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_郭沫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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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讲稿）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标志着新诗初期创作的最高成就。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但据我所知，现在一般年轻的读者，对郭沫若作品不会有很大的兴趣，评价也不一定高；而另一方面，文学史的评价却很高。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两极阅读现象”。在学习现代文学这门课的过程中，类似的“两极阅读现象”并不罕见，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作家作品上。我们这里探讨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对于理解其他文学史经典也会有所启发。事实上确实存在两种读法：一种是“文学史读法”，注重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作品，确定其特色、价值、影响与地位。当今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几乎都是这样评价郭沫若以及其他经典性的作家作品的。有一种学术界很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是“鲁郭茅，巴老曹”，不一定准确，但也可见“文学史读法”对郭沫若的评价甚高。我们讲课，考试，往往也是采用“文学史读法”的结论。偏重从文学史角度的阅读，一般比较专业，也可以说是“专业的读法”。而另一种读法，则是“非专业读法”，一般比较偏重个人的或行时的审美趣味，用平常的话来说，是只看作品本身“好不好读”，有没有“意思”，并不太顾及“历史的链条”。象《女神》这样时代性很强的经典作品，过去的影响极大，文学史的地位很高。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而今已事过境迁，有了历史的隔膜，无论内容形式都可能比较难于唤起阅读兴趣；加上社会上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也的确存在某些误解或苛求，也会影响到“非专业阅读”的评价，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就不高。就文学接受而言，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不好轻易评判高下。然而当今许多专家的研究论文或大学的讲台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甚至就是听课的青年学生，却对郭沫若评价偏低，或者不感兴趣。这种明显的“两极阅读现象”，就值得正视和思索。
作为专业的研究，或者在课堂上讲文学史，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消除对于经典的隔膜，特别是象《女神》这样本来时代感特别强，而今已经是“事过境迁”的经典？ “文学史读法”或“专业阅读”的评价与一般读者的理解和感觉存在大的差距，也可能是专业评价本身有问题，起码是不能引导和解决一般读者的时代隔膜问题。以往对《女神》的文学史评价，大都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思想内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体现反封建以及改造社会的要求，如何代表了五四的声音，等等。常见的对郭沫若诗歌基本主题的归纳，以及对郭诗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都特别注重思想内容倾向。这种评论在我们的教学中用得很多，的确能抓住时代精神特征，理解作品的内涵价值；但光是这一步，却未必能消除阅读中的隔膜。就是说，现今的读者要真正接受《女神》这样的文学史经典，光是知道主题思想和意义价值是不够的，还要尽可能去感觉和理解《女神》产生的时代氛围，以及五四当时普遍的读者接受状态。只有了解郭沫若何以能在五四大受欢迎，《女神》又何以能成为影响巨大的文学史名作，才能在经典的意义上更好地接受《女神》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其实，《女神》是诗，诗是主情的，即使说在思想内容方面提供了什么东西，那也是通过诗人的感觉和想象来表达的，是“诗性的”思想。若论反封建求民主的思想激越深入，五四时期的读者大可不必从《女神》这样的诗中去求觅；而且类似某些论者后来从《女神》中所归纳或引申的那些思想，在五四当年的各种激进的出版物中比比皆是。可见《女神》引起轰动的原因远不止于思想内容。那么，是否加上形式的因素，就可以对《女神》的经典价值做出完满的解析，并让一般读者也能进入其独特的艺术世界呢？这也不一定。以往许多“专业的读法”都高度评价《女神》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指出其在自由体诗的建立上所作出的典范性的贡献，这是有根据的。若要考察新诗形式的流变，“郭式自由诗”自然是重要的一环。五四前夕胡适等人倡导用白话来写诗，突破古典诗词的格式束缚，但如胡适自己所说，初期白话诗并未能脱尽旧体诗的痕迹，虽写作自由，明白如话，诗味却普遍不足。只是到了郭沫若《女神》的出现，诗歌才真正在现代思想情绪的表达和新诗味的追求方面上了一个台阶。但谁也不能否认，富于独创性的《女神》毕竟又还比较粗糙，形式上并不完善。郭沫若开一代诗风，《女神》成了现代自由体诗的发端，然而郭诗那种绝对自由的写法，也给新诗带来散漫的负面影响。后世的读者一般就很难再欣赏郭沫若早期诗歌的那种极端自由的写法与作风。过于散漫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成了现今一般“非专业阅读”的主要障碍。