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研究文献综述_农村法律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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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仰研究文献综述（简洁版）
关于法律信仰的问题，在西方更多的体现为是一种自然、必然的内在意识。众所周知，在西方法治思想健全的现代社会里，法律信仰的转型是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凸显而发生的。本文旨趣不在于考察西方法治社会法律信仰的现状，而着眼于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语境下我国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总体来说，我国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态度大致有三种：其一，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信仰是极其重要的思想建构和必然要求，是支持法律信仰的提法的；其二，认为法律信仰的提法本身是不科学的，而且不符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其三，文章的研究避开法律信仰的提法是否科学，直接去论述法律信仰的实质以及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法律信仰，或者只是指出我国法律信仰问题的内在困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和第一类看法是内在的一致的。本文将对此做综合的评述，并认为法律信仰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法律信仰构建的一些思考。1 问题的引入
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检索，自1995年至今，以法律信仰作为文章标题为检索条件，大概有500余篇公开发表论述有关法律信仰问题的文章。其中不乏法学界以及哲学界的一些著名的学者的精彩论述，还有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另外还有近十余本国内知名高校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的专著。除此之外，关于法律信仰的专著也颇多。
但是，围绕着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2011年３月１０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这个大背景下，讨论社会主义法律信仰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1]。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完整的法律体系，然而，如果法律信仰问题不能得到相应的解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仍将任重道远，甚至是空有法律，但是不能深入人心，将导致阳奉阴违，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造成更大的伤害。
因此，围绕着法律信仰的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文章第二部分将对此做一个综述。法律信仰研究综述
1.1 支持法律信仰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法学界出现了一批论述法律信仰的文章，众所周知，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在1999年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有关法律信仰的文章，都把法律信仰作为法律能否顺利实施基础。其中谢晖的文章《法律信仰与法律怀疑精神》对法律信仰与法律怀疑精神进行分析探讨，认为公民是否具有完整的法律信仰是法律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心理基础。[2]在此后他的文章《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中，考察了人类史上的法律信仰，在该文中，作者分析了作为信仰的法律所必须的品质，另外从主观条件上，认为只有主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运用权利、遵守义务，才能把内在的法律信念与外在的法律行为完善地结合起来，形成法律信仰。[3]我们从这类文章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当时的学者，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期待以及对法律信仰问题的重视。另外，有的学者，根据对当时我国现状的分析，认为“一个业已临近的将严重影响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危机—公众对于法律信仰的失落，却已显见。”[4]主要的观点认为，一个社会若失去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即便制定出千百部再好的法律，也难以内化为一种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从而难以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在该文中，作者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及法律仪式的过程透明化等方面认真分析了在我国法律不被信仰的内在原因。在笔者看来总体上来说是切中要害的，但是在原因分析中，对于法律仪式的论述，笔者认为不能作为根本原因的，因为司法过程中的公开化是进行法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在1999年前的文献中，还有几篇重要的文献，从理解法治的精神意蕴层面来论述法律信仰的，认为“法治社会的有效建立, 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乃是作为其基础以支撑整个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观念的确立，是作为其内在灵魂的“软件”系统的开发。”，进而认为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5]这个观点和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思想是契合的，伯尔曼认为：人们的法律情感赖此得以培养和外化。否则，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同样，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也都具有法律的要素，没有这些，它就会退化成为私人的狂信。