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_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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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谐社会是历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和谐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的、流传至今、仍被大多数人所继承的文化。它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和个体性格，深深融入中国现代生活各个领域，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双重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的经验,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也是自然、人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需要制度上的重新调整加以促进和巩固，另一方面需要和谐的文化为其提供坚实的精神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就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关于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的思想和观念。这种以“和”为内在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对形成和谐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价值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传统“和”文化：和谐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基础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构建和谐社会，用“和合”的思想和理念，纠正片面认识，转变极端方法，探索、寻求和选择认识事物、处理矛盾、协调关系、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和有效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和”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价值和精髓，释道三家“和”的思想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分别发挥了各自的长处,充分显示了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儒家“和”的思想着意于人与人关系的调整,旨在求人际之间的和谐;佛教“和”的思想所求的是人身心内外的协调,侧重于人和人自身的矛盾的调整;道家“和”的思想的重点则在人和自然的和谐,以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和”体现在天人、群我、他我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三重和谐统一。“和”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反对破坏自然、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P163)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中庸章句》P18）意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宋代张载在《正蒙》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3](P158)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4](《述尔篇第七》P73），主张只用鱼竿钓鱼，不用大挂网拦河捕鱼，并反对射猎夜宿之鸟。很显然，他反对人类的滥捕滥猎，破坏生态平衡的。
传统“和”文化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提倡人与人之间和睦、团结和协作，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谐。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第十三》在1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公孙丑章句下》P241），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梁惠王章句》(P209)）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准则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日益进展，当代社会各阶层日趋分化，经济利益多元化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提倡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谅互让、和衷共济、友爱互助的“和”文化精神，运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颜渊篇第十二》P123)、“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雍也篇第四》P36）的“和”文化精神解决问题，营造宽容、和谐的社会氛围，具有现实意义。在心与身的关系上，传统“和”文化主张人之身心和谐，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他又强调“欲而不贪”，反对放纵欲念。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情欲上，在喜怒哀乐上，在追求物质利益上，要掌握中和的原则，要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贪得无厌，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这种把对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对道义价值的弘扬有机结合起来的人生观对和谐社会人的自觉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
“和”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它已经深深扎根于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对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和”的思想内涵丰富,具体而言,贯穿于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自身以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中。对我们解决这五大冲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和谐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基础。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五常”伦理的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三纲五常”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自身必然有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但对其封建糟粕进行批判和摒除后，可以发现它内含许多超越阶级和时代属性而体现、反映人类向往真善美的道德要求和处世准则，如“五常”就包含了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的道德内容。所谓“五常”，《白虎通义》说：“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仁、义、礼、智、信，是从孔子的“仁”发展而来。“仁”，从人从二，讲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它以“亲亲”为出发点，推及“尊尊”、“孝悌”、“忠信”。而礼则是达“仁”的手段和礼仪规范。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德”，即仁义礼智。孟子的“四德”，以人性善为根基，从“四心”推演生成而来。他认为，人生来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5］。孟子解释“四德”，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礼，门也”。智，“知斯二者（仁义）弗去是也”［5］。仁，人应该追求和具有的高尚品格。义，即人达仁的行为规范，要从兄、敬长、先君，就要善于节制自我。礼，是人进入仁义之境的门户，即人的揖让进退之类的 行为规范。礼是仁义外在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智，其功能和作用是知仁义、通
礼乐、明是非。汉以后的儒者在“四德”基础上增加了“信”，讲诚信、讲信用。孔孟在论述封建伦理道德时还使用了一系列诸如忠恕孝悌友敬节廉耻勇温良恭俭让慎直等概念和范畴，都是其核心
道德观的延伸与扩展。至于行仁义，孔孟认为要外化为表现，转化为行动。而行动的原则是由心而行，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儒学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型学说体系，包括内在的人的主观伦理修养论和外在客观政治论这样两个彼此联系着的组成部分，前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后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所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五常”伦理的现代作用，汲取和吸纳传统道德中有利于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社会和谐的养料，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以人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
“以人为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个性，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贯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尤其是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层涵义：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体现为“天地人性人为贵”的人格肯认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轻神重人的根本态度；二是在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社会观和朴素的民主观。从第一个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一直有重讲人的传统。先秦诸子大都采取人本立场，称颂人性独有的尊贵卓越地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人性人为贵”，人是域中“四大”、“三才”之一，人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儒家尤以人事为重，关注社会实际事务。《论语》中记载孔子诸如“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以及“不语怪、力、乱、神”的人本思想。这种现世观、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本态度甚至影响了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佛教，在后来封建社会中得到进步思想家广泛的认同和发展“，舍之天运，征乎人文”[6]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
从第二个方面看，“民为邦本”思想源远流长。《尚书·盘庚》中有“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实施德于民”，周公提出了“保民”思想。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也有丰富的民本思想，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和而后神降之福”。民本思想也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他们认为得民与否是政治成败的根本。孔子主张富民、教民，“民、食、丧、祭”，民是首位；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性民本口号；荀子以舟水比喻君民，认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还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融，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失”。道家也重民，老子说“无常心，以百姓为心”。法家比较而言更注重严刑酷法，以此为治国之道，但也不乏重民思想，如法家经典《韩非子》中说“凡治天者，必因人性”、“利之所在民归之”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始终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总把人放在一定的政治伦理关系中加以考察，把人的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道德精神境界的升进寄托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亦是“以人为本”。这个“人”，是人民群众，这个“本”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了解人民疾苦，反映人民呼声，“群众利益无小事”，必须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为
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四、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内容。何谓“天人合一”呢？张岱年先生所指出：“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点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层意义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6]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人的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天人合一”观的提出，体现了传统的中国人试图辩证地认识人自身与其所在的宇宙、自然、主体与客体的整体关系，努力寻求对自我生命的主动掌握，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独特而深刻的文化思考与探索。“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在中国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开始萌芽，《周易·序卦》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到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观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当时的思想家们大都认为天人一体、人天同质。孟子认为人有天赋的善心善性，天人同性。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7]。庄子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精湛的“天人合一”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8]“天人合一”思想到汉代演变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他把人体与自然界的时令节候相比拟，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鼓吹“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带有牵强附会的色彩。这种“天人
合一”思想重视的是国家和个体在外在活动和行为中与自然与社会相适应、合拍、协调和同一。北宋张载是正式提出“天人合一”明确概念的第一人，他倡言天人同气，万物一体。认为天人协调、“民胞物与”当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在其名著《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观点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统一于物质性的气，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最经典的解释。自宋以降，“天人合一”观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为各派思想家广泛接受。可以这样说，“天人合一”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精神、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最醇美的生活理想和人生最高的境界。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之间的辩证思考，它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一方面，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破坏自然，而只能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平相处，不能任意妄为，做到庄子所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异己的个体，也不是主宰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与人类和平共处的客观对象，这个思想与西方以征服自然为人类伟大胜利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良好的生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和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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