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学的传承的论文
第1篇：关于古文献学的传承的论文
关于古文献学的传承的论文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在这个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作为古代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载体的文献典籍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数量之多、流传之久世所罕见。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整理、研究、利用这些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总结出有益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古文献学。古文献学对于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否继承和发展中国古文献学，是关系我国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古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古代文献典籍将会面临两种后果：或者任其错乱、散佚，日渐消亡；或者乱加整理、妄加窜改，歪曲历史、贻误后人。这两种后果都将使古代文献典籍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不利的。不久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发展古文献学、加强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是重要基础。
古文献学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准确理解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古文献学是个交叉、兼综的学科。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为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之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之学。
从古文献利用的角度分析，古文献学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准确理解两个方面。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古籍目录是考察文献和治学的门径。由于我国传统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其在读书、治学、传承文化方面的指导作用尤为突出。版本学涉及文献版本的鉴定和流传源流的考察，读书、治学、传承文化应依据可靠的善本。校勘是借助有关理论和知识，运用相关文献比对、综合考订的方法，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校正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错误，包括字句的讹误、篇章的错乱等，以期恢复文本的正确面貌。校勘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取得正确文本的重要手段，是读书、治学、传承文化存真求是的先决条件。辨伪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辨伪仅指关于书籍本身包括名称、作者、年代等方面真伪的考辨；广义辨伪除此之外，还包括书籍内容真伪的考辨。辨伪是一项鉴别史料的基础工作，也是读书、治学、传承文化考信求真所必需。辑佚是从传世的有关文献中钩稽、辑录已经散佚的整部古书或现存古书中遗失的内容，具有拾遗补缺的作用。
对古文献内容的准确理解，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二是对古文献的内容考实，三是对古文献的义理辨析。古文献的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居于基础地位。古文献是用文字记载的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说古文献是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因此，要了解古文献的内容，必须从弄懂语言文字入手。语文解读包括认字、读音和释义，涉及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中国古文献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以小学为中心。所谓传统小学，狭义指文字学，广义则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国古籍目录，从汉代到清代，小学类书籍一直附属于经部，作为通经的工具书。古文献的内容考实是指对古文献具体内容的各个方面如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的实事求是的考证，直接关系到对古文献内容的准确理解。义理辨析是古文献解释的灵魂。义理与文义有别，文义是文献语言的字面意思，这属于语文解读所要解决的问题；义理则指文献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这是义理辨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义理辨析是对古文献内容理解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在语文解读和内容考实的基础上，对古文献的内在意义进行准确的理解和诠释。只有完成义理辨析这一环节，才算得上对古文献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完全理解。
运用古文献学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古文献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文化，离不开对其载体――古文献的准确把握和理解；而对古文献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又必须凭借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见，古文献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加深入认识这种重要意义，我们不妨举两个具体例子。
例一，利用敦煌写本校正《高适集》传世诸本的错误。
高适是唐代著名诗人。《高适集》传世诸刻本及清影宋抄本有《登百丈峰二首》，此诗敦煌残卷伯3862题作“武威作二首”，按以敦煌写本为是。第一首首句，传世诸刻本及清影宋抄本均作“朝登百丈峰”，而敦煌残卷伯3862是“朝登百尺烽”，也应以敦煌写本为是。“烽”即烽火台，西北河西走廊至今仍有遗迹，相当高大，素有“百尺”之称，如李益《暮过回乐烽》有“烽火高飞百尺台”句。高适此诗本作“百尺烽”，应该是后代中原人不谙熟“烽燧”的形制，因而不知“烽”指烽火台，所以错误地将其改为形近的“峰”字。既改为“峰”字，则“百尺”高度与山峰不相称，又错误地怀疑其文字有误，进而改为“百丈”，致使一错再错、面目全非，随后又改诗题，将“武威作”妄改为“登百丈峰”。
“烽”讹混为“峰”，在唐诗中经常见到，原因都跟这差不多。如前面提到的李益《暮过回乐烽》，因诗中有“烽火高飞百尺台”句，受其牵制，题中“烽”字没有被妄改；但其《夜上受降城闻笛》首句“回乐峰前沙似雪”，“烽”被妄改为“峰”。幸好《全唐诗》于“峰”字下附注异文：“一作烽”，得以留其真迹。其实，回乐为唐灵州大都护府属县，绝非山名，“回乐烽”指筑于其地的烽燧。又如王维《凉州赛神》诗：“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凉州即武威郡，诗中“百尺峰”明显是“百尺烽”之讹。这是一个校正讹误的例子，涉及古文献学版本、校勘和内容考实(如烽燧考实)等方面。如果不是先去解决此类复杂问题，而是费力详考“百丈峰”在何处，非但徒劳无功，而且会以讹传讹。
例二，通过语文解读与义理辨析了解孔子的仁学思想。
《论语》中的“仁”字，不仅出现的次数多，而且孔子对仁的说法以及后人的.解释也众说纷纭。究竟怎样把握其实质、了解孔子的本意？只有运用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综考全书、前后互证，语文解读与义理辨析兼而用之，才能比较准确、全面地了解孔子的仁学思想。
孔子讲的仁，基本含义是爱人，如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以下只注篇名)但是爱人又不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地爱，而是有亲疏远近之别。孔子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里清楚地说明了爱的层次。首先，仁以维护“亲亲”“尊尊”的宗法血缘关系的孝悌为根本内容，如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其次，礼是仁的准则。如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礼的中心内容是宗法等级制度，同时也包括维护社会秩序、反映社会公德的礼节和礼俗。再次，仁要求体恤别人，奉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如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是就禁止一面而言的“恕”。至于“忠”，是从积极可为的肯定一面而言的，如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所谓“近”，指自身；所谓“能近取譬”，就是说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忠”和“恕”是仁的同一内涵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又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解释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最后，把推己及人的体恤，再进一步拓展，一直到广济博施、泛爱大众。如孔子认为，如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已不止于“仁”，而是达到最高的层次“圣”，连尧、舜都不易做到(《雍也》)。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思想，既以宗法等级的人际关系为基本内容，又包含了人道主义的泛爱成分。
