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_论美国的民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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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听说过“幽暗意识”论的我们也许会认为西方政治的成功之处在于：靠制度而不是靠人心。不能寄希望于改造人性，只能用制度约束人的行为。因而，好的制度不需要人民是天使，即使是一群魔鬼也可以，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进行成本利益的核算，好的制度就能恰到好处地使他们的自私融合成社会的大善。而中国的政治的失败之处在于始终重视人心高过制度，强调思想教育，强调人情，这是要不得的。
托克维尔对中国的评价却是“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这与我们头脑中的惯性思维“西方政治重制度，中国政治重人心”正好相反。托克维尔是个西方的理论家，但他却认为对于现代民主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的维系中，民情的作用要大于制度。
事实上，强调制度独立于人性之外，是对全面改造人性的乌托邦革命纲领，或是对“好人政治”、“魅力型政治”的回应。因为改造人性或相信人性带来的灾难已经足够，才应该强调制度必须不信任人，把人作为无差别的“标准人”或“平均人”，作为无差别的、自私的、一有机会就要为恶的魔鬼来看待。用统治一群无差别魔鬼的制度去统治复杂得多的实际的人，自然达不到最好——连赞扬民主的理论家们也承认“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托克维尔也是承认这点的，而且他对民主本就没有天然的好感。但他更为仔细地观察到制度与人心民情的三个关联点。第一，美国缔造者们优秀的工作为美国提供了设计精巧的制度，制度是特定的人为特定的人而定的；第二，制度能怎样实施下去，达到怎样的效果，取决于民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比如前述美国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本来隐含了危险，但是在美国没有造成真正的危险，是由于民情不允许终身领导的存在。这个制度后来的发展，又凸现了人心与制度的第三个联结点：罗斯福在非常状态中三次连选连任总统，而后，宪法修正案立即从制度层面堵上了这个缺口，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传统，这一切或许只有美国人才能做得到吧。制度本有缺陷，是民情防止了危险；民情也可以转为正式的制度，制度化后更加强化了民情。在这个过程中，鸡与蛋式的互塑关系昭示着一种“美国传统”，至于被问到是法律还是他们的心让他们这样做的，美国人或许会回答，法律就在他们的心中。
二、论自由
看看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自由的。托克维尔，法国人，他25岁的时候去美国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后，回国写就了令他的获得蜚声世界的荣誉的《论美国的民主》。替他的《回忆录》写序的作者说：“他只要谈到自由就一定提到人的自尊，认为前者必须求助于后者。自由，人的自尊是评价人有理由存在的最高标准。”我是赞同这种说法的。
王小波说：“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还是人的价值所在。”要获得他人的尊重，首先就要自尊和自爱，在如何获得自尊上，亚当•斯密告诉了我们一个办法，他说：“对于我们自身行为适当性的真诚的关注，是德行真正的精髓。”对于自身行为的检点，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这简直是胡扯。
试想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自由行为和言论作出适当的反省与克制，因为他人的自由正是自己的自由，那么自由似乎并不那么玄乎！这种对于自身行为的检点出自个体内心对尊严的需要。一个随地吐痰的人内心是没有渴求的，他的尊严像痰一样在地上任人践踏。倘若吐痰者只要有一丝的尊严，他或她首先会感受到这种做法是否雅观，更深一步考虑，就要想这种做法是否影响了他人呼吸纯净空气的自由。所以说这种自我反省和克制对于自由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存在于个体心中的自由的观念就是一种信仰和道德的观念。信仰是自由的源泉，道德是自由的动力。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后半身都在为自由社会而著述。其《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成了这方面的不朽著作。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自由应该靠制
度的进化和法律的经验积累。在一个社会的不同阶段，法律和宪政对于自由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应该加强法律的强制性，宪政的专制性在一定范围内是被允许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则法律应该逐步退出公共生活，宪政应该具有高度的民主性。在哈耶克看来，社会自由的终极理想状态是形成一种其所谓的“自发秩序”，也即自由社会是并不是人为创造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结果。那时并不是由法律来形成制度和社会秩序，而是由“自发秩序”来形成法律和制度。
三
“在美国，人们从来不会服从一个人，只会服从正义或法律。但同时，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这一段名言阐述了法律、制度与民情之间的关系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民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从而使得国家的权利掌握在人民手中，而并不服从于某个领导者的一意孤行。法律同样也是如此，由多数人来制定，反映多数人的利益。这种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习惯，它使得这个国家的公民自觉遵守、崇尚甚至是服从于他们自己所建立与维护的道德与正义基准，并且最终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文化与传统，即民主的传统，法制的传统，所以说“人们从来不会服从一个人，只会服从正义或法律”。
