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时评15期 5151期(公务员考试不可多得的资料)_上海公务员考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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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考试申论复习资料
2012年 瞭望时评 1-5期 2011年 瞭望时评 51-52期
公务员考试申论不可多得的资料
第1期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基本功
阿源
岁末年初，双节接踵。各级干部既要抓紧送温暖，还要总结好2011年的工作，制定好来年的规划，工作千头万绪，忙得很。但千忙万忙，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不可忙丢了。
进入2012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
民之所欲，政之所出。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是党中央所反复强调的，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的实质，就是领导干部要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资讯发达，互动十分便捷。于是，网络问政、微博问政、网上问计或问需等等，各种新的联系群众，与群众互动的传播新方式方兴未艾。问，并不难，问，总比不问好，但这么问，能否全面问出实情，问出实计，问出真需，恐怕得细琢磨一番。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设计再科学的调查问卷，都有可能或因为问卷设计的倾向性，或样本人群的比例失真而使调查结果与实际有距离。把问政、问计、问需落到实处，需要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地进行沟通交流。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看群众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在利益多元化今天，各级领导干部尤其需要抽出时间，广泛直接深入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找出人民群众利益的共鸣点。对于人民群众合理而现实经济条件可以办到的实事，就要抓紧落实。对于一些尽管诉求合理，但现实条件一时难以实现的愿望，也向群众把具体情况讲清楚，求得群众的理解。
密切联系群众，把人民的意愿作为推进工作的重要依据，还是得到群众中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并且需要从制度上作出明确的规定：大政方针的整个决策过程，如何确保民众制度化有序参与；具体执行之中，如何制度化地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如何判断群众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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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并视情作出具体修正调整。一句话，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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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
王仁贵
持续至今的房地产调控已经产生积极效果。从全国来看，不但房价回落的城市的范围进一步在扩大，而且一些一线城市的中心城区的房价也出现下降的势头。
行百里者半九十，从历次房地产调控的经验来看，这个阶段也是房地产调控的“胶着”时期。慎防一些房地产企业提前“叫疼”，警惕一些地方过早营造“调控目标已经完成”的舆论场；坚定调控决心，维护调控的相对稳定和连续性，已成为这一轮房地产调控时下的关键抉择。
应该看到，对房地产的调控，中央的决心十分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强调，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既关系民生，也关系发展。要加大资金投入，落实土地指标，确保按时开工、精心施工、如期竣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分配公平。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继续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这也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
在外界看来，为应对调控，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形成了某种“价格同盟”。在这一轮房地产调控阶段，需要维护房地产调控的预期不被干扰，才能取得自上而下的目标成效。近来，某些房地产企业的代言人频频出来发声，比如蓄意夸大房价下降幅度，或是给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测，试图影响调控松绑。
确实，一些城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出现了资金压力，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在产权市场转让股权、债权，出售房产、在建项目等实物资产。这一方面反映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变化，通过结构调整，产权重组，形成优胜劣汰；另一方面，这类需要大量资金的项目被迅速接手，也反映出在一些地方，房地产行业的“吸金”效应还很明显。有的观察家一味强调房地产行业利好，避行业洗牌风险而不提。如此下去，不利于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房地产行业依然大有可为。然而，也应认识到，经济发展决不能过度倚重房地产业。房价畸高、充满投机氛围的房地产业，玩的只是击鼓传花的高风险游戏，其所带来的危害并不仅仅是鸡蛋最终破在谁的手里谁倒霉这么简单，真正受损的是整体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房地产专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需要从国家经济整体运行的大局出发，不能罔顾事实，更不能为某些开发商所利用，成为其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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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市欺诈先除地方保护
荆棘
日前，云南绿大地公司欺诈上市案一审判决，该公司被法院查明虚增税收上市、造假圈钱3.46亿元，但判罚仅400万元，被告全部缓刑，引发舆论热议，焦点直指法院量刑是否过轻、判决是否有失公正。
回顾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的发展历程，监管层一直在加强证券市场违规违法行为的治理，近年来尤其呈现为高压打击态势。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类似欺诈上市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一些基层法院对待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案件频频“手下留情”。此次绿大地公司甚为典型。
从公开的情况看，类似该公司欺诈上市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性很高，妨害了我国证券发行的正常秩序，违反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其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很恶劣，欺骗证监会和投资者，募集大额资金，又持续造假犯罪，应从重处罚。
如果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罚“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使得违法犯罪的收益和所付出的成本明显不相称，无疑会助长此类犯罪的气焰。事实上，证券市场20多年，为什么有的公司到现在还敢明目张胆地造假，就是因为证券市场违规违法行为所受处罚都较轻，收益很大，成本非常低，法律的威严流于形式。
为什么会出现众多“手下留情”？从绿大地公司一案中可以看到，从证监会的调查报告，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再到最终法院的判决书，被告的罪名逐次减少，原来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公司印章等罪行都消失了，就连检察院认定的违规披露信息罪也不见踪影。甚至涉案被告人刚好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恰恰符合缓刑条件，让人感觉地方法院之“用心良苦”。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企业上市带来大额募集资金以及可以增加地方税收等，推动企业上市也是一项重要政绩，地方政府往往为企业上市一路开绿灯。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地方更有动力推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所以，一些证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发生后，随处可见地方保护的影子：上市前，帮助“带病”过关；案发后，动员各种资源护丑，甚至干预基层司法“从轻从宽”处理。比如，在绿大地公司案发前后，有关地方领导的确也曾多次赴京为绿大地说情，公安部门对被告人的批捕方案也曾数次被地方驳回。地方政府提供各种便利帮助企业上市值得鼓励，但如果对欺诈等犯罪行为置之不理，甚至纵容，就成了赤裸裸的利益驱动包容造假。
从这个意义看，如果不能真正解决地方利益保护导致包容造假问题，治理上市公司欺诈案件，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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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放弃“三原则”欲意何为
孙建红
2011年12月27日，日本召开安全保障会议并向内阁会议报告后，发表题为“防卫装备品等海外转移标准”（简称“标准”）的内阁官房长官讲话，实际上是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简称“三原则”），这引起人们的关注。
1967年，佐藤内阁提出“三原则”，即不向社会主义国家、武器禁运国家、国际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内阁提出，对这三类以外的国家也不应出口武器（包括生产武器的设备和技术），实际上禁止出口任何武器和技术，“三原则”正式形成。因与他国联合研发军工技术、生产武器将导致技术和武器出口，也被“三原则”禁止。其基本精神是避免日本的武器或技术威胁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因此“三原则”成为日本“和平国家”的某种象征。