仁除了仁爱的含义，还包括“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就是要求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重在实践。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仁者，其言也”“为之难，言之得无乎”(《颜渊》)，“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孔子还说过：“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并对“五者”加以指明和解释：“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其中，“恭、宽、信、惠”均属仁爱的范畴，而“敏”则属身体力行的实践范畴。孔子之所以把力行作为仁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反对言行不一、“色取仁而行违”(《颜渊》)的伪君子和只说不做的空谈家，甚或揭露借仁德之名行凶恶之实的阴谋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倡实践，让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自身负责，为社会尽责。如何凭借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求真考实，在解读、整理《论语》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限于篇幅，不再举示。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第2篇：文献学教案
绪论
文献与文献学
引子：从“孔乙己”说起
孔乙己什么意思？
孔乙己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该作品中的主人公。文章发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后编入《呐喊》，是鲁迅在“五四”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第2篇白话小说。同时有沈正钧1998年新编自该作品的越剧，共4幕7场。
1，“上大人”纸牌牌面从头到尾有二十四种图形，这些图形都是艺术化了的文字，它们分别是：“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在有些地区将“士”写成了“土”）每种图形有4张牌，整副纸牌共96张牌数，故在有些地区又将其称为“九十六”。又因其图形似花的图案，有些地区也将其称为“花牌”。
孔夫子是读书人的“上大人”，他的名字叫丘，在兄弟中他排行第二，也就是甲乙的“乙”，生辰八字是己年的。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其中有七十二个学问最好的人，而七十二个好学生中，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他要他的学生都要做好人，要仁义，懂礼仪。
2，渔鼓词中攫取句中开头的第一个字而制成牌的。这篇渔鼓词描述的是《西厢记》中崔莺莺对张生的无限思念之情，其词为：“上绣楼将奴的心思想坏，大不该任红娘招引他来，人说道张君瑞风流可爱，丘家坪奴为他才把言开，乙卯年中解元名扬四海，已巳科下京都大显奇才，化鱼龙但愿郎飞腾海外，三级浪中状元脚踏金阶，千思想万思量满腹愁债，七弦琴抚不舒奴的胸怀，十里亭奴送郎叮咛嘱诫，士君子求功名理所应该，尔在那京都地逍 1
遥自在，小冤家享荣华把我忘怀，生同衾死同穴奴心才快，八行书望不见鸿雁传来，九江水洗不尽愁销眉黛，子时节望天明人未归来，佳期近喜心头芳心自惴，作一对美鸳鸯到老同偕，壬午年奴为郎曾把口戒，可怜奴坐绣房如痴如呆，知心话无处诉自怨自艾，礼佛堂焚信香望郎归来。”
“丘乙己”什么意思？
3，明代才子祝枝山却妙解此帖，将此帖断为：“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按这样的断法，就成了孔子（名丘）给父亲的信：“父亲大人：儿丘，一身（古时乙与一通）已经化成三千零七十个读书人了。虽然这样少，但是有七十二人（八九七十二）最好，他们都懂仁义，知书礼啊。”一篇字帖经此断句，却成妙文。
4，唐代的敦煌写本里就有儿童习字的记载，上大人早在唐代就被用于儿童的启蒙读物了，其后在宋代的《续传灯录》里略有改动，直至清代，逐渐定型为后来的二十四字。这些文字笔画少、有音韵、很顺口，很适合于启蒙儿童的认读，并且，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很多字的母字，可用它们中的某一字作为偏旁部首再去组合别的笔画，从而连接出许多新的字，使儿童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如果经过启蒙老师给孩子们讲讲其中的故事，则这些貌似没什么意义的独立字，却包含着很多的传统人文义理和蒙学教育的功能目的。
分析：
1，从“孔”到“丘”，涉及到避讳，避名，不避姓，二名不遍讳；
2，乙通一； 3，己即已。
凡闻言必熟论，其於人必验之以理。鲁哀公问於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於天下，乃令重黎举夔於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察传》
结论：
曾良先生的《“丘乙已”解读与古籍整理》一文，从古文献文字抄刻容易致讹的角度进行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孔乙己”的雏形应当是“丘乙已”，“乙”、“一”可通，“‘上大人，丘乙已’是有意义的。
上大人，丘乙己
故曰：所谓上大人，孔丘一人而已矣。即上古称得上大人的，孔丘一人而已。”
“上大夫，丘乙已”文本是“孔乙己”文本的源头，是受传统三言诗以及早期字书、蒙学读本影响而形成的新的三言体式的蒙学识字读本，后来又发展为蒙学描红的习字贴，其承前启后，对随后《三字经》的生成建构有一定的影响。
《荆楚全书》是2010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湖北省“十二五”规划重大文化工程，拟对先秦至民国期间荆楚文献的存佚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并精选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荆楚文献稿本、钞本、刻本等，予以点校、整理，编纂一套约2亿字的大型文献丛书，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的“四库全书”。《荆楚全书》拟收录的主要书目包括出土文献与民间文献、经、史、子、集、文征、方志、宗教等部类。
一、文献释义
首见《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这一句一般如此解释：礼，指典章制度、社会规范，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整套社会制度。《礼记·缁衣》：“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对人民，用道德进行教育，用礼制进行约束，人民就有归顺之心；用政治手段教训，用刑法规范，人民就有逃离之心。
杞，诸侯国名，夏禹的后代，周武王分封其居于今河南杞县一带，长期以依附大国，以血食祖宗，绵延国命。血食
宋，商汤后裔，周公平定武庚叛乱，把商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启，都商丘，即今河南商丘南部。
徵，证验、证明，验证。
文献，汉宋以来的学者都把
“文”解释为典籍（包括古籍以外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简牍、帛书、碑拓、崖刻、文书、档案、信札、契约、手稿）；商人有成型文字，夏人没有文字（1984年，一种类似甲骨文的神秘文字——扁壶毛笔朱书，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发现。经专家认定，这是早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系统，距今4000年左右），但是口耳相传有绵长的历史，包括黄帝炎帝、尧舜禹的先祖系统，并非完全属于神话。
“献”解释为贤人。“献”，东汉郑玄注：“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五峰县刘德培、长阳孙家香、夷陵区陈篾匠、刘德芳、玉泉寺净慧、文佛山朗宗法师。古人所谓“征文考献”，要了解过去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要取诸于书本记载，一方面要探索于耆旧哲言，可以说就是现在所谓口承文化，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社会知识经验的综合。
“古”字，说文以为“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即十口相传之意，当然，十口是虚指。例如佛教三藏十二部教，最初都是暗其实我们回到远古，尤其是文字没有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承往往依托口承。诵于心的，即便是近代，背诵十三经甚至注疏，它们可以摆脱书本的控制。又如《今文尚书》，毁于秦火之后，靠伏胜（或伏生）诵出而流传，伏胜就是所谓的“献”。
刘师培与黄侃的春秋公羊学：刘师培肺病加剧，凄然地对黄侃说：“吾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黄侃安慰说：“君今授业于此，勿虑无传人。”刘说：“诸生何足以当此？”“然则谁足继君之志？”“安得如吾子而授之？”黄侃起身道：“愿受教。”第二天果真带着礼物前去拜师，扶服四拜，刘立而受之。（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并改名光汉，参入反清宣传。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74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
黄侃（1886－1935）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
孔子时代授学，学生手执白木简做笔记。
然而口耳传诵容易致讹：
《付法藏因缘传》记载法句偈：“若人生百岁，不
解水老鹤（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见之。”
阿难Ananda
佛经的四次结集
佛灭度后，诸弟子为恐异说邪见渗入佛法故，为恐三藏教义日久散失故，乃有结集之举。其仪式略如今时之开会，先聚集众比丘，依戒律法，组织一会，会中选出一人，使登高座，述佛所说，大众无异议，即算是全体通过，公认为与当时佛说相符，书之于贝叶，成为正式典籍。今日所流传的经律，皆经集而来，故大藏所不录者，悉系后人伪造，不宜信从。
结集三藏，本来只应有一次，然因历时既久，邪说暂兴，影响教理。由是在佛灭后四百年中，乃有六次结集，兹分述之于后：
第一次结集：于佛陀（BC565－BC486）入灭之年，在阿阇世王之保护下，五百阿罗汉会聚于摩揭陀国王舍城郊外之七叶窟中，以摩诃迦叶为上首，举行第一次结集，故称为五百结集、五百集法、五百出。此次结集，据五分律卷三