思想内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论评，虽然可以自成一说，让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文学价值，却仍然未能充分解析《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闪电般征服整个文坛的原因。现今一般“文学史的读法”都想尽量复原《女神》在当年的精神和影响，但如果目光多限于主题思想和自由体诗形式等方面，缺少历史的现场感，终究也难于感受其巨大而独特的艺术魅力，因而也就不能将文学史的评价真正融入一般读者的“非专业”阅读感受中。同样，一般读者也是由于事过境迁，而专业的解析又不能补给他们历史的现场感，他们也就难于体验《女神》独特的时代审美内涵，甚至对这样一类经典“敬而远之”，认为只是书本上或课堂上的评价高，其实并不感兴趣。
所以要真正欣赏《女神》，就要了解其独有的不可重复之美，那就应当从作品——读者所构成的互动互涉的关系中去寻找历史现场感，理解当年《女神》“热”的成因，而不只是局限于对文本的解析。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神》激发了五四读者的情感与想象力，反过来，五四读者的情绪和想象力又在接受《女神》的过程中重塑《女神》的公众形象；或者说，《女神》是与五四式的阅读风气结合，才最终达至其狂飙突进的艺术胜境的。《女神》独特魅力的产生离不开特定历史氛围下的普遍阅读心态和读者反应。《女神》作为经典，是经由五四时代“公共空间”的传播运作，由诗人郭沫若和众多新进的青年读者所共同完成的。当代的读者读《女神》，如果不是满足于了解一些文学史上通常的定论，诸如思想、诗体之类，而要真正领会其作为经典的涵义和魅力，读懂其时代审美特征，就不能不充分考虑与《女神》同一时代的读者接受状况。
因此，读《女神》，特别是其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点的代表作，最好采用三步的阅读法，即： 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文学史读法”往往热衷于“名理分析”，非专业阅读则多是停留在“直观感受”。这“两极”阅读都不大注重还原历史氛围的“设身处地”。而对于象《女神》这样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的作品，不尽量“设身处地”反顾历史现场，消除历史距离带来的隔膜，就难于领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也难于解析其能成为文学史经典的原因。所以，读《女神》最好是把三步阅读贯通和结合起来，这大概也是去除“两极阅读”偏颇的办法。下面不妨做一些阅读的实例。我们可以举《天狗》为例，看看怎样进行“三步阅读”。
大家先读一遍《天狗》。注意暂且抛开一切既有的结论或看法，要完全投入到作品中，努力去获得你自己的第一印象：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 底总量！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吃我的心肝，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我在我的脊椎上飞跑，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初读此诗，如果全由直觉感受，第一印象便可能是狂燥、焦灼。那超验的形象、按捺不住的情绪、反复旋转的急遽的呼喊，和那短促的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句式，都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击：让你强烈地感到诗作者的焦躁，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把宇宙的一切都全给一口吞了，“我便是我”了。又仿佛自身储有无穷的精力能量，那种自信，那种“狂劲”，简直就是拥有“全宇宙Energy 的总量”；这才要飞奔，要燃烧，要狂叫；一时找不到宣泄的渠道，憋得难受，只得匪夷所思，要在自己的脑筋、神经或脊椎上飞跑。那种自我扩张的渴求，如同火山就要喷发爆炸了：这是诗歌所表达的情绪直接对读者的冲击，也是人们读《天狗》一般都能得到的“第一印象”。一首诗能不能感人，条件之一，就看能否对读者形成情绪和氛围的感染或冲击，能否形成比较鲜明的“第一印象”。对读者而言，“第一印象”非常珍贵，文学阅读的审美愉悦多发生于此；这往往又是进入文学世界的第一道门槛，是欣赏和批评的基础。所以我们欣赏文学作品，没有理性的介入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真正获得审美的感觉，又不能一开始就让理性分析的框架给框住了，应当相信和诊视自己的感受，直观的“第一印象”很可能就是分析鉴赏的基石。
当然，“第一印象”毕竟只是感性的，直观的。如果对《女神》的产生的时代氛围完全不了解，对五四没有一些历史的感觉，那么阅读《女神》所得的印象也就可能只是狂乱烦躁而已。所以在获得“第一印象”之后，我们不要急于就作诸如“主题”呀，“思想意义”呀之类理论的归纳，最好还是先转入第二步，即“设身处地”。这时重要的是充分发挥想像力，尽可能将“第一印象”与你所想象和理解的“历史现场”融合起来。自然，这种“设身处地”的想象是需要一些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预备知识的。比如多少了解五四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大致知道《女神》是在五四高潮中发表的，以及当时白话新诗正处于破旧立新的阶段，等等。这些知识可以引导或补充你的历史想象。所谓“设身处地”，就是力图回到作品产生和传播的历史现场。