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翻译_翻译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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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张鲁艳
平顶山学院英语系
河南 平顶山 467002
摘要：巴斯内特（Susan Ba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即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水平的发展。
关键词：意识形态，诗学，女权主义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Abstract: Ideology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y Susan Banet and Andre Lefeve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will be discu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ideology influences translator’s choices on translating material, influences their concrete translating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Key words: ideology;poetics;feminism
引言
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翻译研究始于二战以后,并出现了许多翻译流派。根茨勒(Gentzler)在他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些流派，其中包括美国翻译研讨班、翻译科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派，并出现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以及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等。而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中，又有几个影响较大的流派，如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巴西食人翻译理论、多元系统论、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不仅是对翻译认识的加深，是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语言学、文学、文化学、人类学都有重要启示。文化研究早已成为中西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1990年，巴斯内特（Susan Ba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合编的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该书也强调了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自此诱发了西方翻译学者对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探讨的兴趣。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方学者除上述两位外，玛丽亚 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赫曼斯（Theo Hermans）等也对权力、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与翻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意识形态与翻译
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最早提出的。“最初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用于对宗教的现代批判,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P16）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把意识形态界说为“观念体系,它由指令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构成”，也有人把意识形态解释为“制导性观念,它解释社会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人们允许社会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而罗特曼（Yury Lotman）把意识形态描述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2]文本。”(P12)《现代汉语词典》对意识形态作如下解释：“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1]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 总之，意识形态的内涵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与社会实践，无疑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在勒弗菲尔的理论中，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实际上，翻译就是一种文化改写，一种文化操纵。勒弗菲尔认为控制文学和翻译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内，就是文学的专业队伍，包括评论家、教师、译员等等。另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外，就是所谓赞助者（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这个赞助者可能是一个人，或者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宫廷、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等。一般来说，赞助者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通常管得很严。至于涉及文学观的问题，则会把处理的权力下放给专业人士。[3](P176)因此，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patronage）强加于他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的。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起支配地位的“诗学”（poetics）。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办法。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首先是意识形态的交流。这种交流包含着对抗、妥协、融合。作为译者而言，翻译活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这种活动又必须遵循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超出此种意识形态的界限。当然，翻译有时也会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但翻译作品中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要以读者能够接受为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边界，翻译实际上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对抗之后妥协的结果。
意识形态与翻译呈互动的关系。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的发展。同时翻译也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产生一定的促进加强或破坏颠覆的作用，而这一点又常被人忽视。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一详尽阐释。
1．意识形态与翻译文本的选择
任何翻译活动皆是有原因的，或有一定的目的性、功利性，为特殊团体服务，为一政治目的服务，为一经济利益服务；或由于译者本身的兴趣、偏爱。不管哪种情况，要想出版发行，就要符合赞助人的要求，符合出版商及社会的期待视野。当然若想自己把玩，自己品味，也无可厚非。也有一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时间去等待意识形态的慢慢改变。总之翻译作品的发行和读者群的接受与译入语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所以翻译文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近代翻译中有两位旷世奇才，一为严复，一为林纾。康有为曾赞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称二者为“译才”并非由于他们的翻译多么忠实于原文以及翻译得多么准确无误。相反，这两位“译才”一百多年来一直遭受翻译界对他们的口诛笔伐及声讨批判。然而他们的译作还是在社会上大受欢迎。反响非同。究其原因，一是严复林纾乃古文大家，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夫，译笔优美，引人入胜；二是他们的译作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严复介绍的西洋思想和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无不对社会起到了震撼作用。