十、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等载，系由阿难诵经（修多罗或法藏）、优婆离诵律（毗尼藏），再由诸长老将所诵出之经、律检讨修订，编辑而成。此一说法，为史学界所普遍认为较可信者。此外，另有以下诸种说法：(一)结集经、律、论三藏。依四分律卷五十四、十诵律卷六
十、大智度论卷二等所举，阿难诵经、论（阿毗昙藏）、优婆离诵律。又付法藏因缘传卷一谓阿难诵经、优婆离诵律、迦叶诵论。然据迦叶结经、撰集三藏及杂藏传等书所举，则称三藏皆由阿难诵出。(二)结集经、律、论、杂集、禁咒五藏。据大唐西域记卷
九、部执异论疏等载，迦叶召集五百阿罗汉举行第一次结集之时，尚有数百千人以婆师婆为首，而另行结集五藏，称为窟外结集、大众部结集，以别于迦叶之窟内结集、上座部结集。然学者之间对此说之看法不一，或谓此说恐系诸部分裂之后，上座部之徒所虚构之说法，而予以否定。(三)大乘经结集。据菩萨处胎经卷七出经品所载，迦叶命阿难诵出菩萨、声闻、戒律诸藏，共集出八藏，即：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此外，据大智度论卷一○○、金刚仙论卷一等载，迦叶于耆阇崛山结集小乘三藏之同时，文殊、弥勒等于铁围山，与阿难共同结集大乘经典，此称铁围山大乘结集。然此说疑系大乘佛教兴起后之传说。
第二次结集：于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左右，印度东部跋耆族比丘对戒律发生异议，提出十条戒律新主张。为此，七百比丘会于毗舍离城，以耶舍为上首，举行第二次结集，称为七百结集、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此次结集以律藏为主，订定跋耆族比丘所行之十事为
非法。
第三次结集：于佛陀入灭后二百三十六年，在阿育王之护持下，一千比丘会于摩揭陀国华氏城，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首，举行第三次结集。此次结集以经、律、论三藏为主。目犍连子帝须并自撰‘论事’，对当时外道之各种异议邪说加以批驳；结集后，选派一批比丘至恒河流域以外之地区，及印度境外弘布佛教。第一、二次结集之说，北方与南方佛教皆有流传，第三次结集之说则只流传于南方。
第四次结集：有北传、南传二说。(一)北传佛教有二种记载：(1)据婆薮槃豆法师传载，佛陀入灭后五百年，说一切有部僧迦旃延子往印度西北之罽宾国，召集五百阿罗汉及五百菩萨进行结集，马鸣菩萨笔之为文，撰成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毗婆沙（即大毗婆沙论）百万颂。(2)依大唐西域记卷三所载，佛陀入灭后四百年，于迦腻色迦王（梵Kanis!ka）护持之下，以胁尊者（梵Pa^rs/va）、世友（梵Vasumitra）为上首，聚集迦湿弥罗国（梵Kas/mir，即罽宾）之比丘五百人造论解释三藏，先作邬波第铄论十万颂，解释素呾缆（经）藏；次造毗奈耶毗婆沙论十万颂，解释毗奈耶（律）藏；后作阿毗达磨毗婆沙论十万颂，解释阿毗达磨（论）藏；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鍱，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塔藏于其中。此二说以后者较为可信。但在南传佛教中被认为值得怀疑。(二)南传上座部佛教据‘大史’等之记载，谓第四次结集系于锡兰国王婆他伽马尼（巴Vat!t!aga^man!i）统治期间，于马特列村之阿卢迦洞（阿卢寺）举行，罗希多大上座主持，五百比丘参加。会中诵上座部佛教三藏，修订三藏注释，重新安排经典次序，写成第一部巴利文三藏及僧伽罗文注释。依南传《岛史》记载，公元前一世纪时，比丘们为了便于弘法，首先把巴利文的经典书写在贝叶上，以免圣典散佚。
第五次结集：据巴利“教史”第六章、缅甸史等之记载，公元一八七一年，缅甸国王敏东（Mindon，1853～1878 在位）召集二四○○位高僧，于首都曼德勒举行第五次三藏结集，国王为护法人。此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考订校对圣典原文之同异，共同合诵，经过五个月完成。更将结集三藏文字，分别镌刻于七二九块方形大理石上，竖立于曼德勒山麓拘他陀塔寺（Kuthodaw）中，外有四十五座佛塔围绕，今尚存于曼德勒古都。
第六次结集：公元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卫塞节’（Visa^kha Day，世界佛陀日），缅甸佛教于国家赞助下，举行第六次结集。此次结集之意义，在于团结佛教徒，增进上座部佛教之隆盛，提高缅甸独立国之地位。结集地点位于仰光北郊艺固山岗上，建筑仿效印度第一次结集时之七叶窟。此次结集以第五次结集所镌刻之七二九块大理石刻文为依据，并广采锡兰、泰国、高棉、伦敦巴利圣典协会，以及缅甸各种巴利文版本，作详细考订。结集完成，印刷流通。此次结集并邀请南传各国比丘参加，北传国家比丘亦受邀观礼，费时二年多，至一九五六年（佛历二五○○年）之卫塞节完成。［佛般泥洹经卷下、福盖正行所集经卷
三、高僧法显传、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二本、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之
二、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印顺）、阿毗达磨论の研究］（参阅‘十事非法’442）
大乘的结集——上述四次结集，皆为小乘三藏结集。《智度论》说，佛灭后，文殊、弥勒等诸大菩萨，请阿难陀于铁围山结集三藏，谓之菩萨藏，是为大乘佛法的结集。
这里有一个问题：
既然文献不足证，那么孔子为什么还能言夏、殷之礼？
《论语·八佾》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刘宝楠正义：“周监二代，周礼存，则夏殷之礼，可推而知。”
周礼是周公制定的，周公后来分封于鲁，《左传·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故而鲁国所存周礼之文、献皆丰富，《师说》所说孔子师郯子、师襄、老聃等人，即是先献。
明代焦竑《国朝献征录》，120卷，什么意思？按照今天署名的大意为《当代人物传》，指为明代的重要历史人物立传。
清代李桓《国朝耆献类征》，720卷，辑录努尔哈赤到道光皇帝年间一万多人的传记资料。
但是文献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对于孔子的三千弟子来说，当时的典籍《诗》《书》《礼》《乐》等皆是文，而其师则是献。历史的发展，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整理出孔子的言论行为，编撰《论语》，对于后世学者来说，这样孔子的言行又成了文。
故而文与献并没有截然对立的界限，今天的文，未尝不是昔日的献；今天的献，将来未尝
不是文。
《文献通考》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著贯通历代典章制度，348卷，是首次 以文献名其著述。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1，经史； 2，历代会要； 3，百家传记；
4，当时臣僚奏疏； 5，近代诸儒议论； 6，名流燕谈； 7，稗官记录。
马端临是宋末宰相马廷鸾之子，对当时所谓献的接触，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典籍文献并重可以追溯到《尚书》，其“典”叙述事实；“谟”记载言论，以文和献为主要记载内容。
可见
文献：是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和。现在的理解偏于文方面，属于偏义复词，但是其渊源应该了解。
洪湛侯以为凡是用文字表述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图书资料就是文献的定义。这个定义有诸多不足：1，不应该着实在“图书资料”的中心语之上；2，不一定是文字表述。（中国文献学新编，第二页）
国家标准局定义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但是“知识”嫌狭隘，过窄。
国际定义：“文献乃一切情报的载体。”
比较科学。
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能被笼统地说成“文献”，而应是“文献的文本”；现代文献学与传统文献学名同实异，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名异实同。传统文献学实质上就是文献整理利用学、文献整理利用方法论。传统文献学理论体系应当围绕“文献文本整理与利用”这根主线,分为形体认知(包括文献载体、文献体裁、文献体例)、内容实证(包括校勘、辨伪、辑佚)、文理注译(包括标点、注释、翻译)、检索典藏(包括分类、编目、典藏)、二次编纂(包括汇纂其整体、类编其资料、抄撮其精语、选录其华章、数字化网络化)五个方面。
综观历代文献学家对古文献的二次整理、改造、编纂,其主要方式不外乎汇纂其整体(如汇编丛书)、类编其资料(如类编类书)、抄撮其精语(如节抄、杂抄而成的纪事本末体文献等)、选录其华章(如选编《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四个方面。而在当今光电信息科技时代,电子化、网络化不失为传统文献改编、再造的新方法新途径,是传统文献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面。当代的传统文献学研究自然不能漠视这一财富,应对这方面的方法论进行总结和归纳,予以传承和发扬。
二、文献活动
文献活动是指人们围绕文献所采取的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作为一种概念，它有以
下的属性：
第一，文献活动是一个
抽象概念。它是对文献活动最本质属性的表达，它舍弃了具体的文献活动环节中具体的、个别的特征和属性，它将文献的社会生产、传播和消费抽象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揭示了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三者行为的社会性。这样的表述具有概念表述上的简洁性、概括性，也易于理解。因此，它能够成为文献学概念体系的逻辑基点和联系中介，是一种整体的、系统的大文献观。
第二，文献活动是一个
过程概念。文献活动表征着文献生产、文献传播、文献消费完整的文献社会流动过程。它既揭示了文献的社会活动过程中三个环节在时间上的前后继承，又表达了三者之间在空间上的相互依存，揭示了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它是一种动态的、联系的文献观。
第三，大文献观和动态文献观的确立，大大拓展了文献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使人们对文献及文献活动的本质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同时，它又为众多分支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新的逻辑生长点。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文献学的范畴中，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文献活动是整个概念网络的逻辑基点，是整个学科理论的逻辑中介。
