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4—6单元课文翻译_六年级英语课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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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单元TEXTA 大学的压力 威廉〃津瑟

我是耶鲁大学布兰福德学院的舍监。我住在校园内，非常了解学生。（我们有485名学生。）我听他们诉说自己的希望和恐惧—也听他们的立体声音乐和他们在夜深人静时发出的刺耳的喊叫（“有什么人关心吗？”）。他们到我这儿来，问我如何度过他们的余生。我主要是试图提醒他们前面的路很漫长，意想不到的变化将比他们想象得要多。将来会有足够的时间改变工作，改变职业，改变整个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不想听这样的新闻。他们现在就想要一张地图—一张能据以直接获得职业保障、经济保障、社会保障，也许还有一座事先买好的坟墓的地图。我希望于所有学生的是从未来的严酷无情中得到一些解脱。我希望他们有机会把他们每一阶段的教育纯粹作为一种经历来享受，而不是作为一种为下一步作准备的令人厌倦的需要。我希望他们有权利试验、跌跤，并懂得失败如同胜利一样具有教育意义，失败并不是世界的末日。当然，我的希望是天真的。在美国人不赞扬的为数不多的权利之中，有一个便是失败的权利。成就是民族之神，它在我们的媒体中受到崇拜—身价百万的运动员，富有的主管人员—在我们对财富的赞美中得到荣耀。年轻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国教熏陶下长大的。我发现有四种压力影响着今天的大学生：经济上的压力、父母的压力、同伴的压力，和自己导致的压力。环顾四周寻找罪魁祸首并不难—指责大学收费太高，指责教授布臵作业太多，指责父母望子成龙过于心切，指责学生把自己逼得太紧。但罪魁祸首是没有的，只有受害者。如今，一个学生，甚至是一个读书时部分时间打工，暑假时做全日工作的学生，在四年之后背上5 000美元债务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笔债务学生必须在毕业后一年之内开始偿还（顺便说一句，这些贷款并非像许多不是大学生的人们所相信的那样都是低息贷款）。虽然学生们在毕业典礼上被鼓励迈步进入这个世界，但他们刚出发就已经落后了。为准备迎接这一结账之日，他们又怎能不在整个大学期间感到处在压力之下呢？耶鲁的女生比男生压力更大，因为她们要向自己、父母和社会证明她们接受如此昂贵的教育是值得的。因为虽然她们离开大学时已经具备了出众的才能，完全可以给传统上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工作注入新鲜的领导力量，但是社会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伴随着经济压力而来的是父母的压力。两者不可避免地深深交织在一起。我看到学生们带着毫无欢乐的决心在修医学预科课程。他们去实验室，就像是去看牙医。这使我感到悲哀，因为我知道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是些高高兴兴的人。“你想进医学院吗？”我问他们。“我想是这样的吧，”他们不能肯定地说，或者“并非真的想。”“那你为什么还打算去呢？”“我的父母要我当一名医生。他们将支付所有这笔钱而且……”来自同伴的压力和自我导致的压力也相互交织着，而且它们从一年级一开始就出现了。“我有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叫琳达，”一位老师告诉我，“她进来对我说她的压力极大，因为她的室友芭芭拉比她聪明得多而且整天在学习。我没法告诉她两个小时之前芭芭拉也进来这样描述过琳达。”这个故事近乎可笑—但事实上它并不可笑。它是所有这些压力合在一起带来的一种症状。当每个学生都认为别的学生更用功、做得更好时，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更加努力地学习。我看见学生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就去图书馆，到半夜关门时才回来。我真希望他们能够有时候忘掉他们的同学，去看一场电影。天亮以前几个小时我就听见打字机的敲击声。当考试来临，论文该交时，我看到他们眼中的紧张：“我能完成所有的事情吗？”或许他们不能。他们会生病。他们会睡着。他们会睡过头。他们会退却。我对当今学生的描绘过于悲观，使他们看上去过于严肃。这只是他们的一半情况；另一半情况是，这些学生都是些可爱的人，你很容易就喜欢上他们。他们爱笑，待人友善。他们比我所了解的任何一代学生都更加相互关爱。