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诗歌的研究论文_徐志摩诗歌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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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寅诗歌的俗化倾向
《中国俗文学史》中对俗文学所下的定义是：“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虽然俗文学在诞生的初期总是不为正统文人所重视、认可，但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的俗化和雅化总是交替往复地发生着，许多正统文学原本就是“俗文学”经过改造、升格而来。诗歌作为“雅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奉行的经典《诗经》中收录的大部分便是各地民歌。小说、戏曲也是如此，它们萌芽于民间，由“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逐渐发展为文人的个人创作，都可以看作是俗文学经历的“雅化”过程。然而明代中叶，以唐寅为代表的吴中派诗人，其诗歌却显示出了“俗化”的倾向。这种变化的产生应当被关注。唐寅出生并活跃于弘治、正德年间，恰处于台阁体衰落、复古派兴起的时代，然而他则以俚俗戏谑，甚至狂浪的诗风在诗坛独树一帜。郑振铎将唐寅及其代表的吴中派诗人称为“沙漠中的绿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唐寅诗歌，从诗歌的章法排布，所选取的意象，所表达的情感方面，都显露出了一种与传统诗歌审美取向不同的俗化倾向。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学者认识到，罗宗强先生就将唐寅归纳为一个“徘徊于入仕与世俗之间”的文人，认为他“诗文的语言，亦明显地带着世俗化的痕迹”，也有不少关于唐寅的文学研究，提及了唐寅诗歌“尚俗”的特质。然而其“俗”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表现，这样的俗化特质的产生原因又为何，学界还没有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本篇即着力于此，意图挖掘唐寅所处的时代环境、其个人经历和生活理念与其诗歌俗化的关联。
一、世俗化的生活与意象
文人诗歌风貌的形成必然会与文人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唐寅作为吴中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歌中也大量出现了苏州地区民风民俗的描写，而此地民风中体现的对繁华的追求，是其他区域所不能比拟的。唐寅有《姑苏杂咏》四首，就记录了明代苏州的盛况 ：“银烛金钗楼上下，燕樯蜀柁水西东。万方珍货街充集，四牡皇华日会同。”“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贫逢节令皆沽酒，富买时鲜不论钱。”这些诗歌中特别突出地描写了姑苏的富饶，商业的兴盛，这是当时江南的世俗生活，也是唐寅热衷于用诗歌记录的真实场景。这种世俗的描写不是山水田园画，而是鲜活的民风人情画。而唐寅曾说“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繁华自古说金阊，略说繁华话便长。”可见这些世俗描写背后所表达出的情感，也是沉迷、自豪于这种奢靡繁华的生活。唐寅诗中的意象，都是世俗生活中所常见的“洞庭秋色”“画楼绮阁”。歌妓们“唤客不问钱有无”，但令人联想起的却是歌楼林立，歌女当街招客，极尽奢靡的商业场景，之后的“娇痴索赠相逢行”，也更像是一种商业行为。这种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描写，正是唐寅置身市井，赞美市井生活的表现，是对个体享乐的充分肯定。
二、商业化的渗透和金钱观