在读作品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自己也正处在“五四”时期，你就是《女神》的作者，就是五四时期的读者，是刚跳出封建思想牢笼的青年，充满个性解放的理想，非常自信，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的；但同时又可能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着手，一时找不到实现自我、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自以为个性解放后理所当然得到的东西，却远未能获得，因而一方面觉得“我”很伟大，威力无穷，另方面又会发现“我”无所适从，这便产生焦灼感，有一种暴躁的心态。这些当然只是“设想”，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有关“五四”的历史知识，尽可能去“设身处地”，暂当“五四”人。大家可以发现，若结合对“五四”的历史想象来读《女神》，读《天狗》，感同身受，有了一些历史的现场感，对诗中所抒发的那种狂放的情绪与心态，乃至那似乎怪异的表达形式，就会有能够融进去的感觉和认同。这样，原先所得的“第一印象”也就更有了着落，并在与历史想象的融会中调整，升华。接下来要做第三步“名理分析”，也就顺理成章了。“名理分析”，或者通常说的理论的分析，我们的教科书和平时看到的许多评论文章，主要都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理论提升是文学鉴赏和批评所要达到的更高的层次。否则，光有印象，有感觉，馄饨一片，而没有逻辑的推演和概括，如何能表达？但是，这里提出的作为经典阅读第三步的“名理分析”，是与前面“两步”紧密相连的，而并非只是孤立的摘句式地归纳作品的主题思想或形式诸方面。也就是说，这种分析还是立足于前面所说的阅读印象和设身处地的历史想象，而并不是先入为主，从概念到概念。这时，应当稍微跳出来，比较理性地思考原先阅读中直接获得的“第一印象”，到底跟《天狗》的形象、情绪、节奏等等因素有何关系，并进而分析《天狗》所表达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如何充分代表和满足了五四青年的普遍心态的。这样就把郭沫若诗歌产生的历史氛围、其思想艺术特征，与同一时代读者迷狂般接受郭诗的热烈状况都结合起来，所做的是整体性的分析。这种分析自然会注意到“五四”时期那种暴躁凌厉的普遍社会心理，那时的读者其自身本来就有一种时代的焦躁感，一读《女神》和《天狗》，便如同触电，能在作品所营造的那种特别的氛围中沟通，沉醉，宣泄。众多读者接受了郭沫若，阅读《女神》既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这阅读行为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时髦，一种反叛。这样，“读者反应”本身也丰富、加强或改变了《女神》和《天狗》所诱发的氛围，并在事实上共同塑造着郭沫若和《女神》的“神话”，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也就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我们可以把这种作品与读者互动互涉的状态，可以看作是一种“阅读场”。作品在阅读过程中加入了读者的想象、感受与理解，有了新的创造，甚至进入了被普遍阅读传播的“公共空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共同营造着新的文化氛围的“阅读场”。以往我们对《女神》这样时代感特别强的作品，也有各种理论分析，但普遍不大注意特定时代的“阅读场”现象，因此难于消除历史的隔膜，一般读者对这样的经典也就敬而远之。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所谓“名理分析”，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和把握特定时代的“阅读场”，对作者、作品、读者以及他们的时代做整合的分析。这样来阅读类似《女神》的经典，才能尽量消除历史的隔膜，让艺术感觉鲜活起来，有时代感，又有个人的体验，不会流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枯燥、零碎和僵化。由三步阅读所达到的对作品—读者互动互涉关系的探求，有可能摆脱那种空洞的或过于情绪化的评论套式。其实，任何艺术形式，包括诗歌的形式，在不同时代的被接受程度，也会有差别的。特别是那些特定时代的审美倾向格外鲜明的文学史经典作品，后人的确难免会有接受上的阻隔。现今的读者对郭沫若早期诗歌缺少兴趣，跟形式上的隔膜也有关。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欣赏郭沫若的诗作，这里不妨多说一些形式上的问题。如《女神》中的诗，的确有许多显得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凭直觉印象，或者径直就做理论分析，可能就进入不了作品的世界，甚至会简单地认为这并不成功。以往就有一些这样的批评。然而如前所说，着眼于对作品的整体审美，并凭着历史的想象，尽量回到五四当年，感受那种极富时代色彩的阅读风气，那么这些“粗糙”便可能另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效应，甚至也是一种不可重复的特殊之美了。
为了说明形式美可能具有的时代内涵，以及理解时代感强的作品的审美倾向，同样需要有历史感觉。不妨从《女神》中另外举一首更为“粗糙”的作品，例如《晨安》。大家可以试一试，大声来朗读这首诗，而不是一般的默读，同时尽可能想象自己也是在五四当年的历史氛围和阅读时尚中读这样一首诗的，体会一下到底会有什么效果： 大家读这首诗，很自然会融入作者，仿佛一早起来，活力充沛，什么都感觉很新鲜，止不住便向世界的一切大声地打招呼。然而全诗所有句子一律用“晨安”开头，非常单调，而且用词粗放，不加纹饰，似乎全不讲求形式。初读起来甚至刺耳，让人感觉怪异。但如果将读这首诗的直观印象和设身处地的历史感觉结合，然后在做理论分析，就会了解郭沫若这是有意为之，他就是要造就这种粗糙的不加文饰的特殊效果。郭沫若曾说过：“诗无论新旧，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么衣裳都好，不穿衣裳的裸体更好”，又说：“我所写的一些东西，只不过飞翔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原来郭沫若是以不讲形式作为一种形式，一种追求坦直、自然、原始的形式；以“不像诗”来表现一种新的诗体，有意对传统的温柔敦厚诗风来一个冲击，造成猛烈的审美逆差。