如果我把他们主要描绘成了受到逼迫而大大忽略了生活的欢乐一面的人，那是因为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不仅在耶鲁，而且在整个美国教育界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为培育着这一代人的价值观感到担忧，他们年纪这么轻就这样害怕冒险，这样沉溺于目标的追求。我告诉学生们并没有一条“正确的”成功之路—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人，开始的起点不同，前往的目的地也不同。我告诉他们变化是有益的，人们不必去适应事先安排好的职位。我告诉他们这个道理的办法之一便是在学年中邀请已经在校外获得成功的男女人士来同我的学生们随意交谈。我邀请公司领导、杂志编辑、政治家、百老汇的剧院老板、艺术家、作家、经济学家、摄影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各种各样的成功者。我请他们简单谈谈他们是如何起步的。学生们总以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干现在的工作，而且始终都知道那就是他们想干的。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是通过一条曲折的道路，走过不少弯路后才到达现在的位臵的。学生们惊讶不已。他们简直想象不出一个不事先计划好的职业生涯。他们简直不能想象让上帝之手或者命运来引领他们沿着某条未曾预见到的小路走下去。

第4单元TEXTB 大学讲课：有人在听吗？ 戴维〃丹尼尔斯

纽约大学的罗伯特〃A〃福克斯是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喜欢讲述20世纪30年代他在德国学习时上的一门古英语课的故事。第一天，教授大步走向黑板，翻了翻笔记，清了清嗓门，然后开始上课，“Guten Tag, MeineDamen und Herren”（“白天好，女士们先生们”）福克斯不安地看了看四周。他是这门课程唯一的学生。临近期中，福克斯生病，缺了一次课。当他回来时，他惊奇地发现教授没有按顺序开始讲授下一课，而是讲再下面一课。难道在他唯一的学生缺席时他真的面对着一个空荡荡的讲堂讲过课了吗？福克斯认为这完全可能。如今，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它们最初就是效仿德国大学的）正遭到猛烈的抨击。人们指责老师们教得不好，学生们学得不好。美国的工商企业因管理人员缺乏创造力而受到损害，那些管理人员所受到的教育不是独立进行思考而是背诵早已被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抛弃的过时思想。大学毕业生们既缺乏基本的技能也缺少一般的文化修养。关于高等教育的状况人们在进行研究，在发表报告，但由此而引起的变化要么主要是装饰性的，要么就是使糟糕的事态变得更糟。美国教育中一个很少受到质疑的方面就是讲课制度。教授们继续在讲课，学生们继续像13世纪时那样记那么多笔记，要知道13世纪时书籍十分稀少昂贵，几乎没有什么学生能够拥有它们。我们早就该放弃讲课制度，转向真正奏效的方法了。讲课的一大问题在于充满智慧地听课绝非易事。在教科书上阅读同样的材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学习方法，因为学生们可以根据需要慢慢地阅读，直到他们把内容弄清楚为止。甚至于只是集中注意力也很困难：人们能够以每分钟400到600个词的速度倾听，而精神最饱满的教授讲话的速度也难以达到这个速度的三分之一。讲述与理解之间的这一时间差会使人分心想别的事。许多学生认为长年累月地看电视已经缩短了他们注意力持续集中的时间，但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心听讲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更糟糕的是，听课是被动的学习，至少对于没有经验的听课者来说是这样。主动的学习，即学生们写文章或做实验，然后让一位老师评估他们的作业，对那些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学习的学生来说要更为有益得多。虽然主动听课的技能，如设法预期讲课人的下一个观点或者聪明地记笔记，的确可以提高讲课的价值，但是几乎没有学生在大学学习之初就具备这样的技能。更为通常的情况是，学生们试图把一切都记下来，甚至把录音机带到课堂上来，笨拙地试图录下每一个词。学生们需要对教授的话提出异议，需要别人重视他们的想法。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逐步获得进行明智的、有创造性的思维所需的分析技能。大多数学生学习的最佳途径是经常参加激烈的辩论，而不是记下一个教授对各种复杂问题所做的经常不尽如人意的总结。他们需要的是老师和学生共同积极参与的小型讨论课，而不是一个人表达其本人观点的课，无论这个人多么有学问。讲课制度最终也会伤害到教授们。它使反馈量减到最低点，致使讲课者既无法判断学生们对所讲材料的理解程度也无法从他们的问题或评论中受益。