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人才师德修养、教育政策法规 的感想体会_教师师德修养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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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人才师德修养的感想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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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新进入大学的青年教师必须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学会如何当一名教师。从形式上说,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按照课堂的规模来配之以适当的授课形式。一个班,20至30人,宜于开展小组讨论。在国外以及香港,老师一次性开出七八本书,分头去看,再写出一个个Paper去跟老师、同学分享、讨论,这是常规的上课方式。但是在中国,现在硕士生,乃至博士生都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小组讨论不起来,这是个亟待改进的问题。青年教师应该寻师问友,多方求教,尽快熟悉如何开讨论课。一个班,30人至100人,宜于用一般按教材的授课方式上课。这个规模,老师主讲,也可适当组织讨论。不过,这对专业课可以,对于公共课有点难。一个班超过100人,乃至200人以上,这时上课如同讲演,组织讨论难度非常大。公共课大致属于此类。上这种课必须以做讲演的方式去对待,首先要了解学生比较关心的主题,再围绕主题收集材料,厘清中心和层次,估计学生不太关心的内容可以简略。上讲演课,开头特别重要,必须在5到10分钟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如果抓不住,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学生听不下去,老师的自尊心也备受打击。讲演时还应按照现场的情绪作适当的调整,学生感兴趣的地方可以多发挥,不感兴趣的少发挥。
文科或者社会科学的授课者必须对中国当下有一种背景性认识。大致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当下中国正在呈现出三幅面孔。第一个面孔是个人化。最好不用个人主义。市场的力量在不断地摧毁原来的共同体,把人从共同体拉出来,成为一个个自私的个体。这种现象首先在欧洲发生,由工业革命所启动,随后扩张至全世界。中国的前30年拒绝市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奠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格局,中国由此快速地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兴起出色地做大了蛋糕,但是也形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第二幅面孔可以概括为社会成为一种有机整体。这是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分析。市场经济意味着发达的分工,人类进入分工空前发达的现代社会。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化存在并不妨碍作为整体社会的有机性。货币已经成为联系个人之间的手段,只要握有货币就能买到商品,而可以对生产商品的人一无所知。货币将个体联接成社会有机整体的同时,货币与物的交换也在遮蔽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涂尔干对社会是作出和谐式的理解,对于关注中国当下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雷蒙阿隆对涂尔干的概括是八个字“组织起来,提高觉悟”,这对中国当下是有益的。第三幅面孔可以概括为利益对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路。马克思主义从冲突范式去理解社会的演变。但是阶级论对于中国的适应是可以商榷的,市场经济的展开制造了社会的多元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群体,但是有利益诉求并不代表阶级的形成。阶级与阶级意识也是两回事,马克思认为阶级会自动地从“自在”变成“自为”,即自发地形成阶级意识。而列宁认为阶级意识是被灌输出来的,这又是一种灌输论,其实列宁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对的。中国当下普遍地发生着利益对抗,但并不能就称之为阶级对抗,应当谨慎使用阶级的概念。
