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践_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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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5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被称作大革命。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掌握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但无论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还是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中国共产党都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 军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尽管对军事和军队问题的认识不够充分，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开始了早期的军事实践活动，这些军事实践活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作了必要的准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帮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
帮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实践活动的开端。在黄埔军校的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黄埔军校，全称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该校因建在广州黄埔港附近的长洲岛上而得名。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创建黄埔军校的目的很明确，在黄埔军校的开学演说中孙中山就说，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为根本创建新的革命军队，以挽救中国的危亡。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与孙中山秘密会谈，提出创办黄埔军校的建议，孙中山深表赞同。随后，孙中山派出由蒋介石、张太雷等组成“孙逸仙先生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政治、军事。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形成后，加快了建校的进程。
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我军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政治委员制、政治部制度也是从这几种制度发展而来的。当时国民党人搞政治教育没有经验，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工作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基本上是共产党人担任的，比如周恩来、熊雄等。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等曾任政治教官。到1926年，在黄埔军校工作的共产党员最多时达160余人。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他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不仅很快完善了校内的政治部门，设组织、宣传、事务三科，还将孙中山倡导的党代表、政治部和特别党部制度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付诸实施，这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军校乃至中国军队以后政治工作的基础。
在周恩来、熊雄等人主持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革命的政治课程被放在了重要位置，课程除了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还有苏俄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等，政治教材大部分由中国共产党人来编写。在政治部的协调下，我党当时工农运动的领袖人物，比如彭湃、邓中夏、刘少奇等经常到校作报告。毛泽东当时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好几次被请到黄埔军校讲农民运动。1926年3月，黄埔军校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0月，武汉分校成立，共产党人恽代英是武汉军校三人常务委员之一，实际主持工作。所以当时社会上，对黄埔军校普遍有“国民党的军校，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之说。
二、与国民党合作创建新制度军队
中国共产党协助国民革命军在军队中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并承担了主要的政治工作。这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实践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1924年11月，广州市内发生商团武装叛乱。商团是受英国和香港势力操纵的武装组织，它不服从于孙中山，在孙中山北上韶关的时候发生了叛乱。当时孙中山要求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生作为骨干，招募士兵建立一支真正的能够忠于革命理想的军队，蒋介石任用黄埔第一期学生担当军官建立两个教导团，这两个黄埔教导团成为后来庞大的国民党中央军的源头。通过两次东征，教导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任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鲁易任第三师党代表，将先云等七位共产党员分任七个团的党代表。到1926年初，第一军中仅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就有250人，连同未公开的达1500多人，绝大部分在各级做政治工作。
此外，在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各军中，除第五军外，其他各军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或副党代表。正好周恩来所说，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几乎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的。
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不仅对于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保证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于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我军建设中，党代表、政治委员的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设置，党的组织建设，以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的原则，就是对这个时期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曾说：“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
三、培养党的军事干部
培养党的军事干部，是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的军事活动。当时，我党除选派党员和先进分子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等学习军事外，黄埔军校成立后，还很重视利用国共合作创办军校的形式培养军事人才。
1924年年初，招生的决定刚一通过，中共中央就发出了62号通知，要求各地的党组织选派革命青年来参加军校。这就说明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前，当时的共产党人就认识到要争夺这个阵地。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秘密派送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第一期招生470个学生，后来合并了湘军讲武堂160多个人，最后拥有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历的学生有600多人，根据周恩来后来的回忆：“当时黄埔军校有600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2]我党利用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有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后来党创建红军的一大部分领导骨干，如徐向前、刘志丹、陈赓、许继慎、左权、黄公略、周逸群等，都曾就学于黄埔军校。
