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历史背景
第1篇：陶渊明的历史背景
陶渊明的历史背景
引导语：陶渊明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绝伦的诗词歌赋及散文，那么大家了解他的历史背景?下面就是小编收集的相关的资讯，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 )，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
陶渊明的一生
陶渊明(前365年—前427年)，又名陶潜，字元亮，浔阳(位于今江西省九江西南)人。东晋伟大的诗人、散文家和辞赋家，中国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亦是文学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靖节先生。著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出生在没落的官宦家庭，父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四年后母亲也离开人世。陶渊明和妹妹就寄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杰出的名士，对陶渊明的影响非同一般。陶渊明自小就习得琴棋书画，才华横溢，颇有外祖父的风范。
陶渊明长到二十岁时，就开始了游宦生涯。在这期间，曾担任过江州祭酒、主簿、镇军将军。彭泽令等职位。陶渊明在官宦与田园生活之间游荡了十多年，三番两次出仕、辞官，又出仕。在这反复无常的日子里，陶渊明一心想施展抱负展示宏图伟愿，另一方面又想念舒适的田园生活。经历了内心纠结的斗争，最终放弃厌恶了官场的黑暗奸诈，选择一心向往追求安逸舒适的田园生活。
前405年，陶渊明最后一次任命的职位是彭泽令。在程氏妹的去世后，陶渊明著作了《归去来兮辞》，表明了他辞官归隐田园生活的心愿。写完这首辞赋后，陶渊明就毅然辞官，回归于农田生活，一直到去世。在归隐田间生活期间，陶渊明著作了五首《归园田居》、十二首《杂诗》等诗歌。在病重清醒之际，还著作了《拟挽歌辞》。
陶渊明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绝伦的诗词歌赋及散文。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他的诗文。陶渊明的诗歌中所展现出来的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以及不愿与那些热衷于利益的尘世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都对后人起到了一定的模范和教育作用，但是陶渊明那般辞官隐退的避世态度也给后世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陶渊明所引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即使诸多著名的伟大诗人也曾受到他的影响。唐代著名世人李白不愿巴结奉承权贵的自尊不屈与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唐朝诗人高适也曾想要学习陶渊明辞官归隐山林的做法，远离世俗利益。不仅如此，陶渊明的诗歌也给后人带去了精神支持与鼓舞。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与清朝诗人龚自珍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陶渊明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因他而得到的感悟。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显示了他对于桃花源的向往，而他的桃花源社会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世中有不少文人学者对陶渊明提出的桃花源社会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此种社会的向往与歌颂。就例如著名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经用自己的作品对那般安定和谐的桃花源社会表示赞赏，而对与之相反的现实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感慨。
陶渊明在给后世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他那舍弃所有归隐山林，逃避现实的态度也给后世之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后世中颇为有名的诗人白居易曾在晚年退隐山林，而在那期间他非常喜爱陶渊明以及他的诗歌，但实际上那只是他在超脱世俗的陶渊明那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罢了。
如何评价陶渊明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
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来独特的效果.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 “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
第2篇：反腐历史背景
反腐败的历史抉择
乔新生|文
当前中国执政党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反腐败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思维定势。这场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中国社会公开举报腐败现象的新闻事件越来越多，举报者不仅有体制外的普通公民，还有体制内的高层新闻记者（甚至出现了少数新闻记者为了邀功请赏而相互攻讦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正气，腐败分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大老虎”的包装正在被迅速地剥去，从外围到核心的反腐败行动策略正在有效地发挥作用，新闻媒体已经在公开讨论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族的腐败问题。现在人们普遍关心下一个被连根拔起的腐败家族究竟是谁，“选择性执法”现象很难继续存在下去，公众都在等待下一个被扔下的“鞋子”。即使既得利益集团想要通过政治协商建立一个反腐败的“止损点”，恐怕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反腐败就像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短时期内很难停下来。本届执政者“秋风扫落叶”的反腐败“霸气”，扫清了公众长期以来对执政的反腐败决心和信心的疑虑，公众正在积极地投入到反腐败的热潮之中，以自己的冷嘲热讽为反腐败营造火热的舆论环境。
第三，普通公民对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胆量参与这场执政者发起的反腐倡廉运动。全国各地电视台举办的“电视问政”都有非常高的收视率，这说明公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反腐败运动仍然是执政者主导的反腐败运动，它充分体现了执政者的“王道”，展示了执政者反腐败的大无畏精神。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场反腐败的运动来势凶猛，暴露出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首先，反腐败的新气象不能掩盖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缺陷。
中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起刑点”，只有贪污腐败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被定罪量刑，这是中国反腐败所面临的最大制度缺陷。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化整为零”的腐败现象，就是因为中国《刑法》是一个纵容腐败的法律制度，而不是一个根治腐败的法律制度。当初设计《刑法》条款的时候，立法者可能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日常的人情往来并没有加以禁止。但是，正是这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迁就和对现实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程度的估计不足，使得《刑法》在反腐败问题上挂一漏万。或许是为了弥补《刑法》规定的不足，执政党颁布了一系列纪律处分规定，试图以党内的纪律性规范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现象。不论是中共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还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刑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错已经铸成。由于执政团队内部已经形成了非常普遍的请客送礼之风，因此，这些规定极大地挫伤了多数公务员的积极性。少数学者大胆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公务员辞职的风潮。现在一些新闻媒体已经公开讨论中央规定对于公务员士气的负面作用，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言之凿凿，如果执政党继续强化党内纪律，禁止请客送礼，将会导致政府采购和集团消费迅速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公务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明显。当整个执政团队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定会改弦更张，通过选择性执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很可能会因为触及执政者的切身利益不得不戛然而止。