吴中商业的繁盛，催生了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书画买卖便是其中之一。如商贾云集的阊门 内外，“除了各种商业的行会公所外，阊门内专诸巷有专门的艺术品市场⋯⋯如詹景凤记其乡人叶氏购得《葛仙翁移居图》一卷，专程‘持入吴装潢’。可证苏州装裱，精于别处。苏州并以多出装潢之名手而闻名全国。装裱之精良，也可看做是苏州书画业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明证”。这样的市场，无疑也为当时当地的士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出路，这种出路也被士人们广泛接受了：“吴中有许多有名的书画家，他们的作品为当时许多达官巨商所喜爱。他们有的通过关系，直接从书画家那里购买，有的通过商业流通渠道购买。吴中附近的徽商，就是重要的买主。”唐寅也是书画产业中的一分子。科举失败后，出卖字画成为了唐寅生活的经济来源，他又出身于商人家庭，对这种行为的接受度就会更高，而大量的记载也表明了他确与商人来往密切，更将自己的书画作品看成商品出售。
唐寅本身的诗歌创作，就已经是充满着金钱、物欲的世俗生活的一部分，而唐寅诗歌中，也常常出现有关“钱”的意象。唐寅好酒，写下过许多诗歌咏酒，但“酒”也往往伴随着“酒钱”意象的出现。如《桃花庵歌》中“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咏渔家乐》中“世泰时丰刍米贱，买酒颇有青铜钱”，有钱时将钱买酒，钱不够时则“典衣不惜重酩酊《进酒歌》，竟把衣服当了买酒。乃至无钱时“赊酒”来喝，如“花月世间成二美，傍花赏月酒须赊”《花月诗》其四，“酒阑花谢黄金尽，花不留人酒不赊”《花酒》。直至连赊也不能赊时，诗人便只能无奈了 ：“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无酒钱？”《言怀之二》虽然盛名远扬，谁料腰间缺少酒钱呢，这种淡淡的自嘲中也透露出了对金钱缺乏的哀怨。“酒钱”意象如此频繁的出现，有钱时的得意与欢愉，无钱时的自嘲与郁闷，都为传统文人豪客饮酒赋诗的情境蒙上了一层商业化的色彩。
三、口语化和民歌化的诗歌创作 明人顾元庆云 ：“解元唐子畏，晚年作诗，专用俚语，而意愈新。”唐寅诗歌不讲求章法,不追求字斟句酌，恰恰符合俗文学“粗鄙，未经雕琢”的特质，而这“未经雕琢”突出地表现在唐寅诗歌中口语的运用上。如他所作《七十词》：人年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 ；中间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止有二十五年在世，受 尽多少奔波烦恼。这首古诗语言浅白，与口语几乎无异，仿佛只是友人间随口谈心时的话语，毫无雕琢之感。又如《醉时歌》中“⋯⋯它来谋你你谋我，冤冤报报不曾差⋯⋯不是冤家头不聚，铁枷自有爱人担。几番死兮几番活，大梦无凭闲聒聒⋯⋯拼却这条穷性命，刀山剑岭须经历⋯⋯”不仅文辞口语化，其中更有不少俗语，可能就是当时民间所流行，被唐寅直接化用至诗中，显现出一种活泼泼的风貌和气息。
唐寅诗歌语言俗化的另一表现，则是其诗歌向民歌的靠拢。吴地自古有民歌传唱，而明代以 来一些新的“时尚小令”，更是“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颂，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论唐寅诗歌的俗化倾向何来，真可骇叹”。唐寅创作的诗歌中，有18首直接以“歌”为题的七言古诗，其中颇多如“我媿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把酒对月歌》,“死见阎公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默坐自省歌》，这样俚俗的诗句，绝非主张“真诗在民间”的李梦阳等人所作拟古乐府民歌，而是更加贴近民间生活、更为世俗化的作品。而民歌般的语言如“百忍歌，百忍歌，人生不忍将奈何？”《百忍歌》，“浅浅水，长长流，来无尽，去无休。”《世情歌》，这种叠词叠字的运用，与之后的民歌语言也十分相近。另一些诗作中所表现出的男女恋爱场景及情态，更是与民歌的主题十分类似。
四、结语