“五四”时期处于大变动，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异的叛逆的艺术趣味，反精美、反匀称、反优雅成为时尚，所以类似《女神》中《天狗》、《晨安》一类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是更能博得读者的喝彩的。就如同当今青年喜欢的摇滚乐、霹雳舞，还有故意弄得蓝缕不整的牛仔裤，等等，也都以反精美、反优雅为时尚一样。这样看来，粗糙和坦直也就是当时郭沫若的“先锋”表现，而在五四读者眼中，则可能是那个大解放时期“最酷的”艺术行为。如果对《女神》的形式作如此读法，着眼于对作品的整体审美效果，并结合特定时期的读者反应去重加体察，我想是可以读出一些新意，并且有更多的理解的。
《女神》的艺术探求是多方面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比较优美别致的诗，如《地球，我的母亲》、《密桑索罗普之歌》、《夜步十里松原》，等等，或纯真质朴，或幽婉冲淡，现今的读者从纯艺术的角度出发，是可能更喜爱这些美丽的作品的。但《女神》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天狗》之类的作品，《女神》的主导风格是暴躁凌厉，奠定其在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也主要是这些具备并能引发暴躁凌厉之“气”的诗作。如前所说，结合读者反应的“阅读场”来看《女神》，其成功主要在于宣泄压抑的社会心理，或可称为能量释放，一种渇求个性解放的极大的能量。《女神》的成功主要不是提供深刻，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可以从中归纳和引申出诸如反封建争民主之类思想价值，而更重要的还是为五四新生的一代提供了痛快的情绪宣泄，满足了当时的审美追求。
“五四”时期的读者审美需求当然是有各种层次的，那时的人们需要深刻冷峻（如鲁迅的小说），需要伤感愤激（如郁达夫、庐隐的作品），需要天真纯情（如冰心的诗和小品），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厉。在充分满足而又造就新的时代审美追求这一点上，郭沫若称得上第一流的诗人。上述那样的读法，也许能站到一个更宽容也更有历史感的角度，去理解像《女神》这样的文学史经典；这些经典因为太贴近现实而往往时过境迁，后人的欣赏和认同会有困难。当今读者对郭沫若诗歌不欣赏、无兴味的原因，主要也是“时过境迁”。当今已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氛围，在一般“非专业阅读”的层面上也就较难进入《女神》这类作品的艺术境界。看来文学史家说明历史，或者我们学习文学史，都非常需要体验和理解历史。这历史不光是由一个个作品的本文构成的，读者反应实际上也参与了文学发展的进程，因此，适当关照作品与读者之间互动互涉的“阅读场”，才更有可能接近历史原貌，对文学史经典的阅读也才不至于陷入偏颇的两极。二
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容易形成两极，跟对郭沫若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可能有关系。所谓知人论世，或知人论诗，应当是文学史研究追求的境界，虽然都并不容易做到。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郭沫若投身革命，并长期以文化名流的角色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毫无疑问，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过重大的贡献，但也难免有过一些错误，有时还会说一些情绪化的过头的话。有些读者就简单地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趋时”与“多变”。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创作反观郭沫若的人格，也许我们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我们就会比较实事求是地从文学史的角度，去衡量一位诗人。郭沫若是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惟其是天才，又出了大名，所以当凡庸的一面表露时就会格外引人注目，人们也容易苛求。在他的前期，主要是写《女神》的“五四”时期，天才表露非常充分，几乎极至，加上前述在五四“公共空间”的公众形象的营造，简直成了“至人”，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到了三、四十年代以后，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段已经过去，虽然在戏剧以及史学方面又拓展了新的成就，但作为诗人，其天才的成份越来越稀薄，有些凡庸的部分就突显出来。郭沫若本质上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其才华也多表现于诗歌创作中；而当他转向从政时，诗人与政治人的歧途有时就难免令其尴尬，甚至俗气。我们当然不能清高地简单断言从政就等于庸俗，只是说扭曲了本性去从政（或从事别的事业）就有可能表露凡庸。现今有关郭沫若的传记极少写其凡庸一面，所以没有立体感。但了解郭沫若有凡庸的一面，只是有助于更全面客观地知人论诗，而不应该代替我们对其文学成就的赞赏和理解。说到这里，不妨更深入探讨一下郭沫若的人格心理素质，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郭沫若的创作也许是有帮助的。打个比方，如果说鲁迅像一座山，深稳崇峻，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海，波涛汹涌，热情奔放。