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_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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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08级
唐珊
20080510147
浅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
【摘 要】： 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着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层面的社会排斥问题。这种排斥通过制度机制、群体机制、市场机制等四种机制得以运作。面临社会排斥，农民工在城市中主要采取自我隔离和积极融入两种适应策略。社会应该采取全面的，系统的对策，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关键词】： 社会排斥 农民工 机制 对策
我们无法确认是谁第一次提出了“民工潮”这个概念，但时至今日恐怕谁也不会忽视这一现象。它既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中国农民一向“安土重迁”，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绵不断地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这种大规模、潮汐性的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讲，“民工潮”形成的根本性原因是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从八十年代初起，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使出去务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这样就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民工潮”形成的直接动因。与城市和农村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一直是低的，同样付出体力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那一亩三分地，种出花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是极其有限的。而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拉动了“民工潮”的形成。沿海地区因为凭借优惠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我们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是它的体制性原因。[2]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经历了深刻的调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以及利益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排斥”现象。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得到很快发展，不仅对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且对欧洲国家的社会
政策（social policy）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制度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农民工虽然长期居住于城市，但无论在生活、工作，还是在心理上，都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排斥也是多维度的，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网络、文化、社会保障与教育、空间等方面。[3] 那么产生社会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遭排斥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农民工遭受排斥，究其根本，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户籍制度。在我国,农民工遭受社会排斥究其根本,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户籍制度。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在工业化建设缺乏建设资金的情况下采取的对策。它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定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我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属地管理和身份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严格的限制人口流动的管理体系,且重点是限制农民向城镇的流动。1956年到1957年,政府先后六次做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指示,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禁止农民进入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务工经商和落户,到20世纪90年代降低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以及部分大中城市户籍制度的微调,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大大削弱,但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人口流动的限制或明或暗地依然存在,特别是对大中城市管理者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但城市对农民工的管理却是异常的繁琐和苛刻。因孙志刚事件而被取消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和遣送条例》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城市管理中对流动人口的行政不作为和刑事违法行为的一个证明。城市对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太过随意和粗放,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空间和活动空间都受到很大约束,农民工成为虽置身城市但处境艰难的城市边缘人和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因为户籍的限制,需要持有暂住证、务工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临时户口证、就业登记证等在内的达14张之多的证件。[4]
（二）)用工与务工平台的错位
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下,不仅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处于二元分割状态,就是在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着事实上的二元市场,即进城农民的就业市场与城市居民的就业市场同时存在。从相对意义上,这两类市场是相互分割、相互独立的。即使在进城农民工的市场上,农民工务工与用人单位的平台也远远没有实现对接。前些年,正规的招聘会对农民工是排斥的,农民工求职只有靠自己在家乡的社会网络资源,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
谋职;有些农民到非法的黑中介那里,或站在街头等着雇主上门。这样因找工作被骗,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4]
（三）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就业歧视目前在我国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城市也制定了外来劳动力分类管理政策,对就业工种、专业、人数、使用期限作了全方位和近乎苛刻的规定,从而使歧视系统化、彻底化、公开化和制度化,以此来禁止和限制外来人口,特别是禁止和限制农民工进入某些岗位就业。如上海,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了《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行业工种分为三类:A类为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B类为可以调剂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C类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限制的行业和工种包括金融和保险行业, 各类管理业务员、调度员、商场营业员等。这样的职业保留法规是在户籍和就业体制改革进程中发生的,足见农民工就业的艰难。进城的农民即使有了一种非农化的职业,在我国身份体系仍还是农民,与仍然滞留在农村的人口没有什么区别,享受不到国家给予市民的各种福利待遇。在户籍制的屏蔽下,城市农民工处在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很难进入城市生活的主流。
（四）农民工素质较低
农民工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素质普遍较差,这是农民工被社会排斥的表面和直接的原因。这使得他们即使有从事高层次工作的机会,也因不能胜任而失之交臂,从而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操作性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工种,以及传统服务业等对文化水平要求相对较低的工作。文化素质的低下与专业技能的缺乏,使大量农民工与就业机会失之交臂,也使许多企业对农民工们望而却步。
当前中国城市中农民中遭遇的社会排斥问题不利于城市中社会稳定和社会融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形成了严峻挑战。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社会排斥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1.社会排斥不仅导致农民工边缘化地位的代内再生产，而且导致其代际再生产。首先，社会排斥影响农民工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由于被排斥在城市基础教育安排之外，农民工子女要进入城市正规学校就读，往往就必须交纳高额的借读费，大多数农民工经济收入有限，难以支付，只好让子女进入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与城市正规学校相比，这类学校无论是教学条件、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质量，都有巨大的差距。因而，与城市居民子女相比，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接受着远为低劣的基础教育。一些农民工子女甚至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整天流浪街头。对于许多农民工家庭来说，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费用还勉强能支付，而高中、大学阶段的昂贵收费，则让他们难以承受，一些农民工子女由此失去了上高中、大学的机会。其次，社会排斥影响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资本积累。由于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在网络与空间上相对隔离，农民工子女从小就生活在高度同质化的生活圈子中，他们很容易积累起以亲戚、老乡等同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而难以积累起以与城市居民的异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而后者往往能为农民工提供更为有效的社会支持。第三，社会排斥导致农民工子女难以摆脱边缘性的贫困文化。由于遭受多维社会排斥，农民工往往体现出物质生活贫穷、生活环境恶劣、与城市主流社会相对隔离、生活方式传统、自我认同消极、对主流社会缺乏认同等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相互交织，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边缘性贫困文化。农民工子女长期生活在其中，很难从中摆脱。