对理学的反击、对佛道思想的接纳也应是唐寅诗歌俗化的内在理蕴。唐寅所生活的时期，台 阁体仍旧弥漫于文坛间，台阁体诗人们以应制颂圣、粉饰太平为能事，诗歌内容平庸空洞，又继承了江西派的理学传统，讲求诗文“明道”、“宗经”。出于对理学的不屑与抵触，唐寅行事不拘礼法，诗歌题材也往往注重个人欲念的表达，他在《默坐自省歌》中，更是直接对理学家要求的克制人欲观点进行了抨击，他说 ：“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灭天理。”袁宏道评价此诗曰 ：“说尽假道学！”这种对“人欲”的肯定，与晚明时期的王学左派思潮一脉相通。而佛道思想更是让他主张及时行乐，而其诗歌不讲求章法，自由表达情感，甚至大量使用口语化言辞的特点，也对袁宏道所代表的性灵派所谓“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主张有所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唐寅诗歌中也有诸如渴望建功立业、关注民生疾苦等传统诗歌题材的书写，但这并不能抹杀唐寅诗歌俗化的突出特质。其实唐寅既会在诗中对科举念念不忘，说“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又时时感慨“功名回首信浮云”《题自画桑维翰铁研卷》，这本身就 体现出了他在世俗与正统之间游走。当然唐寅毕竟接受过传统儒家文化教育，而诗歌作为延续数百年的正统文学，不可能朝夕之间就发生完全的俗化。唐寅诗歌的俗化是一种倾向，也是一个过程，所反映的是此间此际向世俗化发展的市民生活。但唐寅诗歌俗化程度之深，在当时的文人群体中堪称典型，这也是诗歌随着作者的际遇和心理变化所展现的特殊风貌。可以说，这种风貌特征属于唐寅，也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论唐寅诗歌的现实主义
唐寅是明中叶“吴中四才子”之一，然而，学术界对于其诗却关注甚少。并普遍认为，唐寅诗歌题材范围较小，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只沉醉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不问世事。可是，当我们抛开已有的偏见，就会重新发现唐寅诗歌的价值，最为重要的就是唐寅诗歌充满
一、唐寅诗歌是苏州的民俗风情画
苏州地处江南腹地。唐寅在很多诗歌中写到了苏州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景象，如《江南四季歌》中，开篇就写到“江南人住神仙地”接着，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迎春时：“千门挂彩六街红，凤笙鼍鼓喧春风。”中秋节前后，不但有“桂花千树天香浮”而且“橘绿橙黄洞庭有。”在唐寅的笔下，苏州犹如“神仙地”。苏州重新焕发了往日的活力，并且以宜人的气候，便于游山玩水的交通，被誉为“天堂”。苏州人注重精神生活的享受，在唐寅诗中也可以看到 “繁华自古说金阊，略说繁华话便长⋯⋯北去虎丘南马涧，笙歌日日载舟航。”（《姑苏杂咏》其四）是说苏州不但是历史文化名城，到处都是令人驻足游赏的好地方。另一首诗描绘了 这样的画面：“银珠金钗楼上下，燕樯蜀舵水西东。万方珍货街充集，四牡皇华日会同。”（《姑苏杂咏》其一）楼上楼下是打扮得妩媚动人的歌女，水面上停靠着来自各地的货船，苏州的繁华，交通的便利，以及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都可见一斑。
二、唐寅诗歌是市民阶层的肖像画
苏州人物质富足，人们以奢华为美，诗人们歌唱“千门挂彩六街红”（唐寅《江南四季歌》）赞美“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唐寅《阊门即事》）的繁华景象，甚至高歌纵情享乐“银筝皓齿声断续，翠纱汗衫红映肉”（唐寅《江南四季歌》），从唐寅的诗中可以看出世人的价值观，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态度发生了转变，再如这首《言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首诗虽然是唐寅人生志趣的自白，可也说明在当时，出现了以卖画维持生计的情况，类似今天的自由职业者，文人经常为谋生而写作或绘画，为商人和各色市民写作墓志铭、寿序、传记等，据俞弁《山樵暇记》卷九载：“（正德年间），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二十两，甚至四五十两。”人们对于这种新兴职业的接受也说明了商品经济已经在市民阶层萌芽，人们的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三、唐寅诗歌是士人苦闷心灵的呐喊