遗憾的是，此后日本多次放松“三原则”。1983年，中曾根内阁发表官房长官讲话称，基于《日美安保条约》，向美国提供制造武器的技术可以例外。2004年，小泉内阁又把与美国联合研发、生产反导系统作为例外，但要求美国向第三国出口时事先征得日本同意。
2011年6月，日本同意美国向第三国出口新一代海基拦截导弹（反导系统的一部分）。总体上，迄今为止，尽管日本多次放松“三原则”，但还算尚有节制。
此次日本完全无视“三原则”的基本精神，直接出台一套研发、生产和出口武器的标准，宣称它是“一揽子例外措施”，实际上放弃了“三原则”。首先，可单独出口所有类型武器；其次，可向所有军事合作国出口；第三，与他国联合研发、生产武器不再受限。“标准”称，可与“安全上有合作关系的国家”进行“有助于本国安全的防卫装备品等的联合研发、生产”。另外，“标准”同意与日本联合研发、生产武器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向第三国出口该武器，等于允许日本军工企业与他国军工企业联合出口尖端武器。
日本为放弃“三原则”找了很多所谓的理由，如联合研发、生产武器已成国际潮流，日本可借此节省军费、获得尖端技术并振兴军工业，向有关国家提供武器有助于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等。但是，日本能自称“和平国家”的一个因素在于坚持“三原则”。放弃“三原则”意味着日本很难再这么称呼自己。今后，若日本军工业将借此迅速发展，大幅提高军事科技水平，拥有的尖端武器也将增加。在已有日美同盟这一强大保护伞的情况下，日本放弃“三原则”，究竟欲意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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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流动警务”的核心是服务民生
邓卫华
山东烟台市福山公安分局近两年来探索“流动警务、信息警务、民生警务”三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警务模式，以流动服务车、流动车管所、流动警务室为载体，借助信息化手段，让民警走出机关队所，深入农村、街道、社区。
流动服务车和流动车管所主要服务农村。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老人申领养老金需办理二代身份证，在一些地方至少要到公安部门跑两趟才能领到证件。但在下辖4个乡镇的福山区，流动服务车可以直接将身份证送到农民家门口，因此受到许多百姓好评。
在并不宽松的车辆空间内，流动服务车还辟出私密的接访恳谈空间。带队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信访工作人员可以在此接待来访群众。
这样的“流动警务”，每周抽出三天，由分管领导带领信访、户籍、车审等各部门民警十多人下乡服务。据估算，每周即可服务一个乡镇，全年下来，每个乡镇都能达到10次左右面对面为群众服务。
而配置两台流动服务车和流动车管所的费用总共100万元，能够办理户籍、车审等近20项窗口业务，同时实现接访、宣传、咨询等多项功能，性价比不可谓不高。
此外还有流动警务室，则可以延伸到流动人口更多、治安状况更复杂的城区。其外观和配置与流动服务车类似，为节省费用，车辆换成了成本更低的电动汽车。白天主要停靠在商贸繁华区域，夜晚停靠在人员聚集的广场、小区。“白天见警力，夜间警灯闪”，加上其他防控措施，治安状况明显进一步改善。
不过，警车流动只是基础，警察流动才是关键。当地公安机关为此组建了打击现行便衣队、出租车便衣队、巡防战训队等，夯实“城区5分钟内处警、10分钟内支援”两道反应防线。三支队伍组建以来，街头现行犯罪同比下降了68%，百姓关注的“小案”破案率同比上升了20%。
这样的警务创新，最初或许是因“民警疲于应付、群众颇有怨言”倒逼而成，但实施以来，成效显著。通过实施“流动警务”等，当地公安机关的警务效能得以大幅提升，解脱出来的警力又可重点下沉到社区，强化对最基层的服务和防控。在当地一些社区，“两抢一盗”、打架、诈骗等常年多发案件，发生率已大幅下降。
所以说到底，核心还是服务民生。将民情、民意作为警务工作的评价标准，提高城乡居民见警率，建立起更贴近基层和群众的公共安全服务体系，这样的警务创新，可以力争实现“防控打击更彻底、服务基层更直接、警民关系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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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盲目扩张之险
荆棘
据媒体披露，曾获“南京十佳杰出青年”和“杰出华商”称号的南京宇扬集团董事长杨军不久前携全家外逃，导致5亿多元银行贷款悬空，十多家银行卷入其中。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这十多家银行中，风险金额排在前面的无一例外全是中小银行。其中，一家中小银行的南京分行值得关注。这家成立于2009年12月的中小银行，开业不过短短两年，就给宇扬集团开出两张数额分别高达9000万元和596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两笔融资合计逾亿元，成为该银行成立以来发放的最大一笔贷款。
一家新进入南京的中小银行，为什么发放其最大一笔贷款给一个“跑路老板”？一家规模最小、介入最晚的银行，为何涉及案件金额最多，陷得最深，损失最大一系列问题令人深思。在业内人士看来，相对于国有大型银行，中小银行为开拓或保护已有市场，信贷政策往往更加宽松激进。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中小企业贷款程序，提高了放贷效率，但也扩大了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风险。
尤其是近年来，中小银行急于扩张，使得管理链条加长，信用风险加大。理论上虽有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但由于膨胀过快，管理人手缺少，往往一人多岗，缺乏相互制衡，特别在层层加码的任务面前，资金来源、未来风险收益等基本的风险控制容易形同虚设，极易酿成风险。特别在银根紧缩、房地产调控以及国际金融动荡大背景下，“跑路”、停工和倒闭的中小企业更加大了中小银行信贷业务的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流动性风险管理。历史经验表明，灰色金融失控会加剧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信用风险爆发也会使得流动性风险的压力更加突出。现实中，流动性风险与其他风险间往往会相互作用、传递和转化，并在内部组织架构、协调配合的制度设计中加以体现。
因此无论银行本身还是监管部门，都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风险管理。对中小银行而言，应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内控机制建设。根据本行业务发展、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并在压力测试基础上制定风险管理预案，对小概率事件等极端不利情况提前做好应对安排和计划。
对监管部门而言，对中小银行的监管需要差异化，不能简单地按照银行的“成分”划分进行监管。比如现在监管层严格限制城商行跨区经营，但由于上述的中小银行不是城商行，所以在跨区经营的监管方面相对较宽松。今后需在监管上更加科学地分类，针对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监管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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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科教兴盟”应对
姜岩
随着欧债危机持续蔓延，欧盟逐渐认识到应对危机必须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努力寻求稳定和增长双管齐下、综合治理的道路。作为欧盟促增长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科教兴盟”战略或将对欧盟及全球经济结构深层次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在欧债危机爆发和蔓延的两年里，欧盟愈发清醒地认识到，战胜危机的必要条件是实现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而为科技创新提供智力保障的则是素质教育。为此，从2010年年中开始，欧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科教发展战略规划，新一轮“科教兴盟”战略初见雏形。
首先，实施一系列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教育的战略计划；其次，在所有相关领域鼓励利用科技创新促进增长；第三，通过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第四，务实、集中、高效地推动工业科技创新，欧盟75%的出口额来自制造业领域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整个工业研发投入的80%；第五，推广国际科技创新先进经验，加大风险投资力度，用资本运作手段促进科技创新；第六，精简手续，充分发挥一体化优势，例如欧盟统一专利体系方案实施后，发明人只需在欧盟有审批资格的任意一成员国申请，就可获得在整个欧盟内有效的专利，申请总费用最多将下降七成左右；第七，整合资源，大力推动综合性科技创新。欧盟2011年10月推出500亿欧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连接欧洲”，该计划由“连接欧洲交通”、“连接欧洲能源”、“连接欧洲通信”三大项目组成，旨在整合资源，全面实现欧洲地区在基础设施、能源和信息等方面的互通互联，以确保欧盟的未来发展和就业增长。
一直以来，欧盟在科技创新领域具有雄厚基础，在基础研究、生物技术、新能源、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和纳米技术等领域具有较大优势。例如，2011年科学家发现中微子超光速现象和“上帝粒子”希格斯粒子的可能踪迹，均是科学家利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设施完成的。正在法国兴建的“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也将为人类解决能源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尽管2011年欧债危机跌宕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科教兴盟”战略的影响，但在国际科技合作日益深化的今天，其他国家也会充分挖掘欧盟科技创新的潜力，从而间接推动欧盟科技发展。这都将加快欧盟科技创新的步伐，有助于形成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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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
五常米价何以失“常”
吕志强
近日，媒体披露，黑龙江优质大米——“五常大米”最贵可以卖到每斤199元，但五常市稻农卖给粮食加工企业每斤却不到2元。