这是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心理素质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表现是热情、冲动、活跃，因此“多变”是其重要特点。大家可以读一些郭沫若的自传性作品，这对他的性格和创作心理会有更实际的了解。也可以从创作状态来返观其心理性格类型。郭沫若写诗和鲁迅写小说的写作状态很不一样。鲁迅是厚积薄发，往往是经过长期大量痛切的体验和思索，然后才凝结为独特的构思，那过程是相当冷静，即所谓“热得发冷”的。而郭沫若则通常是如同火山爆发式的写作。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的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这都证明，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的心理素质。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在文艺观方面是极端追崇天才、灵感和直觉的。难怪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而并非“做”出来的。意思是诗歌的创作完全要依仗那忽如其来的内发的情绪，本质上是天才的表现。所以他在述及自己的写诗过程时，就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诗人的心境比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云翻波涌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 可见郭沫若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别有活力。这种浪漫主义的创作心理状态，反过来可以证实郭沫若那种容易冲动、多变的文人性格。这种心理性格显然并不太适合从政，却在事实上成就了一个天才的诗人。在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曾经很冲动地著文攻击鲁迅，鲁迅反击时称郭为“才子+流氓”，并鄙夷其所谓“创造气”。这当然带有论争的意气。但冷静地看，也还不失中肯。郭沫若的确富于“才子气”，浪漫、叛逆、爱独出心裁。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郭沫若这种天才型、文艺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时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关。郭小学毕业时经历过“考榜**”，他本来在24名毕业考生中名列榜首，却被教师私下改定为第八。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恶浊，促成其叛逆的、破坏性的心理倾向。此外，由家庭包办的“黑猫”婚姻更使他一度陷于心理危机，甚至想自杀，后来从歌德的诗作中汲取了力量，才振作起来，并因此而非常明确地以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的完满作为生活目标。这些阅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长趋向，并不断地作为“情绪原型”或隐或现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还可以补充分析的是，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状况也显然制约其浪漫主义的心理性格，并影响到创作。郭沫若很早熟，七八岁就发育了，性意识过早觉醒，所以很小喜欢浪漫主义作品，养成热情、敏感、多变的心性。另外，郭沫若15岁时患中耳炎，留下耳聋的后遗症，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发“超验”的想像力。类似的例子，在中外文艺史上很多见。适当关注这些由生理机制特殊性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也可能有助于加深对郭沫若诗作艺术特色的了解，并有助于更全面地考量郭沫若的为人及其创作生活道路。对于文学史研究和评价而言，我们看重的主要应当是创作，当然还有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影响，那么评价郭沫若也不应当简单搬用其他方面的标准，何况我们完全有理由从文人性格的角度去宽容他的被扭曲的性格。
三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需要所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已不足观。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沫若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这一讲主要讨论了如何评价郭沫若，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也是我们学习现代文学史时常常会遇到的方法论上的问题。综括起来，其一，对文学史上一些在现今读来比较隔膜的经典作品，要防止陷于两极阅读的偏颇，最好是将直观感受、对历史现场的设身处地和名理分析三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消除隔膜，真正进入经典的艺术世界。其二，由于历史尚未充分拉开距离，对一些现代作家的评论容易苛求，或发生非文学的争议。就文学史研究而言，只有立足文学的评价，知人论世，对作家的心理性格及其创作特征有全面的了解，才可能对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出比较客观的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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