要求讲课人把模糊点讲清楚的问题和对于论据不足的论点提出质疑的评论对于做学问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们，再活跃的头脑也会变得迟钝。大学本科生也许还不能经常贡献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和评论，但如果只唱独角戏，教授便不能吸引初学者提出虽然幼稚但却能引发出一条有成果的思路的问题。如果讲课这样没有意义，那为什么还一直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呢？管理人员当然喜欢它们。比起讨论课来，他们能把多得多的学生塞进一个大课堂，而对许多管理人员来说，这几乎就是他们工作的结束了。但事实是教员们，甚至学生们，也同他们一起密谋使讲课制度继续存在、长盛不衰。讲课对每个人来说都比辩论更容易。教授们可以通过讲课假装在教，正像学生可以通过听课假装在学一样，而这一点谁都没察觉，包括参与者在内。而且，如果说讲课给一些学生提供了一个往座位上一靠、让教授指挥一切的机会，那么它们也给一些教授提供了一个炫耀卖弄的诱人舞台。在一个人人参与的教室里，学生们躲避的可能性少了，教授们炫耀自己多么聪明的机会也少了。讲课永远不会从大学的舞台上完全消失，这一方面是因为从经济上考虑它们似乎是必需的，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们来源于一个悠久的传统，而大学这个环境又理所当然地为了传统而尊重传统。但是，讲课却过于经常地出现在学生学习生涯中不恰当的阶段——即在最初的两年，而这时他们最需要的却是近距离的、甚至是一对一的教学。如果讲座课局限于在学业上更有主见，更能独立学习的三四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它们对学生的兴趣和热情的破坏会比现在的制度小得多。毕竟，学生必须先学会听然后才能在听中学。

TEXT5A 关于美国的基础知识：欧洲人眼里的美国迈克尔?多布斯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身在美国可能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在国外呆了7年以后—4年在法国，3年在波兰，我和妻子于一月份到达了美国。从杂乱的初步印象中，我们编了一套从A到Z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对那些从欧洲来到这里的人来说，美国会是这样陌生的一个国家。我应该一开始就说明我是英国人，但在佛罗里达出生的我的妻子莉萨却是如苹果馅饼一般地道的美国人。不过，在我们列出的清单中，A并不代表苹果馅饼。它代表的是：雄心（Ambition）。在旧大陆欧洲，人们受的教育是对自己的雄心藏而不露。在这儿，宣称你在追求老板的职位或者想在30岁以前赚上100万美元，并没有什么不合适。早餐(Breakfast)。美国人边吃早餐边做生意的习惯已经传到了欧洲，但我怀疑它是否会真正流行起来。在法国和英国，用早餐是一种天伦之乐。在这儿，它已成为权力游戏的一部分。信用卡(Credit cards)。没有它们，你真的没法出门。一个有趣而又多少有点令人沮丧的发现是信用不佳比没有信用要好：我申请威世信用卡时曾遭到拒绝，理由是我没有信用记录。梦想(Dreams)。美国梦仍然十分活跃。做美梦正是使美国社会运行的动力—从想成为汽车商的女侍者到想成为篮球明星的街头小孩。欧洲人也有梦想，但似乎并不那么相信。运动(Exercise)。几年前，我同一些法国记者来到华盛顿。在我们的大客车去宾馆的路上经过一个健身俱乐部时，一看到注重健康的美国人在曲背弯腰，舒展肢体，四处跳跃，法国游客们都欢呼起来。美国人对身体健康的着迷程度确实令欧洲人感到有趣—和迷惑不解。名字(First names)。在欧洲，称呼别人从用姓到用名，有个自然有序的发展过程。在这儿，第一次见面就直呼其名。这可能会给欧洲人造成混乱。如果对每个人都直呼其名，那又如何来区分熟人和朋友呢？新颖别致的小装臵(Gadgets)。这些小玩意儿可以使人上瘾。现在很难想象我们以前那么长时间没有自动制冰机和微波炉是怎么熬过来的。五金商店(Hardware stores)。如果由我负责安排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一些代表团的参观计划，我一定会让他们去参观一家五金商店。这些美国资本主义的殿堂显示出一系列的美国价值观，从自己动手干的开拓者精神到让大多数外国人瞠目结舌的对于舒适的热爱。保险(Insurance)。美国人买的保险单涉及到所有可能的危险，无论那危险有多么遥远。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拒绝为我们的汽车收音机买追加保险，为我们的抵押贷款买死亡保险，为我们的猫买意外保险。它给我们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垃圾食品(Junk food)。谁要想了解为什么美国人患癌症和心脏病的比例更高，只要看看他们吃的东西就行了。番茄酱(Ketchup)。