稻农和企业获利如此悬殊，不禁引发诸多思考：五常米价事件中，为何加工企业能占有绝大部分利润？以“公司+农户”等形式出现的订单农业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果？
毋庸讳言，五常稻农订单水稻占90%以上，属于典型的“公司+农户”式的订单农业。以“公司+农户”等形式出现的订单农业，无论是初衷还是多年的实践都表明，对于推动农业科技增产、解决农副产品销路、促使农民增收、维护企业利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的现实是，有一些企业大搞“霸王条款”。
五常大米价格失“常”的原因，并不是订单农业本身的错，而出在这些企业与稻农签约的水稻订单不规范、不完善，又被谋利至上的企业老板利用而已。加上所在地农业、价格等管理部门的缺位，使“霸王订单”在那里大行其道。
深层次剖析，更在于我国农业经济产业链条上最前端的农民生产者遭致一些收购企业、批发商、零售商等多方“设计”，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我国农业产业链严重失衡，甚至畸形。
如此一来，五常大米价格失“常”，本质上依然是谷贱伤农。这也暴露出当前“三农”的共性问题，即市场经济中农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在与企业、商家的利益博弈中如何保护好农民的利益，这是需要关注和切实解决的大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当地主管部门要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维护订单的公平合理，促使订单农业健康发展。对于订单中明显偏向企业而损害农民方利益的“霸王条款”，要坚决制止和纠正，导入市场调节功能，使产业链各环节，尤其是处于首端的农民利益分配趋向合理。
同时，打击黑心商家侵占农民利益、谋取不正当的暴利，以确保农民增产、增收。
其次，农业加工企业和农民签的订单合同，一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把担当社会责任和让利于农民看成是崇高使命和神圣义务。“工业反哺农业”不是时髦口号，重在行动。
再者，农村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发挥信贷调节作用，以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承贷载体，将规范的订单合同作为授信依据之一，以促使企业对订单农业的规范操作。各地对坚持“工业反哺农业”，让利于农民的农业龙头企业，应当作为信贷扶持的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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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莫成“圈地运动”
荆棘
近日，据披露，2010年以来，某地以开发生态旅游资源的名义，向11个行政村和一个渔业队一次性征地超千亩，而真正目的却是借机违规开发高档别墅、五星级宾馆、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高级会所等地产项目。一个时期以来，打着旅游开发的旗号，大搞地产开发的违规行为并不鲜见。虽然国家早已三令五申，仍有个别地方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应该说，发展旅游业，良好的基础设施必不可少。只要在实际操作中，相关各方能遵循合规合法的原则，必要的地产项目建设本无可厚非。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纯粹意义上的旅游开发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有的急功近利的地方官员，怀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冲动，借着旅游开发的“东风”大搞房地产项目建设，企图走房地产开发的“捷径”。
结果便是，旅游开发演变成了“圈地运动”，而本应作为旅游景点配套设施的地产项目也喧宾夺主，最终导致旅游开发反而沦落为地产项目的配套建设。目前，一些公开报道的案例显示，为了将旅游开发真正变成“圈地运动”，个别地方“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无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规定，征收耕地超过35公顷或者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而上述开发项目，虽然主体部分为“农用地”，且面积超过千亩，但仅仅由省级政府批准，而并未经国务院批准。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而在上述所谓的开发项目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关于景点租赁的期限竟然长达40年。
诸如此类行为隐患不小，尤其是在此过程中一旦出现权钱交易、暴力拆迁等行为，更可能引发一系列拆迁后遗症，贻害无穷。例如，在上述项目的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存在没有组织村民征求意见、补偿标准过低、实际补偿款不及规定的一半等现象。
实际上，在一些类似项目的开发过程中，都曾出现过部分失地农民对强制征地、征地拆迁补偿、住房还建安排、失地后生活保障等问题存在不满情绪，结果导致干群关系恶化，矛盾不断加深，并且很容易引发冲突，危及社会稳定。
因此，针对目前出现的在农田“明做旅游开发暗搞房地产圈地”现象，相关监管部门一定要抓紧在制度和法规上完善，果断堵住这个为患不小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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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期
警惕“绿卡私募”陷阱
林飞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纷纷提高投资移民门槛，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降低门槛，大力推销其投资移民项目，有国内中介甚至为之打出了“50万美元换绿卡”的口号吸引眼球。孰不知，这种貌似便捷的投资移民方式却充满风险。
2008年以来，美国政府调整投资移民政策，大幅增加了投资移民类（EB—5）中“区域中心”小类的名额，并将这一政策延期到2012年9月30日。申请人选择一个美国移民局认可的“区域中心”建设项目，投入50万美元即可申请，获准后可得到一个有条件绿卡，两年后可申请转成正式绿卡。
对于投资移民，加拿大等国都是先申请、后投资，经过审查批准后再进行投资，整个程序完整，比较安全。反观美国，却需先投资50万美元，才进入申请审批环节，也就是说，在一年多等候期内，50万美元供美国无偿使用。即使最后获批，也只是先拿到一个两年的临时绿卡，接下来要看投资项目能否成功运作，是否能保证10个就业机会等，最终才确定能否获得正式绿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都是市场运作的风险投资项目，管理者素质参差不齐，而美国政府和移民局并不负责担保，项目运行过程中，变数颇多，甚至可能鸡飞蛋打，“绿卡没拿到，投资打水漂”的危险性极大。根据国内专业机构的统计，过去3年间，在申请“EB—5区域中心”项目的4000多人中，2010年获得此项目签证的为700余人，比例大约是17%。
有人由此观察分析说，美国这种“绿卡渗透”犹如一场“绿卡私募战”，即以绿卡为诱饵吸纳资金，以或多或少地缓解其低迷的经济现状。实际上，韩国、中东一些国家的投资移民也都曾有过类似的经验教训。
世上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选择投资移民美国的申请人，有必要对相关移民项目的安全、法律等风险进行理性深入的认识和判断，认清美国投资移民相关政策背后的真实目的并有所防范。同时，有关部门需要对上文所述移民项目进行深入评估，明确提示此类投资移民的风险性，必要时发布移民预警。同时，要规范中介市场，减少纠纷隐患。目前国内一些中介机构出于商业利益考虑，一味片面宣传“50万美元换绿卡”，诱惑乃至误导申请人，为未来的纠纷埋下隐患。应当说此类高风险的移民中介服务已超出了正常中介服务范围，需要加大监管整顿力度，防止其成为损害国人利益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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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不是“唐僧肉”
闻华
近两年，云计算产业在中国“风起云涌”，仿佛成了“唐僧肉”，谁都想要。有的地方，云计算产业发展出现了规划无序、盲目求大，甚至借云概念圈地圈钱等苗头，须引起重视。
初步统计，已有超过20个城市提出发展规划并已开建云计算数据中心(以下简称云中心)，除东部沿海地区和一些西部重镇外，还包括部分偏僻省份和二三线城市。建设云中心，需要强大的云计算技术支持、充足廉价的能源供给，以及广阔的消费应用市场。各地应因地制宜，不可一哄而上。
部分地区规划的云中心规模动辄几十万至上百万台服务器，还有地区称将建设“亚洲最大”、“世界第一”的云计算产业中心。云计算是为满足“服务和应用”应运而生的，一些地区“瞻前不顾后”，不与市场需求衔接就匆匆上马云(微博)中心，且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如果缺乏应用商业模式等关键衔接内容，中国两三年内可能出现不少闲置的云中心，一批耗资不菲的服务器就可能沦为过时的“电子垃圾”。
此外，个别地区的云计算发展出现“跑偏”迹象，有的换个名号就叫云计算产业园，甚至还出现打着云计算旗号搞房地产开发和传销的案例。有的跨国企业为牟利误导国内部分地方政府，大力推销昂贵的服务器，导致价格低廉且有足够能力的国产服务器很难获得重视。实际上，谷歌(微博)等成功企业的云计算发展模式，是用软件和网络把海量单体计算能力较低的服务器连接起来，发挥“集成效应”，其制胜法宝，是硬件数量虽多但单价低廉，并非越贵越好。
在云计算产业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亟待破解：一是云计算产业引导机制待理顺，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潜在的云计算应用需求很大，但实践中还需解决政府部门协同、政府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政府业务外包等方面的机制体制问题。二是产业规划和管理欠精细化，当前一些地方出台的云计算相关政策大多停留在整体规划、行动计划层面，难免存在政策措施粗放、“一刀切”情况。三是行业标准缺失有待填补，中国云产业尚缺乏统一的技术和运营标准，制约了产业健康发展。四是产业基础薄弱，与国外企业相比，中国云计算企业尚不具备规模优势，而且研发能力和获利能力均较弱。五是人才紧缺成制约瓶颈，国内的云培训刚起步，大学教育以及国内机构的研究也都刚开始，“等米下炊”的企业很难招聘到人才。
发展云计算产业，是抢抓科技产业先机的表现，但若盲目、无序发展就会伤害产业本身。云计算不是“唐僧肉”，谁吃了都能长生不老。如何发展需要着眼长远、科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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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解决中印边境争端的唯一出路
楼春豪