但同时，托克维尔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这也是他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民情之后做出的论断，可分为两句来一一阐述：
1、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反映一定的历史阶段内，这个国家集中力量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本阶段的发展目标，从而为其贯彻落实提供一种法制上的保障。但是法律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无论科学研究如何发展，人类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预知未来所要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所以说，法律也就不能预先定出一切，而让后辈人去无条件地遵守与服从。在不违背宪法基本利益的基础上，美国宪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变化和当当时的政府对于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调整与优化。这些都回应了托克维尔的论断——“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
2、国家的制度一旦确定，便具有了一定时期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取代这个国家的理性与民情，同法律一样，制度的制定也是用来框定这个国家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它与民情之间实际上具有着微妙的联系，彼此不可分离。托克维尔仔细地观察到制度与理性民情的三个关联点。
第一，美国缔造者们优秀的工作为美国提供了设计精巧的制度，制度是特定的人为特定的人而定的；
第二，制度能怎样实施下去，达到怎样的效果，取决于民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比如美国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本来隐含了危险，但是在美国没有造成真正的危险，是由于民情不允许终身领导的存在。这个制度后来的发展，又凸现了人心与制度的第三个联结点：罗斯福在非常状态中三次连选连任总统，而后，宪法修正案立即从制度层面堵上了这个缺口，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传统。
这一切或许只有美国人才能做得到吧。制度本有缺陷，是民情防止了危险；民情也可以转为正式的制度，制度化后更加强化了民情。在这个过程中，鸡与蛋式的互塑关系昭示着一种“美国传统”。至于被问到是法律还是他们的心让他们这样做的，美国人或许会回答，法律就在他们的心中，这句话也就更加印证了托克维尔“在美国，人们只会服从正义或法律”的论述。
四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应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糜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日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弱，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谜，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五
在美国，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在才德两方面都不如贵族国家的执政者，但他们的利益却是与大多数同胞的利益相同和一致的。因此，他们可能常常不忠于职守和犯重大错误，但他们决不能把敌视这个大多数的方针贯彻下去，他们也无法使政府具有独断独行和令人生畏的形象。而且，在民主制度下，一个行政首长的不良政绩不过是孤立现象，只能在其暂短的任期内发生影响。腐化和无能，决非来自可以把人们经常联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一个腐
化或无能的行政官员，不能只靠另一个行政官员也象他一样无能和腐化而彼此勾结，并联合起来使腐化和无能在他们的后代繁衍。相反，一个行政官员的野心和阴谋，还会促使他去揭露另一个行政官员。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员的劣迹，一般说来完全是属于他们个人的。但是，在贵族国家的政府中，官员就受他们的阶级利益支配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只是有时与多数人的利益一致，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反的。这个阶级利益，在官员之间形成一条共同而耐久的纽带，促使他们把力量联合和结合起来，以奔向总是不让绝大多数人幸福的目标。它不仅使统治者彼此勾结起来，而且还把统治者与很大一部分被治者联合起来，因为很多没有担当任何公职的公民也属于贵族。因此，贵族政体的行政官员既受到社会的坚定支持，又得到政府的坚定支持，使行政官员的利益与他们的一部分同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进而与他们的子孙的利益统一起来，甚至服从于子孙的利益，就是贵族政体的共同目的。在贵族政体下，行政官员的工作既是为了现在，又是为了未来。因此，贵族政体的行政官员，同时被自己的激情和被治者的激情，而且我几乎可以说被他们后代的激情，驱向同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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