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关于《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对话_hpprime快速入门手册

2020-02-27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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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关于《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对话

葛兆光:关于《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对话

跨入“学术研究之门”可以可能?

在我们由“研究生”通向“研究者”的漫漫征途上,我们将经受重重考验:修习课程学分、撰写课程文章、接受中期考核、发表学术论文、进行开题报告、写作毕业论文、智闯论文答辩„„这一路上,如果你不能拿出做回“研究僧”的勇气、不能生成“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不能做好 “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准备、不能内置“青灯、黄卷、一书虫”的图景,你就可能永远找不到“学术研究之门”,除非你是个天才。葛兆光先生说“研究生教育不是教天才,而是保证一个底线”。如果你是天才,可以无师

自通,跨入“学术研究之门”于你或许就如跨过自家的“大门”那样简单。如果你不是“天才”,找寻起那扇通往象牙塔高层的“准入之门”,也许,就非易事。你需要自己“努着力”,更需要导师在上面“指着引”、同道在身旁“鼓着气”、师弟、师妹在楼下“加着油”„„傅杰先生回忆起自己的读研生涯,他说那时选择“读研究生”也就是选择了“学术人生”;葛兆光先生在清华学习时,会去图书馆的夹层翻阅自己的前辈所撰写的毕业论文,一次他发现了陈寅恪先生给学生论文所留下的批注:如果你不讲清楚这点,你就导致两个后果„„杨泽波先生在复旦求学时,发现了复旦文科图书馆的“三楼半”,大量原先在外面根本看不到的书籍让他突然发现“中国哲学原来还可以这样做”„„“自身的努力”永远是第一位的、“自身的努力”是三位先生由当年的“研究生”转变为今天的“研究者”的根本保障。

但他们又不仅仅是“研究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葛兆光先生承认“现在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水准有些下降”。但是,他并没有责怪学生的意思,而是更多地将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当老师的要反省自己给了学生什么?老师要给学生本学科研究领域的历史、方法、视野。于是葛先生萌生了出版一套《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想法。想法得到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出版社等的鼎力支持。2007年9月23日,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联合倡议下,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数十所高校、社科院的近30位知名学者齐聚复旦大学,为 《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工作出谋划策。编者就研究生如何跨入“学术研究之门”、如何编撰《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等话题分别采访了葛兆光、傅杰、杨泽波三位文史哲领域的专家。相信三位先生讲述的“学术人生”、编者与先生们的对话能对大家的研究与学习工作有所帮助。

(宋伟)

历史、方法、视野:关于《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对话

宋伟 刘堃

研究生教育不是教天才,而是保证一个底线

记者:您是如何想到要策划《学术研究入门手册》这套书的?您策划这套书的目的是什么?

葛兆光:其实我们关注教材,关注教科书已经很久了。我以前也写过关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因为,教科书是争论很多的一个领域,日本、韩国、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引起了较大的**,我常讲:“一打著作的影响,比不上一本教科书。”我想,教科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年轻学者,从大学以来,他的成长是和教科书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学术生涯和学术基础也许都是在教科书里发展起来的。包括我们学术研究的一些弊病,也是从教科书那里来的。你看我们有些人写的论文,就是教科书的一章、一节的放大,实在是没有意思。但是,我们这次编写的,似教科书,又非教科书,我们是想编一套给刚刚入学的硕士研究生一个研究入门的引导手册。我们想了很多名字,“研究入门”,或是“研究手册”,名字还没有定,但是这个想法我们已经想了很久。我个人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是教师,当了多年教师,觉得教书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一直在关心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在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地方很多,到处都在招收硕士。不像博士,门槛比较高一点,有些地方没有设博士点,它就不

能招。但是硕士点很多,可各个学校条件不一样。有些学校的老师,视野宽一点,方法好一点,教的学生可能就好一点;有些就不行。有些学校,图书馆好一点,有些学校图书馆差一点,在一些学校,你研究的领域的很多东西,就看不到了。所以,如何使得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规范性的训练,这是我们正着力做的工作之一。有一个理念我一直很强调:研究生教育不是教天才,而是保证一个底线。就是说,天才我们教不了,天才是自己就出来了的,但是,老师的责任是使得所有学生包括最差的学生也能够站在基本水准线之上。我们现在编这个教材、这个入门,目的就在于保证学术训练的基本底线。

记者:就如同木桶原理,要提高最短一块板的高度?

