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清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_明清学校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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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
[摘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是一种国家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选官制度。科举制从隋唐确立到清末1905年废除，历经1300余年，对学校教育的影响颇为深远。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学校的影响已深入骨髓。在明清科举制度下，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和场所；学校教学内容也受到了限制，教学内容单一呆板，抑制了人才的创新；学校教育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文章试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关键字]明清;科举考试;学校教育;八股文
引言：科举制从隋唐确立，经宋元完善，发展到明清进入全盛期。明太祖朱元璋以濠梁之民的身份崛起于元末群雄之间，在长期征战厮杀中深知“聚贤任才，立国之本”的道理。在他统一全国后，经过连续开科举取士之后，发现科举所举得人才行事能力不佳，于洪武六年二月诏停科举而用察举。然而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他通过实践反复比较，最终于洪武十七年将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并使其成为定制，成为明清两代统治者恪守的“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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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命题，考生所作的经义、书义之文，仿效宋王安石提倡的经义格式，文体使用对偶，内容沿袭程、朱旧说。后又经过一代代士子吸收演变，科举制度的革新，八股文形成，并最终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得以固定。明代还将学校纳入科举体系，使“科举必由学校”，学校成为储才以应科目的地方，使人才培养和选拔完全联系起来。明代的这些改革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其高度定型化、程式化，完全成为取士的正途。而清代这种形式更为严重，学校完全以科举考试为教学任务中心，一切教育都服务于科举考试。学校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
明清，封建专制化的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其思想，文化，教育政策都是以中央集权为目的。八股文的出现标志着科举考试进一步的形式化，科举考试作为绝对为统治者服务的制度，其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趋向也更加明显，科举成为了当时士人唯一的入仕之阶，也禁锢了学校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明清时期科举制发展到顶峰，学校教育完全沦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八股文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点，求学者学而不知所学。本文将主要从明清时期学校性质和明清学校教学内容来论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带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和场所
科举制将读书、做官紧紧联系在一起，学校教学思想、教学目的完全根据科举而定。连最初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书院也摆脱不了其钳制。最终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改变了学校教育的性质。一是体现在使明清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二是培养人才的书院在科考影响下也逐渐变成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场所。
1.明清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
明清官学主要有两种，即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及地方一级的府学、州学和县学。明、清两代的学校，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最初的教育意图都是培养人才和“善教化”。但是在科举制度影响下，无论国学还是地方学，都丧失了教育的功能，而成为应试和入仕的准备场所。如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到：“为清代学校的主体的国学和府、州、县学，直可谓有考课，无教学。„„国子监课士之唯以科举入仕为务。国子监但有考课、而无教学可见。”[2]p112可见，上到国子监下至府、州、县学都已经丧失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功能，只不过是以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为最终目的。
因为科举注重八股文，所以学校教学内容也以八股文为主，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应考。学校教学注重八股文，政府干脆选定编辑一本《钦定四书文》作为标准范文，考生只需要死记硬背。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考试怎么考，学校就怎么教。这就必然导致学校教育受科举考试支配，培养只会应试的人才，学校成为科举制的附庸而存在，学校的一切培养目的、培养计划、教学内容都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服务。
2.书院逐渐成为服务科考的场所
书院作为学校教育的又一种补充在教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明成化以后至嘉靖朝书院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康熙年间又得到广泛发展，雍正以后又出现了乾嘉时期和同光时期两个活跃期。书院创办之初是为了教育士子，但是到了清代也逐渐受地方管辖。“書院自唐以來，為藏書、講學、祠祀、考課之地，但明重講學，而清重課考。”[3]p3892考课分官课和师课，官课省城由督、抚、司、道主持，府、州、县由该地方官主持。师课由院长主持。大概每月官课一次，师课二次，所以这样一来，师生的学业也同受政府查验。
明代的地方儒学生员有权参加科举考试，充贡京师国子监而进入仕途的，而书院的生徒却没有这种资格。到万历年间后，书院一直要求享有乡试的名额，于是出现了“书院科举”的名目。如白鹿洞书院原规定有洞学科举两名，每遇大比之年，这两名生徒可与地方儒学生员一起参加乡试。后来参加乡试的名额增值五名。
[4]p98这样，书院拥有了参加乡试的名额，就与府州县学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都成为科举的附庸了，书院的官学化已十分明显。