青年教师首先要确立一个中长期的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选择应当慎之又慎,研究方向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也可以与博士期间的研究有个连续性,但是如果实在不能延续,就要尽快地确立一个可以长期立足的新方向。确立研究方向最好结合当今时代较大的问题,具体说就是重大、长期的国计民生问题。确立研究方向如同打下“一口井”,如果有余力还可以在井周围再开几条沟,即把研究方向放在更大的领域里去思考,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如此井中之水自然可以源源不断。其次青年教师要做一定的社会调研工作。理工科有实验室,文科以社会为对象,社会就是文科的实验室。近代就有人言“三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中国当下,核心是市场。对于一个平稳运行的社会来说,“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对处于大变动时代的中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绝对正确。中国不断涌现的经验对研究者来说都是新的,青年教师要培养对生活世界的感受性,对现实、对民族、对国家的关怀。其三,开展研究工作时要有一种理论的、历史的视野。做研究要寻找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处理经验,这就需要对相关领域做出理论上梳理。研究的历史视野很重要,研究要有纵深感,搞清楚事务的来龙去脉,才能建立起对问题的逻辑性认识。其四,学术研究的技战术问题。这里是指要找到学术圈子,进入学术圈子。这就要求要摸清相关领域的权威,相关领域的核心议题,存在那些可供发表文章的杂志,以及如何以适当的方式结交同行。
青年教师的阅读宜围绕研究中心展开。现代社会是一个专业社会,是一个专家的时代,不专业就会死掉。但是专业化也有致命的问题,专业化即片面化,过度片面化甚至容易呆滞化。这里面要结合自己的容量,控制好一个度,尽可专业,但不可太绝。阅读最重要的是一种自觉意识,这里涉及书本与阅读者之间的关系。禅宗六祖慧能说“我转法华,而不让法华转我”。陆九渊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即是指“六经”为我服务,“我注六经”更显立言的气魄。中国当下的研究者亟待解决自己与西方理论的问题,现在一大批国人扑倒在西方理论之下,不敢抬头看,更不敢怀疑,这是有问题的。不是不需要学习西方理论,而是不要去膜拜而丧失自觉意识,所有西方理论只能为中国经验作注释,而不是中国经验为西方理论作注释。阅读应当围绕你的研究和判断,围绕当下的中国经验,理论必须接受现实经验的解释、修正和评判。套用毛主席的话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教育政策法规方面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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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为什么说政策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里是有一个整个社会变化、一个社会转型。在工业化之前,政策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淡薄的概念,我们在工业化以前的著作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policy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讲政策的话,恐怕除了军事政策、外交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是需要国家政府来做的。其它的,农业社会,它所做出的影响,跟它自己有关系,它不影响其它的大局,所以在简单的农业社会,国家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这个概念,在工业化之前没有。但是工业化之后,这个社会的发展需要政府来控制,以我们教育为例,关于公共教育的概念,实际上是在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开始的,那个时候教育怎么办,无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义务教育(当时没有这个概念)还是高等教育,都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在西方更多的是与宗教相关系的,在我们是一些蒙童教育,当然科学教育是另外一个形态,那个与其说是教育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我们今天不解释这个问题。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业社会能够不能够持续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乎国家开始关注教育的问题,建立了公共的教育,制定了义务教育的法令。这个时候教育的问题才成为国家的问题。
随着科学发展、经济发展的加快,影响社会活动的事务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国家的影响,开始在人们的头脑当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大家知道,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思想方法就是,越好的政府就是管的越少的政府,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最好。但是20世纪以后人们逐渐改变了这个观念,我们要依赖于看不见的社会同时还要依赖于看得见的社会,这就是政府管理。特别是罗斯福新政之后,人们充分意识到现代国家政府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当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政策的重要性,因此这个时候政策的问题逐渐的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