我来到美国后才发现番茄酱可以和任何东西一起吃—从法式炸薯条到法式奶酪。排队等候的队伍(Lines)。美国人排队—从入境检查处的黄线开始—是世界上秩序最好的。英国人排队曾一度享誉全球，但近年来已开始变坏了。法国人排队从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意大利人排队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金钱(Money)。在欧洲，所有的人都喜欢钱，但是没有人炫耀它。除非这钱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几代，否则人们常常会认为它是不义之财。在美国，根本就没有人在乎这钱你是怎么弄到的。禁止吸烟(No smoking)。这一短语在美国已不再只是一个客气的请求，而是已变成了法律。没有人敢在饭店里请一个法国人掐灭他的高卢牌香烟。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除了美国，有哪个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让军官接管外交政策？奥利（见名字(First names)）在一些人看来是英雄，在另一些人看来是叛徒，他是让欧洲人敬畏、诧异的美国式鲁莽的一个例证。爱国者(Patriots)。当然，他们到处都有，但是美国的爱国者比欧洲的爱国者更加爱出风头，更具自我意识。在英国，人们认为政治家爱祖国是理所当然的。在这儿，人们却期望他们去证明这一点。安静(Quiet)。美国城市比欧洲城市要安静一些—这得归功于对车辆噪音的控制和最近出台的环境法。对于从小就认为美国是个喧闹的地方的人来说，这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宗教(Religion)。让传道士上电视的想法令欧洲人忧虑。看到他们真的上电视更让人惊恐。削价销售(Sales)。自从到了华盛顿以后，我们一直急急忙忙地赶去享受本周的一次性削价销售，结果却发现下周又会出现这种优惠。我们刚刚明白打折销售总是有借口的。电视(Television)。我很惊讶，成年人竟会在上午11点看电视比赛转播和情景喜剧——但这个白天或晚上都看电视的全国性习惯具有传染性。最近当一位教授说美国孩子电视看得太多时，我发现自己也在点头表示同意。接着我意识到我正是看着他在电视上说这番话的。溃疡(Ulcers)。见工作(Work)。签证(Visas)。美国人不需要签证就能去英国（或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要进入美国，我却不得不在一个文件上签名，保证我不会用武力推翻政府而且没有犯罪记录。不知道是否有许多恐怖分子和罪犯对这些问题也回答“是”。工作(Work)。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人们经常以为只要移居美国就能够发财致富。但美国是通过工作、工作、再工作才成为一个富有国家的。现在依然如此。X级电影(X-rated movies)。在欧洲我们也有这种电影，但在汽车旅馆房间的电视上不会放。雅皮士(Yuppies)。欧洲的雅皮士依旧是美国雅皮士原型的苍白影子。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这种人似乎更富野心，也更为普通。无限大的数目（Zillion）。还有哪个国家会发明一个比10亿还要无限大的数字呢？美国也许并不总是最好的，但它确实野心勃勃。TEXT5B 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观念加里?奥尔森在某一特定文化中长大的人们有着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和观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以完全同样的程度共有完全同样的价值观；但它确实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基本上同意彼此对是非善恶等的观点。他们对于人性，社会关系等的观点也基本相同。对美国人要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对“个人主义”有多么的虔诚。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人，要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们从未被教育要把自己视为一个组织严密、相互紧密依赖的家庭、宗教团体、部落或国家中的一员。你可以从美国人对待他们孩子的方式上看到这一点。连很小的孩子都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家长会问一个一岁的孩子想要什么颜色的气球，喜欢哪种甜点，或者想坐在哪儿。孩子的喜好一般都会得到照顾。