三、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是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狭义文献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包括古典文献整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理论和掌握较高能力的古典文献研究、整理、教学的专门人才。要求具备全面系统的古代文献基础理论及古代文史基本知识，能够熟练地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独立完成古籍整理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可以了解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应用范畴等理论问题，以及古典文献的类别、体式、目录、版本、校勘、辩伪、辑佚等应当厘清的基本问题和操作方法。
1、文献学研究的范围
时代角度：
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献
学科角度：
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医学、法律、经济、宗教、科技等等
例如：外来文化的三次对中国文化的大范围渗透导致学科的体系化以及文献的快速增长： 1，佛教流传中国；释迦牟尼佛，BC565－485，去世三个月后，迦叶在阿阇世王支持下，在王舍城选五百人灵鹫山七叶窟结集。第四次结集方有文字。安世高译经34部，鸠摩罗什35部，294卷。
2，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袭； 3，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组群角度：
出土、库藏（敦煌，明清大档）、地方、传统
文献学学科性质范围
文献的形态、整理方法、鉴别、分类与编目、收藏、形成发展历史、特点与用途、检索、理论（洪湛侯总结为“体、法、史、论”）
2、任务与目的对现存文献进行整理、编撰、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
目的在于全面认识文献，能够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用较少的时间，尽可能全面地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并有能力对这些资料进行鉴别，确定可靠的版本，并能够对原始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形成二次文献，供更多的人使用。
四、为什么要学习文献学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
历史使人明智；诗词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
――－培根
1、示例
a山西运城、荆州城楼关羽夜读《春秋》像
山西运城、荆州城楼关羽夜读《春秋》像
b范曾的《屈原图》
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包括带刀上殿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c王学泰查“褦襶”诗（杨本4页）
1981年8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到中国访问，下飞机时，卡特先生向中方接待人员念了两句诗：“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这可把在场的人都搞懵了，谁都不知道这两句诗出自何处。于是，外交部的人就打电话到社科院文学所，王学泰先生在电话中听到这两句诗，也表示从来没见过，但他说绝非唐诗，因为他当时刚看了《全唐诗》，其中并无这两句。后来，王先生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查到了，作者为晋代的程晓，诗题为《嘲热客》。全诗为：
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颦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跘跨。所说无一急，沓沓吟何多。疲瘠向之久，甫问君极那。摇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此小事，亦是人一瑕。传戒诸高朋，热行宜见诃。
诗中的“褦襶”和“跘跨”，一般人不仅不知其意，甚至连音都不知该怎么读。“褦襶”音“耐代”，意为“不晓事”；“跘跨”音pán kuà，意为“开膝”而坐，也就是古人席地而坐，时间长后，因累而将两膝分开，使臀部落地得以轻松。
2、作用
第一：了解中国文献构成、体例、规模 传统文献示例：(1)儒家文献
a《四库全书》3461种书，从当时征集的13501种（或15400种）中精选而出。文渊阁本79309卷（源、汇、宗、溯（甘肃）、津（北图）、澜（杭州）七阁）
b《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存目6793种，今丛书收4508种。
《四库》之后，王绍曾编74951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达
c《续修四库全书》仅收5123种。
d地方志
地方志，简称“方志”。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地方志包括方志和年鉴。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体例和格式，有严格的选材要求，有各种研究和参考价值。是综合反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历史与现状发展状况的百科式要述。
现存最早的全国地方志，是公元813年唐代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后因图佚，改名《元和郡县志》），共40卷，后有部分散失。它以唐代的47镇为纲，每镇一图一志，详细记载了全国各州县的沿革、地理、户口、贡赋等。南宋以后，地方志大量增加，尤以明清两代最多。据1976年统计，我国仅现存的地方志即达数万种，约十万多卷。
上海图书馆收有12000余种。
e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17
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我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我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台湾区族谱目录》10600种
日本1500种 美国6000种
f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土地庙、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于宋代的多种文字的古代写本和印本。这批包括宗教典籍、官私文书、四部典籍在内的古代文献，内容丰富，涉及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民族、民俗、语言、文学、历法、数学、医学等广泛领域，是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珍贵材料。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1907年、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 18
和先后闻讯来到敦煌，骗得大批敦煌遗书及其它文物，捆载而归。1910年，在罗振玉等学者的呼吁下，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京师图书馆，亦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于经办的官员敷衍塞责，留在当地的遗书也不在少数，1911——1912年日本的大谷探险队、1914——1915年俄国的奥登堡考察队、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各有所获。1910年敦煌运京的遗书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特藏的主体部分。此外，四十年代国家图书馆曾遣人赴西北在民间求购到若干敦煌遗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将各地散藏的一部分遗书及收购的一部分遗书移交中国图书馆；不少爱国人士将自己珍藏的遗书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自己也收购到一些敦煌遗书。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达16000件。敦煌文献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这些珍贵历史文献发现后，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瞩目，从而诞生了一门新的国际性学科——敦煌学。但敦煌文献被发现后，流散到了世界各地，目前被分藏于海内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敦煌学研究者难以看到，普通人更是难得一见。
近50000卷
1．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公布上海博物馆所藏80件敦煌文献。
2．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1-2）/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3．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1-7）/天津艺术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公布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献286件。
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公布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350件。
4．甘肃藏敦煌文献（1-6）/段文杰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其中影印敦煌研究院、酒泉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永登县博物馆、甘肃中医学院、张掖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定西县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共计696件。