唐寅诗歌中有大量的作品表达怀才不遇的心情，早年的唐寅是意气风发的，他幻想立功边塞，青史留名。如《陇头》、《侠客》等，这些诗歌充满豪情，刻画出一个为国家安危不惜性命的侠客形象。然而现实并不是唐寅所想象的，他的壮志无法实现，才华无处施展。在《过闽宁 信宿旅邸人悬画菊愀然有感因题》中，他以象征手法，借菊花的孤芳自赏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无奈：“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篱曲径中。仅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全诗以菊花自况，菊的气质与命运和作者融为一体，虚实相衬，旨趣尽出。集中表现其壮志难酬的，莫过于《又漫兴十首》： “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内园歌舞黄金尽，南国飘零白发长。髀里肉生悲老大，斗间星暗误文章。不才剩得腰堪把，病对绯桃检药方。”（其一）这几首诗堪称悲壮！诗人回想年轻时的自己，满腔热忱，为实现理想努力奋发，但是，到头来，只有“病酒身”和 “满镜愁”。不但形容枯槁，而且生活困顿，甚至食不果腹，《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叔和》中有细致的描写：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其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唐寅的生活状态与心态无疑是具有典型性的。唐寅诗歌真实描写了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生活理念以及知识分子壮志难酬的困境，因而极具现实意义。了现实主义的光芒。
相似的执著 别样的歌吟 ———郑燮与唐寅生命意识之比较
慈父早逝、幼子夭亡、屡试不第是郑燮的不幸;贫困落魄、科场蹭蹬、为世所弃是唐寅的悲剧。重视精神意趣的找寻并磨练于其中进而坚韧是郑燮的人生;执著物欲的享受并挣扎于其中进而沉沦是唐寅的宿命。同样的执著, 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虽同是为世非议的风流狂士, 郑燮与唐寅相比, 更注重精神上的丰盈和充实, 更倾向于精神归宿的找寻和安顿。面对生活的磨砺和仕途的险患, 郑燮凭借对亲情的体味和对艺术的追求, 于世俗社会中为孤寂不平的心绪找到了合理的渲泻渠道, 进而以此为支撑,在直面人生的种种失意时洒然以对。而没有像唐寅那样将自我交付于酒色, 在物欲的疯狂追逐中填补自我寥落失意的灵魂。“千磨万击还坚韧, 任尔东西南北风”是郑燮处世原则的自我表白;“半醉半醒日复日, 花开花落年复年”是唐寅对生活态度的最终选择。执著于精神的滋润与培养是郑燮达观对待生活的法宝;注重世俗社会的给予和享受则是唐寅生活痛苦的根源。
一、穷且益坚, 不苟与俗
“秋风昨夜渡潇湘, 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 挺然相斗一千场”。不畏秋风, 傲然挺立的秀竹是郑燮人格精神和审美理想的最高典范。板桥一生对兰竹石情有独钟, 其题画诗更是以此为最。“四时不谢之兰, 百节常青之竹, 万古不移之石”, 是其对兰竹石精神的总体评价。在此, 兰竹石作为一个独立的意象, 成为作者展示其孤高人格和素洁精神的物质载体。既生动传达出其对自我人品情操的自信和期待, 同时也记载着作者感受生命、自强不息的生命运动轨迹。
二、仕途坎坷, 艺术归隐
郑燮虽身处号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 但其学术文化氛围并不轻松。清朝统治者为巩固和加强对汉族文人的控制, 一方面利用开科取士等手段对他们进行羁糜笼络, 另一方面又制造所谓的“文字狱”疯狂地抹杀他们的民族意识。郑燮作为当时深受压制的文人之一, , 虽有满腹的委屈和不平却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国破家亡鬓总蟠, 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 墨点无多泪点多”。亡国之痛、压制之苦渗透在诗中的字字句句。这种有志不得抒、有怨不得诉的压抑和苦闷, 致使罢官后的郑燮将自己全部的精力转移到了书画的创作中, 借此发泄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气。历经宦海的浮沉、世事的熬煎, 罢官后的郑燮无论是在生活真谛的感悟上, 还是在审美意象的选择上,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乱竹、苦竹, 丑石、怪石成为他笔下频繁出现的意象形式。
