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共政治体制改革_政治体制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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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最近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表达了对80年代的“体改委”的怀念。大凡亲历过那个改革的黄金年代的人们，大体都能对此产生共鸣。
尽管体改委的全称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但由于其超然地位，事实上是设计自上而下的各项重大制度改革方案的一个机构。体改委的前两任主任都由国务院总理兼任，足见规格之高，需要指出的是，它是一个实体机构，其他一些也有总理兼任的各类委员会则往往是一个协调议事机构。
体改委里的一班秀才，不仅是总理的私人智囊，在一些重要政策文件的起草这一点上，更是党政共用的资源。在赵真人和李鹏之后，体改委主任由陈锦华接任，末代主任是李铁映。到了王岐山那里，体改委已经降格为体改办了。再往后，它的职能就被发改委取代了，这个机构也就消失了。
最近，第三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一篇文章里无意中透露了一句话，他说，“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
这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82宪法重设国家主席，同年十二大废除党的主席制，改称总书记。同时明确规定了主要的国家级领导人的任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几个举动背后的逻辑关联是什么？
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外交便利，这和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是一样的，要有对外接轨的代表国家的位置。同时，这也意味着将国务院总理的外交大权部分转移出来，我们知道在毛时代，毛自己讨厌国家主席频繁会见大使、接受国书的繁文缛节，他更喜欢退居幕后设计全局，而不是形如玩偶，被形式所困。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也由于兼任过外长的缘故，在外交上是有极大发言权的。这大概是这六任总理中在外交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80年代的主题已经变了，经济建设是党的工作重心，更是国务院总理的工作重心。
那么总书记是怎么回事呢？最初恢复设立总书记是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那时的主要目的是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共同受了王洪文同志那句“十年后再看”的刺激，意识到要赶快选接班人，搞领导干部年轻化。这次会上把胡耀邦和赵真人选入常委。排在他们前面的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在这次会议上被撸下去了）。前面五个人是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当然也是常委），胡和赵的头衔是常委，胡同时受命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新的书记处有11个书记，他们是：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
我们看这个格局，基本是在照搬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的架构。中央主席和副主席是老人主持，并随时准备退居二线，中央书记处成为一个实际的办事机构，年轻的总书记挂帅，是为一线。当然还要补充一句，实际上无论是50年代还是80年代，这种一二线的划分从未真正实现，老人干政总是不断出现。所以有毛左总是用毛主席已经退居二线了，所以大跃进大饥荒神马的都是刘主席搞的来倒打一耙，我看这是把基本的事实都给混淆掉了。
应当说，80年代这些元老们确实希望通过复活“十七年体制”（即1949-1966）来振衰起敝，邓和陈对重组书记处寄予厚望，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坚持集体领导，书记处所有成员平等，都只有一票。重大问题由集体作出决定，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但必须要有集中。第二，实行集体办公方式。陈云更是痛感中央领导人普遍年高体弱，处理重大事情都只能采取“传阅画圈圈的办法”，是要“误四化的大事的”。他要求书记处“实行办公会议的方式，大家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
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虽仍保留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三个最高职务，但实际已降为配角。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胡耀邦负责中央书记处全盘工作；赵真人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全国人大任命赵真人、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自此，华国锋的大部份工作基本被转移。
组织问题虽然接近于完满解决。但思想路线还在徘徊。这次会议后不久发生了所谓“兴无灭资”和“清算封建遗毒”之争。兴无灭资派来自军方，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包括知识界的自由化倾向和境外（主要来自港台）生活方式对社会的冲击，特别是后一方面影响对多年来建构起来的社会价值体系产生消解，在这种担忧和恐慌下，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文件中率先重提“兴无灭资”口号。清算封建遗毒派则认为，党内生活和制度中存在着个人崇拜、家长制、等级制度、特殊化、官僚主义等种种严重弊病，它的根源就是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没有肃清。这种影响如不肃清，难免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广东的书记习仲勋、中宣部部长王任重都对兴无灭资的提法提出质疑。
这个时候有一个党内元老的意见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李维汉。李维汉是中共建党之初的党员，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前即被免职，*期间被批斗、关押八年，1977年回到北京，重获自由，此时已愈八旬。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应约拜访邓小平，两人长谈两个多小时。李维汉明确反对“兴无灭资”的提法，他说：“现在什么等级制度、特殊化、官僚主义，这个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是封建主义的。农村里的社长、社主任、支部书记、队长，很多人搞一言堂，家长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这是封建性的遗毒。到处搞纪念堂，这就是造神运动。”