5．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4）/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公布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87件。
6．浙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编/2000。公布浙江省博物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灵隐寺等单位藏品201件，附录温州博物馆所藏浙江出土五代以前写经2件。
7,《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05
8,《英藏敦煌文献》1995,四川人民出版社 9,《法藏敦煌文献》(34)10,《俄藏敦煌文献》(17)1992－2001 敦煌文献馆藏一览表：
中国 北京 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中国历史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故宫博物院(The Palace Museum)北京大学图书馆(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天津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Tianjin Arts Museum)
天津市图书馆(Tianjin Library)上海 上海博物馆(The Shanghai Museum)上海图书馆(Shanghaii Library)杭州 浙江博物馆(The Zhejiang Museum)兰州 敦煌研究院(Dunhuang Academia)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甘肃省图书馆(Gansu Library)甘肃省博物馆(The Gansu Museum)敦煌 敦煌市博物馆(The Dunhuang Museum)酒泉 酒泉市博物馆(The Jiuquan Museum)武威 武威市博物馆(The Wuwei Museum)旅顺 旅顺市博物馆(The Lushun Museum)南京 南京博物馆(The Nanjing Museum)济南 山东省博物馆(The Shandong Museum)成都 四川省博物馆(The Sichuan Museum)四川大学图书馆(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广州 中山图书馆(Zhongshan Library)台北 中央图书馆(National Central Library)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The Museum of Chicese University HongKong)英国 伦敦 英国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维多利亚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Oxford Umiversity)英国皇家学会亚洲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ric Society)法国 巴黎 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今法国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部(Department des Arts Asiatiques des Musées Nationaux)]
俄国 圣彼得堡 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部(Санк-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St.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Ruian Academy of Science)艾尔米塔什博物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日本 东京 东京国立博物馆(Tokyo National Museum)书道博物馆(The Nakamura Museum of Calligraphy)龙谷大学图书馆(Ryukoku University Library)静嘉堂文库(Seikado Bunko Library)国立国会图书馆(National Diet Library)三井文库
京都 京都国立博物馆(Kyoto National Museum)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大谷大学图书馆(Otani University Library)九州大学文学部(Faculty of Lettes,Kyusho University)奈良 唐招提寺
宁乐美术馆(Neiraku Museum)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Tenri Central Library)大阪 四天王寺
德国 柏林 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ischer Kulkurbesitz)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SMPK)慕尼黑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Bayeriache Staatsbibliothek)慕尼黑人种学博物馆(V?lkerkundemuseum,München)不来梅 不来梅海外博物馆(Uberee-Museum,Bremen)印度 新德里 印度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India)22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The Library of Istanbul University)丹麦 哥本哈根 皇家图书馆(Detkongelige Bibliotik/The Royal Library)瑞典 斯德哥尔摩 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weden)芬兰 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The Helsinki University Library)美国 华盛顿 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波士顿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nm)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Gest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史密斯学会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耶鲁大学图书馆(Yale University Library)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韩国 汉城 国立中央图书馆
g简帛文献
简帛文，是对简文和帛文的合称。简指狭长的竹木片，帛指未经过染色的缣帛等丝织品。简帛文，就是写在竹木片和缣帛上的文字。简文至迟在商代已有了，甲骨文的册字就象编简形可证。但由于容易腐朽，故简文传世的很少。汉武帝时，晋武帝咸宁五年、南朝齐建元元年和永明三年都发现过，除小部分字形可能收入《说文解字》和《魏正始三体石经》古文中外，都早已佚失。现能见到者为解放后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国简文。例如从1951年到1965年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先后在战国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三批竹简，连重文在内，共有四千二百余字，用毛笔书写，字体草率，字均平扁，很少圆转的笔道，已接近隶书。战国帛书，至今只有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的一件楚帛书传世。这块长方形丝绢，中间有毛笔墨书的两组文字，一组13行，一级8行，四周每边均有边文和树木、人身兽首和三首一身的神怪人物，是一篇较原始的天文学著作。全 23
篇总计948字，文字体式简略，形态扁平，与楚国简文体貌相同，接近隶书。简帛文笔形起笔较粗，收笔尖细，因而自汉以来，有人称之为科斗文，或科斗书
郭店楚简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
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二十多万支。
h金石文献
是中国的考古学的前身，也就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从中国的北宋开始。
“金”就是铜的意思，铜器，有铭文，上面有字的铜器；“石”多半指的是石刻，有文字的石刻。然后在这些有文字的铜器和石刻上，依据材料，来核对古代的经济、古代的史书，发现、纠正问题，并补充了很多问题。
因为研究的是实物，所以也跟考古学搭一点边，但是跟后来的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还不太一样，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第一是有田野发掘、田野调查，有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一套方法论理论。
金石学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类考古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金石学研究涉及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书学等方面。在汉朝就已经出现，但在宋朝和清朝最为发达。宋朝石鼓文的出土和清末甲骨文的发现是金石学的重要里程碑。
金石学不等于现代的考古学。在当代，金石学经常和其他学科融合，而不是一门独立学问。
《殷周金文集成》
《金文文献集成》是继《殷周金文集成》之后，对金文研究文献的阶段性全景式总结，是有关商周金文研究的大型研究文献汇编。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所收文献起自北宋元祐七年（1092）吕大临所作《考古图》，讫于公元1989年。全书分为“古代文献”和“现代文献”两部分，裒辑古今中外学者数百人的研究论著二千余种。除纯资料性著录如《三代吉金文存》，近代之文字编如《金文编》及集释性工具书如《金文诂林》等不予收录外，凡金文研究、评述主要利用金文对商周历史及有关学科进行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以及在该学科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中外文专著、论文及报道资料等，均在收集之列。涉及领域有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著录研究、器铭考。
