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大国博弈【教案】_全球气候变化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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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大国博弈
吕艳君
气候变化问题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关注的热点，从联合国到各式非政府组织，从多边舞台双边关系，从政府到企业、普通个人，无不津津乐道，尤其是2009年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将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场全球瞩目的关乎地球、人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前途命运的大会中，充分暴露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与此同时也将中国置于这场争议的风口浪尖中。本教学专题就是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国际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和中国在气候谈判问题上的机遇挑战三个问题进行分析，以使同学清晰了解国际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对策，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认识到低碳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认识大学生在低碳生活中的角色作用。
一、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
教学安排：首先看视频：美国气候灾难片《后天》，对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后果有一个感性认识；
其次看视频：央视新闻调查《面对气候变化》，对气候变化对中
国产生的影响有一个现实感受。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离差值两者中的一个或两 者同时随时间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尤其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向大气排放了过量的二氧化 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过高，从而在全球平均气温基础上产生了以增温为主要特征的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现象。全球变暖指的是在一段时间中，地球的大气和海洋温度上升的现象。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总的看为上升趋势。进入八十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1981～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根据IPCC的气候模型预测，到2100年为止，全球气温估计将上升大约1.4-5.8℃。
将更多的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所造成的危害，谁也无法确切地说明将来会有多严重。科学家正在估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害，但事实总是超出人们的预期。按目前的技术水平计算，真正理解这一切要到2050年。显然，科学家和政治家都不会等到进一步的结果出来才采取防治措施，现在的观察和研究成果应该都让公众了解，才不至于使人们不得不在50年后自咽苦果。全球海平面上升： 由全球变暖，近百年来全球海平面已上升了10-20厘米。如果海平面上升多1米，一些岛国，比如马尔代夫便会被淹没。而IPCC在2007年的报告中预测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将上升18-59厘米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气候变暖使大陆地区，尤其是中高纬度地区降水增加，非洲等一些地区降水减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增加 两极冰川融化：北极的地区暖化情况比全球平均高出1至3倍。科学家预测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将迎来第一个无冰的夏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南极。如果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殆尽，将使全球海平面上升约70米。
大量物种灭绝：英国一份研究表明，地球历史上的四次物种灭绝都与温室效应有关。如果全球变暖继续加剧，将会导致地球一半的物种灭绝。首当其冲的将是北极熊，目前世上仅存的2万只北极熊被预计将在2050年灭绝
淡水资源流失：如果世界几大山脉上的冰盖不断消褪，山下居民将面临淡水资源危机。其中源于青藏高原的江河流域影响涉及到世界1/3的人口。另外，非洲乞力马扎罗山的“赤道雪峰”也将在10年内消失
农作物减产：全球气温变化直接影响全球的水循环，使某些地区出现反常的旱灾或洪灾现象，导致农作物减产，且温度过高也不利于种子生长
疾病肆虐：气候变暖将使西尼罗病毒、疟疾、黄热病等热带疾病将向较冷的地区传播。另外，全球气温上升令北极冰层溶化，被冰封十几万年的史前致命病毒可能会重见天日，导致全球陷入疫症恐慌
造成新的冰河期：由北极冰原融化，降雨量增加，以及风的类型的不断改变，大量淡水正汇入北西洋，从而对墨西哥湾暖流造成破坏。而墨西哥暖流一旦因全球变暖被切断后，欧洲西北部温度可能会下降5－8℃之多。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各地，地球甚至可能面临一次新的冰河时代！
气候是公共物品，气候变化问题是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外部性。温室气体排放者没有承担其排放成本，而是将其成本转嫁给全社会和未来。除非实施有效的政策干预，市场无法纠正外部性。气候又是均质流动的，气候危害产生的后果是全世界的，因此对气候变化的治理也必须是全世界的。面对气候变化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世界各国必须行动起来，共同应对这一危机。
二、国际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一）气候变化问题国际博弈
1、力量结构:一个地球两大阵营三足鼎立
所谓“两大阵营”，指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就是国际政治上俗称的“南北关系”。两大阵营在气候政治中的博弈始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简称《公约》）谈判启动之时，博弈的重要结果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公约》框架下的首要合作原则。三足鼎立则形成于《京都议定书》谈判时期，指的是欧盟、伞形集团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这三大集团共同作用影响国际气候政治进程的格局。欧盟。欧盟当然不是为国际气候政治所建的集团，而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欧盟《公约》生效之初，欧盟仅有12个成员国，1995年扩大到15个。在《京都议定书》中，欧盟15国集体性承诺到2012年前将温室气体减少到比1990年低8%的水平。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迄今已发展为27个成员国。多年来，欧盟一直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并自称为领导者。