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的建议，5月31日，邓找负责宣传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李维汉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值得重视。比如家长制，这在我们党内是有传统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领袖终身制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耀邦提出，肃清封建主义影响要从制度和思想理论两个层面进行。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一言堂、家长制，这些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
6月11日，胡耀邦在中宣部理论座谈会上传达常委讨论的意见。首都理论界为之鼓舞。
人民日报要采访李维汉，李维汉则暗示希望把这个“理论创新和重大突破”的首倡权留给邓小平，希望老邓有这个政治勇气和魄力，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那时候两会不是像现在一样固定在三月份开，那一年就是下半年开的），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份当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面，做一个公开的讲话。然后引发全党，让大家学习。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核心观点如下：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副职不宜过多。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
8月30日到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五届政协三次会议召开。国务院领导成员作出重大调整，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由赵真人接任。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不再兼任副总理。此次会议是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次会议还呈现出不少民主新气象：（1）会前，一直伫立在**广场纪念碑前的马恩列斯毛巨幅画像被拆除移走；（2）会前，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连开三天民主协商会征求意见；（3）大会副秘书长举行会前记者招待会，各项议程全部公开；（4）驻京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及几千名国内旁听者参加了两会开幕式，这是建国以来的首次；（5）主席台上不再挂领袖像，而是国徽；（5）中央领导人与其他代表一起入座，而不是最后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鼓掌（这一点现在都很难做到）；（6）领导人作为普通代表在小组讨论，不是像过去一样以领导人身份“探望代表”。
会议的民主气氛，集中表现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政府工作中一系列问题直言不讳地质询、批评和建议。与会者批评1977年特别是1978年经济建设的高指标、新冒进，造成一百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就宝钢建设问题，北京、上海等五个代表团先后四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提出的意见达六十条之多。当面批评和质询政府官员，反映了代表们民主意识的高涨，开创了一个先例。把质询会的内容在《人民日报》上详细刊登出来，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透明。历来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为橡皮图章的西方记者，第一次给予了正面评价。
邓小平“八一八”讲话的传达，五届人大的召开，激起知识界对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很大期许。一些报刊不吝版面，连篇发表学者论政治改革的文章。比如
李洪林：《领袖和人民》，《人民日报》1980.9.18.穆福田：《“万岁”的称谓和威仪》，《人民日报》1980.9.29.陈潮：《一本介绍启蒙思想家反封建的集刊》，《人民日报》1980.10.30.许显侯：《三权分立原则的起源和运用》，《人民日报》1980.11.14.人民日报1980.12.10评论员文章：“单是党内的监督，没有党外的更广泛的监督；单是自上而下的监督，没有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监督，要彻底纠正不正之风是很困难的。”
这次会议之后，邓、胡、赵三驾马车的架构正式形成。中国改革在最上层的组织基础趋于稳定。
邓小平的八一八讲话不断被后来的体制内改革家所引用，每当他们要在体制内寻找政改资源时，追根溯源就追到这里。所以，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发表谈话，纪念邓小平“八一八”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辩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最近的大连夏季达沃斯会议上，他又重提要改变“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这些老话，并直言“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前面那个疑问了，邓小平为什么讲那句“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看后来的事实，赵是邓亲自挑选的改革派总理，李则略显牵强——于是有了老邓南巡谈话时的那句“谁不改革谁下台”，朱是改革派总理，温至少在口头上是提“政改”最多的改革派总理。
这一切都在1980年那波澜壮阔的政改年框定了。正式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是两年之后的十二大上，但它的实际运作从1980年开始。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各有专司，分权的思路非常明显。再搞一个中顾委安置那些政治拆迁户。
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提法的起源。
1980年的这一制度设计，至少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意义是可圈可点的，至少是一个缓冲和过渡。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再有一个政治强人统治三十年而不遭遇西亚北非之变的（远的还有苏哈托、皮诺切特），无论他创造了怎样的经济奇迹。不换党的话，至少也要换脸，当人们讨厌一个人之后，及时变脸，让人民群众的怨气从领导人的上上下下中得到部分的发泄。（我在1月份写的《小白突，埃又埃》曾做了粗略的分析）此外，民主的组织形式和民众的参与形式也必须不断改进并得到保证，不换党如果再不经常开会，而且是开真会、开解决问题的会、开让人畅所欲言的会，至少像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那样代表质询官员的会，那么民怨也是很难发泄的。
当然，1980年的设计是改革初期的奠基性工程，30年过去了，江主席在十六大的告别辞讲得好：“我们要超越前人，后人也必将超越我们。”今人理当与时俱进地探索。温家宝同志说得很多也说得很好了，他对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和紫阳真人的改革精神也领会的最深，但我们希望他还是尽量在下台之前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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