长约2000公里的中印边界，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因故被推迟的两国第十五轮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已于近期召开，体现了双方争取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诚意与努力。今年是中印边境冲突60周年，特别代表会晤作为2012年中印关系的开场大戏，意义重大。
中印边境争端是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顽疾”。中印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相处，是一对相安无事的好邻居。20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炮制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埋下边界纠纷的孽根。中印独立建国后，此“殖民遗留问题”演变为“中印重大分歧”。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使双边关系跌入冰谷。此后至今，边境争端长期困扰中印关系，特别是印度国内的一部分势力，始终无法摆脱失利阴影，不断借边境争端炒作“中国威胁论”，一些媒体时不时地编造报道“中国侵入印度境内”、“中国陈兵边境”等，某些政客甚至抛出“获悉中国已做好突袭印度的准备”的所谓猛料，严重损害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尽管如此，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边界争端的“危机管理”。中印互为最大邻国，以邻为壑、与邻交恶的政策有违各自利益。鉴于此，两国政府都做出一定努力，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边境稳定的机制安排。自60年前的那场武装冲突以来，中印边境基本保持稳定。本次会晤中，双方签署协定建立一个新机制，共同处理边境事务，为沟通对话提供新的平台。
边境争端的解决难以一蹴而就，从前瞻眼光看，不可能因此固步自封，更不可能搁置已有的机制安排。此轮特别代表会晤的推迟曾给中印关系带来短暂的波动，幸运的是，两国官方表现出保持理性低调，表态是“推迟”而非“取消”，强调机制的延续性。而且，为了打消外界的质疑，两国政府在特代会晤推迟后，旋即于2011年12月初召开了安全与防务磋商，强调要“稳定边防”。显然，中印政府都已经认识到，边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因为“突发事件”的冲击而搁置，而应以诚心、信心与耐心，坚持危机管理与机制建设，争取早日得到圆满解决。
双边关系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重要的是坚持增信释疑与交流对话，而非随波逐流、夸大分歧，这在中印关系中尤为明显。中印两国需要以史为鉴、以和为贵，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甩掉“麦克马洪线”等殖民主义包袱，循序渐进地寻找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解决之道。在此过程中，对话是解决边境争端的必然选择和唯一出路，而确保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的正常运行、保障边境地区的基本稳定，本身就是对最终解决边境争端的重要贡献。
2011年第51期 为官员出庭应诉叫好
李京华 涂铭
“告官不见官”是我国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今年年初以来，北京市平谷区法院主动采取工作措施，与区政府互动，积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比例由原来的不到1%上升到目前的近47%，在减少涉诉信访以及推动当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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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到法院出庭应诉的情况很少。今年6月，北京市平谷区区长张吉福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三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案，这在首都法院尚属首例。
为何“告官不见官”？原因有三：其一，一些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身为人民公仆却没有把自己从“官”的位子上放下来，有的人甚至还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二，误读“被告”，有的官员一听到当“被告”就火冒三丈，把当“被告”误读为犯错误，并视为丢面子。其三，心虚，一些领导干部知道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但对依法行政并不上心，认为权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学习和熟悉法律是别人的事情，因此一旦当“被告”心里就没底，于是习惯性地通过权力或关系打招呼解决问题。
随着“民告官”的现象增多，值得思考的是以怎样的方式化解矛盾。与其事后花大量精力财力去处理信访事件，不如事前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引导民众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尽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但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容易造成“当家的不理事，理事的不当家”的脱节情况，甚至容易让民众产生行政机关与法院“官官相护”的错误认识。
张吉福表示，“我要带头参加应诉，有利于塑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形象。出庭应诉是行政机关负责人掌握本机关执法情况的好机会。”
目前“民告官”的案件类型已经从土地、治安等行政案件扩展到涉及行政管理的三十几个大类，从公安、工商、劳动保障等传统案件类型到知识产权、证券监管、财政税收、政府采购、广播电视等新类型案件，几乎涉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
官员出庭不意味着赢，依法审案只求公平。今年以来多次出庭应诉的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队长赵群坦言，通过出庭应诉与行政相对人直接平等对话，可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直接倾听群众对交通执法工作的意见，“即使我们输了官司，也能够成为得民心的赢家。”
预算公开更要透明
王雍君
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中央政府绝大多数部门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途径公布了部门预算和“三公”消费，许多地方政府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无论公众、“网络公民”、媒体、学界还是政府预算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拥有更多机会和渠道获取相关的预算信息，表达自己对预算问题的关注、疑问、意见和建议，期待政府部门作出适当回应，而政府部门的回应确实做得更多更好了。
主要借助互联网这一潜力巨大、跨越时空障碍的信息交流平台，一种围绕政府预算展开的“言论表达-政府回应”机制正在成形。这将为塑造政府与民众间健全的财政关系、促进民主治理、强化政府问责和减少腐败，带来全新的机遇。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朝向预算透明度的进程仍然是初步的，一些与透明度相关的重大且紧迫的挑战仍有待严肃思考，尚存不少需要完善的关键要素。
首先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意愿。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其预算透明度实际达到的水准首先取决于政府意愿，其次才是技术能力。只有政府管理层持续传递出强有力的透明意愿，包括向社会作出高度可信的承诺，按照预先公布的时间表和工作议程制定并信守相关法律，以及为此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为深入推进可持续预算透明度进程提供最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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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方面的难度远高于技术层面。原因很简单，与公开相比，保密似乎更加符合信息持有方的利益，即不必将自己在“花别人钱”方面的所作所为及其结果暴露在公众视线面前，因而也不必直接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压力。这是造成透明度不足的所有因素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其次是“预算必须透明”的社会理念和文化。三个基本的维度需要得到确认和强化：权利、法治和治理。公民有权了解自己为何目的向政府支付税费、支付了多少税费、公款是否被用于法定用途、产生了怎样的结果以及谁应为此负责。当然，预算透明度的意愿、理念和文化的塑造需要时间。
当前，普遍欠缺的还有对“透明”与“公开”两个关键概念含义差异的准确把握：公众真正需要的是透明，而不仅仅是公开。公开一大堆粗糙、不相关、不可靠和过时的信息，对于透明度没有帮助。多年来，即便预算专家也会对被公开的许多预算信息一脸茫然，更不用说普通公众了。透明度要求预算信息即便对于普通公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对开发高质量的信息载体——政府预算报告和财务报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银行业还须苦练内功
荆棘
入世十年，中国银行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行业面貌焕然一新，行业成就举世瞩目。即使是在欧美金融业受金融危机重创之际，中国银行业依然保持了“风景这边独好”，整体利润保持了高速增长。
然而，对中国银行业而言，应当看到，光鲜的数据并不一定能真正反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时的良好表现也并不代表能够一直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资产特别是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急速扩张，资产质量难以保证。当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些问题可能被掩盖，但经济增速减缓时就会暴露出来，可谓埋藏在银行报表下的隐形炸弹。
与此同时，近年来各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虽然对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有积极作用，但值得警惕的是，目前中国银行业很大一部分的中间收入实质上仍是变相的利差收入，其风险和表内业务相似，却缺乏相应的风险拨备。而且随着表外业务风险的不断累积，极有可能向表内转嫁。
