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合议庭管理之道的真谛_管理大道至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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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合议庭管理之道的真谛
——广西高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机制调查 本报记者 黄星航 本报通讯员 张可心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涉外海事商事案件专项评查组对广西高院涉外海事商事案件质量进行了评查，这样评价：广西高院涉外商事海事合议庭的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评查，切实做到严格依法公正审理案件，案件审理质量较高，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精品案件的战略思路。评查组建议广西高院民四庭将树立精品意识、强化合议庭功能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予以收集整理，向全国法院推广介绍。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探寻其合议庭管理之道——
基础是脉络清晰
初春时节，北京60年来最晚到来的首场大雪刚在飞舞，南宁温度已回升到25度，记者“趁热”采访了广西高院民四庭庭长梁瑜。他正在审看一个案件的合议庭评议笔录。
和记者过去看到的合议庭评议纪录最多三、四页纸不同的是，这个案件的评议记录共有近三十页纸一万多字。里面详细记录了合议庭成员争议焦点和个人评议意见及审判长的最后归纳总结。案情是北海外代因代理某外轮业务，被韩进会社以无单放货为由，要求承担放货油料损失400多万美金。案件经各合议庭成员从多角度全方位查清事实辩明是非，形成具有理由充分、论证详实的初步意见，经过其他合议庭成员的质询和梳理，形成最能妥善解决案件的合议庭一致意见。记者了解到，这是广西高院民四庭不久前刚刚审结的已历经10年诉讼的一件铁案。
站在一旁的书记员李萍萍插了一句说：“高院民四庭的合议庭评议笔录，这一件并不算多。”
梁瑜告诉记者，案件的顺利审理，得力于民四庭在审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的一套合议模式：以庭前、庭审、庭后为标志的庭前、庭审的分工负责制、大案的会商制、评议的审辩制、结论的公示制所汇成的互动互补、协调运作的合议庭内部运行闭合回路。记者了解到，庭前的分工负责制在于，承办人一接收案件，首先就要指导辅助人员做好庭前调解、通知开庭等庭前准备工作，同时必须马上把案件的主要材料如上诉状、答辩状、一审判决书等材料分发给合议庭成员。让合议庭其他成员迅速了解案情，为全面参与合议庭审理做好准备。同时，承办人独立阅卷，并根据案件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提炼出庭审提纲。开庭前，承办人向其他合议庭成员作简要的通报。对于复杂、疑难、重大的案件，合议庭在审判长的组织下，采取召开庭前会议的方式，由承办人就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诉辩焦点、拟查证、核实的事实作简要的汇报，合议庭人员进行讨论，确定庭审方案，明确庭审的重点，安排庭审分工。承办人独立阅卷与合议庭人员了解、熟悉案情相配合机制，有效地保障了合议庭成员在庭审前，明确案件的争点，带着问题参加庭审，提高了庭审的质量和效率。
梁瑜解释：“落实庭审分工负责制的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做到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记者了解到，庭审后的审议制，就是由合议庭的成员对承办人员所汇报的对案件的处理意见进行审查和评议。具体做法是：评议时，承办人首先发言。承办人汇报是其根据庭审情况，经过深入思考并反复论证，撰写出案件审结报告的个人意见。接着在审判长的主持下，合议庭人员就事实的认定、法律关系的定性和法律的适用、裁判结论以及诉讼程序等问题进行有序、充分的讨论以及发表意见。一次评议不成，可以进行多次的评议，直至进行表决，形成合议庭意见。对重大、疑难案件，采取大案会商制，扩大合议庭人员直至全庭人员进行讨论。