这些担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最让人担忧的是，反腐败已经触及中国改革的道路选择问题。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些以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历史旧账被重新翻出来，一些记者公开举报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如果这样的案件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不仅要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滋生的腐败案件，同时还要分出精力清理中国改革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现在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石油、中国电力、中国金融、中国煤炭乃至中国其他许多领域的腐败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在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催生了庞大的腐败家族。
随着一个又一个贪官被送上法庭，人们担心的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管当今中国执政者如何向公众表达反腐败的决心，在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大背景下，人们担心随时都会出现反腐败“急刹车”的现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的常态。当“打老虎”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切身利益的时候，轰轰烈烈反腐败的运动肯定会虎头蛇尾。
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执政者掀起的反腐败浪潮之中。这场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吐故纳新的自我革命，同时也是中国公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分水岭。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呼唤“青天大老爷”，传统的忠君思想正在让位于主权在民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沧海桑田的思想巨变。它不是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思想的延续，而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共鸣，可能成为中国今后政治伦理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换句话说，今后执政者休想把自己打扮成万能的上帝，高高在上主宰人民。普通中国公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他们顶礼膜拜的“清官”被撕下画皮之后，居然如此不堪入目，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正在中国深入人心。
事实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反腐败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成为执政者高举的政治道德旗帜，成为一个又一个刑事司法案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地“踩刹车”。其中的道理非常明显，如果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放水”，或者掩盖真相，那么，公民除了对执政者反腐败行动彻底失望之外，也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联合抵制。
中国当前反腐败的“司机”已经不是少数执政者，而是不断觉醒的普通公民。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智慧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他们不仅睁大眼睛考察执政者反腐败的策略和勇气，同时也在不断测试执政者反腐败的政治力量。假如执政者首鼠两端，患得患失，那么，这场反腐败很可能会出现《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描述的“托克维尔式的悲剧”。反过来，如果执政者顺时而动，顺应时代的潮流，借助于反腐败所激发的强大社会热情，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积极推动协商民主向选举民主过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么，中国的政治清明指日可待。
执政者应当意识到中国反腐败的严峻性，应当充分做好准备，警惕腐败集团铤而走险。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普通公民的聪明才智，以制度上的反腐败逐渐地取代政策上和运动性的反腐败，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地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让公众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让执政者坐享反腐败所带来的各种“红利”。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执政者加快民主发展的步伐，大胆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贪官污吏将会没有藏身之地，那些作奸犯科的腐败分子要想继续掌握权力，就必须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这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件幸事，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
第3篇：历史背景[全文]
背景——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陕西，以游山玩水为名，布置大规模的剿共活动，期间张、杨两位将军在洛阳、西安、临潼等地数次劝谏蒋“联共抗日”均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张、杨带兵对华清池形成包抄之势，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仓惶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后来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总结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
第4篇：共产党宣言历史背景
《共产党宣言》写作的历史背景及写作目的：
《宣言》的问世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阶级根源。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欧洲主要国家已占居统治地位。产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完成，在法国正在进行，在德国也已开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工厂制度的普遍建立，使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导致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 深重灾难。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不断加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随着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激化，斗争的 规模越来越大。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举行两次起义，提出了“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英国工人发起了以实现普选权为中心内容的 宪章运动，自1836年开始，持续了12年之久，吸引了成百万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年发动了大规 模的武装起义，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这些斗争虽然都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