不仅如此，民间金融等潜伏于银行体系之外的不稳定因素同样不容忽视。由于民间金融的体外循环特点，行业监管鞭长莫及，其过高的收益背后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数额庞大的民间金融弱化了国家的货币控制能力，削弱了宏观调控效果，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构成便会发现，净利息收入占比仍然偏高。这说明，正是利率管制为银行提供了盈利的空间。这也导致了在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受内外环境影响不断下滑的情况下，银行利润仍然能够高歌猛进的另类现象。
当利率“双轨制”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利率市场化改革便刻不容缓。然而，长期带有垄断性质的稳定利差收入有可能削弱银行创新与变革的动力，一旦真的实现利率市场化，外资银行在产品和创新方面的优势将得以发挥，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必将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银行业必须提高自身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能力，增强在传统业务以外的盈利能力。
此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发展，对中资银行“走出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金融危机为中资银行实施海外战略提供了更多机遇与选择，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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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陌生的市场，对国际化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银行业而言，风险同样需要严防。
放眼未来，银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面临的风险在不断累积，承担的重任也在不断增加。面对考验，尚未真正经历过经济周期检验的中国银行还须练好内功，学会如何应对经济波动中的风险，真正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美联储会否再下猛药
张茉楠
美联储今年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宣布，将维持0～0.25%的超低利率政策至2013年年中，同时维持4000亿美元的扭转操作规模不变。尽管依然“按兵不动”，但受到欧债危机蔓延以及美国房地产市场严重低迷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12年美联储量化宽松立场鲜明，再下“猛药”的可能性极大。
从美联储在议息会议上的表态来看，已经留下了政策活口。美联储称将延续9月份宣布的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卖短买长”和“扭转操作”的调仓决定，即计划到2012年6月，出售剩余期限为3年及以下的4000亿美元中短期国债，同时购买相同数量的剩余期限为6年至30年的中长期国债，同时将延续把到期的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证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的政策，以购买更多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发行的机构抵押贷款证券，扶助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现在看，美国经济三季度增速达2.0%，好于前两个季度的0.4%和1.3%，但这还只是非常缓慢的经济复苏，其中房市和就业的持续低迷是美国经济的两个最大拖累。现在美国的房价处于2003年水平，比2006年时的峰值下跌31%，房贷违约率两年来首次出现上升。因此，近期美联储部分官员已明确表态，如果需要采取额外货币刺激举措，大规模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应列入选项的“前列”。
推动美联储再次量化宽松的很可能是欧洲主权债务以及银行业危机恶化引发的溢出风险。由于美欧之间是极为密切的金融伙伴，美国持有1.3万亿美元的欧洲债务，欧美银行业间也有非常紧密的业务往来。高盛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美国对欧洲的风险敞口达1.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尚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3%。据粗略估算，如果欧元区银行对美国的贷款削减25%，那么美国的经济增速将会下降约0.4个百分点。这反过来会引发美国国内银行收紧信贷，从而会令美国的GDP增速总共下降1个百分点。
由于短期内欧洲拿不出有效拯救欧债危机的方法，集体性恐慌正在使各国政府及央行开始为发生“雷曼”式资产崩溃，甚至欧元区解体等更坏的结局早作打算。现在，各国积极行动起来，“排查”、“预警”、“筑坝”、“蓄水”等等一系列措施已经做好准备，美联储正在准备弹药以防欧债危机的外部冲击。
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美国已经通过“扭转操作”成功地推动美元资本回流。美国非常善于创造危机和转嫁危机，我们需要提防，美国继续量化宽松的背后，很可能再次让全球为危机“洪水”的治理成本埋单。
2011年第52期 增值税改革上海试水
杨志勇
2012年1月1日，上海正式启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这是税制完善的需要，也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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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征试点之所以选择在上海，有诸多原因。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严重受制于营业税制。征收营业税容易形成重复征税，尽管差额纳税试点工作此前已在进行，但毕竟能够纳入试点的企业数量有限，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营业税的重复征税问题；更进一步来看，即使全面实行营业税差额纳税，也只部分解决了缴纳营业税企业之间的重复征税问题，而不能解决增值税企业从营业税纳税企业处购买服务所含税款不能抵扣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解决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问题。要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较为恰当的做法就是各行业全面征收增值税。
上海国地税部门实质为一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在上海进行，更易于操作。根据现行的财政体制，营业税主要是地方税，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相应地，营业税的征管主体主要是地方税务局，而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这样，在国地税实质分税地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首先要解决好国地税部门在税收征管上的分工协调问题。改征之后，相关的增值税如果由富有增值税征管经验的国税部门征管，那么可以发挥国税部门增值税征管网络和硬件的长处，从而节约征管成本；如果改征后的增值税由地税部门征收，那么也可以发挥地税部门对改征行业基本情况相对更为熟悉的长处。要协调好国地税两家工作，实现国地税之间的有效整合，需要解决好协调问题。
即使上海试点有诸多优势，但相关决策部门还是非常慎重。为了保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行业税负至少不增加，增值税税率体系中增加了11%和6%两档税率；同时，明确了增值税纳税企业购买改征试点企业的服务所支付的税款也可以得到抵扣。这样，改征后，一部分增值税纳税企业的税负会随之下降。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可能带来问题。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可能会因为改征试点而提高了竞争力，导致全国特别是上海周边地区相关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优势，同时尽可能减少局部地区试点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范围应尽快扩大；同时，应努力创造条件，让增值税尽快全面取代营业税。
家庭的公共服务期待
杨琳
12月23日，由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开展的“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网络调查”报告公布。调查显示，中国幸福感最高的人群特征是：而立之年、女性、有配偶、受教育程度高、夫妻性生活满意度高；并反映出，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家庭幸福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人家庭需求呈现出由基本生存和物质需要，向归属感、安全感、心理健康等文化层面需求转变的趋势。
调查中，约有10%的受访者感觉不幸福。其原因一是经济压力，有38.2%的受访者认为住房支出压力大，18.8%认为日常生活支出大，17.8%认为子女教育支出压力大；二是生活压力，婆媳关系紧张、夫妻沟通困难、工作压力在其中的比例各占75%、52.6%和52%。
分析这些感觉“不幸福家庭”的共同点，恰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对位增强”的领域。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环境、性别平等、缩小收入差距等。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作用力早已渗入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之中。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规模的弱化、家庭文化的多元和异变，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家庭幸福。2011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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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立完善家庭发展的政策，促进家庭和谐幸福”的要求，正是针对上述问题作出的战略安排。