到了50年代之后,也就是1951年,美国有个重要的政治学家叫拉斯维尔,他首先提出了政策科学的概念,他认为政策是一个研究的东西,因为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政策是蛮重要的,从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政策是很重要的,但并不认为政策研究很重要,因为那是个个人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黑箱,根本没有办法去考虑的。但是50年代之后,拉丝维尔首先认为,政策是需要研究而且是可以研究的。当拉丝维尔提出这个观点之后,在有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共鸣,人们认为这个事好像还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有一个长达10年的拘禁期,从50年代到60年代,政策科学这个概念并没有被人们重视。但是60年代以后就不一样了,人们开始在一次政治学的国际大会上,政策问题成为大会的热点,成为那次国际政治学大会的主题,从此政治科学就成为国际上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而政治学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政策问题上来,大家知道60年代以后就兴起了一门我们熟知的学科,就是公共政策学。
公共政策学就是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国防政策、卫生、福利、体育、环保,其中包括教育。而且教育是仅次于国防政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政策。而且大家知道,我们经过一个漫长的、痛苦的折腾之后,我们终于认识到教育是及其重要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科教兴国。而且科教兴国战略是我们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首要战略。研究教育政策的人应该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变化之后,影响国家决策的一个重要事件。
科教兴国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决策,这是一个国家重大决策,这个重大决策把教育看作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我觉得教育政策的范围越来越广泛,那么同时它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一个人的决定在家里,你决定错误,最多导致一个家庭的失败、不幸,一个地区的决策(错误),导致这个地区的工厂、企业„„我想这个都可以理解。而且现在的社会运转非常复杂,很多的决策都需要国家来做出,现在一个国家的决策,不仅影响一个国家,而且影响„„特别是有影响的国家所做出来的决策,要影响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命运。前不久我看到美国科技劳动政策部写的一份报告,就说美国现在采取的政策是和整个的世界相反的,美国以前的任何国际的„„包括环保啊、核武器的限定啊,对人类的一些大家都赞同的事情,它是认同的。可是布什上台之后,他采取单边主义的政策,对很多人民共同的东西,导弹限制啊、核武器限制啊,环境保护啊,他退出来,他另外搞一个自己的„„完全只考虑他的国家利益,而不考虑人类的整体利益。如果这样做的话,他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发生一个逆转,他认为将会把美国拖向灾难。这个事情怎么说,我们可以去谈,但是美国的决策影响了全人类,这已经是很明显。所以我们现在,要看这个事儿的话,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
那么在这其中,教育政策是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现在我们绝大多数的国家,教育的投资,从公共财政这一块来看,在很多国家是第一位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国家财政支出最多的一项。我们国家的教育财政支出,在很多农村地区、乡镇,几乎占据了它的所有财政支出的60%—80%,中央财政似乎少一些,但是比例也是非常重大的。而教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又使得我们对教育的投入,比如说在1998年之后,我们国家政府承诺要每年增加教育支出的一个百分点。这一个百分点5年是多少钱呢,在“九五”期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九五”期间是1000个亿。这1000个亿,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北京大学,特别是社会的重点大学的建设,我们有18个亿。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政策,这18个亿从什么地方来,是不能想象的。如果没有科教兴国的战略,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决策是不能实现的,这钱是拿不到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让我们去注意到,由于教育的重要性,由于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特别就加强了我们对教育政策研究的迫切性和使命感。