葛兆光:这还是有些不同的。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了木桶的容量,一旦短了,水就流出来了。硕士生教育不同,即使教得不好,也可以有天才的出现。但是,我们不能用天才来衡量我们的教育,而是应该以最基本的水准不低,来衡量我们的教育。这就是我们编这套书的目的。

我是老师,老师就是把方法传授给你

记者:您前面说似教科书,又非教科书,能不能在具体讲一讲?这套书的体例、大致内容是什么呢?

葛兆光:我们的书还不完全是教材,而是入门引导,研究手册。所以,我们编写的时候强调给学生三个方面:

第一,你这个学科的历史、研究的领域如何?

第二,你这个领域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第三,你应该有,或者希望你有的学术视野有多宽。

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在设计这套书的时候,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怎样去编,怎样才能使硕士一年级的学生,能够接受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方法、视

野的熏陶。所以,我们准备把书分成四大块:

第一,学术史。就是说你这个领域,过去和现在,国内和国外,都做了些什么研究。例如你研究王阳明的学说,我们就从晚清到民初、日本到中国当时对王阳明思想学说的论述开始说起。因为你讲了研究史之后,就可以使年轻的研究生知道,前人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没做,我可以去做哪些。因为现在很多研究生根本搞不清楚,或者说根本不愿意搞清楚前人做了些什么。什么东西似乎都是我自己发明的。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以前我在清华大学,去翻30年代的大学生的论文,发现过陈寅恪先生的批注,大意是,如果你不讲清楚这点,你就导致两个后果:第一,你说明不了哪些是你的新发明;第二,你无法避免抄袭的嫌疑。也许你就是抄的,你把前人的东西都隐没了,不说了。所以,你一定要有证据证明自己的研究有新意。所以,第一部分就是你研究的这个领域的历史,简单说就是学术史。学术史也要训练,每一个学科的人都应该有学术史的意识,尤其是硕士,一进来就要有这个意识。

第二,基本的研究方法。我觉得方法很重要,以前有句话说:“莫把金针度与人”,就是说不把方法交给你,你还得听我的。但现在当老师不一样,你就应该把方法交给人,“点石成金”,不是说给他金子,而是给他那根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这个是真重要的。我们现在当老师的,不是以前的戏班子的班主,教会了徒弟,就饿死了师傅,我们是现代大学的老师,就是把方法传授给你。第三,研究示例。这一部分继续讲方法,但是讲的是个案、是示范,因为我们针对的对象是硕士,硕士与博士不同,还很年轻,刚刚入这一行的门没多久,所以,我们准备在第三部分选择一些可以模仿的、也是最优秀的研究论著来介绍。比如,我们过去一百年里面,有几篇文章,或是几本书,是最精彩的。你可以看人家是怎么找材料,怎么去切入,怎么分析,怎么得出结论。

第四,学术视野。我们希望所有编写者用比较大的篇幅来开参考文献。这参考文献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基本文献”,一个是“进阶文献”。前者就是说,你最起码这些论著要看过,不看不行;但是,如果你要更深入地研究,一些更专门、非常深的论著就要看了,我们再给你开第二个书目。这两部分加起来,要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呢?各地的图书馆不一样。有些图书馆里没什么好书,但是,好在现在网络很发达,开了这个文献之后,有些书万一在图书馆里找不到,可以通过网络去找。

记者:大篇幅地看参考书目? 有必要吗?