2.社会排斥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不仅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而且影响到城市社会的整合、稳定与发展，以及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宏观进程。
3.造成被排斥着巨大的社会焦虑和心理压力。一些农民工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打击下，可能产生各种报复社会的行为。这一系列问题都将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其危害绝不容忽视。
社会有必要采取全面、系统的对策，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促进他们尽快融入城市。从西方的发展经验看，更多的农民成为工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更多的城市农民工成为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是社会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政策制度进行创新，更新观念，消除对城市农民工的各种政策歧视，还他们国民待遇，让他们有迁徙和定居的自由。
1、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政府应加大制度改革的力度，彻底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居民户口差别，使农民工获得与城里人同样的居民地位，不再是城市里面的“二等公民”。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带有身份制特点的歧视性制度，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不能与当地的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他们在就业、政治参与及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受到全面排斥。可以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获得市民身份、从而遭受社会排斥的制度因素。为此要促进农民工权利保护，首先应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以改变现有
迁移人员所处的“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状况，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使户籍制度回归其应有的登记职能，逐步直至完全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其他职能。
2.改革现有就业制度，构造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目前，我国就业市场的管理基本上是城乡劳动者由两套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分别管理。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实施正规的劳动合同、人事档案、下岗证、失业证等；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实行许可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这种管理方式是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市场得不到公平待遇的根本原因。为此我们必须要构筑一个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平等就业、确保农民工获得较为稳定收入的制度环境。要进一步打破城市政府对市民就业的保护壁垒，撤销城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限制政策，建立起规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要加强对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用人管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要依法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以确保农民工合法的基本权益。另外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的落实，切实提高他们的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5] 3.建立分类分层的劳动社会保障政策。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与生活，遭遇着城镇劳动者可能遭遇的各种生活风险，如工伤事故风险、疾病风险、失业风险、其他意外生活风险以及生活贫困等，国家应当赋予农民工社会保障权，政府应当承担起为农民工构建合适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的责任。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社保政策都集中在社会保险项目，忽视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过分注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未来收入保障项目，而忽视工伤、医疗、生育等短期保险项目；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加之各地社保制度的“碎片化”现象严重，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很难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转移而导致许多农民工流动或者返乡时只有选择退保。这些现象的存在致使目前农民工三险参保率过低，现有的农民工社保制度形同虚设，不能起到应有的对农民工的保障作用，因而必须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加以完善。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我比较赞同郑功成教授的观点，按照分类分层保障原则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即按照工伤保障优先、特殊救助与疾病保障随后、养老保险分类分层设计的思路来落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6] 4.建立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农民工子女作为“第二代移民”，是未来市民化的主要对象，缺乏公平的教育机会将会诱发新的不平等。一方面应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使地方的这种谋利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于有悖于公平保护原则的地方性制度应积极加
以监管；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加大纵向转移支付的力度，同时要协调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的实施，使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再成为流入地政府的负担，更有效地保护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7] 5.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恶劣的住房条件、频繁地搬家让农民工没有稳定感和安全感，有了稳定的住处对他们来说才真正意味着在城市安了家。然而目前城市高企的商品房价，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农民工即使达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条件，也不能享受住房保障政策。
6.城市人员要善待农民工，给农民工一个公平的环境。一是城市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要善待农民工。在依法、依规定对流人城市的农民工进行必要管理的同时，政府必须建立一套规范的管理程序、管理办法和管理机制。如在实践中可以实行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即当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时，劳动部门可动用欠薪保证金向农民支付工资。从制度上、法律上着手，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坚决清除限制歧视农民工的不合理政策、规定。对歧视、虐待农民工的雇主、用工单位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因企业原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时，企业须支付给农民工补贴，企业不得向农民工收取抵押金、保证金等不合理费用，不得扣押农民工身份证件。要加大对城市管理人员的教育、规范和监督，使他们既履行管理职能又善待农民工，要坚决预防、制止和惩处个别刁难、侮辱甚至伤害农民工的部门和个人。二是市民应重视和理解农民工，以温情善待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应当重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的贡献，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与温情；克服潜意识中瞧不起农民的思想，城里人、农民工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更何况城里人上溯三代其实也是农村人。总之，城市人员只有重视和善待农民工，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才能和睦共处，城市社会生活才能健康稳定。
综上所述，农民工是这个社会中弱势群体，他们从事着足以辛苦的工作，却从未得到过公正的待遇，只有社会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才能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参考文献: [1]: 李景治、熊光清．政治排斥问题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2006，（4）[2]：吴月华：汹涌的“民工潮”，如何让你回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系 [3]: 李景治、熊光清．政治排斥问题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2006，（4）[4]：曾 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
[J].新华文摘,2004(8).[5]：王春光.我国城市就业制度对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6]: [ 18 ]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7]: 曲正伟.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基于公民身份缺失的归因[ J ].教育科学，2008(2).历史与社会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2008级 唐珊
2008051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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