i甲骨文献
殷墟甲骨
是商代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纣)270余年间的遗物,大多数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或其附近。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后，大量有字甲骨遭私人滥掘，并为古董家、学者和一些驻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所收集。1928年秋才由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人员进行科学发掘。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总共在殷墟发掘了15次，颇有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又先后进行了十几次发掘。其中收获最多的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共得有字甲骨(主要是骨)5000余片。90多年来,累计出土有字甲骨总数为154604片。其中中国大陆38个城市的98 个单位收藏有95880片, 47位收藏家藏有1731片,台湾省藏有30204片，香港藏有89 片。另有 2万多片流散于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苏联、瑞 27
典、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时、韩国等12个国家，它们基本上都是1928年以前私人发掘及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盗掘的甲骨。
周原甲骨
是西周早期（含先周文王时期）的遗物，主要出土于陕西岐山凤雏村一带(旧称为“周原”)。1977年夏由陕西周原考古队发掘建筑遗址时发现。凤雏遗址两个窖穴共出土甲骨1.7万余片，其中有字者289片。此外，陕西扶风县齐家村、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北京昌平县白浮村等地也曾发现过西周甲骨。各地出土西周甲骨有字者总计302片,总字数1041个。与殷墟甲骨相比较，西周甲骨的文字显得细小而潦草，在甲骨的整治、钻凿形态、灼兆等方面也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一脉相承，文字也属于同一系统。
周原甲骨正式著录的专书尚未问世，摹本及照片已零星发表。较全的摹本附见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和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等书中。
西汉骨签
除了殷墟和周原两处出土有甲骨文献外，1986～1989年还在西安发现了西汉时期用动物骨头(主要是牛骨)制成的骨签3万多片，总字数达数十万字。这说明西汉时期也曾使用过甲骨文献。
最早编纂甲骨文献的是江苏丹徒人刘鹗。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罗振玉的帮助下，刘鹗编纂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集《铁云藏龟》。此后，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著录甲骨的书陆续出版。早期贡献最大的是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氏以一人之力，多方罗致，共获甲骨3万片以上，先后出版了 《殷墟书契》(1913)、《殷墟书契菁华》(1914)、《殷墟书契后编》(1916)、《殷墟书契续编》(1933)等6部甲骨文集。在其他国内外学者编纂的甲骨文集中，收录千片以上的如加拿大明义士的《殷墟卜辞》(1917)、日本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1921)、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 》(1925)、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美国方法敛、白瑞华的《库方二氏藏甲骨
卜辞》(1935)、郭沫若的《殷契粹编》(1937)、金祖同的《殷契遗珠》(1939)等。1928年以后考古队15次发掘的有字甲骨,则由董作宾主编,辑为《殷墟文字甲编》(1948，收3942 片)和《殷墟文字乙编》(上辑1948，中辑1949,下辑1953，共收9105片)。抗日战争结束后收集编纂甲骨文献贡献最大的当推甲骨学家胡厚宣。胡氏先后编纂了《甲骨六录》(1945)、《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战后京津新获甲骨录》(1954)、《甲骨续存》(1955)等10余种甲骨文集。自50年代末以来,海内外学者又陆续编辑出版了一些散佚在国外的甲骨文文集。其中较重要的如日本贝冢茂树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加拿大明义士著、加拿大籍华裔学者许进雄编的《殷墟卜辞后编》(1972)，许进雄的《明义士收藏甲骨文集》(1972)、《 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1979)，美籍华裔学者周鸿翔的《 美国所藏甲骨录 》(1976)等，又有李学勤等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共同编辑的《 英国所藏甲骨集 》(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掘的甲骨，主要著录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小屯南地甲骨》(上册1980，下册1985)，共收 4589片。到1990年，国内外所有甲骨文献著录书刊，计有专书 80余种，共著录甲骨近10万片。1979～1982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巨册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甲骨文合集》是从诸家著录及国内外藏品中汇集的十几万片甲骨拓片、照片或摹本中(不包括《小屯南地甲骨》及此后出版的《英国所藏甲骨集》，这部分计划编入《甲骨文合集》的续集中),经过对重、辨伪、缀合、重拓、补全等整理过程,精选出较有研究价值的殷墟甲骨41956片，并以五期断代为纲、22类内容为目编次而成的。《甲骨文合集》是80多年来集大成的甲骨文献巨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甲骨文献集成》百年来出土的１０万多片甲骨文，珍藏在国内２５个省市自治区的４１个城市和台湾、香港等地区。此外，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比利时、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各大博物馆和科学研究机构，也都有多少不等的入藏。中国的甲骨文与埃及的纸草、巴比伦的泥版文书等相辉映，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熠熠发光的瑰宝。该书为八开精装，29
共４０册，每册约５５０页左右。结集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日、美、加拿大、英、法、德、瑞典、瑞士、俄、澳、韩等国家或地区数千位学者的各种语种的有关甲骨论著计２０００余种，纂选年代范围自１８９９年殷墟甲骨文发现迄至１９９９年以前一百年间公布发表的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之成果，根据原版本按统一格式影印。堪称为世纪性编次的大型甲骨文献资料文库。国内十多万片。
j明清档案
明清时期中央至地方各种机构在处理日常政务中形成的各类文书、典籍、图册。明代又称“案牍”、“册籍”或“图册版籍”。清代以后才有档案一词。
明档案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命令中书省收集全国的“户口钱粮之籍”藏之内库；天下城池、山川、地理、形胜，亦皆图以成书，藏之内阁。并在宫内建立存放这些档案的大本堂。后又在南京后湖修造了黄册库，存放全国各地送来的赋役黄册。弘治十五年(1502)，明孝宗命令在皇宫内修建了内阁大库。嘉靖十三年(1530)，明世宗又在皇城内东南角，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所谓金匮石室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此外，在各地方政府所在地，也修有架阁库、案牍库、案册库、册籍所等各类档案库房。由于自明中叶起政治极端腐败，加之明末清初长期战乱，明代的这些档案，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清初为修《明史》，清政府向全国征集到各种明代档案共两万多件，由兵部送交内阁大库保存。后因自然条件的限制和人为的破坏而不断有所损坏。清宣统二年(1910)，内阁大库档案有数百万件被迁移出宫，后来流散于社会，造成大量明清档案的毁坏和失落。据目前所知，这些清初征集得来的明代档案，除北京、南京、台北及国外一些机构
和个人手中有少量者外，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只有三千六百余件(册)。此外，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及山东曲阜孔庙之内，还保存了一些明代皇帝及其政府机构颁发给它们的文书。
清档案 清档案与明档案一样，损失亦相当严重。幸存在宫内的清代档案，1925年被故宫博物院接收。故宫设立文献部(后改称掌故部，1929年又改称文献馆)，对存放在宫内各处的清代档案进行了集中统一保管和整理工作；对流散在社会上的清代档案，也征集和收购到少量，当时总共集中了大约五百万件清代档案，奠定了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档案的基础。文献馆利用这些档案，整理编印了《文献丛编》、《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狱档》等史料汇编，写了一些介绍和研究文章。