通过这一过程，美国人渐渐地把自己视为有主见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的独立的人。确实，美国的育儿手册上都写道，父母的目标就是让孩子离开父母的家，自己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美国人如此认真地采纳了这条建议，以至于如果有人超出常规时间仍依赖于父母，就会被认为是“不成熟”，“被拴在了母亲的围裙带上”，或者就是没有能力过正常的独立生活。美国人被教育要将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人，而他们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当他们遇到的一个外国人在他们看来过于关注父母的意见，关注遵守传统，或者关注对别人尽责，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会感觉受到束缚，或者是软弱的，“依赖性过强”。于是，美国人认为理想的人是一个有个性、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人。他们误以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这种价值观和自我概念。在对独立行事、自己作决定的“个人”进行颂扬的程度上，美国人堪称独一无二。美国版的“理想的个人”更喜欢一种自由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政府或者任何别的外部力量或机构都不会强制规定个人该做什么。对美国人来说，个人自由的想法带有强烈的积极色彩。相反，来自许多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则认为某些被美国人标榜为“个人自由”的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他人的关心体贴。如果外国人了解美国人受这种观念的熏陶之深，即自由的、自力更生的人是理想的人，他就能理解美国人行为和思想的许多方面，否则便会困惑不解。以下是许多可以作为例证中的少数几个例子：美国人把那些最先、最长时间、最频繁或“最好”地做某件事从而“鹤立鸡群”的人视为英雄。这方面的例子是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和阿米莉娅?埃尔哈特。美国人敬佩克服逆境（如贫穷或某种残疾）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黑人教育家布克?T?华盛顿是一个例子；失明失聪的作家和演讲家海伦?凯勒是另一个例子。许多美国人对父母表现出来的尊敬程度通常不如那些更为传统的或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中的人。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是某种历史的或生物的偶然将他们交到了某对父母的手中，孩子们小的时候父母履行了他们的职责，既然孩子们已经到了“独立的年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纽带即使没有断裂也已经松弛了。22岁以上仍与父母住在一起的美国人付给父母膳宿费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年迈的父母同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同样也可能会这样做。付膳宿费是一种显示独立、自力更生、自我负责的方式。一些经常能从美国人那儿听到的、表明他们忠于个人主义的话语包括：“做你自己的事。”“我用自己的方式做了这件事。”“你得自己拿主意。”“自作自受。”“天助自助者。”“谋求自身的利益。”与重视个人主义密切相关的是美国人对隐私的重视。美国人认为人们“需要一些留给自己的时间”或“一些独处的时间”来考虑一些事情或者恢复他们耗尽的心理能量。美国人很难理解有人总是想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不喜欢独自一人。如果父母有条件，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卧室。有自己的卧室，甚至于婴儿也有自己的卧室，这就给人们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即他们有权利拥有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在那儿他们能够独处，而且—请注意—能保存他们的所有物。他们有自己的衣服、玩具、书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任何别人的。美国人认为人们有他们自己的也许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的“秘密的想法”。