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前两题_土地改革试题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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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国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新探索
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农村土地改革发展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了,“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5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要保持稳定和永久不变”。借鉴林权的改革经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由30年转为70年的承包期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信息指导。
1.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科学界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逐步将经济管理职能与村委会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分开,简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结构。适当拓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有条件地允许以农村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出资入股。
2.延长农户承包经营权年期
承包经营权期限过短不仅给承包经营权流转带来了负面影响,还会使农民心存顾虑,缺乏对土地的归属感。期限过短意味着期限到来时会面临新一轮的土地调整,重新发包土地。因此,会使农民感到土地始终不是自己的,影响其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另外承包经营权期限越长,土地权益流转的可能性就越大。流转的安全性也会随之上升。因此,应适当延长农户承包经营权年期。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3.建立健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农村土地改革的关键是规范土地市场。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参照我国目前各类产权交易市场的做法,运用信息化的交易平台。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市场试点。逐步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市场。可以先在县域范围内进行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配套推动建立农村土地产权国家赎买制度,对举家转为非农业户口,以及举家流入城镇就业达到一定年限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家庭所承包土地,由国家按照剩余承包年限和收益现值法评估的价值赎买。国家赎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优先用于解决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差距过大问题,剩余部分按照市场化原则租赁给农业产业化企业经营。逐步放开政策,允许城镇居民携带资金、技术到农村租用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事农业生产等经营活动,从而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4.改进土地征用制度,完善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机制
对征地要区别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用地方式。只有公益性项目才可以征地,对于非公益性项目要使用集体土地的,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集体可将土地使用权出让,但须与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办理手续。出让的方式可采取协议,也可通过招标、拍卖等形式。
征地补偿应借鉴城市拆迁补偿方法,按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价格补偿,以市场为基础,将补偿价格参照当前土地市场价格,实行公平补偿。强化全程监督。确保土地补偿资金足额到位。禁止侵占、挪用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政府部门要像关心城镇下岗职工一样关心失地农民。积极引导失地农民转变观念,让失地农民靠城市吃饭,围绕城市服务做文章,宜工则工,适商则商,鼓励他们走自谋职业道路。通过有组织地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使失地农民学得一技之长,增强就业适应能力。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解除失地农民后顾之忧。保障基金的筹集基本原则,可以模仿城市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即由政府、集体、失地农民个人三方面共同出资、合理负担。目前各地探索的做法较多:一是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参加商业保险,三是建立小城镇社会保险,这一工作在部分地区已经试点,如上海已经推行。
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困境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对土地经营制度的重大创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现实困境。
1、农民小农思想的阻碍
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以来,各地推广很大,但是土地流转率依然较低,目前我国的平均土地流转率大约只有5%~6%,东部地区土地流转效果较好,而在广大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土地流转率很低,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民小农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大规模进行。由于大部分农民祖祖辈辈通过种地来取得生活来源,把土地看作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本身知识文化水平较低,对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不了解或对其优势理解不深,深怕土地规模化经营后,自己失去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再加上思想保守,不愿意主动把土地流转出去。因此,我国农村土地利用形式仍是以农户家庭为核心的小农经营方式为主,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家庭经营收入,也就是通过经营土地而获得的收入,农民对土地依赖很大。
2.农村土地流转交易程序不规范
土地流转本身是一种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经济活动的合法交易程序,其中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是最重要的,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权益。然而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接近40%的协议属于口头协议,根本没有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农户与业主间的土地租赁合同多数是双方草拟的,合同的具体条款也不具体,权利义务等项目设定也不规范。口头协议的大量存在使得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很好地落实,不具备法律效力,一旦发生纠纷,很难处理,不利保障双方的合法流转权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农村土地流
转合同应该包括双方当事人姓名、居住地、流转土地的面积、质量、流转期限、租金水平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切实执行,在很多情况下是按照双方协商的结果而制定的,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期执行情况。
3.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低,土地流转收益偏低
农村土地流转属于市场经营行为,但我国土地流转的一部分是农户之间的自发流转,一部分是通过上级领导牵线搭桥和熟人介绍的流转,通过市场平台流转还没有起步。通过行政指令或是熟人的介绍来实现土地流转短期还是可行的,但是长期来看,不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没有市场化的运作,双方利益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土地流转市场化平台的建立极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平台发布的信息,有土地流转的意愿的农民和有意的阻力方之间才能建立合作,推动土地流转。另外,由于受到土地墒情、地理区位、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市场失灵情况等,造成土地流转价格偏低,导致农民对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
4.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健全,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落后,还不能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影响了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无法解除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特别是耕地仍然是其安身立命的最重要资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落后,使农民对土地流转后的生活没有良好预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对土地流转后未来生活的安全感,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大规模推广。
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双重困境
毋庸讳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失控和农地征收矛盾突出,已经成为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瓶颈性因素。从本质上看,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虚置、权属关系不清,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以及农民的土地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
更进一步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探索事实上是一个从未间断的过程,多样化的创新和突破既在不同区域不断发生,同时进展又十分艰难。这种趋势
既反映了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确存在着强烈的内生动力,同时也表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践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悖论是:既要为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低成本的用地保障,又要防止因农民的土地权利被任意剥夺而酿成难以承受的社会矛盾。从总体上分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困境:
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理论困境。
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具有公共产权性质,与私人产权相对立。在一般情况下,私人产权边界清晰、归属明确、排他性强,因而该产权形态往往具有较高的效率;而与之相反,公共产权则更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换句话说,如果纯粹从经济效率的需求出发,农村土地在产权安排上似乎更适宜采用私人产权的形式。也就是说,让农民享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将更有利于促进土地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但是,产权理论同时表明,土地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其利用过程与农村社区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完全的私人产权安排可能因“市场失灵”而引发农村内部有限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均的矛盾,而通过土地产权的分割特别是对土地使用权的充分保障,同样可以达到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目标。
从中国农村的现实出发,应当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长久不变,必须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作为农业发展所依赖的基本经营制度,在此基础上力求实现农村土地利用中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因此,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超越土地公有制的底线,要提高土地产权的经济效率,只能在土地产权的分割上寻求突破。改革的基本逻辑即是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尽可能完整地界定给农民,并允许其按照市场原则交易。而土地的有限产权无疑具有特殊的制度特征,如何规范构建土地有限产权的交易制度和怎样实现对有限产权的利益保护,正是当前各地
普遍面临的复杂难题。值得指出的是,土地问题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某些混乱现象,究其实质而言是与理论模糊直接相关的,由土地有限产权制度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当前已经面对并且今后还将不断面对的理论困境。
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法律困境。总体上看,中国相关法律的改进已经整体滞后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法律约束是当前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最大约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与促进土地流转相关的法规限制性太强,缺少自愿性的谈判协调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限制了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其土地产权的灵活有效运用,从而压缩了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个人和社会福利的空间。第二,在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其它相关土地管理法规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直接与集体经济组织协商,通过直接的土地产权交易在集体土地上从事非农业建设和经营活动,这就使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无法通过农业产业和相关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互动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第三,现行土地法规赋予政府对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这一环节的绝对控制权,过分忽视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所应有的权利,导致农民在土地利益分割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从而使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失去进一步改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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