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历史背景导游词
第1篇：南宋历史背景导游词
南宋历史背景导游词
杭州曾经是南宋王朝的国都,要说南宋的历史首先要从北宋的灭亡开始。
在当时北方的女真族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称皇帝，建立金朝。金崛起后，占领了辽国的许多土地，后来，金和北宋联合夹攻辽。公元1125年，金军俘获辽的皇帝，辽国灭亡。
金灭辽以后，看到北宋统治腐朽，防备空虚，就在灭辽的当年冬天，挥军南下，大举进攻北宋。公元1127年，金军攻陷开封，掳走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以及后妃、宗室、大臣等3000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从赵匡胤开始称帝的北宋王朝统治了１６７年，宣告灭亡。历史上称这一变故为“靖康之变”。
同年，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作了皇帝，史称宋高宗，后来定都临安，历史上称为南宋。所以公元1127年对宋朝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既是北宋的灭亡也是南宋长达１５３年统治的开始，所以整个宋王朝统治时期是３２０年。
在金兵把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俘虏北去的时候，宋朝嫡亲宗室中只有赵构和宋哲宗赵煦被废的皇后孟氏幸免于难。
康王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第九个儿子，宋钦宗赵桓的弟弟。在金兵第二次围攻开封的前夕，他以亲王的身份，同刑部尚书王云一起，出使金朝求和，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时，王云暗中勾结金人，准备挟持赵构去做人质，结果阴谋败露，赵构接受磁州州官宗泽的的劝阻，没有再北上，但他也不敢留在已是战争前线的磁州，而是掉头跑回了相州（今河南安阳），同相州的州官汪伯彦勾结在一起，逃避抗金斗争，并且心理盘算着一旦父兄被俘，马上另建小朝廷。所以整日只顾饮酒作乐，笼络部属，不听宗泽向开封进发的建议，不肯去救援京城同金兵接触。
当金兵俘虏徽，钦二帝及在京城的赵宋宗室后，赵构另建小朝廷的机会也到来了。
当时因为金兵都用在对付宋朝军民风起云涌的抗金斗争方面，无暇顾及张邦昌伪楚政权的命运。京城内外的官员拒绝接受张邦昌的号令，并对他施加压力，要他归政于赵氏，复立赵氏为帝。张邦昌此时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自己当伪楚皇帝只是权宜之计，接着就请宋哲宗赵煦所废的皇后孟氏出来垂帘听政，请赵构即位。
孟氏因为是被宋哲宗赵煦所废弃的皇后，所以在宫廷的“玉牒”中没有位号（“玉牒”是皇家的家谱），在金兵围攻开封的前夕又正巧所居宫室失火，住在私邸中，所以在金兵按“玉牒”俘虏宋氏宗室时才幸免于难。张邦昌把她请出来主持朝政后，她就正式下诏给赵构，让他“嗣宋朝之大统”。于是，赵构在假意推辞一番后，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
宋高宗赵构同他的.父兄一样惧怕同金朝打仗。南宋初年，金军几次南下，追击南宋统治者。1129年，金军渡过长江。那时，南宋的抗战派将领，对金军的进攻作了坚决的抗击。韩世忠把金军阻截在黄天荡（今南京市东北）48天之久连，岳飞收复了被金军占领的建康。1140年，金军又向南宋进攻，南宋派兵分路抵抗。岳飞带领的中路军，在郾城大败金将兀术的主力骑兵，乘胜收复了许多失地。其他几路宋军也取得了许多战果。
南宋的繁华
虽然南宋的政治是腐朽的，但是南宋的经济文化空前的繁荣。而国都杭州的繁荣，是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人们怎么来形容南宋的杭州呢？“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我想应该是对于当时杭州繁华景象的最好概括。
南宋小朝廷在当时占据例了半壁江山，偏安江南，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在南宋得到延续，都城杭州还取代了北宋汴京开封的位置，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
当时，杭州已成为商贾集中的地方，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当时杭州有四百四十行，一条横贯南北的御街，也称“天街”，从北向南，十里长街，画栋雕楼。一直通到凤山门，路面全部铺石板，两旁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
南宋一位大臣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制的鞋子。難怪有的西方學者說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还比不上杭州一個看城門的士兵。
當時西方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最为惊叹，在他的游记中极尽辞藻描述的城市不是金元的皇城大都，而恰恰是南方的杭州。
金国国主完颜亮因为羡慕临安的繁华，竟然偷偷派画工来进行描募。而凋零的北中国，却只剩下“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第2篇：反腐历史背景
反腐败的历史抉择
乔新生|文
当前中国执政党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反腐败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思维定势。这场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中国社会公开举报腐败现象的新闻事件越来越多，举报者不仅有体制外的普通公民，还有体制内的高层新闻记者（甚至出现了少数新闻记者为了邀功请赏而相互攻讦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正气，腐败分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大老虎”的包装正在被迅速地剥去，从外围到核心的反腐败行动策略正在有效地发挥作用，新闻媒体已经在公开讨论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族的腐败问题。现在人们普遍关心下一个被连根拔起的腐败家族究竟是谁，“选择性执法”现象很难继续存在下去，公众都在等待下一个被扔下的“鞋子”。即使既得利益集团想要通过政治协商建立一个反腐败的“止损点”，恐怕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反腐败就像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短时期内很难停下来。本届执政者“秋风扫落叶”的反腐败“霸气”，扫清了公众长期以来对执政的反腐败决心和信心的疑虑，公众正在积极地投入到反腐败的热潮之中，以自己的冷嘲热讽为反腐败营造火热的舆论环境。
第三，普通公民对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胆量参与这场执政者发起的反腐倡廉运动。全国各地电视台举办的“电视问政”都有非常高的收视率，这说明公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反腐败运动仍然是执政者主导的反腐败运动，它充分体现了执政者的“王道”，展示了执政者反腐败的大无畏精神。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场反腐败的运动来势凶猛，暴露出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首先，反腐败的新气象不能掩盖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缺陷。
中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起刑点”，只有贪污腐败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被定罪量刑，这是中国反腐败所面临的最大制度缺陷。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化整为零”的腐败现象，就是因为中国《刑法》是一个纵容腐败的法律制度，而不是一个根治腐败的法律制度。当初设计《刑法》条款的时候，立法者可能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日常的人情往来并没有加以禁止。但是，正是这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迁就和对现实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程度的估计不足，使得《刑法》在反腐败问题上挂一漏万。或许是为了弥补《刑法》规定的不足，执政党颁布了一系列纪律处分规定，试图以党内的纪律性规范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现象。不论是中共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还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刑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错已经铸成。由于执政团队内部已经形成了非常普遍的请客送礼之风，因此，这些规定极大地挫伤了多数公务员的积极性。少数学者大胆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公务员辞职的风潮。现在一些新闻媒体已经公开讨论中央规定对于公务员士气的负面作用，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言之凿凿，如果执政党继续强化党内纪律，禁止请客送礼，将会导致政府采购和集团消费迅速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公务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明显。当整个执政团队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定会改弦更张，通过选择性执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很可能会因为触及执政者的切身利益不得不戛然而止。