党还在黄埔学员中建立了秘密组织，影响了一大批进步学员。比如建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火星社等组织，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以黄埔军校为中心联合了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军官学校、军用飞机学校中已经毕业和尚待毕业的青年军人，会员多达2000多人，影响很大。
除黄埔军校外，我党在1927年在西安还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有第二黄埔或西北黄埔之称。这个学校完全由我党领导，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另外在杨虎城的部队中，也由我党党员协助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同黄埔军校一样，这些学校同样为党、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后来他们分别成为陕西1927年、1928年部分地区起义的骨干力量。
在大革命时期，我党通过各种途径培养的大批军事政治干部，为下一步独立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创造了人才基础。
四、创建和影响了一部分部队
在选派人员到军校培养的同时，我党还着手创建由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就在蒋介石建立黄埔教导团之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步伐。这支部队是由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提议并亲自筹组的，名字叫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4年10月，周恩来从平定商团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便向广东区委提议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他的意见被采纳了。此后周恩来亲自找到孙中山提出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得到了孙中山的许可。铁甲车队主要的装备是一辆铁甲车，它实际上是一列火车，由一个车头和五节车厢组成。车的外面包上了厚厚的铁甲，武器不易击穿。车上还装备了重机关枪、手提机关枪、驳壳枪、铁甲车等武器。铁甲车队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大元帅府安全和铁路安全，经费由共产党自筹。1924年12月份周恩来建立了铁甲车队，拥有士兵130多人，队长、副队长和军事教官是由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调来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由从外面调来的两个政工干部廖乾吾、曹汝谦担任。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一支军队。
这支部队也是叶挺独立团的前身。一年后，我党在得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后，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又从黄埔军校的二、三期学员中抽调了几十名毕业生作为骨干，在第四军中成立34团，次年改称独立团，约两千余人，由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叶挺担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该团在北伐中是先锋部队，打出了名声。这个独立团确实是独立的，番号是李济深第四军的一个番号，但是人员的调配和组织的安排，甚至部份的经费都是中共广东区委自行解决，所以这支部队完全是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武装。
独立团占领武昌之后，我党趁国民革命军扩编的机会，将该团扩编为三个部分：独立团的大部分编为第4军第25师第73团，周士第任团长；叶挺带领一部分骨干，组建了11军第24师；以独立团部分战士为基础，新建了75团。此后，党又派73团参谋长卢德铭出任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这支部队也置于我党掌握之中。这些部队正是后来参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
我党不仅在协助国民党创建新制度军队的过程中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而且还给编入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以民主的政治影响。比如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20军、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育团、武汉军政学校、冯玉祥国民军的张兆丰师、史可轩师等，叶剑英在我党的影响下毅然加入共产党，在他的努力下，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基本为我党掌握。大革命失败后，这些部队分别参加了三大起义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成为我党创建和发展红军的基础。
朱德曾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3]
五、广泛动员民众，建立工农自卫军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通过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两种方式相配合来进行。军事运动是国民党工作重心，民众运动是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国民革命中，我党主要是动员和组织民众，支援革命战争。这是国民革命国共合作的重大体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组织开展了中国近代史上广泛的最有组织的民众运动。
民众运动，首先在广东深入开展，广州工人组织了工团军。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后为全国各地培养了800名能文能武的农民运动骨干。北伐战争前后，工农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在城市，武汉、九江的工人收回了英租界，上海80万工人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在农村，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到1927年春，全国工人加入工会的达280万人，农民协会会员则发展到近1000万人。
处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民众运动，必然与军事运动相结合。工会和农民协会纷纷组成自己的武装。到1927年春，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超过2000人，广东全省的工农自卫军约1万人；湖南工农自卫军发展到3000支枪；湖北工农自卫军发展到2000支枪；湖南平江、浏阳两县的工农义勇队也拥有相当于正规军1个团的实力。
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建立工农武装的实践，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也对党后来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有深远的影响。红军的一部分就源自这一时期建立的工农民众武装。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地区如两湖、江西、广东等地区，后来成为武装起义保留下的部队转移到农村的主要落脚点。
大革命时期我党的军事实践活动在客观上为党创建自己的军队作了准备，对于后来的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说："中国的大革命，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116页。
[3]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的讲话》，引自《朱德选集》，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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