医生、律师、精神科医生还有其他专业人士都有关于“保守秘密”的规则，这些规则的目的在于防止把有关他们委托人私人情况的信息泄露给他人。美国人对于隐私的态度可能会让外国人难以理解。美国人的房子、院子、甚至他们的办公室表面上可能是敞开的、吸引人的，然而，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却有着其他人不应跨越的界限。一旦这些界限被跨越，美国人便会明显地板起面孔，他们的态度也会变得冷淡。TEXT6A 每 23 分钟琳达?韦尔特纳几个星期前我和丈夫去参加了一个葬礼。我们哀悼的那个男人并没有生病也永远不会变老了。他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沿着一条分隔行驶的公路驾车回家时在自己的汽车里丧生的。那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并不比别的夜晚更黑。对面开来的一辆车失去控制，冲过护栏，撞上另外两辆车，然后迎面撞到他的车上。据报纸报道，那个刚参加完一个婚礼开车回家的司机似乎困惑不解。“我只喝了两瓶啤酒和一杯鸡尾酒，”据报道她这么说。一场婚礼。接着是一个葬礼。我真希望她当时能够在那儿看到所有因为她的行为而永远改变了的那些人，死者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的亲戚以及许许多多的朋友，他们都默默地痛苦地坐在那儿，听着那些无法触及到他们深层悲痛的话语。据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报告，在美国这样的死亡事故每23分钟就要发生一起，想起来真不可思议。某人喝酒。某人开车。某人死了。其他人的生活被永远地改变了，虽然有时候这种改变也许是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所看不见的。碰巧在葬礼的前一天，我在购物时偶然遇到一位老熟人。他议论起我的一副拐杖。我便问他可曾摔断过腿。“啊，我这条大腿里就有一根长支架，”他说，“我刚从越南回来两个星期就出了一次车祸。”“这可真具有讽刺意味。安然无恙地离开了战场，回来却受了伤，”我取笑他说。“算你幸运，情况没有更糟。”“哎，我妻子在车祸中死了，司机的妻子也死了，”他有些不自在地说。“我们是被一个醉鬼撞的。”我认识这个人已经有好几年了，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他生活中有整整一页他过去从未提到过。我问了一下才知道他在医院里住了七个星期，整个期间他都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话说到这儿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因为有些问题你是没法在一次随意的交谈中向一个人提出的——诸如，“你是怎么经受住这一打击的？”或者“你想要报复时做了些什么？”我要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好了。我真希望我能把这些答案告诉那个跟随在丈夫灵柩后面从教堂出来时因悲痛欲绝而几乎无法行走的女人。每23分钟，是谁死了呢？一个再也不能安抚需要她的孩子的母亲。一个永远不会知道她的朋友们有多么离不开她的女人。一个原本能对他的社区作出重要贡献的男人。一个没有她，丈夫就看不到未来的妻子。每23分钟，是谁死了呢？一个并非出于自愿而抛下年迈父母的儿子。一个永远不能对子女的成就进行表彰的父亲。一个永远不能收回气话的女儿。一个永远当不上姐姐的女傧相的妹妹。每23分钟，是谁死了呢？一个再也无法抱一下新生侄女的叔叔。一个再也不能给别人以鼓励的朋友。一个将永远不会盟誓成婚的新娘。一个其家庭将会支离破碎的姨母。每23分钟，是谁死了呢？一个将永远无法实现其先前的诺言的孩子。一个撇下子女使他们无人引导、无依无靠的叔叔。一个其丈夫现在必须独自度过暮年的老奶奶。一个从来没有机会吐露衷情的恋人。每23分钟。一片空白展开。有人望着桌子对面的一把空椅子；爬上一张空荡荡的床，感受到没有声息、没有抚摸、没有爱恋的痛苦。过去有过亲昵和接触的地方，现在只有空缺和绝望。每23分钟。一颗心破碎了。某人的痛苦冲破其躯体的束缚，化作眼泪流出，随着哭声迸发，反抗着一切抚慰其绝望心情的努力。睡眠无法使其逃脱醒来时的噩梦。清晨带来的只是无法挽回的损失。每23分钟。一个梦想结束。当期望化为乌有时，某个人的未来变得渺茫，成为空白。电话不会再响，汽车不会再停在房前。在一个所有的诺言都被暴力打破的世界里，明日之重变得让人无法承受。每23分钟。有人想跑。有人想躲藏。有人愤恨不已。有人想死。而我们却允许这一切在继续。每23分钟。TEXT6B 急需饮酒许可证迈克?布雷克