由国家人口计生委主导的此次调查，以及计生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创建家庭幸福活动表明，在“十二五”乃至未来更长一个时期，“家庭”将成为人口计生部门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的新的切入点和立足点。这是中国计生部门工作内容、重点、方式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其实，要实现“家庭幸福”，远非计生一部门之力所能及。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各级政府已拥有较为充裕的财力和公共资源。各地方各部门都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将政策和财力支持倾向家庭发展，大力弘扬文明健康的家庭文化，增强家庭和社区的道德教化功能，发展家庭产业和家庭服务业，既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更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与国民素质提高的长久之计。
人们希望看到，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公平公正、妥帖到位、温暖人心的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家庭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关注家庭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代际关系、夫妻关系、子女教育、家庭和社区文化生活等非物质层面的问题。让痛苦的家庭得到温暖，不幸的家庭得到关怀，困难的家庭得到扶助；让需要的家庭得到服务，健康的家庭得到发展，让所有家庭得到保障。
农产品供给保障之重
管建涛
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八连增”以及其他农作物的稳定供给，为物价水平的回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土豆、大白菜等农产品遭遇了“丰收的烦恼”，农民增产却没能实现增收。
在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和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后，对2012年来说，继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将不仅仅是强化农业生产，还应该逐步完善农产品的产、供、销等多个链条。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惠农政策力度，良种补贴和农业综合补贴等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虽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但不断上浮的粮价确保了农民种粮收益稳步增加。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1424亿斤，连续5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有效保障了粮食供给。
但应当看到，水旱灾害频繁发生，一些地区耕地质量下降，农田水利建设任重道远，农业生产基础仍不完善；只有毫不放松地抓好农业生产，才能强化粮食供给保障能力。
农业科技应用和推广是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通过推广良种良法、测土配方施肥、高产技术等，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稳定了粮食生产能力。对今后来说，增强农业科技攻关和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依然是确保我国农业生产安全的重要抓手。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蒜你狠”、“姜你军”等如过山车般的农产品价格波动，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埋下了不稳定因素。由于炒作和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部分农产品供应失衡，价格暴涨暴跌，严重打击了农民积极性，影响了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稳定和持续。
所以，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恶意囤积、哄抬物价等行为，保证农产品市场稳定有序也应是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建立市场预警机制，引导农民理性看待供求信息，避免因为某种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盲目生产，既导致农产品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又损害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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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须强化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管理，在种、管、收等环节严格把关，建立可追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想保质保量地从田间地头送到厨房和餐桌，还需要加强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等流通环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高效、畅通、安全、有序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同时，减少流通环节，推动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批对接等多种形式的产销衔接，降低流通成本；更进一步来看，还应根据消费需求和季节变化，建立健全重要农产品储备制度，完善农产品跨区调运、调剂机制。
欧版量化宽松的作为
张茉楠
面对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流动性危机，欧洲央行的政策立场正在逐步软化，欧洲央行宣布再次启动期限长达三年的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同时敦促欧洲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以满足其贷款需求，这被视为欧洲央行为缓解欧元区金融体系所承受的严峻压力而作出的新努力之一。
LTRO是欧洲央行比较传统的政策工具之一，上一回使用还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2009年6月，当时欧洲央行提供了4420亿1年期欧元贷款以应对流动性不足，曾经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此次LTRO的推出同样引发市场的热烈回应，并掀起欧洲主权债券市场的购买热潮。
与美债不同，由于欧洲央行不能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欧债危机的所有风险只能由私人债权人和投资者承担，债务成本上升将“吞噬”紧缩措施并继续推升债务/GDP比率，随着欧洲贷款资源的枯竭，以及对欧债危机恐慌性的蔓延，就无法切断借贷成本和国债收益率螺旋式上升的恶性循环。
当前，全球主权债务高悬，金融在“去杠杆化”，政府也在“去杠杆化”，市场和政府都缺乏流动性，靠谁来为债务融资埋单？欧债危机发展到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不太可能从正常渠道进行大规模融资。欧洲央行已无法避免通过直接购买国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尽管欧洲央行至今还一再坚持不会触碰这个“底线”，但现在推出长期再融资计划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量化宽松，而未来欧洲央行可能还会有比较激进的行为。根据欧洲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欧洲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已经达到了3.2万亿欧元。一旦欧洲金融形势出现恶化，欧洲央行的政策立场可能继续出现软化，给再融资操作提供弹药和空间。
但是，LTRO能够真正扭转欧债危机吗？恐怕过于乐观。欧洲央行希望如果商业银行大量申请LTRO，将可避免收缩其资产负债表。不过，银行可以利用上一回的1年期LTRO从事利润丰厚的套利交易——利用欧洲央行的低息贷款去购买收益率更高的政府债券。比如，当前欧洲银行可以从欧洲央行以1%的成本借贷，然后购买利率5%的主权债，这中间4%的套利，成为银行业的套利收入。
但LTRO绝不意味着欧债危机的“彻底转向”。政府明年还需要巨额融资，欧元区政府的AAA评级依然受到威胁。在债券市场融资饱和的情况下，银行业与主权债务之间已经形成了极大的融资竞争，2012年“欧猪”五国将有3049亿欧元到期债务和利息，2012年全球银行业将有数万亿美元债务到期，偿债高峰的来临让流动性再次面临巨大压力，全球金融体系将面临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融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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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基层征地违法严重 近郊被征农民攀比补偿
款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征地难题四个症结
征地难题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乡村基层组织违法卖地占地现象仍然严重；二是城市之外的重点工程补偿太低；三是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相互攀比；四是补偿款未能直补到户
文/佟绍伟（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
当前解决征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完善征地制度，必须准确了解和把握征地工作中的主要症结。
综而观之，征地工作的症结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乡村基层组织违法卖地占地现象仍然严重；二是城市之外的重点工程补偿太低；三是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相互攀比；四是补偿款未能直补到户。
从征地过程实际情况来看，只要补偿合理并切实落实到被征地农户，不存在农民不同意征地的问题。对农民来讲，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直接占有使用的土地，征收了他们的地，就得给他们补偿，至于到底是属于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似乎与他们无关，这也是农民对领取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没有什么热情的主要原因。