结论的公示机制就是指裁判文书将合议庭裁判的理由进行公开，接受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的评点。裁判文书是审判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合议庭结论公示的载体。裁判文书的制作，必须依据合议庭评议的结论，将整个合议庭的审判活动反映在裁判文书中，把案件审判活动的程序、证据的采纳、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结果的裁判、诉讼费用的承担等，一一在裁判文书上写明。做到叙述事实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阐述裁判理由论证逻辑严密、详略得当，法律适用准确，法律用语准确无误，裁判主文的表述正确、妥当、无歧义，诉讼费用的承担合理。更重要的是在制作裁判文书时，有针对性地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即针对当事人的请求和主张，为什么支持，为什么不支持，理由是什么，依据在哪里，一一在裁判文书中阐述，详细论证，作出明确的回答。裁判文书生效后，将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最高人民法院专项评查组对广西高院民四庭裁判文书质量这样评价：裁判文书书写规范，完整反映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与抗辩理由，针对案件争议焦点逐一阐述裁决理由和依据，文书制作的整体水平较高。
核心在于审议制
记者了解到，评议工作机制是广西高院民四庭合议庭管理的核心和重点，主要由多次评议制度、一次表决制度、表决顺序限定三项制度构成。具体而言，针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的每一个焦点，合议庭成员进行自由评议，合议庭成员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针对不同意见进行反复的辩驳，形成多数意见或一致意见后便转入下一问题的讨论。如此，直至评议结束。如果对同一问题产生重大分歧，审判长可以暂停合议，待争议双方重新考虑最佳处理方案后再次评议，对于疑难、重大、复杂的案件，往往经过数轮讨论，促进案件质量出精品。在最后对评议事项的决定，合议庭成员只进行一次表决，避免为取得一致意见相互妥协而反复表决，表决时按照主办法官、合议庭成员、审判长的顺序依次表决。
梁瑜告诉记者，审判实践中，一些合议庭的评议记录简单的三段话就形成合议庭结论意见了。这样评议往往无法把案件讨论透，他们规定评议工作机制的目的就是要深入讨论案件。强化合议庭功能的核心在于合议庭对案件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样才有可能把案件办成精品案件。对证据如何采信，事实的认定是否有证据的支撑，法律关系的定性是否准确、是否符合案件事实的实际情况，当事人请求权的有无以及请求权基础是什么，责任的划分是否精确，拟适用的法律与案件事实是否具有紧密的连接点，责任的承担是否适当、合理等问题都需要合议庭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案件进行充分、深入、细致的讨论。
法官廖冰冰介绍：“评议的审议制有利于弥补单个法官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局限与不足,提高裁判质量。在审议的过程中,每个参与者的智慧都会对案件的审理有所贡献。意见相同的,可能论证角度有差异;意见不同的,有助于审议分析的比较和区别。正确的观点,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即使是最终不被采纳的观点,也因为其观点的提出，合议庭经过分析讨论，使大家对案件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王一君法官坦言：“作为案件的主办人，评议阶段就是我的审判技能和理论水平接受合议庭检验评判的过程；不是主办人，我对案件的分析也必须有理有据。审议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已经形成对审判人员业务学习的倒逼机制，使你不断学习，提高业务能力。”
广西高院民四庭的审议制所形成的合议庭既合又议的做法得到了最高法院评查组的肯定：“广西高院民四庭合议庭合议案件认真负责，不走过场，合议过程充分，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以及裁判结果、裁判依据和理由逐一进行合议，保证了案件审理质量。”
重点是监督有力
实践证明，民四庭合议庭坚持平等参与、独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共同负责，强化合议庭评议制度的做法，就是行之有效的内部监督方式。梁瑜说：“法官办案的自由心证就是对案件的判断问题，在合议庭评议中，不断进行观点的相互交锋，就是展示法官的心证判断过程，合议庭成员在不断公开展示其判断和心证，就是将其置于合议庭的监督之下审理案件，法官的心证和判断置于阳光下接受合议庭成员的评判，合议庭成员共同寻找案件最妥当的解决方法。这样不仅保证了案件的审理质量，而且有效挤压了权利寻租的空间，在机制上能够尽最大的可能保障公正公平。”