在这里我特别要说一个观点,就是我刚才讲这个难度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现在讲教育政策,我们以前有一个观点,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尽善尽美,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多快好省,实际上在做决策的时候,多快好省的政策是没有的,这是西蒙的管理学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一个重要的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就是任何决策没有最好,只有相对比较好,在若干个不是太好的、都有缺陷的政策当中,根据当时的情况选一个它这个方面可以认可的、有缺陷的政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研究政策就非常有用武之地,就是没有一个政策是最好的,在这个方面它有缺陷、在那个方面它有缺陷,那么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能够容忍哪一种缺陷,这个就是我们进行政策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遵循的根据。比如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现在大家可能也会听到,我们在北京大学,很多的人对重点大学的重点资助政策也是有意见的,对重点中学的办学方法也是有意见的,那么这个政策是需要分析的,到底应该怎么做,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说的有科学性、有分析,这是教育政策研究工作者应该讲授的。现在很多事情就是凭一种经验,我觉得就是这么做,这么做了结果怎么样也是没有研究的。
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要建立代价的观念,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要建立起来,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任何决定它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收益要大于支出,这个话说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不是的。我们经常有一个口头禅叫不息一切代价,这个不息一切代价就没有代价观,我为了做这件事情,我可能成功了、我得到了,但是我为了得到这个东西,我的损失是要比它大得多。搞政治研究的人是不能有这种思想的,他一定得有一个代价观,我做这件事情我什么时候做、我怎么做法,我要考虑代价。所以为什么我们政策研究有相当复杂的计算系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怎么做才能当好高校教师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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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入大学的青年教师必须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学会如何当一名教师。从形式上说,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按照课堂的规模来配之以适当的授课形式。一个班,20至30人,宜于开展小组讨论。在国外以及香港,老师一次性开出七八本书,分头去看,再写出一个个Paper去跟老师、同学分享、讨论,这是常规的上课方式。但是在中国,现在硕士生,乃至博士生都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小组讨论不起来,这是个亟待改进的问题。青年教师应该寻师问友,多方求教,尽快熟悉如何开讨论课。一个班,30人至100人,宜于用一般按教材的授课方式上课。这个规模,老师主讲,也可适当组织讨论。不过,这对专业课可以,对于公共课有点难。一个班超过100人,乃至200人以上,这时上课如同讲演,组织讨论难度非常大。公共课大致属于此类。上这种课必须以做讲演的方式去对待,首先要了解学生比较关心的主题,再围绕主题收集材料,厘清中心和层次,估计学生不太关心的内容可以简略。上讲演课,开头特别重要,必须在5到10分钟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如果抓不住,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学生听不下去,老师的自尊心也备受打击。讲演时还应按照现场的情绪作适当的调整,学生感兴趣的地方可以多发挥,不感兴趣的少发挥。
文科或者社会科学的授课者必须对中国当下有一种背景性认识。大致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当下中国正在呈现出三幅面孔。第一个面孔是个人化。最好不用个人主义。市场的力量在不断地摧毁原来的共同体,把人从共同体拉出来,成为一个个自私的个体。这种现象首先在欧洲发生,由工业革命所启动,随后扩张至全世界。中国的前30年拒绝市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奠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格局,中国由此快速地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兴起出色地做大了蛋糕,但是也形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第二幅面孔可以概括为社会成为一种有机整体。这是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分析。市场经济意味着发达的分工,人类进入分工空前发达的现代社会。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化存在并不妨碍作为整体社会的有机性。