[6]对于法律，公民心中如同宗教般的认可和尊重，才能在社会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施。学者陈金钊在同年（1997年）发表的《论法律信仰—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也持这种观点，其他的文献在此不再赘述[7]。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写进宪法，有关法律信仰的文章、专著越来越多，相关的讨论也更加的细致。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有相当的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法律信仰的提法以及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背景下的困境。但是还是有很多学者坚持法律信仰的科学性以及重要性，并有相互的争论。笔者认为，学术的争论对学术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从事法学研究以及致力于法学事业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更显得尤为重要。
支持法律信仰论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更多的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信仰上，出现了大批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认为：立法方面的制度设计、执法方面的严格、司法方面的公正以及法制教育是构建法律信仰的四个重要途径[8]；有的学者对法律信仰做了更为深入的界定，认为法律信仰乃是一种法律的文化认同，或者说，是文化认同的法律表现，从而，它是一种文化自觉，或者说，必将连带推导至文化自觉。认为正是法律爱国主义将是整个民族国家得以凝聚的共同基础[9]；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客观评价了法律信仰培育过程的漫长性，认为需要主客体共同努力[10]；还有的学者认为，民众（民众、法律职业者与法学家）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尤其是对于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才是法律信仰形成的合理路径[11]；还有学者把权利作为法律到信仰的路径选择，认为权利是法律的精神与灵魂，法律舍此将不可能被信仰[12]。
我们从上述文献的综述中，不难看出，法律信仰支持论者对法律信仰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此后还有许多学者，指出了主张在法律之上虚构一个具有更高效力的法律，则有利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并主张揭示法律的理想形态与现实形态，有必要把法律作事实分析和价值分析；持此种相似观点的文章也颇多，有的直接指出法律能被信仰的法律是自然法，借住西方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法理念，来作为法律信仰的对象[14]。
从整体上来看，根据笔者在上面综述中指出的一样，法律信仰论者对法律信仰的研究是从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意蕴和要求这样的价值判断上开始，即是从法律信仰应当是怎样层面上展开研究和论述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有较多的学者开始从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即从路径上展开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和成果。当然，因为学者进入此领域研究的视角不同，对法律信仰论的研究并未都呈现出这种演进的特征。但是总体上，笔者认为从价值判断进入到事实确实是怎样，以及如何构建的发展的大趋势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导言部分第12页，说明该书的旨趣的时候指出：本书所能传授的，不可能把国家从其应该怎样的角度来教，而是在于说明对国家这一伦理世界应该怎样来认识。并指出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合理的。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因此，对法律信仰的研究，有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哲
学基础，提出了区别于或者不同于法律信仰论者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法律信仰在中国，是不能的或者是不符合有着丰富传统文化国情的。
1.2法律信仰质疑论
根据上述整理和分析指出，有相当的一些学者，对法律信仰论的提法是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反对态度的。在该节，笔者将对此做一个综合评述。
此类观点的出现，根据笔者的整理，是对产生于西方法治理念背景下法律信仰是否就能一定适用于有中国特色国情的法治建设语境的怀疑开始的，认为：法律信仰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蕴。我国学术界在提出这一概念时并未注意到法律信仰的语境差异，因而存在概念定义和使用上的诸多问题。构建法律信仰概念不仅要考虑中国的法律语境，而且还要切合中国人的信仰生活，遵循概念定义和逻辑规则[15]。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是必要的。从我国传统来看，我国是有着近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国家，法律在我国有着和西方法治国家有着不同含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形象的指出中国在礼治之下的法律和西方宗教之下的法律的不同，甚至说：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16]。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法治秩序的生成和法律信仰的确立是一个多元互动的过程。认为不能简单地奢望法律信仰的单独确立。其主要的观点就是法律信仰的问题不是单独的信仰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整个法律秩序的问题[17]。他提出了五组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指出了法律信仰问题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运动；此外，还有学者质疑法律信仰的提法，认为法律信仰的提法是有违法理的：信仰属于自为的领域，不能被要求和强制。除非我们仅将法律局限地理解为超验的自然法，否则，实在法由于其无法祛除的工具性、无法克服的缺憾性不可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同时，若要求人们信仰它，事实上就否定了人们对国家法律持有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最终导致危害法治的后果[18]。