监督之二是，合议庭在合议中遇到困难，或者在一些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时，都会主动向庭领导、院领导汇报，以便领导全面掌握案件的审理情况，听取领导对案件的分析和建议，或者由领导决定依法组织相关审判人员列席共同讨论。这样做能够有效地将合议庭的合议与领导依法行使对案件的监督有效结合起来，既实现了监督，又保证了案件的正确审理。监督之三是，合议庭对重大、复杂、疑难、新类型的案件，在法律适用上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合议庭往往会依法主动向庭领导、院领导提出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本身就是接受审判委员会的监督，执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为了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
会不会出现审而不断，断而不审？记者不无疑问。梁瑜立即接口：“不会的，审判委员会并非每案都讨论的，能够提交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必须是疑难、复杂、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或者是对全局有指导意义的案件；审判委员会云集了审判经验丰富，法律功底深厚，政治理论、职业道德修养水平高，社会阅历丰富，视野开阔的资深法官，他们往往能敏锐地发现合议庭未能注意到的问题。比如，一件海事海商案件涉及的船舶港口靠泊欠费的滞纳金计算标准问题，当事人提出合同约定的滞纳金计算标准过高，要求调整。合议庭开始也觉得该标准过高，认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的规定进行适度调整。同时合议庭也觉得如果调整，会涉及到今后下级法院类似案件的审理问题，故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同意合议庭认为调整该项标准影响重大的分析，但审判委员会并没有给出结论，而是建议合议庭进行相关调研后再作决定。合议庭对该问题经过调研后认为，该滞纳金计算标准有相关部门的规章为依据，同时，这也是港口作为特殊行业的收费标准。其次，特殊行业与一般民事案件的标准有所不同，因为当事人双方都是典型的商人。另外，如调整计算标准会引起连锁反应，不利于该行业的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合议庭的意见是不予调整并将意见再次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委员会同意了合议庭的意见。”
根本是简约之道
就是一个合议庭评议，有这么多的制度，会不会繁琐和复杂？记者心里有些打鼓。
梁瑜告诉记者，制定的制度越来越多，但效率和质量却未同步提高的原因在于复杂容易使人迷茫，只有简约才利于操作。所谓机制就是程序的运作与协调，程序的运作必须简便易行，必须出效率出质量，否则，机制是无用的。经过实践，该机制的运行目前效果是好的，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人审、二人陪”、“陪而不审”、“合而不议”、承办人唱“独角戏”等现象，能够充分发挥合议庭的集体审判作用。
“一项制度的完善，弄得很深奥是因为没有看穿实质，搞得很复杂是因为没有抓住程序的关键。”广西高院主管涉外海事商事案件的副院长林金文如是说，“探求适应合议庭的司法制度，必须正本清源，统筹规划，从揭示合议庭功能本性入手，还原合议庭的真实面目，以真实司法为出发点，才能实现创制合议庭之初衷。„大道至简‟就是要求合议庭管理应该简单明晰、重点突出。民四庭合议庭所采取的强化合议庭功能机制的管理，是将合议庭最关键的部分脉络明晰化，抓住主要矛盾，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强化合议庭功能，完善合议庭制度，发挥合议庭集体审判作用，提高审判的质量和效率。”
合议庭的管理本身并不简单，合议庭管理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组织机制、审理机制、评议机制、裁判机制、监督机制等等主导合议庭发展的因素盘根错节，能做到化复杂为简约实在不易。在搏击较量中，招数太多往往无助于求胜，而出准招往往能够赢得胜算先机。广西高院民四庭敢于出手，敢于开拓的司法改革精神，令人钦佩！
“道”在哪里 “简”从何来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郁林