流散在社会上的清代档案，均被占为己有，自行保管和处置。如1921年被北洋政府历史博物馆出卖给纸商的八千麻袋档案(十五万斤)，于1922年被罗振玉买去，他从中选出一些档案，编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后又留下一部分，编印了《大库史料目录》六编、《明季史料拾零》六种、《清史料拾零》二十六种、《史料丛编》二集、《清太祖实录稿》三种，其余部分皆售出，最后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买下。这些档案几经转手买卖，仅余十二万多斤。北洋政府历史博物馆并没有把全部清代大内档案卖给纸商，它自己留下的共计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档案，于1922年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接收，并对这些档案进行了整理，编印了《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明清史料》等等。1949年以前，清代档案的保管和整理，始终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混乱状态。
1950年，故宫文献馆改为档案馆，成为专门保管清历史档案的专业机构，1955年故宫档案馆划归国家档案局领导，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从各地藏有清档案的单位和个人手中征集和接收了清档案近四千箱(约四百余万件)。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数量增加了近一倍，档案全宗也由原来的十几个达到了七十几个。但是，目前国内一些机关、团体、学校及个人手中，甚至外国的一些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手中还收藏有不少清代档案。此外，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宫中档、军机处档、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诏书、国书、31
本纪、满文老档及杂档等，共计三十九万二千多件；从中选编出版了《海防档》、《中法越南交涉档》、《中俄关系史料》、《矿务档》、《宫中档》、《旧满洲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道咸同光四朝奏议》、《袁世凯奏折专辑》、《年羹尧奏折专辑》等档案史料汇编。
(2)其他宗教文献： 佛教大藏经
a《大正藏》13000卷。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全藏分3个部分：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内图像12册，总目录3册），共100册。收入佛籍总数冠于各种大藏经，计正藏、续藏、图像和总目录共3493部，13520卷。编辑体例也别创一格，经藏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盘、大集、经集、密教十类；律藏包括弥沙塞部、摩诃僧祇部、昙无德部、萨婆多部、解脱戒经（迦叶遗部）和菩萨戒等；论藏分为释经论、毗昙、中观、瑜伽、论集等五类；杂藏分为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和目录等八类。续藏30册中除最末一册为古逸和疑似两类，专收敦煌古逸经、律、论疏和疑伪经外，其余29卷收入日本著述的续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四类及悉昙。图象12册收入日本各寺院所藏历代有名佛教画像和密宗
明王像、金刚像及各种曼荼罗图等363种。总目3册收入中国历代各版藏经目录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写本和刻本藏经目录以及大正藏勘同录、大正藏总目录、总索引、译著目录等77种，为比较实用的版本。但校核工作粗放，排印错字，错句颇多。此外，大藏经用语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大正藏索引》，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b《卐续藏经》日本藏经书院于《卐正藏经》编印完毕后，在前田慧云主持下，由中野达慧负责，广泛搜集中国和日本历代未入藏的佛教典籍汇编成书。又名《续藏》或《藏经书院续藏经》。内容上至六朝遗编和唐宋章疏，下迄清代著述之缺佚。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金陵刻经处杨文会、芦山寺式定和各寺院、居士们的支持。1905～1912年印行。内容包括950余人的译著，1659部，7143卷（总目5卷），分为十门六十三类；一编、二编、二编乙共三编151函，每函5册（包括目录1函1册），24开线装本，4号铅字排印，版式同《卐正藏经》。全部印就后，存书和《卐正藏经》一同被焚，流传不多。
c《禅宗全书》100大册《禅宗全书》是中文禅宗文献的汇集。由蓝吉富教授主编。全书分为史传、宗义、语录、清规、杂集等五部，共收集六世纪迄二十世纪禅宗典籍五百七十余部。凡100册，外加总目引一册。其中，以语录部最多，史传部居次，是迄今为止，中外各国收录禅宗典籍最多的禅宗类
丛书。
道藏
a《正统道藏》22877卷。明代编纂。明成祖即位之初(1403)，曾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永乐八年(1410)，张宇初去世，又令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藏。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板，又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备，於正统十年(1445)校定付印，名《正统道藏》，共五千三百零五卷，四百八十函，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采用《千字文》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每函各为若干卷，颁之天下，藏於各名山道观。到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补《道藏》，仍以《千字文》为函次，自「杜」字号至「缨」字号，凡三十二函，一百八十卷，名《万历续道藏》。与《正统道藏》合计共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五百一十二函，即现存明版《正统道藏》，这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官修道藏。1923─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借用北京白云观所藏明刊《正统道藏》，以涵芬楼名义影印，缩改为六开小本，凡一千四百七十六种，一千一百二十册。今有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道藏》影印本，另有台湾艺文印书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等通行於世。
b《藏外道书》指正宗道藏以外其它重要道教经书。除《道藏辑要》收了一些藏外道经，民国年间著名道教学者守一子丁福保所编《道藏精华录》也收了一些藏外道经。台湾学者萧天石自五十年代搜集道书，主编《道藏精华》，所收书以藏外道经为主，达到八百余种。美国学者萨梭编辑《庄林续道藏》，辑录了相当多的台湾符 科仪道经，其中多为手抄秘本。到1994年底，巴蜀书社出了36册《藏外道书》，称为「新续道教经典总集」。由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其分类不再依《道藏》三洞四辅十二类的传统，而分为古佚道书类、经典类、教理教义类、摄养类、戒律善书类、仪范类、传记神仙类、宫观地志类、文艺类、目录类、其他等十一类。
少数民族文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有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也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以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蜚声于全世界，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以人类社会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民族都创造着自己独具特
色的文化遗产。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就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为世界罕见。这些古籍文献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我国现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有21个，这些文种几乎囊括了世界文种形式。用这些文字书写的文献，其学术价值很高，数量难以统计。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和口碑文献正处于濒危阶段。
少数民族古籍的基本概述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指中国55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古代书册、文献典籍和口头传承及碑刻铭文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经济、医学等领域。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文字类；二是无文字类。有文字类的少数民族古籍包括：
1、用各少数民族文字及少数民族古文字记载的历史文书和文献典籍；
2、用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内容的古代文献典籍；
3、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内容的碑刻铭文。二是无文字类；无文字类的民族古籍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口头传承下来的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各种资料，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时间范畴与汉文古籍一样以1911年下限的限制，根据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有的民族可以定到1949年前。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古籍事业，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国务院在1984年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中也强调：“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80年代初，在国务院的关怀下国家民委成立了第一个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古籍机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织、协调、联络、指导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