具体分析，首先，乡村基层组织违法卖地占地仍然严重。近年来，土地执法监察的力度越来越大，最近两年甚至采取了卫片执法全覆盖的方式，有力地遏制了违法批地用地行为的发生，特别是政府直接违法批地的行为越来越少。但是，地方政府默认乡村组织违法卖地占地从而严重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有所抬头，导致农民层层越级上访，甚至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各种渠道反映的情况看，多数都是乡村两级尤其是村干部在土地管理方面违法乱纪的问题。但地方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杳无音讯。必须加大此类案件的查处力度，必要时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当事者的刑事责任，在全国全社会对土地违法行为形成巨大的威慑和震撼。
其次，城市外重点工程补偿过低。实际上，在城乡结合部，现行的补偿标准不是低而是已经很高甚至过高了，常常使被征地农户一夜暴富，结果不但加大了征地成本，抬高了住房价格，还引发了为争补偿而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等社会问题。
说征地补偿低，是城市之外的一些国家重点工程征地补偿标准低，不能不加区分地笼统地说征地补偿标准低。国家重点工程征地补偿标准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清以及现行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导致了地方政府拼命追求GDP，增加本级财政收入，于是就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争取国家重点工程在本地落地。重点工程投资主体看准了地方政府的弱点，为降低征地成本，不遗余力地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于是，地方政府有钱则罢，无钱则只能向被征地农户转嫁负担。因此，当务之急，是将这部分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到适当水准，并在征地补偿中切实得到落实。
第三，被征地农民相互攀比。城市之外的问题是征地补偿标准低，城乡结合部的问题则是被征地农民相互攀比。一是空间上的攀比。由于相邻市县、相邻省的补偿标准不一，造成公务员考试申论复习资料
补偿标准低的地区被征地农民心理不平衡，从而反对征地。二是时间上的攀比。由于现行的征地补偿区片价采取动态调整的方式，导致先行被征地的农民因现行补偿标准提高而上访找后账。
解决攀比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允许征转分离。理由是，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早晚都会成为建设用地，所以应该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在转用许可前，一次性地完成土地征收；没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分几个大的时段完成征收。
解放初期，对城市郊区的土地，并未按照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分配给农民，而是另外制定了条例，规定城市郊区土地属于国有，分到土地的农户只有使用权。之所以这样做，也是考虑将来城市发展，避免征地麻烦。
第四，征地补偿款未能直补到户。其实，从近些年来上访群众的诉求看，因为不同意征地或对补偿标准不满意的情况是少之又少，关键是基层政府和组织挪用、侵吞补偿款，导致被征地农户不能从征地补偿中受益。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就是除了青苗和地上物补偿直补到户外，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直接支付给有关农民集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如果所有征地补偿款都直补到户，被征地户就会很快将钱挥霍一空，然后再找政府上访，影响社会稳定。基于这样的假设，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理所当然地交给了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由其举办相关的企业，用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不幸的是，被征地农民集体举办的企业实在乏善可陈，或者是因为村干部不善于经营，或者因为他们经营动力不足。常常是，征地补偿不是被农户挥霍一空，反而被村干部们浪费，从而导致不是个别人上访，而是整组整村的集体上访。
如果将征地补偿款全部直补到户，这些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仔细想想那些被征地农民，整天精打细算、省吃节用还唯恐不及，能有几个人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挥霍？尤其在中国勤俭文化的大背景下，好吃懒做、不好好过日子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我们应相信农民群众，将征地补偿款直接补偿到农户。实在担心也可先行试点，逐步推开。如此，就不必花费大量成本考虑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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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犯罪率或上升 就业不景气家长纵容辍学
来源：瞭望
构筑留守少年成长“安全网”
对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未成年人犯罪群体，应主要采取教育与感化政策，而这些政策的落实又有赖于少年司法与儿童福利的有效互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小康周勉
小林是广西北流市六麻镇端寨村人，和很多“90后”的同龄人一样，他喜欢上网，每周都要去10公里外的镇上的网吧玩。而现在他因涉嫌抢劫被关在当地看守所，上不了网了。
小林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父母和哥哥常年在外地打工，爷爷负责照料他的生活。读到初一时，他没有征得父母同意就自己办理了辍学手续，和村里六七个同龄人厮混在一起，“每天基本上无所事事，到处闲逛”。
去年下半年，小林和同伴们染上了吸毒恶习，被父母发现后，他离家出走。当地办案民警说，小林及其同伙为筹集毒资先后实施抢劫十多次，手段非常残忍，曾发生致人死亡事件。
记者从广西、湖南采访了解到，近几年来，像小林这样具有留守儿童背景的“留守少年”违法犯罪问题逐渐凸显。
“三低”、暴力倾向明显
受访专家、公安干警介绍，当前留守儿童犯罪低年龄、低文化、低法律意识“三低现象”突出，且暴力犯罪、激情犯罪等特点明显。
其一，“三低现象”明显。湖南省部分基层办案民警介绍，留守儿童一般从10岁至12岁左右开始出现逃学、小偷小摸等劣迹，辍学后逐渐沾染上不良社会风气，13岁左右就会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17岁则是他们违法犯罪的高峰年龄；实施违法犯罪的留守儿童，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多为“法盲”。办案民警说，一些留守儿童只认为杀人放火属于犯法，却把盗窃、抢劫、强奸等行为当做简单的犯错误，并没有意识到产生的危害后果有多大。
其二，财产型犯罪居多。不少留守儿童常常出入电子游戏厅、网吧、赌博场所等，养成了好吃懒做、贪图享乐的恶习。受不良消费习惯影响，在盲目攀比心理作用下，他们甚至铤而走险，盗窃、抢夺他人财物，一旦遇到反抗，就会诉诸暴力。
其三，群体性特征明显。由于留守儿童年龄较小，在犯罪中常常纠集同学、同村人，甚至自己亲戚共同实施犯罪。广西南宁市兴宁区检察院所作的未成年人犯罪统计显示，近几年来，参与共同犯罪的人数有趋多态势，2009年至2011年查处的团伙犯罪中个案涉案人数最多的达20人，且作案次数多达十多次。
仍处在犯罪上升阶段
相关人士和专家指出，我国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加上农村地区治安防控体系弱化，如果不采取有效干预，今后一段时期，留守儿童犯罪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审判长欧阳文说，根据2009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5800万人，其中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处于不确定或无人监护状态。
“‘隔代教育’重视孩子是否吃饱穿暖，却大多忽略沟通交流，孩子的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疏导，这对其成长是很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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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在湖南省益阳市采访时，当地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受当前社会就业不景气、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读书无用论”抬头，不少家长默许甚至纵容孩子的辍学行为，这些也是造成留守儿童过早走上社会的一个原因。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杨赛宇介绍，近几年来，留守儿童犯罪有增多趋势。根据她掌握的数据，16到18岁阶段少年犯罪占总案件比例中，2008年为10％，2009年为13％，2010年达到17％。而今年1月份，她参与审判的此类案件就达到3个，与去年前四个月的总和持平。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梅志罡说，目前我国农村地区中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层面控制体系仍然弱化，如果不能迅速改变这一现状，今后短时期内留守儿童犯罪问题或仍将呈上升趋势。
“打”“教”之间存在两难
受访专家介绍，留守儿童违法犯罪活动惯犯多，且作案心理异于一般违法犯罪分子，为侦破带来不少困扰，加上执法力量有限，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仍存在困难。
一些办案民警说，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现在十多岁小孩子都长得人高马大，良好的身体条件为实施犯罪活动打下了基础。但由于心智仍不成熟、法律意识淡薄，“有时别人请喝两瓶啤酒，就会跟着做坏事，且手段残忍”。
留守儿童还成为某些社会不法分子眼中的目标。据办案民警介绍，为拉拢留守儿童“入伙”，一些社会“大佬”往往采取免费提供毒品方式，一旦这些小孩吸毒成瘾被“套牢”后，就成为他们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