货币已经成为联系个人之间的手段,只要握有货币就能买到商品,而可以对生产商品的人一无所知。货币将个体联接成社会有机整体的同时,货币与物的交换也在遮蔽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涂尔干对社会是作出和谐式的理解,对于关注中国当下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雷蒙阿隆对涂尔干的概括是八个字“组织起来,提高觉悟”,这对中国当下是有益的。第三幅面孔可以概括为利益对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路。马克思主义从冲突范式去理解社会的演变。但是阶级论对于中国的适应是可以商榷的,市场经济的展开制造了社会的多元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群体,但是有利益诉求并不代表阶级的形成。阶级与阶级意识也是两回事,马克思认为阶级会自动地从“自在”变成“自为”,即自发地形成阶级意识。而列宁认为阶级意识是被灌输出来的,这又是一种灌输论,其实列宁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对的。中国当下普遍地发生着利益对抗,但并不能就称之为阶级对抗,应当谨慎使用阶级的概念。
青年教师首先要确立一个中长期的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选择应当慎之又慎,研究方向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也可以与博士期间的研究有个连续性,但是如果实在不能延续,就要尽快地确立一个可以长期立足的新方向。确立研究方向最好结合当今时代较大的问题,具体说就是重大、长期的国计民生问题。确立研究方向如同打下“一口井”,如果有余力还可以在井周围再开几条沟,即把研究方向放在更大的领域里去思考,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如此井中之水自然可以源源不断。其次青年教师要做一定的社会调研工作。理工科有实验室,文科以社会为对象,社会就是文科的实验室。近代就有人言“三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中国当下,核心是市场。对于一个平稳运行的社会来说,“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对处于大变动时代的中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绝对正确。中国不断涌现的经验对研究者来说都是新的,青年教师要培养对生活世界的感受性,对现实、对民族、对国家的关怀。其三,开展研究工作时要有一种理论的、历史的视野。做研究要寻找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处理经验,这就需要对相关领域做出理论上梳理。研究的历史视野很重要,研究要有纵深感,搞清楚事务的来龙去脉,才能建立起对问题的逻辑性认识。其四,学术研究的技战术问题。这里是指要找到学术圈子,进入学术圈子。这就要求要摸清相关领域的权威,相关领域的核心议题,存在那些可供发表文章的杂志,以及如何以适当的方式结交同行。
青年教师的阅读宜围绕研究中心展开。现代社会是一个专业社会,是一个专家的时代,不专业就会死掉。但是专业化也有致命的问题,专业化即片面化,过度片面化甚至容易呆滞化。这里面要结合自己的容量,控制好一个度,尽可专业,但不可太绝。阅读最重要的是一种自觉意识,这里涉及书本与阅读者之间的关系。禅宗六祖慧能说“我转法华,而不让法华转我”。陆九渊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即是指“六经”为我服务,“我注六经”更显立言的气魄。中国当下的研究者亟待解决自己与西方理论的问题,现在一大批国人扑倒在西方理论之下,不敢抬头看,更不敢怀疑,这是有问题的。不是不需要学习西方理论,而是不要去膜拜而丧失自觉意识,所有西方理论只能为中国经验作注释,而不是中国经验为西方理论作注释。阅读应当围绕你的研究和判断,围绕当下的中国经验,理论必须接受现实经验的解释、修正和评判。套用毛主席的话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我心中的大师乔治.莫兰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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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绘画的人往往都知道乔治•莫兰迪,他的作品中最常见的,也是一些由瓶瓶罐罐组合在一起的静物画,而且一画就是几十年。所以,当人们谈起乔治•莫兰迪,往往会称呼他为“那个画一排瓶子的意大利画家。”在莫兰迪一生的绘画生涯中,那些简单的瓶子器具成为莫兰迪一生所选择并反复描绘的主题,有时候也会画一束花在桌面上或是插在花瓶里,偶尔也画风景,两三间房屋,却与参差不齐的树充满整个画面,不似一般的风景画,却与他笔下的那些静物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那些瓶瓶罐罐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树和房屋也是普通的意大利城镇或是乡村的景色。然而,这些平凡的静物和风景,莫兰迪却以油画、蚀刻板画、水彩和素描的表现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的反复呈现。在这些绘画中,他在单纯的形式营造中赋予画面不同的感觉,在相似的形式上不断的调整着构图,在色彩上形成细微的差异,就能在画面上显示出卓越的造型对比关系与笔墨交融的效果,可以说是在有限的画面和形式中创造着无限的意味和内容。