这些担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最让人担忧的是，反腐败已经触及中国改革的道路选择问题。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些以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历史旧账被重新翻出来，一些记者公开举报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如果这样的案件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不仅要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滋生的腐败案件，同时还要分出精力清理中国改革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现在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石油、中国电力、中国金融、中国煤炭乃至中国其他许多领域的腐败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在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催生了庞大的腐败家族。
随着一个又一个贪官被送上法庭，人们担心的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管当今中国执政者如何向公众表达反腐败的决心，在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大背景下，人们担心随时都会出现反腐败“急刹车”的现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的常态。当“打老虎”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切身利益的时候，轰轰烈烈反腐败的运动肯定会虎头蛇尾。
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执政者掀起的反腐败浪潮之中。这场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吐故纳新的自我革命，同时也是中国公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分水岭。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呼唤“青天大老爷”，传统的忠君思想正在让位于主权在民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沧海桑田的思想巨变。它不是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思想的延续，而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共鸣，可能成为中国今后政治伦理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换句话说，今后执政者休想把自己打扮成万能的上帝，高高在上主宰人民。普通中国公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他们顶礼膜拜的“清官”被撕下画皮之后，居然如此不堪入目，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正在中国深入人心。
事实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反腐败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成为执政者高举的政治道德旗帜，成为一个又一个刑事司法案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地“踩刹车”。其中的道理非常明显，如果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放水”，或者掩盖真相，那么，公民除了对执政者反腐败行动彻底失望之外，也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联合抵制。
中国当前反腐败的“司机”已经不是少数执政者，而是不断觉醒的普通公民。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智慧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他们不仅睁大眼睛考察执政者反腐败的策略和勇气，同时也在不断测试执政者反腐败的政治力量。假如执政者首鼠两端，患得患失，那么，这场反腐败很可能会出现《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描述的“托克维尔式的悲剧”。反过来，如果执政者顺时而动，顺应时代的潮流，借助于反腐败所激发的强大社会热情，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积极推动协商民主向选举民主过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么，中国的政治清明指日可待。
执政者应当意识到中国反腐败的严峻性，应当充分做好准备，警惕腐败集团铤而走险。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普通公民的聪明才智，以制度上的反腐败逐渐地取代政策上和运动性的反腐败，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地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让公众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让执政者坐享反腐败所带来的各种“红利”。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执政者加快民主发展的步伐，大胆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贪官污吏将会没有藏身之地，那些作奸犯科的腐败分子要想继续掌握权力，就必须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这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件幸事，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
第3篇：历史背景[全文]
背景——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陕西，以游山玩水为名，布置大规模的剿共活动，期间张、杨两位将军在洛阳、西安、临潼等地数次劝谏蒋“联共抗日”均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张、杨带兵对华清池形成包抄之势，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仓惶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后来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总结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
第4篇：共产党宣言历史背景
《共产党宣言》写作的历史背景及写作目的：
《宣言》的问世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阶级根源。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欧洲主要国家已占居统治地位。产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完成，在法国正在进行，在德国也已开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工厂制度的普遍建立，使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导致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 深重灾难。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不断加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随着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激化，斗争的 规模越来越大。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举行两次起义，提出了“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英国工人发起了以实现普选权为中心内容的 宪章运动，自1836年开始，持续了12年之久，吸引了成百万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年发动了大规 模的武装起义，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这些斗争虽然都被
第5篇：抗日战争历史背景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背景
自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而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终于引起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内忧外患，无力抵抗，因此西方列强更加放肆，趁火打劫，妄图吞霸中国。战争起因
慈禧太后与洋人之仇
1898年，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戊戌变法，因与保守派对立而失败。慈禧镇压维新运动，软禁光绪帝于瀛台。各国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但因遭各国反对而不敢付诸行动，令她怀恨在心。加上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纷纷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也增长了慈禧的仇外情绪。义和团起事
义和拳，为山东省学习神功的拳民组织，为山东巡抚毓贤利用来抗衡教会，威吓教民脱离教会之用。后由外国所迫，派袁世凯到山东取缔，拳民逃到北京城外涿州各地。
当时，慈禧信任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竟听信毓贤之言，相信团民能“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怂恿慈禧借助义和团排外。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刚毅往涿州视察，但刚毅竟向慈禧奏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