20余年来，在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的正确领导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各地共抢救了近百万种民族古籍（不含寺庙、馆藏古籍），公开出版了5000余种有价值、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古籍精品，其中很多是珍贵的孤本、珍本、善本。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藏区各地、寺院、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在北京的中华民族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共保存藏文典籍约43.6万余部，木刻版藏经约2.4万余块，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整理出版藏文古籍文献近600种。全国收藏满文古籍文献的地方有北京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市自治区，共收藏近200万份满文古籍文献，保存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档案尚有150万份之多。这些满文古籍文献中，很多是世界及珍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北京市截之目前，已搜集朝鲜文古籍8000余种，档案3000卷。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云南省丽江县图书馆、云南省东巴文化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古籍办公室、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中华民族图书馆等单位共收藏东巴文古籍文献1000多种20000多册。云南省东巴文化研究所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翻译整理近1000种东巴文古籍，约5000字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2000年出版，奠定了东巴文化研究的最坚实的基础。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华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班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对促进蒙古学、藏学、汉学、满学的研究以及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内蒙古自治区，已出版了包括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医学、民俗、民歌、祝词、天文历算等内容的蒙古文古籍文献丛书共几百余种。如，《水晶鉴》、《大黄册》、《诸汗流黄金史纲》、《金轮前辐》、《江格尔》、《英俊巴特尔》、《科尔沁民歌》等。全区共收藏档案资料4万多件。2001年8月，我国蒙古学
专家从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中发现了木刻版八思巴文《萨迦格言》，这对国际国内蒙古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作用。现已查明全国多民族成份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达十余万册（卷），口碑古籍上万种；其中以抢救保护的少数民族古籍有2万余册（卷），口碑古籍3000多种。先后整理出版了《大理丛书》、《金石篇》、《彝文古籍译丛》、《玉溪地区彝文古籍译丛》、《红河民族古籍译丛》、《石林民族古籍书丛》、《民间歌谣集成丛书》、《民间故事集成丛书》、《民间谚语集成丛书》等古籍文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古籍办抢救开发并择优出版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壮族古籍，主要有《古壮字字典》、《壮族古文字》、《不洛陀经诗译注》、《壮族巫经》、，《壮族民族古籍集成第一集》、《壮族民歌古籍集成第二集》、《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壮族古壁画》、《壮族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发掘整理中的壮医》等古籍文献。四川省共搜集彝文古籍近2万种，藏文古籍10余万册，全省共出版民族古籍图书600余册。贵州省共搜集3000余册少数民族古籍，出版了100多种民族古籍图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搜集察哈台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满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等文中的少数民族古籍7000册（件），整理出版了400多部古籍图书。目前，全区已登录的少数民族各文种古籍18500册。贵州省先后整理出版了《苗族古歌》、《张秀眉歌》、《苗族神话史诗选》、《布依族古歌》、《古谢经》、《安王与祖王》、《侗族叙事歌》、《侗乡好事酒歌》、《侗族传统文学选编》、《西南彝志》、《彝文典籍目录》、《彝文金石图录》、《水书》（正七卷、壬辰卷）、《仡老族古歌》、《仡老族哭嫁歌》等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2003年，为了抢救面临消亡的水书，贵州省荔波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搜集了散落在民间的水书共1511册，这些水族古籍文献大部分是明清两代手抄本，其中在茂兰镇水庆村搜集的明洪武年间的木刻版水书，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木刻版水书。
第二：熟悉文献检索方法
《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为序，大正藏以经律论为序。
第三：明了文献渊源关系
有其成书过程，版本渊源，递修过程，以及归类认识。
第四：完善个人知识结构、增加知识储备，为进一步的深度科研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
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考试科目：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名词解释（10分，每小题2分）： 1.九流十家 2.伯2833 3.子注 4.简 5.衍
二、填空（10分，每空1分）： 1.在道藏中，《庄子》的书名叫________；《文子》的书名叫__通玄真经__。2.《春秋内外传》指________和________。
3.《四库全书》的总纂是________代
________；《四部丛刊》的编纂者是________代________。
4.唐代文选学的两大代表作是________和________。
三、指出下列文献学著作的作者及时代（20分，每题1分）：
1.《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 2.《中经新簿荀勖》 3.《经籍籑诂阮元》 4.《水经注》
5.《孟子正义焦循》 6.《周礼正义孔颖达》 7.《汉书补注王先谦》 8.《墨子间诂孙诒让》
9.《春秋经传集解杜预》 10.《尔雅义疏郝懿行》 11.《录鬼簿》 12.《经传释词》
13.《方言》 14.《七录阮孝绪》 15.《七略》 16.《郡斋读书志》
17.《郑堂读书记周中孚》 18.《越缦堂读书记李慈铭》 19.《三国志集解卢弼》 20.《说文解字注》
四、指出下列作者在文献学方面的代表作（只举一种，10分，每小题1分）：
1.李贤 2.马国翰 3.陆德明 4.姚名达 5.孙殿起 6.陈振孙 7.黄虞稷 8.杜佑 9.郑樵 10.马端临
五、简要回答下列问题（50分，每小题10分）：
1.“十三经”指哪些典籍？“十三经注疏”每种书的注者和疏者各是谁？
2.“二十四史”是哪二十四种典籍？各史的作者是谁？
3.《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作者是谁？该书在古文献方面的价值如何？
4.《文选》和《玉台新咏》各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们各是何代何人所纂？其特点如何？
5.指出下列三首论诗、论曲绝句的作者，对其观点略加评论。
A.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B.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辞。C.大都才人逞风流，百岁光阴老更遒。文到元和诗到杜，月明孤雁汉宫秋
第3篇：文献学讲稿
课程说明
一、课程适用专业
本课程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专业以及其它相关专业，也适用于理科专业。
二、课程性质
《文献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是其它后续专业课的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和利用、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等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为解决实际问题打好基础。
三、课程的地位和作用
《文献学》是研究古今中外文献材料的理论和应用的基础课程。古今中外文献浩如烟海、无法穷读，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信息量空前增长，如何利用较短的时间、有限的精力阅读自己最需要的书，选择最需要的信息，网罗最必要的文献资料，文献学无疑是事半功倍的一把钥匙。（限于条件，本课程研究中国古今文献，侧重古典文献，暂且不涉及外国文献。）
四、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文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解文献的形态、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注释、检索、出土文献、敦煌文献、论文的撰写，掌握重要文史工具书及其它工具书（如西文工具书）的使用（文献的辑佚、辨伪和典藏不列为讲授内容），学到一些治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