严复是一位翻译家，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他的翻译以及他对翻译事业的选择，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个政治目的里交织着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个人的审美意识和目标读者的审美意识。从历史的角度看，或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严复的翻译都是极其成功的。他成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功地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1]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P20)严复对翻译文本进行了精心选择，从亚当斯密的《原富》到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每一本都代表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主导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严复在国难当头时选择《天演论》就是他胸中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忧国忧民的激情所使然。他的译作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法治、经济等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正是当时中国最缺乏的思想。
再看林纾，他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这部译作的出现，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艺读者，给中国的小说界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那种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结局的中国旧小说已不能表现时代精神。之后，林纾又翻译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这部译作的问世则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动机。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劳工屡遭欺侮屠杀，林纾出于爱国热忱，有感于这种“为奴之势逼及吾种”的事实，希望翻译此书给国民敲响警钟，使他们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林纾的译作出版后在广大人民中间激发了国家要富强、民族要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萌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翻译的170余种作品尽管漏译误译删节触处皆是，然而其生动优美的译笔，风趣夸张的风格在读者中留下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他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说：“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一大发现，带领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等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4](P83)林译小说的魅力与影响自此可窥一斑。林译小说之所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除他独一无二的译笔和风格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翻译动机。林纾所处的时代，正是清廷腐败衰微，列强入侵瓜分中华国土的时代。所以，从一开始，林纾便受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能抵抗欧洲列强。他认为，救国应该靠实业，而翻译工作就是他自己的实业，他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国人救国救民之情。可见他的翻译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同时译作又为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鲁迅1909年在日本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主要收录了他翻译的欧洲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可惜当时革命条件尚未成熟，作品出版后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冷淡待遇，上下两卷每卷只卖出了几十册。鲁迅翻译的动机是严肃的，旨在“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然而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却不被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所接纳。
五四时期我国的翻译界涌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大量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当时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数量相当大。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65部作品中又以托尔斯泰(12部)、契可夫（10部）、屠格涅夫（9部）为最多。[4](193)这足见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了。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状况中，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摸索着生活的真理，他们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了很大的教益。
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识形态决定了读者的不同价值取向,从而决定了赞助人的翻译取向。翻译主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发展意识、文化形态作用于赞助人对翻译内容的取舍。翻译也反过来改造了文学、作者，而且在压制性社会中明确地充当教育、提供信息、改变政治价值观念并因而改变文学价值观念的工具。郑振铎曾指出：“清末的[4]翻译每每是利用外国小说著作思想来做改革政治的工具。”(P161)看来翻译的政治动机与文本的取舍也息息相关。
出版机构与组织者在文学翻译的生产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意识形态经常受到赞助人，即委托翻译或出版翻译作品的人或机构的加强与实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对立冷战，中国的出版界在选择译本时必然要反映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对作家作品都有较严格的选择，只有那些进步作家和进步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才能入选。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运用
任何一部作品都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进行解读，解读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与二度编码的翻译行为关系密切。在跨文化交流中，译者可以有多重文化身份，它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多重的、复杂的。译者在重新表述意义时，对源语文本进行挪用及改写，大多以意识形态为因。毫无疑问，意识形态会影响翻译策略，集中体现在改写、删减、选择、省略等方面。无论主观意识所致，还是客观环境所迫，译者总不免对源语文化进行挪用和改造，以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和维护整个译语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
在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当属佛经翻译。佛教思想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思想，在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可以依托的价值观参照系。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儒家的意识形态和道家的意识形态，而佛教要想进入中国，免遭本土意识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形态的抵抗，就必须变更其形式或内容。历代佛经翻译大师常常用儒家道家的价值观来解释佛经翻译。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就常借用孔子、老子、庄子的文学观来阐述他的翻译观点，如他引用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义。”佛经翻译初期，为了寻找中印文化的沟通点，译者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4](P46)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针对这一事件，中西媒体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对香港“回归祖国”这一短语出现了两种译法，中国媒体译为return to China, 而西方媒体译为revert to China,一词之差,却包含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含义。