大道至简，是指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是极其简单的，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把握实质则不晦涩，抓住关键则不复杂。那么，在现代化进程遭遇后现代挑战的背景下建构一个兼顾繁与简、正式性与非正式性的民事司法制度，其中“道”在哪里，“简”从何来？最高人民法院和许多地方法院提出了“繁出精品，简出效率”的改革思路——普通程序更正式、更专业、更规范，简易程序更简易、更便民、更快捷，这在总体上符合案件分流和程序分类的基本原理。为此，对于本报报道的大连市中级法院强化合议庭的改革和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推进审前案件分流的创新，虽然两种改革路向背道而驰，我却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因为这种背反恰恰遵循了繁简分流之道。不过，法院级别和案件类型的差异以及此决定的职能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区别，对于程序的选择及其运行之“道”的影响，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比如高级法院、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改革的立足点和重点都有较大差异，前者更侧重于繁中求规范，后者更注重简中求便捷，这种区分遵循司法职能分层之“道”。中、高级法院的改革经验未必都适用于基层法院，反之亦然。正如上篇报道开宗明义，民事司法之“道”，就是公正、高效、廉洁。但在多元目标中抓住“关键”，在同一机制中兼顾三种价值，并非易事。“多快好省”这种长期统治国人思维方式的贪婪目标，其本身就是违反自然逻辑的——多、快、省，几乎就不可能好。在专业化程度较高、技术性依赖较强的领域尤其如此。那么，广西高院的经验又是什么？遵循了什么“道”？又是如何提炼这一“道”之“简”的？我们看到，该院以专业性最强的涉外海事海商案件审判为切入点，广西高院将公正、高效、廉洁三项目标融在了强化合议庭功能的一元机制之中，追求三位一体的改革效果——在合议制的公开、监督中求公正、廉洁，在合议庭的审判独立、专业合作中求高效。该院争创“审判质量效率年”，在质量与效率这一对突出矛盾中，将质量放在效率之前，在复杂问题中抓住了关键。这一策略甚至可以解读为“以质量保效率”，即通过确保案件质量，来减少“售后服务”（如信访、再审、判后答疑）和“返修”率，实际上从整体上提高了效率。
毋庸赘述，当下司法所面临的问题之新、之难、之复杂、之专业，是现行司法体制形成的时代所无法预测乃至想象的，而海事海商案件是现代商事社会中对于专业化程度依赖性最强的领域，涉外案件更是如此。这也正是海事法院何以成为专门法院、海事诉讼法何以成为特别程序法、海事法官何以成为我国法院最早要求高端配备的缘由。相比之下，作为海事案件之上诉审的各省高级法院的审判人员，如果不配备专业强将并以虚怀若谷的求知欲快速提升自身能力，其裁判水平和结果常常受到多方面的挑战，这与司法能力跟法院级别和裁判审级成正比的普遍预期。即使不考虑上述问题，包括海事法官在内的当代中国商事法官，面对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专业性和涉外性，仅凭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储备，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各级法院合议制的长期形式化和空洞化，常常使迫切需要的案件讨论诉诸法官个人求助于同事的方式，而当合议和讨论未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强制时，每一位同事又往往因为自己所承办的案件的强大压力，无暇深究他人承办的案件。我曾在海事法院工作多年，对于法官们遇到疑难问题求知求助无门的状况感同身受，这甚至成为我回校充电的主要动因；成为学者之后也经常与多位优秀法官聊天，感到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普遍和严重。俗话说，没用的东西才是最贵的东西。合议制所具有的集合智慧、相互监督等多重效用，却因普遍的空洞化和形式化而使这一机制成为最没用因而也是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机制。
广西高院的改革努力激活沉睡已久的合议制，使合议制审判不再只是承办法官的独角戏。为了使这种合议机制具有操作性，该院将审判环节进行分解，根据庭前、庭审、庭后不同程序环节的功能和特点，实行审前的分工负责制、评议的审辩制、结论的公示制，大案难案的会商制。特别是该院抓住了庭审后评议这一要害，以承办人公开陈述与合议人自由评议为基础，以公示结论为后盾，将每一位合议法官的表决置于独立而负责的状态之下。这种以个体法官独立、公开为基础的集体负责制才是真正的合议制，因其集中了集体智慧和置入了相互制约而使审判庭真正有能力对案件负责，从而使强化审判独立和弱化程序外干预成为可能，从而解开了独立、专业、负责三重价值之间相互纠结的死扣，这对于缓解当下司法在审判独立的内在需求与对社会负责的外在需求之间、公正与效率之间面临的两难困境，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真正意义的合议，可以通过直接的、独立的、专业的、集体的判断，直接对案件负责，减少层层审批和外行干预两个方面导致的效率降低，以此抵消和缓解合议庭集体负责在占用人手方面导致效率降低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当法院得以专业化的独立裁判覆盖了非专业化的领导把关，以合议庭集体负责替代了审判庭自行负责附加各级领导层层负责而产生的效应时，效率便已在质量之中了。对此，我在去年五月评价大连中院合议庭改革时已有详细论证。