郑燮是聪明的, 他始终没有过多地注意世俗社会的荣辱与评价。无论是早期生活的恶劣, 还是后来仕途的坎坷, 他都没有因外部世界的变动而导致自我内心世界的颠覆。对他来讲, 世俗世界只是个人生活的表现场所而已, 把握自己的命运, 为自我精神的支撑找一个合适的支点才是生活的关键。“难得糊涂, 聪明中带一点糊涂方为处世守身之道。若一味聪明, 便生荆棘, 必招怨尤„„”由此而见, 郑燮有着明确的处世宗旨, 始终保持着对世俗社会的全方位鸟瞰和人生航向的准确定位, 现象世界的变动不居并不能改变其对人生本质的把握。这是郑燮达观地对待社会并得以善终的终极原因。而唐寅却终其一生没有领悟到这一点。
三、相似遭遇, 异样抉择
唐寅与郑燮有着太多的相似。《唐伯虎全集· 序》中记载:“唐寅才情豪荡不羁, 家贫, 不问产业。”由此可知, 风流跌宕的唐寅和郑燮一样也曾有过对拮据生活的刻骨体验。“惯战弓刀捷, 酬知性命轻” , 和郑燮相同, 立功沙场、报效帝王也是唐寅曾经有过的出仕梦想。“江阴徐经者, 通贿考官故尚书程公敏政家人, 得其节目, 以示伯虎, 且请代草文字。事露, 逮锦衣卫狱”。与郑燮一样不幸, 科场的蹭蹬与仕途的挫折也是唐寅摆脱不掉的宿命。“葬香对坐浑无事, 自与诗书结静缘”, 钟情诗画,忘却世情, 借助书画寄托余生, 也是唐寅曾有过的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设计。
但两人的命运毕竟不同。一样的经济窘迫、生活困寒, 唐寅面对的却是“有妒妇, 斥去之”的家庭生活的不幸。同是书画大家, 唐寅却始终做不到于艺术创作中实现对世俗痛苦的超越, 其书画创作至多只是其闲暇之余的一点消遣而已。一样的仕途挫折, 但科场舞弊案的危害对唐寅来说似乎更具有毁灭性。他的全部建功的理想和济世的渴望, 都随着这场子虚乌有的冤案彻底灰飞烟灭, 命运无情地对其进行了终极宣判。对于科场的失败, 他也曾试图像郑燮那样潇洒以对, “醉来举盏酪明月, 富贵与我如烟云”, 富贵如烟云, 享乐醉酒才是实在, 表面上的他似乎是对世俗的祸福无常十分了悟的。但细细体味便不难发现, 其潇洒外表下所掩藏的却是一颗利用“酸葡萄”心理进行自我安慰的心灵。“迷途无枉驾, 款款何从将”, 对未来生命之路的迷茫和对命运的难以把握, 使他感到生活的无助。这种面对生活却无所适从的心理才是此阶段唐寅内心世界的真实状态。
唐寅是不幸的, 他终其一生未能忘却世俗, 自我世界中物欲的沉醉正是其对现实社会不肯忘情的明证。从客观上讲, 命运似乎对待唐寅更加残酷。毕竟有机会出仕和一直未能出仕是郑燮与唐寅命运的最大区别, 也是郑燮最为幸运之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承认。但是面对生活的打击, 个体心胸的狭窄和过弱的心理承受力, 也应当是唐寅人生悲剧之不可回避的原因。郑燮是理智的, 对于人生的种种刁难, 其通过对亲情、艺术的充分发掘寻觅到了自己的精神乐园, 并徜徉于其中得以重生;而唐寅却是感性的, 他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面对命运的嘲弄, 将自我交付于酒色并以此腐蚀自我是其最终的抉择。郑燮是糊涂中的清醒, 他看透了世俗的本质, 巧妙保护着自己, 从而得以善终;唐寅是清醒中的糊涂, 他努力地想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企图与污浊的世俗达成和解, 却始终不被社会接受。他未能领悟人生的本质, 最后也只能是“坎坷沦落以死”, 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些风流韵事和对其不幸遭遇的深深感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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