revert to China是一个法律术语，指捐赠者捐赠的财产到了捐赠者与接受者商定的法律期限后返还给财产的原捐赠人或他的财产继承人。根据这个解释，英国对香港的占有是基于大英帝国和清政府共同商定的协议，不论是占有还是交还都是履行法律义务，是值得称道的遵法守法行为。“回归中国”正确的翻译应是return to China,表示物归原主，尤指归还被他人非法强占的财产，或被强盗硬行掠走的财物。由此可见，对香港回归的不同译法已超出了语言层次和翻译技巧范畴，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西方媒体故意使用revert一词来掩盖非法侵占香港的事实。[5]（P65）
再拿严复为例，选择了《天演论》为翻译文本后，他对翻译策略的运用也下了一番功夫。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被译界奉为圣典，然而他自己的译文又是如何忠实于原作呢？让我们对比一下《天演论》开场白的原文与译文。
[原文] It may be safely a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Except, it may be ,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ing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严译］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榄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味，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4]（P120）
对比之后，发现严复以中文短句译英文长句，以第三人称译第一人称，译文首句便是“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通篇考察《天演论》，可以发现严复对原文多有增删，有时还加入自己的话来发挥原文之意，甚至更改原书的比喻。对某些词语重点发挥，并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整段整段地以自己的语言译述，删略其次言，突出其要旨。严复对原作或增添，或删减，或替换，或改写，甚至为发挥、为达自己之旨而不惜改造原文，其译文之“信”也就有限了。但他不追求“忠实的译本”，而采取达旨的方式进行翻译。他的目的是以赫胥黎的书为底本，向中国传播进化论思想，并向国人发出由于积贫积弱而有亡国灭种危险的警告，号召人民奋发图存、自强保种。[4]（P123）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中“雅”的标准历来遭到译界的质疑。严复的“雅”指的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进行翻译。他这种特殊的译法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严复心中预定的读者群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但却往往保守成性，甚至冥顽不化，而要让他们接受思想启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复真是用心良苦，他调动了各种风格手段来增强译文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包括“汉以前字法”。[6]（P26）
众所周知，林纾的翻译中错译误译漏译随处可见，其翻译中“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现象更比比皆是。这与他不懂原文有关，与他落笔如飞的速度有关，但也有一些是他有意为之，或添油加醋，或信笔行之，或插科打诨，或抒写己见，然而正是这一“讹”的译法使读者对林译留恋往返，赞叹不已。林纾的翻译策略变化不断，尽管许多不为人称道，但也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符合社会意识的期待，在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美国译者Evan King在20世纪40年代初翻译了老舍的两部作品《骆驼祥子》和《离婚》，并对原作做了很大改动。《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被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祥子最终找到了小福子，并把她从白房子中救了出来，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译文出版后立即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但遭到老舍先生的严厉批评，并引起了强烈不满。然而Evan King在翻译《离婚》时依然篡改了原文，《离婚》中对民族软弱性的深刻揭示与讽刺变成了哗众取宠的轻浮小闹剧。Evan King对这两部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说到底还是出于对当时美国意识形态的考虑。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民众精神处于紧张状态，需要轻松愉快的娱乐。另外美国在经济上正处于工业机械化生产的快速发展期，紧张的劳动之余，也需要轻松的享乐。大众文化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兴起，这一大众文化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通过掩饰严酷的现实和各种各样的激烈矛盾，让读者沉浸在一种虚幻的和谐、欢乐和圆满之中。[7]（P67）为了取悦于读者，为了保证译作的畅销，为了顺应译语意识形态的要求，译者对原作进行了粗暴的干涉，大幅的修改甚至歪曲。意识形态与翻译理论
中西翻译界多少年来一直对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标准情有独钟，不耐其烦地探讨这个问题。中国自严复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后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辩论，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纠缠于此不能释怀。直至后来西方翻译界有了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翻译流派，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才使得人们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翻译观则反映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一个侧面。长期以来，人们总将翻译比作女性，比如：“美丽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美丽”，“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原作是强壮而富有创造力的男性，译本是羸弱、派生的女性”。这种把翻译视作女人的翻译观不仅贬低译者和译作，也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权主义翻译观主张消除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重视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女权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批判那些将女性和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原因及负面影响，并动摇此观念赖以产生的基础。[8]（P27）
结语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影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的程度有大有小，大到影响文本的选择、题材的选择，小到影响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文本进行的操纵性改写或隐或显，但却无法消除。Lefevere 和 Banet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译界人士从翻译标准的框架里跳出来,转而研究文本之外的因素,从单纯的语言层面上转向研究语言外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的制约因素。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变、文字的转换，而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翻译不是一方净土，也没有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利益的冲突。在评价译作时不应一味提倡所谓“忠实”，评论家也不应把翻译错误挑出来批评一通了事，而应该探究所谓“错误”的成因。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该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给译者一个相对公允的说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意识形态确实影响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但这种影响却不是绝对的、无限扩大的，它只能是相对的，在一定程度上的。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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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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