伞形集团。伞形集团形成于1997年，由9个国家构成，即：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冰岛、俄罗斯和乌克兰。“伞形集团”这一名称从何而来，至今尚无定论，该集团也从未对此发表声明或解释。但一般的说法是，伞形集团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用线条连起来就像是一把伞，故此得名。伞形集团成立的初衷是反对在京都议定书》中制定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其自议定书达成以来的所言所行也从未违背其成立初衷。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于1964年，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目前有130个成员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合作。作为一个大的谈判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并非创建于国际气候政治领域，而是开始于国际贸易领域，该集团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气候谈判问题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自《公约》生效以来就一直代表着广泛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减排责任，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在《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伞形集团、欧盟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三足鼎立格局对进程的作用相对而言是积极的，它直接推动了《京都议定书》的生成。进入哥本哈根谈判阶段，“两大阵营、三足鼎立”的格局依然延续。
2.博弈新舞台：哥本哈根会议
国际社会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落实于2007年12月通过的《巴厘行动计划》，即：达成一个气候协定，就2050年的长远目标有一个共同愿景；发达国家在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相对于1990年下降25%-40%；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减缓行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毁林。然而，哥本哈根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两大阵营围绕在多个问题上争执不下。归纳起来，博弈的焦点集中在谈判机制、减排问题和资金供给三大方面。
（1）谈判机制：单轨 VS 双轨
根据“巴厘路线图”安排，哥本哈根谈判是一种“双轨”谈判机制，即《公约》框架下的长期合作谈判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后期承诺谈判。这种机制安排的好处是，既能将美国纳入谈判进程，又可以维持各阶段承诺的连续性与可比性。令人遗憾的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伊始，发达国家就主张将谈判并轨，仅保留《公约》框架下的谈判，企图扼杀《京都议定书》，以否认它们在京都第一承诺期所作的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坚持双轨制谈判，坚持《京都议定书》。迫于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会议同意继续进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的谈判。
（2）减排问题：北方 VS 南方 减排问题是气候谈判的首要问题。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代表北方的发达国家和代表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就减排问题分歧很大，在多个方面均有角力。首先，全球和发达国家长期减排目标。IPCC报告主张将气温上升限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高2℃的水平之内，全球排放量到2050年至少应比2000年水平减少50%，其中发达国家到205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80%，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450ppm。在“丹麦草案”中，发达国家虽为自身设定到2050年减排80％的目标，却没有提及到2050年的全球长期减排总目标，反而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别制订了2050年人均排放目标。其中，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为2.67吨，而发展中国家则为1.44吨以下。这种毫无公平基础，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的行为遭到发展中国家的震怒。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表现出以下特征：①远期目标明确，中期目标模糊，意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远期减排承诺；②中期目标与其长远目标并不匹配，并不能满足其长远目标要求；③承诺不仅留有余地，而且以他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减排承诺为条件。
最后，发展中国家行动。发展中国家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是《巴厘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安排，是哥本哈根谈判的重要内容。但是，包括《公约》、《京都议定书》和 “巴厘路线图”在内的所有政治协议都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有约束性的量化减排承 诺。这是分阶段性谈判的一种制度安排。
哥本哈根会议前夕，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相继提出了到2020 年的各自自主减排目标。这些举措大幅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得到了 包括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在承认发展中国 家减排承诺力度很大的同时，在自身没有任何新的积极承诺或让步的前提下又要求主要 发展中国家做出进一步的减排承诺。除此之外，发达国家还提出发展中国家所承诺的减 排目标要接受“三可(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国际监督。美方表示，如果发展中 大国拒绝接受“三可”，根据美国国会刚刚公布的应对气候变化框架性文件，在遵守世 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采取措施，以防这些贸易竞争对手逃避履行碳减排 义务。
对于发达国家这种采取双重标准和违反“巴厘路线图”授权的做法，发展中国家坚
决反对。解振华表示，中国自主采取的减缓行动是公开透明的，有法律保障，有统计考 核体系和问责制度，要向社会和世界公布，但决不接受国际“三可”。发展中国家的减 排目标是自主自愿的行动。只有那些在获得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才应 接受“三可”监督。
（3）资金供给：供方 VS 需方-71-资金问题是《巴厘行动计划》授权谈判的四个支柱内容之一。由于发达国家的保