笔者认为，这种对法律信仰的客体，即法律提出了质疑，众所周知，法律在我国法理学教科书中定义为，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根据作者的论述，信仰规范是不科学的，该学者似乎认为以社会信任的法律重构作为更合适的表达[19]。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论文，其中有对法律信仰直接展开批判，文章主要认为，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导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错误观念。因此，作者主张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文章中，作者认为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20] 在该论文之后，引发了法律信仰论者以及法律信仰怀疑论乃至批判论者之间的讨论。有的学者支持了上述论文关于法律信仰的批判，也认为法律信仰这一命题是国内学者对伯尔曼本义的误解，认为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中国法制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法律信念、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21]
也有的学者直接指出如果接受来自西方所谓法律信仰的命题，而不顾我国国情，将会导致权力崇拜、专制主义的兴起等严重危害后果。[22]
笔者分析认为，法律信仰论批判者的论述都聚焦在法律信仰这个命题的科学性上。认为法律信仰的命题，自然被信仰的是法律，但是据他们的研究论证，法律是不具备被信仰的品质的。诚然，根据上述有关学者的论述，信仰作为规范的法律是不符合法理的。然而，法律在法治的背景下，从来都不能被认为单纯的是一种规范体系，也不能单纯的被认为是一种统治工具。如果法治社会的建设就仅仅意味着法律体系的完备，那我们是否就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了？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到在我国传统社会
中，法律的本质，就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我国的法律从未上升到治国的理念，更谈不上和宗教结合在一起，成为国民内心的信念乃至信仰了。
针对法律信仰怀疑批判论者的论述，有学者也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批判，认为，法律信仰是信仰者结合超验体验和理性确信、穿越精神虚拟和物质现实,强化主体意识和工具价值的一种超现实的精神活动。并提出构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语境下的法律信仰途径，即建构实在法、伦理法和自然法三位一体的法律信仰的理想图景，来弥合法律文化的断裂和混乱，进而发挥法律信仰的精神激励、文化整合、凝聚和约束功能。文章以辛辣的口吻宣示：至此从根本上验证了为现实功利所累，站在此岸看彼岸的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的不堪一击。[23] 3 总结
本文梳理和评论了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囿于文章篇幅不能展开详细的论述。众所周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法治建设上的体现。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法治就是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有了完备的、符合实际的法律体系，又能得到普遍的实施，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所有法律从业者，乃至政府机构及其公务人员在内所有公民在内心深处对法律信任、信赖最后能化为内心的准则并信仰的时候，法治才能说真正的建立、完备起来。
不论是正面论述构建法律信仰的内在、外在（主观、客观）条件，还是从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的民主、严格和公正，亦或是从基本的公民法律教育做起，对法律信仰的构建都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路径；不论是批评法律信仰不可能者还是担忧法律如果被信仰将会导致专制主义危险的看法，都没有否认作为必须拥有精神家园的人应该具有信仰的事实。在社会中，不单是个人，乃至整个社会有了信仰，可以促进社会共同体增强凝聚力，减缓社会冲突，并为社会成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更好地发挥社会共同信仰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推动作用。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如果不是去信仰法律，那么我们还能去信仰什么？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概念总是从抽象延伸到具体，然后再上升到抽象，最后成为自己的概念。还说哲学形成为一个圆圈：它有一个最初的、直接的东西，因为它总得有一个开端，即一个未得到证明的东西，而且也不是什么成果。黑格尔所赞赏的天真的意识，在笔者看来就是我们去理解和认识世界乃至法治现象的开始。我们应该去接受法治的理念，去接受公平正义，去接受人人平等，去接受权利的意识等等。把这些理念作为我们的天真的意识，然后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使其现实化，形成一个圆圈，成为自己的理念。诚然，现在我们国家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封建人治传统。扪心自问，我们的天真意识里，隐藏着多少是对权力的追求和金钱的迷恋，而又有多少是对权利和公平正义的希冀和信仰？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反复的强调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笔者认为虽然从语境上来说，我们国家和西方法治国家确实有着巨大的差别和不同，但是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法律必须深入民心，否则，法律只会被当做一种统治工具，而不是保护自己权利的根本保证。那么，在当下，如何才能让法律得到普遍的信任乃至信仰？笔者囿于篇幅，不在此详细讨论。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三联书店.1991.28谢晖.法律信仰与法律怀疑精神[J].法律科学,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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