葛兆光:很有必要。这个参考文献有三个作用:

第一、规范作用。看过参考文献之后,你就知道哪些是基本文献,哪些是参考文献,哪些是偶尔参考的文献。总归有一个次序。我发现,很多学生没有这个意识,有些很边缘的、很零散、很犄角旮旯的资料都引用了,最基本的文献却没看!这就不是专业人士,是业余人士。我经常用下棋的比喻,就是会下棋的人,行棋的次序是不能错的,你就是先守角后占边然后再去围肚子,这是基本方法,也是专业棋手必须训练的最基本的堂堂正正的“内功”。出来一个业余棋手乱杀一通,出边锋的,走怪招的,什么都来了,那不行。你开出了基本文献和进阶文献,这就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厘清主次。让他知道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有多大的范围,有多少的论著,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领域,就是那么几个东西在那里,你要知道更广阔的。很多东西你都要知道。你不能说,我找不到,算了,我就看这一点,凑出篇论文。

那不行。至少最基本的东西你都要看了。所以,你看我们比别人要正规一点,就是说,看的文献还算比较全的,有次序的,有轻重缓急,主流支流还是分得清的。第三、开阔视野。我们对硕士生要求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我们也要求他们多知道点事情,现在中国人文学科的研究,已经不能是闭关自守,可以自己关起门来吃大锅饭的时代了。你这个“文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研究。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在华山论剑,而不是自己搞一小圈人在那儿,拿着竹剑、木棍在那儿随便打一打,就算“我是东邪”、“你是西毒”了,好像都已经占了山头了。你得有这个气魄,将来你读到博士,或更高的学位,你的视野要宽阔。这样整个书就分为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看起来没有跟你讲你要研究的东西,比如说你要研究宋代思想史,它并没有跟你讲宋代思想史,但是,它给你的是宋代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基本方法、研究的视野和文献。这样它有点等于是带点工具书性质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想,它是不是应该叫“手册”。

让学者都写自己擅长的领域

记者:这套书大概会出多少本?请多少位学者来撰写呢?

葛兆光: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摸索,我们先在人文学科领域里试验,就是文史哲,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开始。但是,我们不打算按照学科分类表上的那种分类方法,而是按照学者的专长,可大可小,根据自己熟悉的擅长的领域来做,这样才可能写得比较深入,他可以把他知道的方法、文献等都讲出来。所以,与其按照学科分类表呆呆板板的、好像面面俱到,还不如让学者都写自己擅长的领域。目前,我们有三十个左右编写者,有复旦的,也有复旦校外的,有上海的,还有海外的。我们都统一要求,给学生一个示范性的东西。今天我还跟他们讲,干脆按照研究生院规定的学位格式,这样我们现在写的这个书的格式,就是研究生将来论文的格式,照着这个格式写就行。

记者:您打算写哪一方面?

葛兆光:我现在没时间写。我们请来那么多好的教授来做,我的责任只是建议。

记者:您既做“领队”又做“运动员”不是更好?

葛兆光:因为我想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做。但是,我会把我的所有想法随时告诉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想法可以接受,那么,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因为我们目前研究生阶段没有什么教材,我也不希望有什么教材,我希望的是方法和引导,不要那种硬灌的教材,因为教材一旦搞得不好,你的思路就被框住了。

记者:是不是可以给传统教材一些新内涵?

葛兆光:传统教材需要两种东西来补充。一种东西是方法、引导,一种是参考资料,给你编很多参考资料,就是文献。过去我在清华,编过《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让你看资料,有很多好处,第一,你接触了原始文献,不至于说人云亦云,而且你还是真读书,读很多文献;第二,资料不限制你的思路,可是教科书,有脉络,有结构在里面,理解视野就被框住了;第三,参考资料是开放的,里面有进一步延伸的阅读。所以,一方面是参考资料,一方面是方法,两者结合起来,比现成的教科书好。教科书,研究生不应该有,不需要。它应该是一方面

是参考资料,一方面是方法。这两个加起来好一点。

学者不能只做学术研究

记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之初,您曾说研究院的使命在于为中国寻找多面“镜子”。这是一个很“崇高”的目标。最近,文史研究院的一些老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经典100句》,你写了序,现在又策划研究生入门手册。您如何看待研究院在文化普及和学术普及方面做的工作?