守，资金问题成为哥本哈根会议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供资方和需资方就资金供应的 大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在“丹麦草案”中，发达国家仅提出2010年至2012年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 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基金，且这笔资金只向草案所列附件C发展中国家供应；草案还 主张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拨款大权交给世界银行管理。对于发达国家这种既保守又试 图破坏发展中国家团结的做法，发展中国家予以嘲讽和抵制。一些发展中国家指出，100亿美元平均到全球，人均不到2美元，连买棺材板都不够。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指 出，发展中国家仅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这项工作上，每年就需要至少4000亿美元。为发 泄不满情绪，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GDP的1.5%，也就是4500亿 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供资承诺离《公约》要求还相去甚远。
为缓解发展中国家不满，发达国家相继提出一些新的供资承诺。11日，欧盟宣布
2010年至2012年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4亿欧元的援助资金。14日，美国能源部部长 朱棣文提出美国将提供8500万美元在未来5年内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掌握可再生能源技 术和提高能效的技术。15日，日本宣布在2010年至2012年出资约100亿美元。16日，日 本又提出，如果哥本哈根会议能达成强有力的协议，未来3年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资金 将提高至约150亿美元。但这些资金数目依然是杯水车薪，七十七国集团主席卢蒙巴指 出，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供资不应与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混为一谈，因为这不是 “施舍”，而是义务。
在双方预期相差巨大的形势下，谈判裹足不前，全球目光都聚集在哥本哈根，聚焦 在发达国家身上。17日，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突破性”地提出了 发达国家的供资新目标：美国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到2020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每 年筹集1000亿美元。这一目标虽然离《公约》的要求还有些距离，也没有阐述资金的具 体来源，更没有说明美国将会出资多少，但它基本上也算得上是发达国家的一个重大让 步和会议的重大进展。需要提及的是，希拉里提出的新供资承诺也并非无条件的，前提 是所有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减排行动都必须是透明的。这被发展中国家认为是“颠倒逻 辑”，违背《公约》和“巴厘路线图”的规定。代表欧盟谈判的瑞典环境大臣卡尔格伦 也责怪美国提出的这项建议为时太晚。3.哥本哈根会议结果
作为规模空前的一次气候谈判，来自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国际组织、非
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和企业界的4万3千名代表参与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包括119个国 家首脑。然而，这次被形容为拯救地球的会议，却没能在“童话之国”编织令人欣慰的 童话。在谈判机制、减排目标、资金供给等诸多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经过13天 马拉松式谈判的哥本哈根会议在全球期待却无奈的心情中落幕。在这个“希望”之城，会议唯一留给世界的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哥本哈根协议》。-72-尽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从正面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做出积极评价，但国际 社会普遍表示了失望情绪，尤其是那些满腔热情、风尘仆仆、忍冻耐寒却难以进入会场 的非政府谈判代表。《哥本哈根协议》是在谈判最胶着状态下，18日由美国、中国、印 度、巴西和南非五国讨论提出的。根据规则要求，任何协议都须经所有缔约方，也就是 192个国家一致通过后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哥本哈根协议》在19日的表决中仅得到了 部分国家的通过，各国只是注意到有这样一份协议，可自愿决定是否签署。
《哥本哈根协议》的关键内容可归纳为三点：一是长期行动目标方面，维持了将
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不超过2℃的此前共识。二是减排承诺方面，《公 约》附件一缔约方在2010年1月31日前提交2020年的量化减排目标；非《公约》附件一 缔约方在2010年1月31日前提交减缓行动措施，仅供文件汇编用途。三是资金供给方 面，在有意义的减缓行动和透明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到2020年每年共同筹集1000亿美元 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需要；在2010年至2012年间发达国家提供300亿美元额外资金 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因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上述供资大部分均由新设立的“哥 本哈根气候绿色基金”管理。
正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除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外，国际社会对《哥本 哈根协议》最大失望莫过于未能就发达国家2020年的减排目标作出规定，即便是给出相 应的数字。
回顾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不时出现一些插曲。先是发达国家爆出“气候门”事件，质疑气候变化数据的可靠性，混淆视听，动摇人心；接着发达国家密谋的“丹麦草案” 又被曝光，试探发展中国家底线，同时利用岛国忧心“水淹”的焦虑，离间发展中国 家；会议期间欧盟、日本大力鼓噪“中美对峙”、“美中共治”，企图推卸责任；会议 临近最后，大会主席换人，康妮·赫泽高辞职，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接替，又引发来诸 多猜测。实质上，这些插曲都是气候博弈的表现形式。
人们有理由对此次会议感到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公
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 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至少，各国都亮出来底牌，也学会放弃一些不切实际 的幻想和不合理预期，这会为后续谈判奠定一定的基础。哥本哈根已逝，后续谈判更难。关注点将集中在温升2℃目标与减排幅度的关联、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的量化明确、发展中国家“适当的减缓行动”的具体化、测量、报告和核查的技术细节与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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