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论文_关于中日关系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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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政冷经热”是对当前的中日关系的最好概括。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日本也是中国的重要投资伙伴国，至2000年末，日资企业对华投资合同累计达20371件、387亿美元。与贸易同样，1996年以后呈减少趋势的对华投资于2000年又开始回升。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也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发展资金的不足。据统计，从1979至1998年，日本共向中国赠送32.2740亿美元，贷款99.5660亿美元，总共达131.840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远远超过第二名。以往四次提供的日元贷款都是10年宽限期，30年偿还，利率虽有若干变动，但是仍然很低，而且赠送的部分也达到相当规模，约为贷款的1/3。日本的对华ODA，从大规模日元贷款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由大使馆或总领事馆批准的小规模无偿援助所修建的乡村学校或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开发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遗留毒气、珠海集体卖春、西安日本师生演出、双方民间保钓之争、中日足球赛激烈对抗等，致使两国民间对抗情绪高涨，政治关系不断下滑。
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002年在农产品问题上的争执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国内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宣扬“中国威胁论”，主张联合东盟国家、韩国、印度来牵制中国，另一派是极力提倡“抓住机遇论”，主张日中加强合作来实现东亚经济圈，以提高东亚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总的发展趋势是后者逐渐占优势，但目前，前者势力还不小，尚不可低估。因此，中国对日经济政策必须经常考虑如何使“抓住机遇论”占优势。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以前手下的“小伙记”已独自营业，且生意日渐兴隆；雁身、雁尾要求与雁头并驾齐驱。这些事实的出现难免使日本有失落感，踌躇不前并不是可取的态度，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笔者认为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自己是西方大国，不屑同区内发展中国家为伍；（2）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3）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雁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4）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5）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朝令夕改，对他国疑虑重重，只能形成“信任困境”，造成敌对状态。犹豫和彷徨只会错失良机和遗恨未来。2004年，日本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志在必得，东亚不少国家对日本的“道德资格”提出质疑，这很值得日本深思。
4、中国也有不理性的情绪要反醒。从对马立诚、时殷红二位学者的文章讨论来看，倾向性一边倒，根本没有对方发言的余地，并且发言充满了情绪化、辛辣甚至是漫骂的文字。笔者认为这也是不正常的，人们常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发表观点的权力，而前一段的争论显然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其实在他们的文章中除部分建议不恰当外，还是闪烁着真正灼见的，并时而显现出其拳拳爱国之心。比如，马立诚说：“我们是泱泱大国，大国就要有大国的风范。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始终怀着受虐的、仇恨的、报复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情绪极易被利用，造成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后果。现在我们要考虑，国家富强了，我们除了工业产品还能向世界输出些什么？难道输出仇恨么？现在我们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崛起“，非常关键的就是要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国际上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为此我们用各种方式辩解，展示我们是一个宽容敦厚的大国。”“崛起的中国应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而不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大国。这个弯必须转过来。理性大国，就是做事情要从理性和全局出发，克服情绪化和盲动；责任大国，就是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理解与合作承担责任；平衡大国，就是要善于斡旋，在国际矛盾中求同存异，维护平衡。只要坚持这样做，中国的崛起，就会尽量减少震荡和冲突，从而有利于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应该说这些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最重要的是创造出超越‘自己的故事'的‘共同的故事'，在‘共同的故事'中，当面对历史问题时，日本将不再被追究，而将是自身拥有追究的意欲。这可能是从由于他国不断要求‘道歉'追究而产生的卑屈感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正如法德和解不是从法德开始，而是从欧洲的合作开始一样。“日本不受到外压的话不会作什么让步，即使作些让步也总是过小过迟（Too little, too late）。日本政策转换中的被动性、消极性与1955年保守合并结成自民党长期政权有相关性。因为是长期政权，即使首相与内阁更迭也难进行重大的政策方针的转换。当无论如何也必须进行政策转换的时候，政府常常会借助外压来向党内的其它派系及在野党呼吁其必要性。当然，向日本施加压力的国家，一方面须是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与日本有深入交流的国家。冷战时期这样的国家当推美国。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和中国间各种交流逐渐加深，中国在现实中正在逐渐变成这样的大国。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断反复，就国民心情而言，对施压的国家逐渐产生反感的情绪可想而知。这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日本要注意摆脱这种决策模式，应更加主动的姿态面对挑战，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国；二是中国要注意施压的策略，借助区域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更为可取。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笔者认为：首先，它们必须意识到，”10+3“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在东亚经济核心集团(EAEC)、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还有其它几次尝试都失败了之后，如果连”10+3“也不能成功，东亚就不会再有其它的出路。所以，日本和中国都要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合作是一种政治的必须。中日的未来和东亚一体化密切相关，这两个国家必须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其次，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再次，日本不可能再回到军国主义的过去并四处扩张。中国的媒体和精英们有责任让国人明白这一点。在此，中国也有许多工作要做。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让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这一呼吁，也只有战略上的意义(可以超然地制衡大陆国家)，而在经济上则毫无意义。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4倍,人均GDP更是中国的37倍,发展等级比中国高得多,在东亚和世界的经济影响和联系更远胜于中国,所以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享有主导权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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