葛兆光: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学者不能够只把学术研究出来就完事,而是要把研究出来的学术,让更多人知道。所以,一次我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现在的传媒,有时水平很差,可是,你不能老批评它,你批评它,你的责任在哪里?那个文章的标题是我自己定的。我说“要共同提升,不要一起沉沦”。就是说,我们得有责任让这个媒体水准变得高点。所以,我不反对学者参与公众传播领域的一些活动。与其让那些不通的人,让那些歪门邪道的人去做,整天在电视上胡说八道,还不如你去出场,你应该去提升媒体的水准。其实,我讲的那段话很多人误解,认为我支持于丹,其实,我虽然不反对于丹这样的说法,但是,我更希望有讲得更好的人去讲,你不能一棍子把于丹给打死了。你说我们这些学界的人有没有责任?

要去做点教材的工作,要做一点传播的工作。我们有些老师,就自己研究的那一亩三分地,关起门来什么都不管。可是,你作为一个学者,有没有一个社会关怀?你要有社会关怀。如果你就只会指责人家,那怎么行呢?你自己去做呀!对于教材,有人——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有人这么认为,最高明的学者,都不写教材。写教材的都是不高明的学者。那好,学生们看得都是不高明的教材,那还成什么话?是不是?这个做法就不对。应该是一流的学者来写教材。你想,Braudel算了不起吧,他也去做欧洲文明史的教材《文明的文法》。再比如说,以色列人研究犹太历史,那么多重要的学者,人家要研究专业的话,他研究死海古卷,那多专业呀!可是,人家一边在研究死海古卷,回过头来也写以色列史,犹太史的基本教材。那里面有很多促使今天的犹太人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识的意义。我们的学者为什么不去做一点教材呢?我们的教材真的不是很理想。改革开放以后,大家觉得写教科书不算什么,觉得它不能体现我个人的成就。其实是应该写的,应该由一流学者来写最基本的教科书。

当老师的要反省自己给了学生什么?

记者:您认为当下部分硕士研究生甚至少数博士研究生难入学术之门的原因何在?

葛兆光:我们现在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水准有些下降,当然这个话不好一概而论。也有些博士就比较好。现在关键问题是水平参差太大,还有呢,我们可能要求偏松。有很多学生觉得我可能比较严厉。包括我参加答辩的时候,可能学生会觉得很狼狈。我要挑很多问题来问,而且我要挑的还不是细节问题,可能整个你的论文都要被推翻掉。有人就不愿意找我当导师。找我当导师很惨,但是,事实上相处长了,学生会明白老师的苦心。我们的学生,尤其是毕业了的学生,事后会想到,哎呀,幸好老师要求严格一点,否则的话就„„当然,我们也听到学生说,好呀,我们老师连管都不管我们。可是“管都不管我们”有什么用?你

那个时候快活,日子好过,但是,答辩的时候就麻烦了,老师要使出浑身解数保他过关,这样有什么好?将来做什么都不行。我是觉得,研究生的水准参差不齐有很多原因,老师的要求是一个,老师带的学生太多也是一个,没有很好的入门方法的引导也是一个,整个社会对于人文学科的漠视——好像很多好学生都不愿意学这个——也有关系。还有,我们现在人文学科的学生,越来越技术化和专业化,缺少了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他在人文学科领域不大会有好的选题出来。这都是有关联的,我们整个人文学科领域的水准,我不敢说它完全在下降,但是现在确实令人担忧。

我们要守住那个基本合格的底线,好像都不太容易了。我们要自我检讨,尽管制度的问题我们没办法改变它,但是,我们仍然要反省,我们当老师的,到底给了学生什么,我们现在编这套书,起初的动机也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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