然而纵观他一个主题延续四五十年的创作,每个阶段的变化仍然明显。20世纪20年代,较为写实的透明或不透明的瓶子立于赭色的背景前,用笔多显厚涂,显然借鉴了塞尚塑造的笔法痕迹。20世纪30至40年代初期物体几近抽象,拉长的瓶子突兀的站立着,有些瓶身被涂上了宝蓝和朱红。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转向温暖的暖灰,蓝灰,用笔随之轻灵率性,这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并不依靠法则来摆动静物,同时向高度简约的晚期风格转变。
莫兰迪的风景画,也极有分寸的体现着他一以贯之的风格。在画面中他完全摒弃风景画中愉悦感觉的一面,而将自然的形色全都纳入他的系统:房屋、树木、山坡呈几何图形的构架,及及抽离为黑与白对比的色块。因此,画面所呈现出来的仿佛是人们偶尔一望中的窗外最平常的景色,细节渐渐的被过滤了,只是留在大脑中大概的图形。
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被描绘的静物物体数量减少,图式则更为简约。在外形尤其是边界线的处理较之前几阶段更加讲究:含蓄而圆润,色彩更倾向于明亮,早期带有立体派影子的硬朗的形和线已渐渐被消解,如一坛酿制了几十年的酒,呈出了“厚味”。
除了画画,莫兰迪很少写作,与他的同时代的很多画家相比,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也不多谈到自己,1928年他曾在乔吉欧.皮尼主办的《突击》上写了一篇较长的自传,节录如下:
“我于1890年出生在波罗尼亚,年少时就感到对绘画有很大的热情,这种热情经年累月之后更加强烈,让我觉得有完全献身之必要„„我在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加诸于我的教学只是让我的精神状况更深陷不安。我在那里学到很少可以用于我今日的艺术。„„这种最初的参与只不过是参加了罗马斯波罗维也里画廊的一个“年轻未来主义者”的展览,但是我意识到那种新的美学观念比旧的更不能适应我精神上的追求。我感到只有对过去数世纪中产生的最精彩的绘画有所了解才能帮助引导我找到方向。我不掩饰这些探讨让我掉到别的错误上去,但对我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那让我思考到真诚与单纯性,是以这种真诚与单纯性,过去的大师不断的从现实汲取灵感,而也正是这种现实造成了他们作品中深刻的诗般的迷人之处。也是如此在最古老与最现代的画家中不离此原则的就能产出最生动的、充满诗意的作品。这个事实让我了解我必须完全投入我的本能中,坚定我对自身力量的信心,并且忘却在工作中所有事先孕育的风格化观念。在所有我少年与青年期的探索中,这是我能提出的最好与确实的教训。这些微薄的真理曾是如此的模糊,由于审美的混乱与无知,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必须全力以赴以求达成。我知道多少目的曾隐约地出现又远离而难以寻求,但是我得到扶持,因为相信继续前往的道路是对的„„由于艺术与性情的理由,我倾向孤独,这种倾向不是出自无谓的骄傲,也非出于和所有与我共有信念的人缺乏联系。” 这些质朴的文字就是莫兰迪对自己的介绍。他终生定居在故乡波罗尼亚,一生不曾结婚,只旅行到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利亚等意大利城市。在波罗尼亚封达查街父母留下的房子里,和三位终生未嫁的妹妹们在一起,过着近于修士般的生活。莫兰迪爱他的家人、他生活的城市、他的家屋、他那不宽敞而简朴的画室、灰尘覆盖的作为他画画对象的物品。除了收集多种艺术图书外,他喜欢贾科莫.利奥帕迪的诗集,一直摆在桌边。专心作画之余乐于阅读,除此之外莫兰迪没有其它的嗜好。波罗尼亚美术学院结业之后,担任了十余年的小学图画老师与校长后回母校任教。这样让他的生活得到保证,可以完全集中精力作画。
对于世界,莫兰迪有他自己的独特观念,他曾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现时看到的更加抽象、更为不真实了。作为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能看见的真实世界,会如我们看到的和了解的那样真实的存在。当然事物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它们自己本身的意义,如我们所加诸于它们身上的。我们只能知道杯子是杯子,树是树。”
莫兰迪曾明确的描述自己是:“一个艺术的信仰者,为艺术本身的最求而非在艺术中寻找宗教社会公理与国家荣耀之事,艺术并非去服务其它目的,而是在艺术工作本身,没有比这信念更加贴近于我了。”这也是他的好友艺评家兼画家的阿登哥.索非奇赞许他的:“在可见的现实成分中,非对其因时因地的偶然之变作无谓花巧的描绘,而是画色、线、形服从于整体和谐的信条,像一个和弦之美。”而雕塑家麦约则说:“一个人可以自一个单一的想法,做出艺术品。在毕加索的个人做品中有十个画家的风格,而在莫兰迪的绘画中只有一个大观念,那几十和谐画面的呈示,不仅是一个和弦之美,是数个和弦相接成曲。”
然而他的绘画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是这些。从莫兰迪晚年,有节制的细微的变化再回观他的谨慎低调的处事和内敛、俭朴的生活方式,会发现他和中国明清时期的文人画家非常相识:讲究生活修行和绘画行为高度一致以及淡泊宁静的精神修为。他的绘画也类似中国文人画家晚年苍劲、只求意到的笔法。当然,这只是在读他作品时容易产生的联想。产生这一联想的还有巴尔蒂斯:“莫兰迪无疑是最接近中国绘画的欧洲画家了。他的绘画别有境界,在观点上同中国艺术一致,他把笔墨减省到了极点。”莫兰迪显著要求自己将感知直接呈现于画面上,直接向画负责,这是他作为一个画家的真正职分。也许因为这些,让他能够称得上“画家中的画家”的赞誉。
1990年,是乔治·莫兰迪一百周年诞辰,波罗尼亚市政府为了纪念这位画家,将数百年来一直是市政府所在的Palazzo d'Accurisio(阿库瑞奇欧皇宫)改建为莫兰迪美术馆,以纪念这位生死都为波罗尼亚人的市民画家,他平凡而沈寂的一生像极了他的画作,静静的向观者展现最平凡的物和它最不平凡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