到了清代，书院逐渐官方化，成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机构，培育科考士子。清代书院的设立或修复多先经奏准，由帑金或地方公项维持，受地方督抚与官吏的监督。正如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一书所说：“大抵清代的学校制度，府、州、县学为地方学，国子监为国学，二者构成学校系统的主干。由地方学出贡为真、监生。即可入仕。旗学、社学与书院为此系统的支派，但同受政府的管辖、督查和经费的支持，与府、州、县学暨国子监也尚有组织上的联系。”[2]p104 清代书院重在考课，所以多数主讲者也只知道从事考课而不讲学，而考课又大抵重在诗、文两项，所以书院还是在为士子科举做准备。汤成烈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论清代学校一文可以看见。文章说：“昔之书院，为名贤讲学之地。„„„今也不然，不问品学，但以处京秩之居忧及甲科之归林者，每月一课，一文一诗，批校竣事，即索修脯，未尝进一士与之读贯。„„„其主讲之得名者，大抵揣摩风气，决取科举名已耳。是书院之于学校，犹之以水济火也，庸有愈乎？”
[5]p11
4总之，明清的各等类学校无不受到政府的管制和监督，而其都以教人科举入仕为宗旨。学校成为士子入仕的阶梯以至于出现“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说法。其实当时的人们对于学校教育成为科举附庸的弊端已早有意识，如汤成烈所说：国学、府学、县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科举之学志在功名利禄，至于圣贤义理与道德文章不过是表面化的东西，这个弊病朝廷不是不知道，但是科举一日是士子进身之阶，学校课程就一日为科举之学。府、州、县学与国学如此，书院也逃不开如此命运。
清代各等类学校，甚至连考课学生一事都不能认真举行，孙鼎臣在道光、咸丰年间论清代教育，依他所见，当时的太学与地方学，在育人才方面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学校既然成了储才以应科举之地，又都受政府的统辖和管制，所以并不能在教育上得到独立的发展。终使学校丧失生命力，无论学校所定的规制如何的严密，理想如何的崇高，结果会使其教育呆滞而至衰败。
二、科举考试决定了学校呆板的教学内容，抑制了人才的创新
明清科举考试皆以四书文取士。明清将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一次，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极拙不必失。谬种流传，非一朝一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
[9]p12
4薛福成也说：“八股取士，行之已五百余年，陈文委積，巢说相仍，而真意渐汩。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闻墨，模拟剽窃，以取科
其影响，“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仍顽固地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所以当今教育界才有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大学生择业观不正确等问题的出现。
但是，也应该看到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也有其积极意义：
1、科举制无形中扩大了受教育者的社会面，使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得以推行
孔子在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即教育不分贫穷、贵贱、地域的差别，所有人不分士庶、等级的差别都有受教育权利。明清时为发展教育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地区大力发展“社学”和“义学”，对于普及民众教育具有深远意义。
科举成了社会成员获取功名、地位与权力的重要途径，社会成员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入学校进行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科举考试，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据一些外国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是比较高的，这说明了科举考试对普通民众的教育有重要影响。[14]
2、在科举考试影响下，中国主流传统文化得以维系
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儒学为主导，孔孟的儒家传统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科举考试则使这一传统文化得以维系。科举考试是一种考察儒家知识和观念为标准的选官制度，儒学是其教育内容的选择。只有按照统治阶级钦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才能获取功名。这就使士人为应试而沉浸于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也使儒家文化价值得以认同和普及。罗子曼也说“科举制度曾是联系中国传统的会社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
[15]p338
可以说科举考试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程度上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同时也维系着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
科举考试作为选官的中介，刺激了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成了统治阶级钳制士人的诱饵，学校也成了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和附庸。从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时代所需要的人才，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人才的种类、结构、数量的要求也不同，培养人才的教育体制也随之发生变革，教育顺应时代的要求进行变革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綦晓芹.科举[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2]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4,02.[3]事例.卷三九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书院条.[4]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汤成烈.学校篇.盛编经世文续编,卷六五.[6]顾炎武.日知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7]随园诗话[M]卷二十.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8]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卷十六.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9]冯桂芬.校邠廬抗议（清咸丰十一年）卷下.改科举议.台湾:台湾学海出版社影印本.[10]薛福成.治平六策.葛编,经世文续编.卷十二,治体三:治法上.[11]汪廷珍.学约五则.盛编,经世文续编,卷四,学术四:法语.[12]舒赫德.议时文取士疏.经世文编,卷五七
[13]王茂荫.敬筹振兴人才以济实用疏.盛编,经世文续篇,卷十六.治体九用人下.[14]吴莉.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2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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