深化合议庭机制改革
——访广西高院院长罗殿龙 本报记者 黄星航
记者：广西高院把完善涉外商事海事合议庭制度、强化合议庭功能作为司法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主要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罗殿龙：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合议制度既是我国重要的审判原则和制度，也是我党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和体现。充分发挥合议庭功能，不仅是保障司法公正、高效、廉洁的有效途径，也是合理利用司法资源、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广西法院审判工作的开展，必须结合广西处于区域发展前沿地带的客观实际，把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置于服务大局中来谋划。而广西涉外商事海事审判队伍积极落实广西党委创建社会和谐稳定模范区的部署，大力推行最高人民法院精品战略的思路，以广西法院开展“审判质量效率年”为契机，创先争优，以合议庭功能强化、机制完善为法院工作增添亮点，找准了三项重点工作与人民法院工作的结合点，这是全面加强审判工作和自身建设的治本举措。
记者：广西法院完善合议庭制度、强化合议庭功能的主要做法和思路是什么？
罗殿龙：近年来，广西涉外商事海事合议庭在审判方式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探索合议庭工作机制如何适应审判方式改革要求的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在管理思想上有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案件数量的激增，审判形势的复杂多样化，高院民四庭首先向合议庭管理思路发出了挑战，采用简约管理，化繁为简，把握合议庭审判权的本性和司法审判规律，突出重点，理清脉络，强化合议庭功能，对审判实务实现了真正的掌控。第二，目标模式有创新。在合议庭管理上，落实合议庭角色回归、合议庭评议价值回归、合议庭共同责任回归、合议庭监督机制回归，在实践中揭示合议庭的本质特征，还原合议庭的本来面目，纠正合议庭功能异化现象，合议庭制度功能焕发生机活力。第三，工作机制有创新。强化合议庭功能的途径之一是把关与放权同步并进。保障合议庭独立判案，院庭长放权的同时建立审判长的指挥调度管理机制、合议庭成员的相互制约机制等配套制度和措施。途径之二是落实集体审理制度。改变主审人先审卷后庭审这种“独角戏”式审理方式，突出集体意志，共同发挥合议庭共同审理、共同裁决的功能。途径之三是审裁一体化。合议庭审理与裁判不受非法定审判组织的影响，审理权与裁判权统一，不能以行政行为取代审判行为。途径之四是改变合议方式。合议在庭审后，各合议庭成员应当独立提出自己的意见，并针对本案的处理提出法律和法理的理由意见，既“合”又“议”，通过争辩论理以明公义、服人心。通过说理能使庭审不“走过场”，合议不唯形式。途径之五是确立案件质量监督机制。办案没有效率和质量就没有公正，合议庭管理从内部、外部强化两条线的监督，有效地保障案件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记者：广西法院在深化合议庭机制改革方面有哪些新的设想？
罗殿龙：合议庭既是案件利益冲突的评价主体，又是通过正当程序来满足当事人权益需要的救济主体。从长远来看，合议庭的整体行为要尽快由较低层次的“互助合作”式劳动向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理念融合上拓展和延伸。这关键在于合议庭成员要有为保障和实现权利而奋斗的品德和智识。良好的制度和遵守制度的习惯不是天赐的，是权利的争取者和制度的推行者合力博弈而来的。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不能被动地等来一个完善的制度、完美的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制度的优劣需要通过制度的执行力和效果来据以判断的，司法环境的优劣也是需要通过司法的公正和效率来评价的。我们要更强调司法主体的能动作为，因为制度是需要建设的，不仅要落到纸面的规范上，更依靠法官们凭借对法律的信仰，将“三个至上”的精神融会贯通、灵活应用于司法实践。只有这样，司法才能最终成为天下公器，为人民所信服，获得应有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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