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简介
第1篇：赵树理简介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工作，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三里湾》、《福贵》、《登记等。全国解放以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耕笔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都令人爱不释手。
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
赵树理小说与晋东南民俗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个流派还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村，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找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二、恋爱婚姻习俗。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第2篇：赵树理
从《锻炼锻炼》看赵树理的文学创作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的代表作，写于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期。按照赵树理本人的阐述，他创作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像王聚海这样的“和事不表理”的“抹稀泥”态度。但是通过文本细读，我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赵树理的小说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蕴。首先，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塑造了农村中的两个自私自利的落后典型“小腿疼”和“吃不饱”。就像快板里说的“有说小腿疼，床也下不了„„脸面全不要”，这段快板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两位落后分子的具体表现，讽刺中含着一丝诙谐。这些具体表现虽然为小腿疼和吃不饱所特有，但究其本质而言，两位落后分子身上的生产积极性低下却是大多数妇女的“通病”。小说中支书王镇海在谈到现状时说到“现在快上冻了，妇女们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来„„”这句话就暗示了大半妇女生产状态的消极。难怪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在这一点上大书特书“像“小腿疼”，“吃不饱”那种落后的、自私而又懒惰的农村妇女“，虽然会有，“但不占农村的大多数，而是极其个别的”。虽然表面看来武养的批判和赵树理在小说中暗示的事实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赵树理的主要意图不在批判，而是通过这两个落后分子典型呈现某种真实的现实，即人们在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干劲并不是那么足，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在跃进风中提升。从这一点上看，武养的歪曲现实说就很难成立。赵树理对农村现象的反映符合赵树理一贯秉承的“问题小说”的写作理念，即将人民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反馈给党中央，力求得到解决。也就是说赵树理不是为批判而批判的，他是试图探求导致这种现实的背后原因。席扬曾说过“赵树理认为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障碍是“中间人物”的传统的私有观念，而这一观念是与国家在发展中对农村缺乏照顾的做法有关——这里含有对弱势农民私有观念的现实主义同情”。从席扬的话中可以看出，赵树理认为现实背后的原因，一是农民传统的私有观念，一是党的政策执行方面的漏洞，后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然是主要原因。就他自己的阐释，他认为造成人民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干部问题。赵树理在小说中向我们呈现了两种干部的模式，一种是“王聚海”式的，一种是“杨小四”式的。“王聚海”式的虽然态度温和，不愿激化与民众的矛盾，但他是一种消极态度，任落后社员落后而采取无原则的纵容，这显然不利于他们思想上的进步。“杨小四”式的虽然在客观结果上达到了群众思想改造的目的，但其采取的方式却是强制的，没有使群众达到真正的心理认同。赵树理否定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作风，却也没有正面肯定杨小四的敢作敢为。杨小四虽然使两个落后人物认识到自己的思想错误，但他采取的对待群众的方式却是类似阶级对立的强制。赵树理作为农民的一分子，他的血液和农民已融为一体，他的阶级属性即是农民，更确切点说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让他不能置农民的愚昧落后于罔闻，但其心态却是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像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批判国民的愚昧而否定他的爱国爱民一样，我们也不能因赵树理对农民缺点的暴露而认为他对农民的背离。所以说，农民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不会认同干部对群众的强制。这两种模式显然都不符合赵树理的理想干部形象。其实赵树理潜意识中的理想干部形象在当时的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一方面在革命伦理上是完善、极具感召力、为人民群众爱戴的；另一方面又要随时毫不手软、旗帜鲜明、强悍有力地开展各种斗争”因为在政策本身存在严重偏颇的情况下，在党的政策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的前提下，理想的干群关系就只能是空想。1958年，党推行人民公社政策，合作社的规模高速膨胀，人民公社奉行的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无疑极大降低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在此情况下，赵树理创作的切入点是政策的执行，包括人民对政策的抗议态度，干部对政策的强行推行等。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如何使政策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而忽视了政策本身科学性的探究，这也正是他在反映农民问题上的局限性。因为在人民是彻底抵制下，温和的劝导和强制的推行都不会得到人民的响应与配合。所以，赵树理试图单纯通过改善干群关系来缓解矛盾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通过对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进行重读，使我能不局限于文学史本身对赵树理的定位，而是能结合文本及相关资料深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颠覆文学史观点来重新审视赵树理的文学史价值。比如说陈思和的文学史给赵树理《锻炼锻炼》的定性是“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而通过我们的深入探求，就发现赵树理在政治立场和民间立场上的斗争以及赵树理在何种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民间立场的问题，这无疑是影响其创作的重要因素。
第3篇：沈从文赵树理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生平年表(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
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贫苦之家，学名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
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鼓励下自学写作。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