去年夏天我们埋葬了我的堂兄。他因酒精中毒的作用而吊死在壁橱的一个衣帽架上，当时32岁，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中第四个因为这种致命的疾病而英年早逝的人。如果美国发放饮酒许可证，这四个男人—包括我那因肝功能衰竭而54岁去世的父亲—也许今天还活着。酗酒是美国的一大公众健康问题。它每年造成19 000多起汽车死亡事故；三分之一以上由溺水和火灾造成的死亡都起因于它。酗酒是离婚的一个核心因素。它能引发对子女和配偶的虐待、自杀、谋杀、人身侵犯和其他罪行。它能摧毁肝脏、肾脏、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引起死亡。从更长的监禁时间到工伤和丧失的生产力，它造成的总损失无法计算，但保守的估计为每年高达900亿美元。当我们想方设法减少保健开支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酗酒是住院的一大促成因素。我在一家化学品依赖症治疗中心担任了两年顾问，每天都遇到这些“统计资料”。我记得那个因吸烟时昏厥被严重烧伤而失去双腿的聪明的年轻男子；那个拥有硕士学位因失去执照而沦为妓女的护士；还有那个因肝功能衰竭而奄奄一息，只能再活几个星期的开朗的祖母。他们的家人为他们牵肠挂肚但却无能为力。我已经在自己的家庭中看到了这种无助。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青少年和成人喝酒。在这些人中，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二的人会成为酗酒者或积重难返的酒徒。为了解决这一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正在采取许多措施，例如，法官越来越多地判决酒后驾车者和其他同酒精有关的违法者接受治疗计划，参加嗜酒者互诫会。我认为，一个全国性的发放许可证的制度，加上适度的惩罚，会更有用。驾车者由每个州发放执照。钓鱼和打猎有许可证—打猎者经常被要求参加枪支安全课，然后才能得到他们的许可证。如果你违反了公认的准则，州里就会暂停你驾驶、打猎或钓鱼的权利，如果你违反暂停令，则处以刑事处罚。虽然饮酒许可证看上去也许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严厉的措施是需要的。饮酒许可证的发放将承认医学界日益增强的共识：约十分之一的饮酒者具有贪杯的遗传倾向。危险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未来的酗酒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体内的定时炸弹。他们并不想成为酒鬼，但是一旦患上这种疾病他们就可能对他人和自己造成巨大的伤害。因为一些潜在的酗酒者不愿费劲去申请饮酒许可证，许可证的发放便能起到一种过滤器的作用—事先预防一小部分的苦难。那些确实想获得许可证的人所遵循的步骤类似于已有的申请驾驶执照的过程。申请人会被要求学习一本包含关于酒精和法律的基本知识的小册子，很像我们在高中时都背诵过的司机手册。几杯酒能把一个150磅的男子灌醉？酒后驾车的惩罚是什么？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中有没有人接受过酗酒或化学品依赖症的治疗？如果有的话，你就需要知道你嗜酒成瘾的危险性更大。下一步将是通过一次笔试。只有持有许可证的人才能购买白酒、葡萄酒和啤酒。如果一家酒店或酒吧被发现向一个无许可证的饮酒者出售酒，它就会失去营业执照。我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不存在酗酒问题的人，只需在柜台、酒吧或饭店出示一下许可证即可—就像每天带着驾驶执照开车上下班一样。在百分之十有问题的人中，大多数会在某个时刻因同酒精有关的违法行为而被捕。一旦被定罪，他们就会失去许可证。从那以后，企图购买或拥有酒或被发现血中含有可测出的酒精成分，就会使他们遭到刑事指控，其处罚同对酒后驾车的惩罚不相上下。没有许可证的饮酒者如果喝醉了可以被送交治疗中心和嗜酒者互诫会。艾滋病之类的危险性传染病对大众的健康构成了威胁，所以医生被要求上报这些病例。他们也应该被要求上报涉及酒精中毒的医疗诊断。如果一个病人被化学品依赖症治疗中心收治，他的饮酒许可证就会被暂时吊销。内科医生将告发那些被吊销了许可证后又显示出酗酒迹象的人，就如同社会机构告发在假释期间犯法的人一样。目的是为了治疗。如果违法者拒绝接受治疗，他们将无法重新获得许可证。文明社会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准则是当公众的健康受到威胁时，隐私权必须被放弃。美国人很少死于瘟疫，因为我们已经确定了它的来源。传染病菌携带者被隔离，并获得富于同情心的、能挽救生命的治疗。同样的标准也应适用于酗酒上，这种疾病是这个国家可避免死亡的第三大起因。一千八百万酗酒者使他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所承受的代价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国会和各个州应相互配合，规定全国饮酒许可证制度，鼓励对那些深受其害的人进行治疗并对违法者予以严惩。这并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