部分留守儿童因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被抓捕后，公安部门考虑到其年龄小，且作案情节相对较轻，本着挽救失足少年利于社会稳定的目的，一般在给予教育后很快就予以释放，但这些小孩子出去后，反而认为违法犯罪并不可怕，出现“二进宫”、“三进宫”等情况。
广西北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黎华说，一些家长法律意识淡薄，孩子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后，不但不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反而故意阻挠破案。他介绍，当地曾发生一起命案，7个犯罪嫌疑人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由于案件证据确凿，法院也进行了判决，但部分家属多次到公安局闹事。
“这种没有法纪、一味偏袒孩子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也会纵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他说。
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陆福兴说，农村司法环境、执法环境较差，警力严重不足，“一个派出所管辖范围少则几十平方公里，多则上百平方公里”，参与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力量有限。
构筑预防“安全网”
家庭、学校、社区是孩子实现社会化的平台，也是预防留守儿童误入歧途的最重要关卡，受访专家建议采取有效措施，构筑起以家庭、学校和社区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安全成长网络。
欧阳文说，预防留守儿童违法犯罪，家庭是第一道防线，在外务工的父母应有教育意识，经常与孩子保持沟通，在关心子女生活学习的同时，及时掌握孩子思想动态。
梅志罡认为，应努力改善父母与孩子长期不共同生活的现状，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人为壁垒，使农民逐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尽量满足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需要。同时引导产业向农村地区转移，尽量让农民在家门口上班，减少留守儿童数量。
同时，还要完善学校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现在不少学校都有法制副校长，也设立了相关法制课程，但这些做法还只是流于形式，建议学校加大普法教育。广西北流市公安局一位民警说，在发达国家，从小学到大学，学生都会接受法治教育，守法意识深入人心，而反观我国学校教育则缺少相关课程。这位民警介绍，当地一位留守少年在杀死自己的同学后，被公安机关控制。这名学生在交代作案经过后竟然说，“我交代完了，可以回学校了吗？”
梅志罡说，一些学校探索的“代理家长”制度，鼓励老师与留守儿童结对子，完全负责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变化，这一做法对孩子成长具有积极意义，应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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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赛宇认为，应树立起“未成年人是国家所有”这一观念，对于失责或未尽义务的主体，应明确罪名，但目前我国尚未对父母承担责任和未尽责要惩罚作出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李桂华说，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公益组织搭建平台，形成社会都关爱留守儿童的氛围。同时积极开展送法律下乡活动，“将一些典型案例以生动的方式做宣传，提高群众守法意识。”
强化全社会救助力量
陆福兴认为，简单地将问题少年送进少管所或特殊学校，不但不能达到让其悔过的效果，还可能成为其今后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对其改造适得其反。
有关专家认为，应建立完善相应机制，尽量挽救失足少年。为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工作，2009年，广西南宁市兴宁区检察院成立未成年案件刑事检察科，统一实施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法律监督、青少年维权等职能。
南宁市兴宁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仁介绍，兴宁区检察院通过主动约见罪错未成年人的家长或法定代理人，帮助剖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并通过亲情会见等方式，与家长共同实施帮教工作。
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卜雪凡介绍，检察官除了在讯问、庭审之际论理说法，还以谈心等方式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对作撤案、不诉处理和被判缓刑的学生进行定期回访，建立《跟踪回访卡》，对被帮教人员实施一案三帮教措施，即每案一份家长帮教措施、一份学校帮教措施、一份办案人帮教计划，合力帮教在校学生犯罪人员。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自2010年起，法院将回访帮教工作纳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相关考评范围，帮教工作日趋常态化、规范化。2011年，广西11个中级人民法院和88个基层法院组织从事少年法庭工作的法官，并邀请团委、妇联、教育等部门代表，开展回访帮教活动，未成年人服刑人员接受回访1690人次，占未成年人服刑总人数的90％，效果明显。
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张鸿巍认为，对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未成年人犯罪群体，应主要采取教育与感化政策，而这些政策的落实又有赖于少年司法与儿童福利的有效互动。但目前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还远未健全，他呼吁建立专门性的青少年事务局，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青少年问题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窘境
人民时评：公共部门岂能出卖个人信息
日前，江西鹰潭一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灰色利益链浮出水面：在犯罪嫌疑人“黑土草莓”3月份的交易记录中，出售的个人信息竟有超过3/4是由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提供的，其他提供个人信息的“上家”还包括银行、民航等企事业单位。
而在公安机关近期的专项治理行动中，也有不少公职人员涉嫌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这样的现象发人深省：理应成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港湾的职能部门，缘何屡屡成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发源地”？
现代社会，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旦泄露，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将造成巨大威胁。有关部门由于公共职能所系，掌握着公民大量的个人信息，包括户籍、通信、出入境、住宿、车辆档案、图片图像等各个方面，确保这些信息的安全，是一份沉甸甸的公共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极少数公职人员却经不住利益诱惑，不惜利用工作便利和制度漏洞，将信息泄密当作自己的生财之道。究其原因，一是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几无成本，悄然转手即能高价出售，巨大的利益空间激发了某些人的贪欲；二是我国缺少专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职能部门对信息泄露的监管机制尚未健全，给这些人的不法行为留下可乘之机。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职能部门和公职人员理应率先垂范。对公职人员而言，如果说保守国家秘密是岗位要求，保护公民信息安全同样是职业操守。从观念上讲，必须加强教育，在公职人员中加固自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理念，像维护国家秘密那样呵护个人信息。从制度上讲，只有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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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建立起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对工作人员收集、使用、披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全程监管，才能使“跑冒漏滴”无处藏身。源清则流净，根除而叶落，信息泄露的源头一旦堵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利益链也便不斩自断。
立足长远，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其他单位而言，法律仍然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根本保障。2009年，《刑法修正案
（七）》将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入罪；日前，“个人信息保护”专项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也已制定完成，进入报批程序。如何确定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与违法侵犯之间的界定标准？如何明确其他个人、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法律责任？这些都将随着立法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清晰和完善。
网络使社会越来越演变为“透明社会”，公民却不应因个人信息泄露而成为“透明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政府部门发挥领跑表率作用，企事业单位自觉依法行动，全体公民积极主动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立体保护伞，我们就能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撑起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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