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經學由衰落走向分離的時期。
曹魏時期，王學與鄭學之爭。
王學，是指王肅所創立的經學體系。王肅是司馬炎的外祖父，所以王學獲得了司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傳》都被列為官學。王學和鄭學之間的紛爭，並不是純粹的學術爭論，而帶有強烈的政治鬥爭的意味。這場紛爭同時也標誌著兩漢經學的衰落。
魏晉時期，王弼、何晏。
魏晉時期在經學取得成就較大的還有王弼、何晏等。
王弼注《周易》，擺脫了漢代用“象數”和讖緯解說《周易》的老路，開創了用義理、思辨哲學解說《周易》的新路，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大變革。
何晏所作《論語集解》收集了漢以來各家之說，對後世影響很大。這一時期經學的特點是經學逐漸玄學化。
南北朝時期，南北學分立。
南北朝時期，經學也隨著政治上的南北對立而分立為南學和北學。
據《北史·儒林傳》記載，南學《周易》尊王弼，摒棄象數、發揮義理；《尚書》流行《孔傳古文尚書》；《左傳》盛行杜預撰《春秋左傳集解》。學術風格上南學受玄學、佛學影響比較大，能博取眾家之長，又喜標新立異，反映了其哲學思辨能力的提高，所謂““南人簡約，得其英華”。而北學，《周易》、《尚書》主鄭玄；《左傳》主服虔。北學在學術風格上受北方遊牧民族質樸風尚的影響，保持了漢朝經學以章句訓詁為宗的特點，即”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隋唐
由於經學由漢而唐，有古今文學，鄭學、王學，南學、北學之爭的歷史背景，再加上唐代因為取士的現實需要，唐代以國家的力量來推行經學。其代表作為孔穎達的《五經正義》。
《五經正義》有一下的地位和影響：是唐代的經學代表作；是鄭玄以來，漢學的總結與高峰；成為士人的教科書；象徵著政府在聖統上的合法性建立；影響了後來政府主導下的經典編輯，至唐後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無人異詞。因為開放的環境，唐代經學也進入了韓國以及日本，成為諸國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運用經學確立了他的政治法統地位。
宋朝
宋代理學興起于晁迥之後，理學家們以重新詮釋古代經典的方式，通過疑經、改經、刪經等方式來進行回歸先秦經典的活動，闡發他們的或保守或激進的主張。當時將《論語》、《孟子》、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四書因為被理學家們界定為還原聖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為超越五經的思想著作。
明朝
明朝經學具有以下特徵，一方面延續宋代的理學路線，政府編纂官方版經典文本。另一方面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南方經學力量逐漸抬頭。王陽明作為最為重要的明代理學家，產生了一下兩個方面的影響，一為表現為對內，即明朝內部，明末經學家幾乎都帶有王陽明式的豪氣，紛紛組織學社，發動朝野清議、輿論、彈劾，與腐敗的政府、宦官對抗，形成激烈的流血黨爭，種下明朝滅亡的內部因素。二為對外，主要表現為對日本的影響：明朝一部份流亡者、海盜、商人與士人，以日本為重要根據地，進行活動，連帶將日本的經學進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陽明皆被各糲與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響了水戶學的政治論調，進而在明治維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
清代初期，疏遠政治。
由於受到明朝滅亡的影響，清初士人開始思考王陽明路線的弊病，再加上清朝皇帝實施文字獄、編纂《四庫全書》、《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使得士人們明哲保身，將學術和政治逐漸分離開。於是經學中與政治不相干的實學與考據路線特別發達，他們尤其重視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方式來研究經書，甚至進一步考證某些經書的真偽、劃分學術流派。清代初期的經學思想是受到了明朝遺老們（黃宗羲、顧炎武等）很大的影響。
清代末期，今文經學復興。
清末，基於時代需求，主張激進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常州學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最為活躍。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曾說明清代經學“凡三變”：清初，以宋學為主；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複明。實能述伏（生）、董（仲舒）之遺文，尋武（漢武帝）、宣（漢宣帝）之絕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道。”又說：“乾嘉以後，陽湖莊氏乃講今文之學，孔廣森治《公羊春秋》，孫星衍於《尚書》兼治今、古文，陳喬樅治《今文尚書》、齊、魯、韓三家《詩》，魏源作《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淩曙作《公羊禮證》、《春秋繁露注》，陳立作《公羊義疏》，王館長(王先謙)作《三家詩義疏》，已成《周南》、《召南》、《邶風》，錫瑞作《今文尚書考證》、《尚書大傳疏證》。”
兩廣總督阮元輯《皇清經解》，收七十三家，記書一百八十八種，凡一千四百卷。此書是彙集儒家經學經解之大成，是對乾嘉學術的一次全面總結。
民國時代
路線之爭
到民國時代以後，大量的西學、政治運動取代了原來的經學思想，在二者不斷的衝擊之中，產生了諸多主張，全面排斥西學的想法已經不復存在，但仍存有“中國文化本位”、“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的路線爭執。
胡適與經學式微
胡適認為：“儒家經典中，除《論》《孟》及《禮記》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於是，胡適把《詩經》當成文學作品，不是一部經典。古代經書的權威遂下降，經學也就逐漸式微。
20世紀30年代，何鍵、陳濟棠等倡議學校恢復經學課程，遭到不少反對。
1949年以來
建國以來，經學遭受了毀滅性打擊。
新中國對於經學的打擊不遺餘力，特別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經學更是受到毀滅性破壞。新中國對於經學研究的毀滅性打擊早在建國初期就有了。大力開展破四舊、立四新、打倒孔家店等運動，尤其是*十年浩劫，對經學有重大的破壞。經學被視為政治上思想的毒草。改革開放後，關於經學的研究多半依附於中文、哲學或是歷史等學科中。
然而今天，因為西方人權思想的衝擊，再加上改革開放的社會需求，中國大陸開始重新檢視經學內容，重估經學的價值，試圖以經學立場建立足以與西方價值相抗衡的中國價值，並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逐漸建立學術研究單位。這一點在2005年以來“國學熱”的興起上也有所體現。
除了中國大陸，臺灣也在研究經學。兩岸分治以後，在大陸因*而飽受摧殘的經學在台灣卻獲得了較為完整妥善的保存。然而今天，台灣卻于黨輪替後，在去中國化以“本土化”為主的思維下，經學研究反而略顯低調。
參考書目：
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上海:上海書店,1992
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桂林:灕江出版社,201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
章太炎.《經學略說》，見《國學講義》.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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